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几个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俄罗斯论文,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冰译
几年前，批评界看到愈演愈烈的普遍否定之风，便匆匆忙忙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当前俄罗斯没有文字。但是事实上，近十年来，俄罗斯文学进行了某些总结，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之称，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尽管还难以有确切名称，却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什么是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呢？
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形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文学内部，但是作为“异样文学”，已经在各方面都有别于几十年来苏联文学惯有的“创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汛期狂潮般涌来的否定一切的恶意嘲讽、普遍的调侃之风。主人公象化装舞会上的人一样，带着形形色色的假面具，他们虚伪、满口不实之词。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的目的在于淡化人物的个性观念而代之以无个性的意识流。萨沙·索科洛夫七十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傻瓜学校》，鲜明地体现了这类文学作品的创作特征，堪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位少年。他不但智力不健全，记不住任何事情，而且在这个病人的头脑中还有一幅居于真实生活之上、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图景。小说中有许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描写：人物消失，代之以傻瓜。当然这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凭借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细节、风格特征等手段。在此，人的个性观念淡化、消失，出现了某种对“空无”的追求。七、八十年代很多作家的名字都同这一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B·渥伊诺维奇、C·妥富巴托夫（他们后来都侨居国外）。B·叶罗费耶夫、B·皮耶祖赫，再往后有B·索洛金等。
八十年代末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普遍充满了强烈的、一切趋于灭亡的“世纪末”情绪。依然感伤、绝望，但同时也呈现出某些新的、非文学趋向。
众所周知，俄罗斯目前没有官方审查制度，每个作家都可以自由写作（当然，自由言论并非总是明智之言，它们也可能是蠢话或者毫无道德的言论）。八十年代末的文学批评首先开始清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此笔者不想赘述这场论战，只想指出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严肃的现象，它是无法一笔抹杀的。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分析（参看俄《文学问题》1992.1）。总之，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战的人都提出了同一口号：消除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影响，给文学创作以绝对自由。
但是结果如何呢？
正如近两年批评界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学的发展不仅没有破坏文学创作的世界观基础，恰恰相反，它卷入到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作家和批评家们再次“不务正业”，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同时，积极探索人生观和世界观。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说法：当政治思想与文学紧密相关时，他们如何能远离时代呢？！
基本方向和主要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重新评价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试图使其摆脱“伟大文学的总体框架，”甚至要它为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中的悲剧性事件负责。尖锐的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相反，目前对十九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列斯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及后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评价很高。斯拉夫主义者们认为，俄国要走自己的路，摹仿西欧只能导致其灭亡。这种明确的结论来自许多批评论文，特别是刊载在《我们现代人》、《新世界》、《十月》、《文学学习》等杂志上的那些文章。十九世纪斯拉夫派的古典论著目前倍受推崇。不久前再版的斯拉夫主义作家达尼列夫斯基的论文《俄罗斯和欧洲》，出色地展示了俄罗斯文化特征，当前仍有其现实性。在此还应该提到1991年第6期《文学学习》杂志上重新刊载的俄国著名学者，欧亚大陆理论的奠基者H·C·特鲁别茨基大公的文章，以及A·索博列夫很有意思的评论《H·C·特鲁别茨基大公和欧亚大陆理论》。众所周知，二十年代欧亚大陆主义者们的思想在著名学者，当代欧亚大陆主义者л·H·古米廖夫（H·古米廖夫与A·阿赫玛托娃之子）的研究成果《古罗斯与伟大阶段》中被继承光大。与此同时，另外一系列的此类研究论著（文）在八十年代末的俄罗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因此，新近兴起的“俄罗斯国体”热、“俄国沙皇”热、特别是“伊凡雷帝”热和“罗曼诺夫王朝”热绝非偶然。