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问题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方式和制度变迁的一种概括。对中国模式分析的文献许多，但基本上都是总结性的，本文主要是从问题角度分析中国模式，并从深层次角度探讨中国模式的未来趋势。
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这是一个颇有争议问题。其基本内涵主要有：(1)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高速的增长模式。(2)中国是在转型时期(或者说是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中国奇迹”。(3)中国模式在制度性质、转轨方式上与其他转型国家(如东欧等)有较大的区别。即“北京共识”不同于所谓“华盛顿共识”。(4)“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驾驭整个社会、驾驭市场。但吴敬琏认为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优势，更不值得骄傲了(吴敬琏，2010)。
这些年来我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格局的形成与政府推动(或者主导)经济发展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讲，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表现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预经济多。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得益于政府的推动。但同时也使我国产生了“诺思悖论”，即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主要是政府推动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政府的烙印。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又主要与强有力的政府有关。
一、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寻租性
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主导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或制度不到位的缺失。目前从理论上解释中国模式的主要有比较优势战略论和地区竞争论(黄志启，赵景峰，2010)，实质上都是国家主导型的。
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挑选了错误的发展部门和行业；腐败；由于路径依赖难以停止向失败的部门或行业输送资源。在中国，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最大问题是其寻租性。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寻租的基础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如果政府又扩大权力，腐败的基础就会更加庞大(吴敬琏)。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吴敬琏，2008)。总的来说，在我国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太多，我国的企业家要把许多精力用于寻租及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积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又要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寻租方面。政府干预太多，寻租现象比较普遍，非正式经济(如非正式金融)比重较大，行政仲裁比较普遍，市场准入中配额及数量限制较多，行政性收费等。胡鞍钢从腐败的角度研究了我国非正式经济问题，根据腐败的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他将现阶段中国腐败类型分为四种：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并初步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2-16.8％之间，其中各类税收流失额最大，依次是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垄断行业租金，非法经济“黑色收入”①。
以上我们是从寻租或腐败的数量方面来判断的，其实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寻租是否严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高考后高中生填报大学专业的选择。若很多人选择工科、理科等专业，那么这个社会是偏向于寻利的；若很多人选择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那么这个社会是偏向于寻租的。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以1960年的GDP作为基数，在对全体国家的回归中，发现工程师对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律师对增长有不太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降低经济增长，而企业家活动和创新则提高了增长。如果新入学的学生中选择工程专业的人多10％，将使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会导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5％。如果选择法律专业的人多10％，也将使法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0.3％②。有人根据9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与大学生工程专业人数的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与大学生法律专业人数的比例有反相关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中生高考后以选择工科和理科的多。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大学经、管、法专业呈高速增长时期，在我国历年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中，经济管理选择的人是最多的。现在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几乎每所大学都在开办经、管、法专业。
二是大学生毕业后的择业选择。公务员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寻租现象较严重。自从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正式实行以来，全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激增。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呈现出报考人数多、录取比例低、受社会关注程度高等特点，已逐渐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考”③。虽然竞争激烈，但公务员报考人数依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如2006年国家和中央机关公务员的招考，全国总报考人数接近100万，除海关职位之外，通过审核的考生近40万，平均录取率接近1∶50，一些热门职位的录取率甚至超过了1∶1000。2007年国家公务员报考参考人数达53万多人，报考与录取的比例达到了近50∶1。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名，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97万余人大幅超过2008年的报考人数，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1。公务员热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正式收入加上非正式收入)远远超过了正式收入(卢现祥等，2009)。中国模式中的寻租性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第一，把社会精英集中到非生产性活动中来，会大大地降低竞争实力。有才能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会改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技术，带来生产效率和收入的提高。相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时，他们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或者说是一种掠夺，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这会大大地降低一国的竞争实力。
第二，把企业家引导到寻租竞争，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科技创新能力。布鲁克斯、黑吉德拉1988年设计了寻租竞争与科技竞争的动态比较模型，分析了寻租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并揭示了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寻租竞争取代科技竞争的恶果。他们认为，社会生产水平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一种竞争，这种竞争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资源。如果发生的是科技竞争，那么虽然是从较低的生产水平出发，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大大地向外扩展；然而如果发生的是寻租竞争，由于寻租只是把社会资源白白消耗于非生产性领域，对生产力发展不能起到推动作用，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将停滞。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寻租方面，那么用于寻利和科技创新的时间和精力就大大地减少。
