中国青年人的就业流动——基于马尔科夫过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人论文,中国论文,马尔论文,科夫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人就业问题不仅影响到青年人自身的经济福利，还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我国面临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和退役军人就业等众多问题。研究青年人的工作转移模式、特征及城乡差异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完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工作报告指出，40%左右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在一年以上，青年人承受的失业冲击更严重，该组织还把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归结为社会给他们提供的体面的工作机会较少(ILO，2010)。短期的非正式工作经历和就业的高流动性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青年人必须付出的代价(Weller，2007)。
工作转换是就业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Topel and Michael，1992)。Quintini和Sébastien(2006)用“工作买卖”理论来解释临时工作的作用，青年人的工作契约期限一般较短，在决定长期从事某种工作之前，青年人的工作变换会很频繁。Chacaltana(2005)利用秘鲁1998-200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会变换工作。尽管已有文献认为企业家精神对进入劳动力市场不无裨益，但在年轻人是否更易进入自雇就业方面存在争议。资产缺乏可能阻碍自雇的进入，Parker(2004)强调了流动性约束对自雇进入决策的重要作用。Fujii和Hawley(1991)发现自雇概率随着净资产的上升而增加，自雇人群是富裕群体(Paulson and Townsend，2004)。因为青年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创业资本，他们进入自雇的概率不会太大。Blanchflower和Andrew(1998)利用英国儿童发展调查数据，得出的实证结论支持自雇进入中的资金约束假说，并认为其他诸如心理因素发挥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资产与自雇之间的关系表现却不尽然，Dunn和Holtz-Eakin(2000)认为职业为自雇的父母会对子女的自雇进入产生正向推动，代际人力资本传递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资产对自雇进入只产生了微弱的影响。Earle和Sakova(2000)对东欧6个转型国家的实证表明资产增加会降低自雇进入的概率。
非正规部门就业被视为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通道。比如，Ziss和Eva Dick(2003)探讨了非正规部门就业对青年人特别是贫困的青年人的重要性，并认为青年人在非正规部门获得的工作技巧会帮助他们转向正规部门或者继续留在非正规部门。Wahba(2000)比较了埃及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就业持续时间，发现前者的持续时间要低于后者的持续时间，非正规部门就业可以看作是正规部门就业的一个“跳板”。Hemmer和Mannel(1989)、Cunningham等(2008)还提出尽管正式教育毕业往往是获得正规部门工作的前提，但非正规部门小企业提供的工作培训比正式教育有用得多，非正规部门经历对正式教育起着替代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与生命周期在研究文献中也有涉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非正规部门相对于正规部门是差的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的人群进入正规部门需要“排队”(Cunningham and Salvagno，2011)。Gong等(2004)对墨西哥的城镇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得出了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进入之间没有差异的结论。Egel和SalehiIsfahani(2010)发现伊朗男性青年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转换频率比较高。另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青年学生毕业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及从劳动力市场返回学校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情况(Quintini and Martin，2007；Cardoso，2004；Honda，2003)。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9年的面板数据，把青年人分为年龄较小的和年龄较大的两组，考察青年人就业的动态性，尝试着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特定工作状态下的持续期有多长，离开特定就业状态更倾向于转向哪种工作状态，城乡青年人的就业流动有何异同。基于马尔科夫过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青年就业流动倾向比农村青年高；自雇是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形式；低教育程度个体转入自雇的倾向一般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自雇持续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城市青年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农村劳动力市场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主要是介绍转移矩阵、转移矩阵分解及工作状态划分；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部分为总结。
二、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Bosch和Maloney(2010)、Cunningham和Salvagno(2011)提出的马尔可夫过程方法来研究中国青年人的就业转换。我们主要使用其中的两种方法来探究中国青育程度者占比较大，男性和女性占比则相差无几。
图1给出了以年龄划分的初始期工作转换以前的个体工作状态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在失业、自雇及非正规他雇方面，16—35岁年龄段的青年人都比35—45岁年龄段人群的占比高；对于正规他雇而言，农村16—35岁年龄段人群比35—45岁年龄段人群占比要高；反观城市，16—35岁年龄段人群的正规他雇比35—45岁年龄段人群正规他雇占比低得多。
