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迁下美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历史经验及启示
陈静慧
[摘 要] 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击败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清楚表明，一个国家的富强要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本国制造业是国家财富之源，发展扶植壮大本国制造业是各国实现富强的必经之路。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要保持战略清醒，推动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制造业转型的经验，坚定产业升级、发展壮大本国制造业的决心，从精准定位政府角色、培育国内市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吸引人才、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加大人才培育力度等方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关键词] 权力变迁；制造业；转型升级
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击败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清楚表明，一个国家的富强要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本国制造业是国家财富之源，发展扶植壮大本国制造业是各国实现富强的必经之路。美国在权力变迁中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政策、赶超战略等历史经验给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启示，借鉴这些经验做法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从而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2017年，她在南京博物院实习，参与了展览设计、资料搜集、文物说明牌制作、布展等多个环节。布展期间，她既钻过柜子更换展品，也加班修改过说明牌内容，还花过一天的时间整理文物清单，只因为文物名称和件数没有一一对应。“看起来似乎都是琐碎的工作，但只有在每项工作上都做到精益求精，才能保证文物的完好无损，才能做出一场精彩的展览。”
一、权力变迁和主权国家的产业政策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权力斗争是国际政治领域一个永恒主题。权力的增长变动使得国际社会行为体实力发生变化，权力关系会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即权力变迁。[1]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相对增加或者降低将导致权力要素在国家间重新流动和配置，在这一国际秩序的变化过程中将体现安全关系。[2]权力变迁会导致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变化，主导国家与崛起国之间因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动产生冲突，加剧“安全困境”，增加双方战略疑虑和战略不信任。[2]权力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国际交往中“安全困境”随着权力关系的调整会变得日趋强烈。
在权力变迁发生时，主导国家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会采取诸如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增加自身权力，削弱对手实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权力变迁过程中的安全视域不单纯狭隘地局限在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而是扩展到更多的非传统领域。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在《新安全论》中提出了“新的综合性安全分析框架”，将重视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传统安全观发展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互动的新安全观。[3]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国内重要产业具有关键的控制力和发展权，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拥有自主性和竞争力，关键和重要产业不会因为内外部冲击发生行业范围、国家层面的经济损失，使大部分产业能够实现稳健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状态。[4]早在19世纪中期，主权国家就开始研究产业安全并提出相关保护政策。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维护主权国家的经济稳定与产业安全的中心思想，并针对产业要进行“有效保护”。[5]这一理论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指导思想，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活动逐渐增多。产业政策选择方面，在高科技产业、技术外溢效应显著产业的扶植方面，国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中美国的崛起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实现经济强盛乃至成为世界霸权国，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给后起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二、英美权力变迁下美国制造业的赶超战略
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面临着先已工业化的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诱导和打压，美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发展道路，[6]4政府通过选择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不断开发扩大国内市场、加大高科技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实施财政补贴高新产业等手段壮大本国先进制造业，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一)积累和起飞时期——选择自主工业化道路
从政治独立到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成功转型，美国的先辈在立国之路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领美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保护和奖励幼稚产业发展，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扩大国内市场，促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摆脱了本国制造业对他国的依赖。