第三，从历史上来看，寻租是导致一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兰德斯认为，人才的不同配置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法国的原因之一。在近现代，人才向寻租部门的配置也许正是大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停滞，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而寻租部分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可获得成功④。从历史上看，许多东方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国和印度都是非常发达的文明古国，但是造成中国和印度非常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寻租的支配地位，他们人口中比较有进取心的人士和精英都把寻租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⑤。中国模式中的寻租性是政府控制资源过多、管制过多及干预过多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支撑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模式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条件下保持了高速增长。从短期来看，保持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还能支撑高速增长吗？我们现在不讨论我国政治体制能否支撑高速增长的问题，而是讨论经过三十多年的增长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适用性问题。这种不适用性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建立30年时候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从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关系来看，诺思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型不仅在短期内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从长期来看，可以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演化，不断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应用，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动态模型。这个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的经济市场；其次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来界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的产权安排；第三需要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之间的协调(诺思，1998)。当前我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之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我国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还缺乏一种有效的互动机制。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问题：
1、政府有钱以后的民生问题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政府有钱以后更多的是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而没有一种民主机制让财政从建设(或生产)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民生财政。在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基本上是由上级来进行的，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主要是依据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如GDP、招商引资等)，上级的偏好会决定下级的偏好。下级要对上级负责，保增长，保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但不一定把重点放在民生和公共财政上，因为老百姓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如何让官员把民生作为决策函数的一个变量是需要从政治体制上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一个突出特点是财政支出往往受政府的目标、官员的偏好所支配。这些年我国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这些钱如何花的民主决策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所以政府如何花钱，还不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来决定，政府官员可以依靠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把钱用到自己想用的地方去。如用大量的钱去搞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如修高架、建机场等)。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民生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他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至还在减少(韦森，2005)。根据亚行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缺乏民主与法治，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3年)。在一定意义上讲，民主与法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性质。民主与法治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主要探讨民主与法治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讲，与独裁制度不同，民主政治中没有任何人有权废除产权、取缔契约和攫取资产。正是基于这种性质，民主政体中的政治领袖无权镇压反对者，也无权废除财产和契约权利。其结果是，财产和契约权利依赖于民主政体本身是否能够得到延续，而与特定领袖的任期无关⑥。从实证分析来看，从产权保护的角度对体制进行排序，持续的民主是最好的。最差的是持续期很短的民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独裁比民主的表现要好。长期持续的独裁处于中间位置，其表现好于持续较短的体制，但比持续的民主要差⑦。理论分析和历史证据都证明了一个假设，即永续的民主有利于保护产权。民主制度的形成不仅可以有利于私人财产的保护，有利于限制政府的权力，还有利于民生解决机制的建立。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是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为什么我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为什么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加了而民生没有同步有效解决？这其中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做出了多方面的探讨。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公权(包括政府和企业)没有受到制约，政府的边界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政府权力过大并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和民生问题的存在。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由于缺乏民主制约，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政府有钱后关注民生不够。缺乏法治，社会的交易成本和维稳成本会上升。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许多制度是在政治领域确定的，滞后的政治体制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那些实行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里的居民的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一般比一些独裁专制国家要平均得多。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基尼系数大致在36％，法国32.7％，德国30％，澳大利亚35.2％，日本24.9％，意大利27.3％。印度这个发展中的低收入民主国家，基尼系数这些年一直维持在37-38％之间，就连美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专制独裁国家，以及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就非常不均，且有继续恶化趋势。譬如，低收入国家中的赞比亚、尼日利亚、马里、冈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下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等国，其贫困人口比率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下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南非、巴拿马、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也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上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民主国家的各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在逐年缩小，其中，国有经济成分越低的民主国家，其地区间收入差距减少的速度则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民主机制又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过去五十多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呢？第一，中国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机制保证行政资源配置的公正、公平。第二，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现代银行体系所提供的超强资源调配能力，结果是把人为配置资源的偏差、扭曲效果放到最大，结果跟搞国有经济的初衷正好相反。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与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陈志武，2008)。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差距问题也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模式中固有的体制缺陷是这些年我国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3、我国法治化程度还比较低