三、就业转移及持续期分析
针对年龄分组的城乡人群，本文计算了转移矩阵、移动倾向矩阵及持续期矩阵，我们还计算了教育分组、性别分组、贫困及职业分组的相应矩阵，我们首先利用STATA中的xttrans命令得到四行四列的转移矩阵
，然后利用矩阵运算计算出城市及农村中的教育、性别、年龄、贫困及职业等各个分组的分割矩阵和移动倾向矩阵进而获得就业流动分析结果。下文中年龄转变时的工作时间持续期比例利用16—35岁年龄组的持续期除以35—45岁年龄组的持续期得到，持续期为1/。本文仅就青年人就业转移的主要模式进行分析，研究焦点集中于第一部分所论及的问题上。
(一)城市青年就业流动倾向比农村青年高
与国外大多数研究结果类似，中国城乡青年人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工作流动倾向。以教育和性别分组的工作流动倾向分析表(参见表2)说明，16—35岁年龄段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远比35—45岁年龄段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高。在每一个年龄段，城市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要比农村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高。比如，城市16—35岁、35—45岁的流动倾向分别为31.21%、29.77%，均比农村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高将近两个百分点。
以教育分组的结果显示，城乡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模式。城市青年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流动倾向要低于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流动倾向，比如城市中的较高教育程度的青年人的流动倾向在25%左右，而较低教育程度青年人的流动倾向在32%左右，高教育程度者的流动倾向低于较低教育程度者的流动倾向大约7%左右。而农村较高教育程度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要高于较低教育程度者的流动倾向，比如农村较高教育程度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大约为30%左右，而较低教育程度青年人的工作流动倾向大约为24%左右。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男性的工作流动倾向均高于女性的工作流动倾向，16—35岁的男性工作流动倾向最高。比如16—35岁的城乡男性工作流动倾向分别为31.68%和26.35%，而此年龄段的女性工作流动倾向则为30.77%和24.84%。在城市中非贫困者流动倾向高于贫困群体，农村中非贫困和贫困流动倾向的差异较小，除16—35岁的城市贫困者流动倾向低于农村外，城市16—35、35—45岁的流动倾向均高于农村。城市中一般人员的流动倾向高于农村，但城市中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流动倾向低于农村。
(二)自雇是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形式
针对全体样本而言，城乡青年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事的工作类型是自雇。表3的结果表明，城市16—35岁、35—45岁年龄段的失业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分别为50%和62.78%，城市16—35年龄段的失业青年转入非正规他雇和正规他雇的比例则为0和50%，城市35—45岁年纪较大的失业青年人转入非正规他雇和正规他雇的比例为20.94%和16.28%。农村中年龄较小的失业青年人和年龄较大的失业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分别达到54.3%和76.1%，转入非正规他雇和正规他雇的比例要小许多。此外，农村青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从事正规他雇的比例远小于城市青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从事正规他雇的比例，农村女性往往比城市女性要承担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农村女性更愿意选择非刚性的工作安排。在各个年龄段上，城市地区由失业转入自雇的比例比农村地区①的低，这可能是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农村地区完善所致，社会保障的工作负向激励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这还可能与农村地区有较强的自雇传统、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等因素有关。
比较有趣的是，在农村无论教育分组还是性别分组，青年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事的工作类型与全体样本表现出的规律相同；而在城市，除较高教育程度和35—45岁的较低教育程度者以外，16—35岁较低教育程度的失业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要比转入正规他雇的比例为低。这可能与城市中这一年龄段人群面临的择偶问题有关，失业转入正规他雇比转入非正规他雇和自雇对自己的“职业名声”更为有利，婚姻也可能更易成功。城市16—35岁的失业女性转入就业部门的趋势也与全体样本表现出的趋势相左，城市这一年龄段的失业女性更倾向于转入正规他雇，转入正规他雇的比例是转入自雇比例的3倍，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例为0。
表3的数据还表明，农村青年人由失业转入正规他雇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城市青年人由失业转入正规他雇的难度。比如城市16—35岁、35—45岁的失业青年人转入正规他雇的比例分别为50%和16.28%，与此相对应，农村的比例仅为25.7%和9.8%，城市比例是农村的近1倍多。当然，16—35岁的较高教育程度者、男性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城乡规律。除16—35岁的非贫困者从失业转入正规他雇高于转入自雇外，贫困和非贫困者从失业转入自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由于技术和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较高，其失业的概率基本为零，所以出现表3中这两类人员从失业转入就业部门的比例均为零。一般劳动者从失业转入自雇均高于转入其他工作状态的比例。
