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统一增长模型的史实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困境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统一增长模型的史实困境 18世纪之前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缓的，人口增长也相对缓慢，处于马尔萨斯所描述的状态，①存在着稳态消费水平。②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打破了马尔萨斯式增长的稳态，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进入新古典增长模式（也称现代增长方式）。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尝试将马尔萨斯式增长模型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结合起来，通过统一增长模型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生转型过程，③探索从停滞向持续增长转型的秘密。 一、统一增长模型中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一部分研究内生增长的经济学家将教育投资回报上升和技能积累等人力资本增加看作技术进步的表现。贝克尔、墨菲和塔姆拉构建了经济中没有固定要素的生产模型，④其中人力资本的改善直接转化成更高的产出。这一模型假设人力资本由父母亲的时间投资来决定。父母在自身消费、孩子数量、孩子质量三种约束中寻求效用最大化。一旦父母开始在孩子教育上进行大量投资，经济增长率就上升。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生育率下降，对孩子质量的投资上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在这一模型中，人力资本与增长是同一的，凸显了在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 那么人力资本是如何提高的呢？或者说，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呢？克莱默⑤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快的技术变革，因为单个人的聪明才智或多或少是固定的，更多的人口产生更多的想法导致更快的增长，所以知识增长率是社会团体大小的函数，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生产力增长率也快来越快。据此，戈勒和威尔认为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动能。⑥他们认为在长期的马尔萨斯阶段，人口越大将会出现越多的想法，这就使得技术变化加速，当技术变化加速的时候人力资本将更有价值，即使这一增长非常缓慢，最终，父母亲将对后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加速了知识的增长。同时，人力资本上升给父母亲在提高后代的质量以及减少后代数量上提供了激励。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步的初始阶段，收入效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口出生率上升；随后替代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生育率出现了下降。 克莱默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历史上人口增长率和科技进步率趋势相同的现象，也解释了大部分文明都发生在人口密度相对比较高的亚欧大陆。但是，模型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革命首先应该发生在中国。戈勒和威尔⑦的统一增长模型意味着内生的人口变化影响到技术进步进而人力资本需求的形成，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进步是良性互动的。但是，东西方的大分流和欧洲内部的小分流都不支持统一增长模型的说法。 二、19世纪前的人力资本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需要用一些替代性的指标来测算1800年之前的人力资本。个人是否能够正确签署自己姓名的能力是识字率的替代性指标之一。图书产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识字率。贝腾和范·赞登⑧研究了欧洲现代化早期的图书生产，发现荷兰和英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算术能力包括了解数字的意义、准确记忆数字（特别是准确记忆年龄）以及进行基本换算。莫基尔⑨建议使用年龄扎堆⑩（age-heaping）作为算术能力的度量指标。欧洲中世纪人口统计数据中很多人的年龄为16、20、26、30、36、40、46、50、56等。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的人们只能说出自己大概有几岁，而年龄的真实分布应该是平滑的。 从16世纪开始，由于宗教改革、收入水平上升、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等，欧洲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上升了，17世纪时英国人在申报年龄时准确率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英国在1800年之后读写能力算术能力却出现了停滞。(11)1800年前后，英国男性的60%，女性的40%具备自己签名的能力。英国的这一比例与比利时基本类似，稍优于法国，但是不如荷兰和德国。荷兰的学校注册率、识字率和算术能力都比较高，但是在1670年黄金年代之后，经济增长却停滞了，工业化晚于英国。德国和低地国家的学校注册率和识字率都比英国高，但是却没有摆脱马尔萨斯增长，直到1840年才开始工业化。同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高水平的学校注册率率和识字率，但是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实现晚。 以上指标表明，从社会整体看，统一增长模型的预测与史实不符。英格兰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然而与欧洲大陆地区和国家相比，英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并不匹配。在19世纪晚期之前，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循环。首先，英国的入学率、识字率和计算能力在欧洲国家中并不突出。其次，如果统一增长模型是正确的，那么随着收入的上升会出现对识字率的内在需求。而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对于他们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在1870年代之前，学校入学率的提高也并不大。