在中国模式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化程度比较低，但还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些外国学者难以理解的地方。考夫曼(Kaufmann，2006)等从37个不同来源的数据库中，选取了几百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给出对各国治理状况，包括对法治水平的评分。这个法治评分度量了一国司法体系的效率、法庭的公平程度、法庭的判决以及契约的执行程度、产权的被保护程度等方面。其原始评分范围为-2.5—2.5。从1996-2005年我国法治水平评分在0.4左右。其中，我国2005年的法治水平评分在208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为124位，居于下游水平。只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治水平比中国差，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评分为0.09，排名93位⑧。
民主、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巴罗考察了1960-1990年间约10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自由选举测量民主，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即是说，“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巴罗这个分析是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并不强，但是民主，尤其是永续性民主是一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把民主与经济增长进行简单的相关分析是没有说服力的。民主更有利于解决了一些国家有了财富和收入以后如何更有效的分配问题。有效的民主体制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多数人利益的侵蚀，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好处受惠于更多的人。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而法治化则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我国在通过法律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法律约束政府方面尚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我国的官本位现象还比较严重，法律对政府的约束是软的。第二，民主与法治化往往是互动的，我国民主的相对滞后也制约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深化我国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进程。第三，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观念问题。我们现在不缺乏民主与法治化的物质条件，而是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人治的基础上。
我国法治化程度低不仅不利于政治体制有效运行，而且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都需要法治化程度水平的提高。如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腐败、制约政府官员的行为等都需要法治作为支撑。
4、国有企业的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年我们片面地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忽视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是什么？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调控职能越来越淡化，改革中国有企业带来的下岗以及投入产出的不对等，这些负面因素大大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声誉。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行为带来的高额利润大多数转化为这些企业职工的高收入、高福利。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因素。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并不仅仅是控制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更重要的是它还要为解决民生问题服务、为建立共享式增长模式服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收益大多数受益于本部门职工，其行政垄断行为产生了较大的负外部性。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通过实施限制竞争、分割市场、制定垄断价格、乱收费等各种垄断行为来获取高额利润，然后再通过分配手段将其转化为职工个人收入，导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现象。2007年我国国有重点企业及四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已达38.57亿元，为同期GDP的1.56倍，占企业注册资本的48.1％。
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国有企业亏损了让全国纳税人来买单，盈利了成为企业集团的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异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有企业，但需要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是需要我们从制度(包括法律上)去界定，国有企业的利益集团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上述四个问题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它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民生及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不断地扩大民众的参与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对政府官员权力的制约需要我们加大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力度。我们需要一个强化市场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强化自己权力的政府。中国模式不一定照搬西方的所谓民主模式，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的体制。
三、中国的环境资源能否支撑高速经济增长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上的，存在着资源过度使用、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问题。200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发布了2006年世界环境绩效排名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通过设立一系列理想目标(100％达到可饮用水标准、二氧化碳排放为0等)，继而评测了133个国家和地区与该系列标准的接近程度。EPI得分较高的地区几乎进行都来自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最高分88分(满分是100分)由新西兰获得，接下来是瑞典(87.8)和芬兰(87)。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几乎都处于最低分的第四级和第五级。中国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位。非洲大陆一片红(EPI得分较低的地区，用深红色显示)，尼日尔得分是25.7，排名最后⑨。《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5％，而当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任务非常艰巨。作为出口大国，我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快速增长，高碳经济的特征十分显著。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煤炭消费大国，国内一次性能源中，煤炭占70％，高碳化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占全球的18％，受到世界的注目。2006年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中国在许多自然资源方面达不到世界的人均占有量，我们是一个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
从制度层面讲，保护环境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管制，主要是从行政、命令及相关的政策入手，政府是主体。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主体是企业，它是相对传统的“命令-控制”而言的，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国外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已被用来处理许多环境问题：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域性烟尘问题，以及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等。
为什么我国环境保护问题显得如此突出？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模式有关。在中国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既导致了政府失灵，也导致了市场失灵。中国在环境资源问题上面临着双重失灵，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表现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否一致的问题。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及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统一，而地方政府则偏重于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远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重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对环境问题睁只眼闭只眼。为了把GDP搞上去，环境保护问题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招商引资，承接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些年我们出台了不少法规及条例，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大打折扣。我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粗放式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谈不上发展了。