1918年在叶卡捷琳娜城堡同家人一起被处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近年来被描写成光荣的殉难者形象，并且和家人一同被官方教堂尊为圣徒。与否定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相对立的则是俄罗斯持久、牢固的价值观念体系。目前普遍认为，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几乎从未“否定”过，他们并不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相反，他们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保护者。是十九世纪的批评家，以及在“传统和创新”的氛围中确立了古典文学观念的二十世纪，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们使他们变成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当代创作思想的特点还表现在极其主动地对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精神财富，对待俄国“白银时代”的哲学、艺术和文学财富。
当代俄罗斯文学具有浓郁的宗教意识。这是很复杂的问题。目前我们还远不能过早地说清楚艺术与宗教的融合，或许它可以使艺术技巧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事实上，显而易见，许多作家的创作客观上并不如此，当然，这不能强求。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也不认为基督教是其创作之路的最终阶段。因此，目前我们只能说，宗教情感是自然而然地深藏于人们必灵深处的良知和伦理观念的表面迸发。在B·别洛夫、B·拉斯普京、B·马扎耶夫的“农村散文”中都鲜明地反映了这种自然而然的宗教情感。但是还应指出，目前，俄罗斯政府对复兴东正教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基督教题材，引证宗教典籍，赞美神父成为一种时髦。显然，这种对待宗教的表面态度距离真正的宗教信仰还很远。
俄国历史、俄罗斯民族思想以及东正教，这些重大问题说明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精神领域的探索何其丰富、炽热。它非常复杂，充满了分歧。年青作家л·加尔科夫斯基的聪慧之作《没有尽头的死胡同》很好地反映出当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实质。
两年前，读者和批评家们都怀疑，还有俄罗斯文学吗？巨变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到否定的俄罗斯文艺舞台上又剩下些什么呢？
然而，文学仍然存在。《新世界》、《旗》、《十月》等报刊评论一定范围内描画出当代俄罗斯文学生活的画面：多姿多彩，甚至杂色纷呈。文学同社会一样，也在试图再现历史真实，认清现在，探寻未来。但是，当代作家们是以不信任，有时甚至是公开痛恨的态度完成这一使命的。他们以怀疑、忧郁的目光看待一切：看待社会、看待人，有时也这样看待生活本身、看待生态界和所有自然实体。正如批评家A·阿尔汉格里斯基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文学病了。它们梦游于杂志的字里行间，不知道去哪，不明白为了什么。失却了惯有的指向标和观念体系。”①
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并且与近两年各种大型杂志相比，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一种消谴读物。怪诞、讽刺、自嘲、各种修辞技巧，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崭新现象，现在却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坛上飞速发展的一场独具特色的时代运动。其主要作品形式厚重、奇异，要求阅读者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读后，往往感到无聊，有时甚至会迷惑不解：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
很久以前便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对象是人和人生存的世界。自然、历史、爱情、嫉妒，对这一切我们有着相同的理解，它们伴随人类至今，虽然不是时时清晰可见。俄国古典文学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善于将普遍性“人性化”于艺术范畴。当普希金描写俄国历史上的那次剧变，那个严酷年代，那场“骚动”，他发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的可怕运动。它们“人性化”于鲍里斯·戈都诺夫及其家人的命运、尤洛季维的预言、莫斯科民众的沉默无言和伪德米特里的蛮勇之中。没有人便没有人类的历史。甚至在契诃夫充满理想激情的剧作《樱桃园》里这一点也天才地渗透于具体的、雕塑般的契诃夫情节中：鲜花盛开的樱桃园、古老贵族庄园的状况、砸碎贵族时代的斧声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樱桃园。显然，普希金和契诃夫描写的都是俄国历史上最“火热”的年代，他们是在以古喻今，展望未来。正如艺术所要求的那样，俄国古典文学中的生活生动、具体，而不是抽象的。
让我们看看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题材作品。近年来，俄罗斯作家的视野常常转向历史，因为愈是国家社会生活的转折时期，过去的一切便愈具吸引力。最让当代俄罗斯作家关注的是俄国历史上的严酷时代，如：A·阿纳尼耶夫笔下伊凡雷帝时代外族人的入侵。但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中还有另外一种教诲倾向。以神话创作把历史改写成一个客观过程，创造出作者的个人世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题材。B·沙洛夫的长篇小说《时代之前和时代之中》（《新世界》1993，No.3-4）的创作意图便是如此。小说发表后反响很大，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争论。作者在书中采用神话手法，并且使其成为结构中心。