(三)低教育程度个体转入自雇的比例一般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表4汇报了以年龄别和教育程度分组的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分析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对城市低教育程度个体而言，年龄较高的青年人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均比年龄较小的青年人高。16—35岁的青年人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分别为41.18%、39.98%、58.34%，而35—45岁的青年人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则分别上升为64.51%、40.63%、63.93%。与此相对应，农村低教育程度者转入自雇的趋势大致与城市相同，除从正规他雇转入自雇随年龄减少以外，从失业、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也明显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比如，16—35岁的青年人从失业、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分别为48.28%、6.25%，而35—45岁的青年人从失业、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则分别上升为77.79%、8.58%。
虽然，低教育程度个体展现出的年龄别差异的工作转换方式可能是资金约束的结果，但本文的数据分析并不完全支持这个结论。年龄增长不仅会积累相关职业的知识和技巧，还会积累创办企业的资本，Kidd(1993)认为即使把年龄越小其风险偏好越高因素考虑进来，年龄较大的个体选择自雇的几率也还是比较大的。但针对高教育程度的个体而言，年龄较大的青年人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并不比年龄较小的青年人高，比如，城市中16—35岁教育程度较高的失业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为100%，而35—45岁的教育程度较高的失业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为50%，教育程度高的年龄较大的青年人从失业转入自雇的比例仅为教育程度高的年龄较小者的一半；再比如，城市中16—35岁教育程度较高的非正规他雇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为50%，而35—45岁的教育程度较高的非正规他雇青年人转入自雇的比例仅为7.14%，前者为后者的7倍多；较高教育程度从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年龄别差异不是太大。在农村，从失业、正规他雇、非正规他雇转入自雇的比例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
资金约束假说的一个替代解释是经营失败，经营失败会打击青年人的工作选择，但本文的数据分析也不完全支持经营失败假说。表5汇报的从有工作转向失业的结果对经营失败做了诠释，16—35岁年龄较小的城市青年人从自雇转入失业的比例比从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例还小，35—45岁年龄较大的城市青年人从自雇转入失业和从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例相差也不是太大，在城市的35—45岁年龄段中，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例分别仅为自雇转入失业和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比例的1/3和1/2。在农村，从自雇转入失业的比例比从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例要低，比如，16—35岁年龄段的农村青年人从自雇转入失业的比率为1.94%，而从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率则上升为4.61，35—45岁年龄段的农村青年人从自雇转入失业的比率为5.53%，从非正规他雇转入失业的比率上升到7.63%。上述分析表明，自雇就业并不比非正规他雇风险高。另外，表5的数据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城乡自雇群体转入失业的比率均有所上升。
(四)自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城市青年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表6汇报了从16—35岁年龄组变化到35—45岁年龄组的各工作状态的持续期比例。
从表6可以看出，三种工作状态的持续期随年龄的增长而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从全部样本的视角出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16—35岁年龄较小的青年人的自雇持续期都长于35—45岁年龄组的持续期。对正规他雇持续期而言，16—35岁年龄组与35—45岁年龄组的差异并不是太大，年龄较小青年人正规他雇持续期和年龄较大青年人正规他雇持续期相比，大体上接近于1。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16—35岁年龄组非正规他雇持续期与35—45岁年龄组非正规他雇持续期的比远小于1。
教育分组表明，无论较高教育程度还是较低教育程度，16—35岁年龄组的自雇持续时间比35—45岁年龄组的自雇持续时间要长，即高教育程度青年和低教育程度青年的自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其中，高教育程度个体自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强度更大一些。城乡正规他雇的持续期在不同教育程度中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城市较低教育程度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城市较高教育程度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说明城市中35—45岁较高教育程度青年人比同等教育程度年龄较小的青年人更有从事长期工资雇佣的倾向，而农村较低教育程度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农村较高教育程度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城市中较高教育程度和较低教育程度的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都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农村中的较高教育程度的青年人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而农村较低教育程度青年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
城市男性和女性的自雇持续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城市男性和女性的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都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城市男性的正规他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女性则相反。