(12)同时，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不是技能偏向的，1850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还出现了较为温和的技能退化。大肆破坏机器的路德暴动说明工业革命伴随着技能退化。在纺织业中，用资本和不熟练劳动力取代了熟练工人。1700年至1850年英国工匠对工人的工资溢价从65%下降到了50%。(13)这对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经济增长是同义语的统一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重大挑战。 二、中间阶层是技术创新的主力 实际上18世纪英国的技术革命并不是由普罗大众推动的，社会中的精英才是技术革命的主力军。(14)如果分阶层考察，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就很密切。 1.英国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期间的社会阶层 17世纪晚期英国人常常使用“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的说法，间或也用“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类的称谓。到了19世纪，大多数英国人还把地主当做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由体力劳动者构成。在农村有时也区分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第一层是占有土地的地主，第二层是租种土地、不占有土地的佃农，第三层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农业劳动者。(15)18世纪后中间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间阶层指的是从大商人和专业人士直到办事员和店主的社会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医生、律师和学者等看作是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用了小资产阶级、中等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中等阶层等不同的表述方式。(16)后来“中间阶层”的概念逐渐与“中产阶级”混同。“中产阶级”广义上既包括商业巨头，也包括地位卑微的小店主。商业巨头有工业家家族，比如英国的庇尔家族（以棉花起家）以及德国的克虏伯家族（经营钢铁）。还包括金融家，比如举世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各主要货币市场——伦敦、布鲁塞尔、巴黎、柏林——的银行家等。企业主也是中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技术人员，比如曾设计了“大西方号”汽船的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中产阶级中还包括官僚和专业人员，例如律师、经理和职员。(17)为了更好地了解职业和阶层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克鲁泽（Crouzet）的研究，(18)根据职业划分了英国不同的社会阶层（见表1）。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包括了中等阶层和中下层。
2.中间阶层的人力资本 艾伦根据克雷西的统计计算了英国社会各职业在1560年和1700年的识字率，其中贵族、绅士等上等阶层，以及教士、富裕商人、律师和政府官员等中间阶层的成员一直都具有比较强的读写能力。从1500年到1700年社会下层（雇工、茅屋农、小农场主、农业佃仆）成员的读写能力一直比较低下，并没有出现任何改进。但是中间阶层（尤其是店主、高级技工、工匠和原生型工业家）表现出读写能力明显提高的趋势。发明家也多从这一阶层产生。 同时，不同阶层从读写能力提高中的获益并不一样。从事四种特定职业的人（商人、店主、农场主及发明家）从读写能力的提高中获利最大，而劳工阶层的成员具备读写能力之后不见得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有利的影响。因为，劳工阶层读写能力提高多数是为了能够读懂和领悟宗教书籍、阅读低俗小说自娱自乐，而并非为了谋求更高报酬的工作。社会整体识字率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体经济收益增加的边际效应有（急剧）递减的趋势。Mitch就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期间正规学校教育对社会整体经济收益的贡献很小。(20)所以，单纯利用全社会识字率和计算能力等正规教育的认知性能力，很难对工业革命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使统一经济增长理论与史实脱节。而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考察，可以使统一增长模型摆脱这种困境。 在工业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工业家、发明家大多出生于中间阶层。克鲁泽（Crouzet）发现1750～1850年226位工业家的父亲45.6%从事的是中等阶层的职业，38.5%从事的是中下层职业，父亲从事上等阶层职业和劳工阶层职业的只占8.8%和7.1%。艾伦(21)利用他构建的79位发明家的数据库，得到发明家的家庭出身有一种“脱农”的倾向。对照格利高里·金编制的《1688年英国社会调查表》中各个职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艾伦认为如果父辈收入水平越高，并且在非农行业就职，则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更大。在可以考证父辈职业的67位发明家中，父辈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数是非农的，其中出生于店主、原生型工业家（手工工场主）和工匠家庭的发明家所占比重最大，为35.8%。 工业革命中发明家和工业家自身从事的职业也大多属于中间阶层。克鲁泽（Crouzet）统计的316位工业家在成功前从事的职业绝大部分也是中等阶层和中下等阶层的职业，比例分别为44.9%和26.8%；从事上等阶层和劳工阶层职业的比例很小，分别为2.5%和9.8%。马歇尔(22)和莫基尔(23)指出英国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研发领域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应该归功于英国人数众多的工程师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在莫基尔看来，英国的早期发明者往往是没有受过正规技术教育的“修补匠”，包括制造钟表的工匠、工具制造者、玩具制造者、木材工人、玻璃切割者等专业人士，大约在劳动力中占5%～10%。 这些为数众多的熟练工人能够正确利用材料、按照尺寸规格精确生产、能够看懂设计图纸、计算圆周率、能够理解机械装置的使用年限、耐性、摩擦程度和相互依赖性，他们操作和修补机器、他们使得模具和设计变得具有操作性，他们导致了一系列的小发明，而小发明的累积效应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威尔金森、纽可门、斯密顿等都是在不断完善他人发明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为数众多的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著名的工程师和技工，(24)但是英国“数量之多足以使他们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其途径有演讲、搞间谍活动、抄袭和改进”，(25)最终成就了英国工业革命。 