小说中，法国女作家ж·л·斯达尔夫人神奇地拥有诸种生活天才，她生活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是各种阴谋和革命的间接参加者。B·沙洛夫围绕着女主人公编织了多少神话啊！消除它的历史神话特征简值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可以做些摘录，例如：и·朱卡什维里（斯达令）是斯达尔的直系后裔（十九世纪），可是后来他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巴土米”，成了斯达尔的情人，斯达尔则成了他获得武器的帮手等等。整部小说都是以目前俄罗斯流行的“冷峻”风格写成。某些情节甚至令人惊愕，比如：格鲁吉亚大公新婚之夜被敌人吊死等等。可以说，小说通篇都是作者的神话。但是事情并不在于B·沙洛夫想使读者吃惊，（当代文坛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事情在于沙洛夫改写了历史，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历史。因此，如果沙洛夫展示的不是整整三个世纪的历史。那么他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要证明没有历史。除了一片荒诞，从来便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俄罗斯作家喜欢以动物和昆虫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完全不是寓意。这同寓意有什么区别呢？世界文学创作中很早便把动物形象作为一种寓意。寓言家们（伊索、克雷洛夫、拉封丹）强化了寓意的作用。寓意是思想的比喻和形象化。而融于形象中的寓意和形象并不是统一的艺术形式，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在克雷洛夫著名的寓言《蜻蜓和蚂蚁》中，作者几乎没有把蜻蜓和蚂蚁作为具体的个性形象。寓言家感兴趣的是基本的、抽象的思想，称之为“蚂蚁精神”和“蜻蜓气质”，即“爱劳动”和“轻浮”。寓言具有明显的道德特征，目的是教诲人。这些题外话必须要讲，因为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用动物和昆虫形象替换人的无个性特征的倾向。并且，进行这一替换的都是公认的文学大师，天才作家，而不是那些试图标新立异的文学新人。我们来看看B·佩列文的中篇小说《昆虫生活》和л·彼得鲁舍夫斯卡雅的小说《所有家庭的童话》（《旗》1993，No.4，《十月》1993，No.1。）应该指出，俄罗斯侨民作家B·阿克肖诺夫的作品《莫斯科的传说》（1992年，《青春》）中也有这种试图置身于动物界之中来进行描写的倾向。那些猫头鹰、狗以及松鼠与人们共同生活，主动地参与各种活动。我们再看看B·佩列文的中篇小说，它以高超的艺术形式反映出当代价值体系中许多尖锐的人、人的生存问题。《昆虫生活》从枯燥的情节开始：青年公寓的凉台上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公民正在迎接他的朋友阿尔诺利特，他带来了一个美国人瑟缪埃利·萨克尔。三个人谈着生意，然后坐到了凉台的围栏上。瑟缪埃利说“前进”，他们便一起跳了下去。但是下面找不到摔得头破血流的几具人体，远处却飞来了三只蚊子（白蛉子）。在佩列文的描述中，三个男人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优雅地变成了蚊虫。每只蚊子都有自己的个性。瑟缪埃利是只文雅的、巧克力色的美国蚊子，此时象暗灰色的俄国蚊子一样，绞尽脑汁，精打细算。B·佩列文笔下的蚊子各有其外貌：瑟缪埃利长着文雅的手爪，漂亮的卷曲翅膀，身躯瘦削，筋骨强壮，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双唇伸出六个充满弹性的嫩芽，飞起来雅致精巧。阿尔诺利特和阿尔图尔的脸上长着圆头疙瘩，他们飞起来也很难看，就象在水中瞎扑腾的笨蝴蝶。
在此，我们重又回到克雷洛夫。是否能想象得出，伟大的寓言家会描写笔下蚂蚁皮肤的颜色，会想要弄清它是灰色还是黑色吗？或者会描写蜻蜓的眼睛，弄清它翅膀的长度和颤动吗？
不，B·佩列文塑造的不是寓意，而是艺术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它们举不胜举：小男孩和他的父亲——一对蜣螂、蚂蚁玛莉娜、年青的娜达莎苍蝇、尼古拉蚂蚁等等。此时，昆虫就是人。佩列文形象结构便是人与昆虫同一，人变成昆虫，昆虫同样也变成人。同时，这种重复进行的变化运动完成得极其随意、轻松，例如：玛莉娜蚂蚁在空中飞累了，想落下来。她落的地方“灾难尚未结束，因为平台中间掉下来许多排水沟上的金属栏杆，而玛莉娜凭着自己红皮鞋的小细跟竟神奇地没有掉进去。”后来，玛莉娜明白了，她得挖个洞。于是，她打开小书包，拿出把小锉，开始锯断自己半透明的翅膀。瞧，小说中“人类”生活和“昆虫”活动的情节多么自然、简单、一致：高跟红皮鞋、翅膀、爪子、小锉……没有任何怪诞、强制、嘲讽语调，叙述节奏平稳，仿佛讲述的是最平常的事情，蚂蚁、小蝴蝶、甲虫、苍蝇——它们都在做着最司空见惯的事情：吃饭，料理家务，家庭，爱情，繁殖后代。小蝴蝶季马——米佳甚至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昆虫世界的情形同人类生活的版图完全一致。作者的观点却很难界定和理解。它并非是为了贬低人类而用昆虫来嘲讽人，也不是当“动物界是一个统一体”的观念成为一种标准时，“以昆虫为媒介”自然哲学地把人融入总的自然哲学的世界图景之中。作者对“昆虫世界”的看法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了他精巧的结构布局：主要在于，这不是具体的人及昆虫，而是二者间常常进行的互变，似乎要抹掉有机界中这两种物质实体间的区别。因此小说中妇女或者蚂蚁尼娜和她的丈夫，蚂蚁尼古拉是否建造了房屋、建立了家庭……，这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有对昆虫行为类型、个性特征的描述，完全排除了人及其精神。无论如何，有知识的蝴蝶季马——米佳是不能填补这一空白的。
以上，我们简要地考察了近两年俄罗斯文学中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和作品。当然，目前预测它今后的发展还很困难，我们只能说，俄罗斯文学正在进行的探索，以及观察这一探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她1994年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所做的报告。经作者同意，报告以中文形式首次在本刊发表。——编者注。
注释：
①ra3eTa《ceDOHHR》1993，25 иO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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