在殖民时期，英国严格限制美国制造业生产活动范围。英国颁布了“大宗品法”“航海法”“羊毛法令”等法令限制北美产业和贸易的发展；1774年英国国会颁布法令，禁止机器出口并限制熟练的机械技工出境。[7]随着殖民管制的加强，英国和北美围绕产业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1776年，北美经过艰苦斗争获得独立，这可以说是美国开始迈出自主发展工业的第一步。新生国家的萌芽工业在英国廉价工业产品的围堵之下艰难发展，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引下，联邦政府推出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注] 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思想包括：“鼓励商业和兴办制造业已成为近代欧洲各国的国策，美国也应迅速改变农业国地位，发展成为一个工商强大的国家……打造权力集中的统一联邦是美国发展工商业的基本前提，国家通过“积极的贸易政策”和其他限制或鼓励政策可有力地促进制造业发展；使用机器等技术手段是提高总体生产率、增加总产量的重要手段，应当鼓励技术装备的引进；……美国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英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和友好关系，特别应当仿效建立英国式的财税和金融机构制度。”参见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209页。 ，1791年美国颁布《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一国的新兴产业要与另一国成熟产业竞争，国家必须支持发展制造业。报告提出关于制造业的11种保护和奖励措施，包括关税保护、鼓励发明、引进新技术和机器、禁止原材料出口等等。[注] 参见Hamilton Alexander：“Report on Subject of Manufactures”，in Alexander Hamilton：Writings，The Library of America，2001，697-708页. 在这个背景下，联邦国会通过了关税、船舶吨税和消费税法案。[注] 其中有关吨税的立法要求外国建造、外国拥有的船只在入境时支付每吨50美分的税费，而对于美国建造、美国拥有的船只仅征收每吨6美分。由于这一歧视性立法，美国人拥有的商船吨位在1789—1793年间增加了2.5倍以上，美国商船总吨位超过了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到1800年，美国人拥有的商船总吨位已比1789年增长5.4倍，美国外贸航运收入已比1790年增长5.2倍，“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航海大国。参见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17、122页。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开始得到重视和发展，汉密尔顿开启了美国工业富国之路。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新兴制造业为基础的北方最终战胜种植园经济体制的南方，实现了国家统一，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扫清了障碍。在此时期，美国为解决劳动力和人才问题，秉持移民自由原则，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鼓励有专业技能、有知识的各类人才赴美创业创新，吸引了大批欧洲技术工人和华人劳工。[8]25919世纪60年代美国进入西部边疆工业开发时期，联邦政府通过各种补贴优惠手段吸引私人投资公司修建运河、铁路等基础设施，吸引国外千万优秀人才带着资金和技术参与西部建设。[9]西部新边疆的建设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中心，资源和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大促进美国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为美国工业化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1890年普查表明，美国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部门。[6]250美国力压宗主国英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至此，美国积累了主宰世界的实力，而它的下一步就是要调整国家战略，实现真正的崛起。
移民政策成为美国创新研发的另一个竞争优势。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强调“优化人口素质”，[8]262如1965年通过的新移民法和1990年的修改法案，鼓励高级知识分子移民美国，放宽对技术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的进入门槛。除了移民优惠政策，联邦政府为高素质的外国人才提供优质的创新创业生活环境，如软件工程师的薪资待遇是欧洲的3至5倍；开办创新科技公司所需的时间仅要一周；移民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等。据统计，“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超过16万的科技工作者移民美国。[8]26680年代，多达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流向美国。这些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就职于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如美国电话电信公司的通信研发部门，40%的研究人员是移民；美国硅谷，仅亚洲裔的技术人员占比将近1/3。[8]266高素质的移民为美国创新研发提供了人才支撑，使美国高端先进制造业能够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美国在立国之初确定了工业强国之路，抓住工业革命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引领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我国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要抓住这次机会，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使我国在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等各方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明确产业政策。“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20]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结合新科技，运用新思维，加强全球市场预测，为技术高溢出、高潜力领域，为长周期、高风险的产业研发提供资金、人才、政策支持，减免税收，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产业，要发挥举国之力，锻造“杀手锏”。
基于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以及2017年各年度内南充市各景区交通道路数量、车流量以及实验测试数据，以南充市20国家级旅游景区为例，对景区交通可达性进行定量化分析和计算，探讨了影响景区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基于关键影响因素提出景区可达性的具体意见和优化策略，以便更好地促进南充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业快速发展。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电厂配套码头工程位于广东省雷州市中西部沿海，面向北部湾。本工程为重力式沉箱码头，共需出运安装沉箱51件，沉箱最轻只有1815t，最重达3898t。
(二)实力拉锯时期——开拓全球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迈出了制定全国性产业政策重要一步。美国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科研开发、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手段选择各个领域里起引领作用的高端技术加以孵化[15]，原始创新是美国产业政策最显著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主导发展信息技术产业，2000年的国家纳米计划引起了原材料、资源、生产工艺等各个方面的颠覆性改变。[15]美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国防高度相关，利用军工优势技术溢出培育出一批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美国国防部门专门设立“先进研究项目局”(ARPA)，该局在促进和加速美国尖端技术产业之核心内容的开发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因特网就于此诞生。
二战结束后，美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望，顺理成章地在“美英一致”基础上建立了战后集体安全体系。[13]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各个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此时，美国才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英美漫长的权力变迁史在此时发生了质的改变。[14]美国确立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对制造业地位有了更深刻认识。美国政府以先进制造业发展为目标，加大制造业研发投入，实施创新工程，深抓制造业转型升级。
王钻清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可说是深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此中三昧。在其诗集《未来启示录》的开篇（《一个强大而智慧的存在》），王钻清就像当年的屈原发出“天问”一样，对西方和东方世界的神殿、帝王、神发出了石破天惊地追问：