三、价值观、职业伦理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力资本 1500年至1870年，除了识字率、计算能力、学校教育等内容外，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文化、价值观、职业伦理、规则等广泛的内容。人力资本概念的扩展会更好地提高统一增长理论与史实的契合度。相比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传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非认知技能以及非正规教育在欧洲向自身可持续增长的转型的解释方面具有更大的功效。 1.文化与人力资本概念的扩展 自马克斯·韦伯阐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文化”就成了解释一切的“万精油”（usual suspects）。文化可以解释财富、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和持续性。讲究信誉、遵守纪律和具有忍耐精神是中产阶级的文化特质。 （1）信誉 当人们相互信任，相信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取得更大成就，并且相信体现国家权力的正规化制度从总体上不会构成威胁的时候，经济增长将随之发生。在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欧洲社会中，私人秩序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制度一般包括使得人们履行诺言以及以受人尊敬的方式行事的文化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机会主义行为在社会群体中不是占优策略，从而就确保了社会成员间的重复交往。信誉成为需要认真进行管理的社会资产。商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接受更具有协作精神的行为模式，从而导致了帕累托改进。中产阶级的行为符合“绅士化行为法则”，这些法则标志着个人对金钱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将更多地顾及个人声誉而不是个人收益，这降低了遭受欺骗的风险。相比来自法律和合约的第三方的执行，也许这样的社会规范更有利于维护欧洲的市场体系，尤其是信贷与劳动力市场。 （2）纪律资本 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度的兴起，促进了工人遵纪、守时、尊重别人等非认知技能的提升，这些技能被称为“纪律资本”。与手工工场相比，工厂中昂贵的设备和原材料，更为复杂的技术以及更为精细的分工，强化了工厂主向工人灌输诚信和节制的文化观念，培养了工人的互助合作精神。工厂中工人诚信、合作和纪律性更强等非认知技能的提升也体现在工资上。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比手工工场、自我雇佣的工人工资更高，自我雇佣和手工工场的营利能力更依赖于劳动强度。例如，机器纺织工厂中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手工工场；机器制砖厂非熟练工人就可以获得较高报酬，成为熟练工人后可以获得普通工人2.3倍的工资，高于煤矿开采工人的工资。 同时，工人遵纪、守时、尊重别人等“纪律资本”的积累会节省监管成本。早期的工厂主偏好于雇用性格相对柔顺的工人，例如妇女和儿童，即使他们的技术较低。同时，19世纪工厂中领班等层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比较高。这都说明纪律资本确实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 （3）忍耐资本 节俭、勤劳、忍耐的特性也是中产阶级特有的人力资本。在工业革命之前，贵族家庭拥有资金、政治关系和教育优势，然而出身于贵族的发明家和工业家并不多。新兴的工业家和技术创新人才都表现出延迟享受、忍耐的特性。多尔皮克和兹里博蒂(26)认为这是由于贵族和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不同造成的。贵族通常教育孩子如何去享受生活（狩猎、舞会等），中产阶级则让孩子明白技能获得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接受必需的培训，维持生活更需要努力工作。而且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延迟或者牺牲消费累积的金钱在新技术的运用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忍耐资本还可以解释“勤勉革命”。18世纪前后，社会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时间延长了，同时伴随消费革命。(27)在1750年的英国，由于减少节庆、宗教节日以及去除星期一不工作（“圣礼拜一”）等，工作时间大大增加。而且，欧洲绝大多数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劳动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28)最终，对“休闲技能”进行约束的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主流社会阶层。 2.达尔文自然选择模型与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 近来，学者们利用达尔文自然选择模型解释文化和人口变迁。戈勒和莫夫（Galor and Moav）认为促使工业革命爆发的关键变量并不是人口规模，而是“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29)识字率高、算术能力强、更具有忍耐精神、更加追逐经济利益等特征的家庭养育了更多的子女，这些家庭人口规模的相对扩大逐渐改变了人口构成。因此，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口质量出现了上升。在英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富人、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具有忍耐精神的人养育了更多的子女。(30)更具忍耐性的人口相对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储蓄的逐渐增加，这说明储蓄的上升是受到“卡尔文教义”的影响。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表现为英国自中世纪之后利息率的下降。利息率从13世纪的10%～11%下降到18世纪的4%。这种“富者适存”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欧洲，远东地区则不是这样。