农村男性的自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表现出的模式比较有趣，16—35岁的农村男性自雇者的持续期小于35—45岁农村男性自雇者的持续期，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年龄较小的青年人短期从事自雇农业活动后，转向其他工作状态，比如打工从事非农活动，而年龄较大组由于家庭拖累等原因而留在农业自雇活动中的时期延长。农村非正规他雇持续期随年龄增长并没有表现出上升或下降，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与城市基本相同。城市中年龄较小青年贫困群体自雇的持续期远远大于年龄较大贫困群体的自雇持续期。农村年龄较小的青年贫困群体自雇、正规他雇的持续期大于年龄较大贫困群体的持续期。农村16—35岁的技术人员从事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小于35—45岁的持续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管理人员的自雇、正规他雇和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下降，城市中一般工作者从事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下降。
(五)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农村劳动力市场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工作转换矩阵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年龄的关系中存在着城乡差异。表7的正规他雇和非正规他雇之间的转换矩阵显示，对于城市而言，16—35岁年龄较小的青年人从正规他雇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率比从非正规他雇转入正规他雇的比率高9.8%，但是，这种模式随着生命周期的延长表现出不同图景，35—45岁年龄较大的青年人从正规他雇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率和从非正规他雇转入正规他雇的均有所上升，但二者的差异缩小为7.13%，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农村年龄较小的青年人从正规他雇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率比从非正规他雇转入正规他雇的比率增加了11%，而农村年龄较大青年人从正规他雇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率要比反向转移比率高18.09%，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市场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年龄段的青年人从正规他雇转入非正规他雇的比率均比从非正规他雇转入正规他雇的比率高，可能的原因在于非正式工作部门会提供可转移的技巧，这种技巧是正式工作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工作往往被当作青年人“工作培训”的一个阶段，经历这个阶段后，青年人进入正式工作部门，并在此职业阶梯中爬升。
(六)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论是否稳健，本文使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进行对照研究。首先区分初始期不同的工作状态(失业、自雇、正规他雇和非正规他雇)，然后根据面板数据中个体T期和T+1期工作状态的不同再分别给予不同的编码。例如，失业转入就业部门分析中，我们把T期失业而T+1期仍然失业的样本编码为1；T期失业而T+1期转入自雇编码为2；T期失业而T+1期转入正规他雇编码为3；T期失业而T+1期转入非正规他雇编码为4。同时，本文把个体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以贫困与否来衡量)、职业类别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中，即这些变量作为自变量出现。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中，我们分别以不同工作状态(失业、自雇、正规他雇和非正规他雇)作为对照组来分析(表格较多，不再列示)，通过比较各变量的对数机会比率增减情况以及不同工作状态下各变量对数机会比率的比值，可以检验前述结论是否稳健。各变量对数机会比率的P值以及不同工作状态下各变量对数机会比率的比值的P值显示②，除职业类别等变量在从有工作转向失业这类转换中不显著外(性别、教育程度、收入等变量在此类转换中表现出了显著性)，性别、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类别变量在转入自雇以及失业转入就业部门这类转换中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估计的显著性水平至少都达到了5%，multinomial logit实证结论基本上与马尔可夫过程的结论相同，表明利用马尔可夫过程方法研究的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1989-2009)，分析了青年人就业的动态性。我们首先定义了四种工作状态——失业、自雇、正规他雇和非正规他雇，并把青年群体分为年龄较小和年龄较大的两组。基于马尔科夫过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青年就业流动倾向比农村青年高；自雇是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形式；低教育程度个体转入自雇的倾向一般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自雇持续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城市青年非正规他雇的持续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农村劳动力市场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本文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含义。其一，政府应给青年自雇提供便利，同时在技术、市场信息和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青年自雇创业。其二，加强对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青年人的专业技能，使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同时，还应扩大青年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其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就业安全网，保证失业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避免社会动荡。
①这里的农村地区包括了县城。
②在STATA中利用listcoef命令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