19世纪末期开始，殖民地市场的开拓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市场规模，降低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成本，增强了美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1920年初，美国钢铁年产超过3 600万吨，是其他所有强国总产量的57%；石油年产量7 600万吨，是其他所有强国的14倍；汽车年产量360万辆，是世界所有国家的10倍多[6]265。此时，美国已经在各个方面具备了问鼎世界的实力。
(三)称霸时期——持续自主创新
为了推行海外扩张，开拓制造业海外市场，美国政府从关税、海军建设、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加强“海洋帝国”建设。[11]30在关税方面，189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方案，美国按照制造业出口不同征收不同税率，将工业产品销往拉美国家。[12]附加条款中的互惠原则为美国工业产品进军国际市场扫清了关税障碍。与相关贸易伙伴的互惠协定既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又让部分贸易伙伴加深对美的依赖，为美国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铺平了道路。[11]32-33在海军建设方面，1890年后，美国政府逐步增加海军财政支出，加快海军建设。海军建设刺激了政府购买，推动了造船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美国平稳地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强国奠定了基础[13]。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开始改变传统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积极参与全球事务，1898年美西战争是一个风水岭，美国国家利益触角开始从美洲延伸向世界，它将“门罗主义”的范围进一步向外扩展，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占领全球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巨大助力。
19世纪末期，美国面临国内土地资源红利减少、产能过剩、失业率增加等困境。1893年美国遭遇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重创了以钢铁业和铁路行业为代表的制造业，甚至冲击到了新兴的电气产业，大中城市失业人口膨胀到300万，有624家银行倒闭。[11]4在内部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方向，扩大海外市场，发展自由贸易，开始经济转型发展。
美国政府在科研开发、财政支出和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方面给予高新产业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专项计划上，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围绕先进制造业的提升计划。1993实施“先进制造技术计划”，2004年颁布《2004年制造技术竞争能力法》。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发起先进制造伙伴战略行动，融合美国产业界、科研机构、高校等集体力量，推动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先进制造技术创新，确保美国未来先进制造业的世界领导权。[16]在财政支出上，联邦政府重视研发投入。1990年之后政府科研投资占GNP比重保持在3%左右，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其基础研究支出持续稳定在12%—15%范围内。[15]在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上，联邦政府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降低科研机构及企业的研发负担，科研机构作为非盈利机构免征各项税收，企业研发费用也实行税收优惠。[17]在专利保护上，《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撬动了美国的创新发展，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了10倍。在政府采购上，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政府采购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了政府采购的法律地位，制定了严格的采购流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克林顿政府实施的“全面经济计划”为扶持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18]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机，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联邦政府在科学技术研发和教育两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是大力支持科研技术研发，鼓励创新发明。联邦政府在1867年建立国家科学院，1901年成立国家规划局，到1915年全美有多达100多个工业研究所和试验站。为了鼓励创新发明，国家以宪法形式规定了专利权和科学奖励，刺激本国和外国科技人才将技术引进美国，到19世纪90年代约有21万多件专利权。[10]二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莫里尔法》的制定为高校提供了资金保障，到1900年大专院校就从1865年的100多所增加到977所。政府为大学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提供资金支持，将科研项目委托高校研究，资助高级科研人才培养，使得大学成为培养高科技人才和科研中心的双重阵地。[10]《史密斯——休士法案》以立法形式促进职业教育，培养大批产业技术人才。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教育的大力发展，为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
三、鉴史知今：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战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唤醒了美国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实现国家富强的觉醒意识。危机促使美国最终形成了工业立国、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国家在产业定位、市场开拓、科研创新、移民政策、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终于成为了世界的工业强国。[19]回顾美国政府对其制造业的扶植历史和经验作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进而以研究制定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战略：
改善党的领导以利于发展基层民主，要求以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为核心，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组织、人事制度，使党的制度与发展基层民主相适应。从基层民主发展的现状来看，唯有通过改革的继续深化，基层民主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不存在固现状、求改革的可能性。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迟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改革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原则的有机统一，这样的改革就应该大胆尝试。
(一)准确定位政府角色，着力推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
These studies show a long-term risk for gastric cancer after successful eradication. Thus, endoscopic follow-ups must consider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gastric cancer after eradication.