(31) 当然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并不完全由于人口结构效应，学习和模仿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32)无论是通过基因还是教育，人们通常从父母亲那里接受了一部分文化，同时，人生过程将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体现出不同于父母亲的特点——“模式化偏差”。“模式化偏差”有不同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个体通过观察和学习他们认为“合意”（社会地位和财富等）的某些人而形成的。当时英国有明确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性，刺激了人们对上一级人物的行为进行模仿。这使得那些最有成就的工人以及工匠们通过模仿中产阶级的行为而扩大和巩固了中产阶级的数量。 四、价值导向性与技术创新 社会要具有创造力、要具备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革新者，通常需要有鼓励潜在革新者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比如经济奖励制度和提高社会声望的制度等），同时社会要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以便为技术革新战胜既得利益提供条件。 1.社会上层的价值导向性作用 在早期的现代欧洲，比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教会联合国家和当地社区强制进行学校教育并监测遵守情况、处罚违规行为，导致了非常高的教育水平。但是，精英阶层的精力浪费在了不能产生技术创新的领域。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使精英阶层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四书五经，造成中国科技落后。而在英格兰，这样制度化的压力是缺失的，因此，尽管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但是在英国却爆发了科技革命。 另一方面英国上层社会的排外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技术创新。英国获得贵族头衔基本靠血统和购买不动产，购买官职和维持官员生活的成本高昂；同时18世纪英国的官僚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可供买卖的官职比较少。上层社会职位的高成本和稀缺性，迫使想要提升社会地位的人转而寻求另外的社会认同形式。所以莫基尔认为大多数发明家或者工业家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33) 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的企业家或者商人更愿意将资金用于购置土地、爵位和官职。在法国这种现象特别严重，为了鼓励商人和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法国规定新爵位只授予延续家族产业的人。但是，多数富商的子弟转变为贵族，享受着优雅的生活，远离了工商业。 英国中产阶级与上层的关系也与欧洲大陆不一样：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既不是当权者的对立面，也不是他们的仆人，他们携手的对象是对金钱感兴趣的具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联合意味着科学转化为有用知识的冲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联合则说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影响了科学的进程。 2.有争议的专利制度 在现代社会，专利制度通常与技术发明紧密相关。但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却不如此。纺织业是最先进行技术革新的行业，但是纺织业的革新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非常少。大多数专利提供的保护都非常薄弱，革新者获得的利润大多都是事后通过议会在社会上募捐获得的。而且大多数发明家创造了革新技术后，很快会被其他生产者模仿学习，主导革新的公司几乎没有得到超额利润，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变得特别富有，比如阿克莱特和皮尔家族（Arkwright and the Peels）。一项调查显示，在1860到1869年的英国，379个财产超过50万英镑的人中只有17人（占总数的4%）在纺织行业工作，尽管在1760～1769年和1860～1869年这两个时期内这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增长了一半。(34) 棉纺织工业部门最优秀的理查德·阿克莱特1792年去世后遗留了约50万法郎的财富。他的儿子，也叫理查德·阿克莱特，继承了他父亲的棉纺织工厂，不久后就卖出了父亲工厂的大部分股份，投资于土地和政府债券。在1814年前，他仅从政府债券投资中就拥有了50万法郎的财产。1843年去世时遗留下325万法郎的财富，其中不包括他为家庭投入建造乡下豪华住宅的巨款。(35) 3.启蒙运动 科学和科学的文化氛围对技术变革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艾伦实证地分析了启蒙运动对发明的影响。(36)他从发明家的社交活动、学历背景以及家庭背景分析了发明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知识的影响。是否与科学家保持联系、是否加入各种协会和研究会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艾伦的研究发现，大发明家（艾伦定义的大发明家只有10位）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一的规律（见表2）。瓦特、斯密顿、韦奇伍德这三个大发明家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而其他7位则没有。小发明家的情况（见表3）同样也不能完全地说明启蒙运动的影响：在艾伦考察的79位小发明家中大约一半与启蒙运动多多少少有关联，但并不是每一位小发明家都从科学家那里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而且不同行业中与启蒙运动存在关联的小发明家的人数也有很大差别。
尽管艾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莫基尔结论的普遍性，(39)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启蒙运动对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确实存在影响。艾伦承认新的科学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本身就足以推动新发明、新技术问世，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对发明有直接的作用。例如表3中所列的钟表制造业、蒸汽机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等。 此外，艾伦的实证研究还支持了传统观点：英国实验的科学方法比法国演绎的科学方法更有利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发明。在79位发明家中，有49位通过实验活动来检验、修正或改良发明成果，有些发明家直接依靠实验获得了发明成果。27位无法确定的发明家中的大多数是因为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无法得到明确肯定的结果。不借助实验的三位发明家中的两位是通过对现象长期观测获得发明的。 4.社会创新氛围 在英国，非正式和正式的演讲、科学社团的活动和技术著作的发行是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也为知识分子、制造商、工匠和专家之间搭建了信息沟通的桥梁，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业人士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创造了一种具有创新和创造力的社会环境。 在18世纪的英国，“现场聆听各类科技讲座是民众司空见惯的一项消遣”。科学家们为了推广研究成果，也多采用演讲的形式。比如科特在获搅炼和滚压的专利后，为了在苏格兰获得保护，于1784年5月专程到爱丁堡办理相关手续，沿途举办了多场专门介绍其发明成果的宣讲会。 研究会（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皇家学会、伯明翰月亮协会、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等）、共济会驻各地分会、定期举办讲座的咖啡馆等有助于人们相互交流信息、切磋技艺并获得灵感。企业家和技术专家通过这些形式的活动建立了私人关系，为前沿科学知识转化为实用技术创造了便利。各种学会和研究会等正式机构（如1754年成立的英国艺术学会、1799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为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的结合提供了平台，大量的非正式组织（伯明翰月亮协会、1717年的斯皮塔菲尔德数学学会、伦敦章咖啡馆）也聚集了很多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 牛顿和其他自然科学家的科普读物也很流行，报纸传媒业的发展和公众读写能力的提高帮助社会公众逐渐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从整体上改变了社会文化氛围，间接影响发明。雅各布、斯图尔特、夏普等指出，当时各行各业的工匠常常从各种印刷出版物上学习科学知识，旁听各类科技讲座，参加比较开明的宗教布道，人们日渐认可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而相信巫术和魔法的人越来越少。以牛顿学说为理论依据的科学知识体系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统一增长模型试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展现人类历史是如何从马尔萨斯陷阱逐渐起飞并进入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的。从社会总体和传统的人力资本含义来看，英国的实证数据与模型不符。但是如果对社会进行分层研究，着重考察实现了技术创新的中产阶级，可以发现，一方面按照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概念，统一增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可以验证的。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提升主要通过正规教育来完成，但是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内嵌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实际上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18世纪末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纪律资本、忍耐资本等更能解释英国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启蒙运动帮助中产阶级摆脱宗教、用实验求真理的价值导向为英国的技术突破铺平了道路。各种学会、研究会为形成创新性的社会氛围提供了平台。 ①刘霞辉曾描述这种状态：一个社会的总产出是土地、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结果，现实中的土地受制于自然从而数量是基本固定的，在单位土地上劳动力和资本的不断投入会产生收益递减效应，使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导致地租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并推动工人工资不断上涨，使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减少。如果该经济有一定的技术革新导致产出增长，则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人口吸收了创新的结果，使经济不会发展。刘霞辉：《从马尔萨斯到索洛：工业革命理论综述》，《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②小罗伯特·E卢卡斯：《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罗汉、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按照Galor（2008）的解释，“统一”（unified）这一名称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宏观经济学模型与其微观基础的统一；二是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或阶段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中，他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马尔萨斯式增长时期、后马尔萨斯式增长时期以及现代经济持续增长时期。 ④Becker,Gary S.,Kevin M Murphy,and Robert Tamura,"Human Capital,Fertility,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12-37. ⑤Kremer M,"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8,no.3(1993),pp.681-716. ⑥Galor O.and D.Weil,"Population,Technology and Growth: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4(2000),pp.806-828. ⑦Galor O.and D.Weil,"Population,Technology and Growth: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4(2000),pp.806-828. ⑧Joerg Baten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Production