(二)供需结合，释放培育国内市场
广阔的国内市场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规模经济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成果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庞大的消费市场是美国内向型模式取得成功的保障。我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过高是当前贸易经济受到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制造业在供需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低端行业和产业产能过剩，但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21]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中国制造业面临中美大国博弈、外需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稳定增长[22]。中国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开发空间广阔。为了释放和培育国内市场，改革既要注重供给侧，也要培育需求侧。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消费升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2018年一季度达到77.8%。[23]在供给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处理“僵尸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制造，创造新动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要发挥政府采购的资源引导优势，进一步明确政府采购对先进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对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要加大政府采购力度。2016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3万亿元，且保持快速增长。[24]在落实合规采购的前提下，支持高科技产品和中小企业创新产品采购，可以较好发挥政府采购的巨大市场效能。
(三)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联动创新创业
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转型升级靠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提醒我们，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副部长辛国斌指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然空白，52%是进口，95%的高端芯片，70%的智能终端处理器等仍依赖进口。”[25]我国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要抓住核心技术这个关键。一是着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1.75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二。[26]但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只有美国、日本、欧盟的7.5%。[27]因此要发挥政府支持引导作用，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出，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二是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要求，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能力。[28]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吸引全世界科研人才参与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潮之中。四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创业网络。政府要完善制造业量化生产的大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性、协同性，延展性，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上下游之间高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大网络，使科学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互为促进。
(四)发挥人才“虹吸效应”，完善移民制度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历史政策原因，中国的移民制度一直较为保守。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统计，中国内地仅100万境外迁入移民，占中国总人口的0.07%，发达国家的占比一般超过10%。中国的“绿卡”被称为“最难的绿卡”。当前，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开始减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2015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6.1%，到2030年将高达25%左右。[29]在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大力引进国外人才。2017年11月，中国发布《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进一步扩大人才签证发放范围和期限。2018年3月，中国正式成立移民局，优化移民管理，这些举措都表明了中国对引进国际人才的重视。中国要继续完善移民制度，以立法形式将移民标准确定下来，减少国家间纠纷；要精准定位移民对象，偏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要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精简流程，方便申请手续；最重要的是创造移民融合环境，消除移民在就业、创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性障碍。
(五)坚持改革开放，形成制造业全面开放新格局
当前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不能因为美国的破坏停止对外开放步伐。中国要持续推动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实现贸易途径多元化，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商务部统计显示，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其中，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7 0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0.9%；自沿线国家进口5 630.7亿美元，同比增长23.9%[30]。中国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推动区域间经济合作和自贸区建立，引导更多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制造基地，推进产能合作和技术创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要不断深化区域性国际分工合作，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使各国能够有效利用包容性投资和贸易规则安排，建立全球价值链网络和全球生产服务体系，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加快制造业走出去支撑服务机构建设，建立制造业对外公共服务平台，借助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成果，秉持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发挥引领作用。
(六)加大制造业人力资源支撑力度，加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驱动。美国能够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联邦政府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教育的重视。当前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面临了技术人才缺失问题。据统计，目前中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 79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31]这支队伍与当前高质量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国家要加强高端技工人才培养，调整职业教育培养定位，以培养中高端创新性技能人才作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职业教育中重视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培养适应中高端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其次是要进一步促进校企融合，加强职业院校和企业的精准对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技术人才的职业技能。另外要实施精准化定位培养模式，在培养技能人才的过程中，不仅要满足当前的产业需求，更要培养长远战略要求的技术人才。
2.1 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进展组患者146例，其中男性81例、女性65例，年龄30～82岁，平均年龄(57.51±9.81) 岁；非进展组患者389例，男性231例、女性158例，年龄24～85岁，平均年龄(61.10±10.28)岁。结果(表1)表明：进展组年龄小于非进展组(P<0.05)；两组患者性别构成、糖尿病病程、血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高端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建立高校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体制，加大力度资助高校建立高级别研究室和实验室，实行科研项目和高校绩效考评加分挂钩的制度，使得高校成为科研人才培育的摇篮，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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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Chen Jinghui 1，2
(1.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eijing 100091，China ；2.Party School of Yueq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Yueqing 325600，China )
Abstract ： It is a long-term process of the hegemonic transfer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feating Britain as the world hegemon clearly shows that a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Nourish and develop natio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path to prosperity.At present，facing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China must maintain a sober-minded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The experience of US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may be use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government of China，with determination to strength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can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anufacturing power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measures，such as accurately locat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cultivating the domestic market，improv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attracting talents，continuing to exp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 Power transition；Manufacturing；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4-0104-07
[收稿日期] 2019-04-05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4. 014
[作者简介] 陈静慧，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乐清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国际安全问题研究。(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于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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