and the Onset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3,no.3(September 2008),pp.217-235. ⑨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⑩“年龄扎堆”是19世纪初英国和西北欧国家人口统计中“年龄扎堆”现象明显减少，而欧洲其他国家“年龄扎堆”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11)Joerg Baten and Crayen,"New Evidence and New Methods to Measure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before an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France and the US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3,no.2(May 2010),pp.452-478. (12)Flora,P.,Kraus,F.,and Pfenning,W.,State,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vol.I,Chicago:St.James Press,1983. (13)Clark,G.,Farewell to Alms:A Brie 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14)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杠——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15)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十六和十七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63页。 (16)马克思预测，中间阶层不会日益缩小，而会有所扩大，成为工人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见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53页。） (17)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波恩斯：《世界文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7-272页。 (18)Croutez,Francois,The First Industrialists:The Problem of Orig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6-150. (19)根据Croutez,Francois,The First Industrialists:The Problem of Orig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6-148整理。 (20)Mitch,D.,"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u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Joel Mokyr Westview 1993,pp,267-307. (21)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22)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工业和贸易》（1919年）中高度评价了英国熟练工人在技术发明和革新中的作用。 (23)Mokyr,Joel,The Enlightened Econom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850,UK:Penguin Press,2011. (24)法国工匠因为宗教迫害大批流入英国，成为17世纪晚期英国在钟表制造业取得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25)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26)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ld-Labor Regulation",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7,no.2-3,2009,pp.508-518. (27)消费脱离自给自足越来越具有市场化的倾向，并且消费额增加，消费种类也更多。 (28)Clark,Colin W.,"The Lazy,Adaptable Lions:A Markovian Model of Group Foraging",Animal Behaviour,vol.35,no.2(1987),pp.361-368. (29)Galor O.,and O.Moav,"Natupal Se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no.4(2002) (30)Clark,William A V.,"Understanding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Cities: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vol.7,no.2(1988),pp.113-121. (31)Clark,G.,Farewell to Alms:A Brie 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32)Boyd,R.,and P.J.Richerson,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3)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70-271页。 (34)R.Y.Rubinstein,Simulation and the Monte Carlo Method,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81. (35)Fitton,J.L.,La Niece S,"Esse Quam Videri: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Kythnos Hoard of Early Cycladic Tool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93,no.1（1989）,pp.31-39. (36)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1页。 (37)根据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0-385页总结得到。 (38)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8页。 (39)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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