市场失灵表现为，中国环境资源的最大制约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在中国难以推行。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8年对24个国家的一项调查发现，OECD支持污染者付费原则，这些国家中所使用的经济手段约有270种，平均每个国家采取了11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手段⑩。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许多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还不能有效使用，或者要等条件具备了才能采用，如排(污)放权的交易在我国还不能有效使用。另外，由于资源的国有制及对资源使用上过多的政府管制(如定价等)，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我国自然资源的国有制由于制度及管理方面的原因，许多演化成“公共地的悲剧”。
从市场入手保护环境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管制相比，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是指这样一些管制条例，即它们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作出行为决策，而不是制定明确的污染控制水平来规范企业的行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借助市场的力量”，因为如果它们被很好地设计并加以实施的话，将促成厂商和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导致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这也就是把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引入到环境保护中来，把节能减排变成企业的自觉行为。而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实现目标的手段不灵活。一般地，“命令-控制”型的管制倾向于迫使每个厂商承担同样的份额的污染控制负担，而不考虑它们的成本差异问题。这种“一刀切”式的管制提高了污染控制的成本。据对八项关于大气污染控制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杜邦公司的国内所有工厂的碳氢化合物排放来说，两种方法所费成本会有22.0倍的差距。也就是讲，“命令-控制”的方式比市场调节的方式成本要高得多。
从一些环境保护的指标及国际一些机构的评价来看，我国的资源的使用到了极限、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但是只要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入手，我国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环境资源是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
四、中国模式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差距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到位的情况下能保持高速增长。或者说，中国模式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大、腐败严重、维稳成本很高等。
成熟的市场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体系；(2)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3)发达的资本市场；(4)民主与法治。这四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从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从不同程度也涉及这四个方面的改革，但是在国家主导的情况下，这四方面的制度变迁一般是自上而下，并且进展也不平衡。民主与法治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分析了，我们重点探讨前三个问题。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平衡，其中要素市场的成长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成长(11)，并且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的程度还比较大。为什么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固然有要素市场发育的难度比产品市场发育的难度要大，前者比后者需要的制度环境更严格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要素市场的产权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展，并且政府还主导着要素市场，从而导致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政府管制来看，除了少数产品以外，大多数产品已经放开。但是在要素市场上政府的管制还比较多、政府控制的资源多。在要素市场上，政府的管制是多方面的，有的表现为国家的垄断经营，有的表现为规章制度方面的限制；有的表现为要素定价的限制；有的表现为地方政府“土政策”的限制等等。总之，我国要素市场的发展远远地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展，其深层次原因是要素市场的产权及其制度安排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展，加上政府过多的干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产品市场上与欧美国家没有什么差距了，但在要素市场上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从产权保护方面看，我国与成熟的欧美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据一项对民营企业主的调查显示，他们最关注的首选问题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产权保护不力表现为，一是资本外逃。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一些私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如有学者估计中国1997-1999年三年资本外逃规模约为53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产权保护不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民间资本投资不足，尤其是实体投资不足。有效而稳定的产权制度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现在我国不少领域是不允许或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全社会有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但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我国民间资本的实际投资远远低于其潜在投资。《亚太区财富报告》称，2009年中国富裕人士财富飙升40.4％，人数和财富位于亚太区第二，仅次于日本。此外，2009年中国富人的不动产投资由上一年的18％上升至2009年的27％，增幅居亚太之首。中国富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热衷于投资不动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其他投资渠道、货币贬值速度过快，再加上投资不动产自我保护的成本要低得多。资源类产业中有投资价值的矿产、石油、通信等行业属于国有垄断行业，囿于政策壁垒，这些民间资本根本无法介入。而一些传统行业很多已经产能过剩，投资价值寥寥。三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所谓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是指企业家们通过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来获取更多的资源或寻求保护的现象。这也是通过政治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表现。在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四是我国法治化程度还比较低。我们可以用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来量化产权保护的程度。法治化程度高，产权保护就好；反之，产权就保护不力。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市场越来越重要。现代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融资手段的资本市场，二是作为分配手段的资本市场。现代经济财富增长和分配机制是双重的，一是劳动收入的增长，二是资产性收入增长。传统社会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即劳动收入是劳动收入，资产收入是资产收入。现代经济通过资本市场、现代公司制度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分配机制不仅大大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居民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的好处。我们要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必须要藏富于民，必须要有产权明晰、契约有效实施及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市场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增长好处的一个平台。劳动者仅有工资性收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加财产性收入。在欧美国家，财产性收入占总家庭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总体财富为73万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靠过去10年资产升值累积来的。在财富结构上，房地产占家庭总财富的11％左右，剩下的主要在股权类财产上。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大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9倍。这种财富格局提高了美国社会对冲经济危机的能力(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37.34％上升到2006年的45.23％，税收占总产出的比重由1978年12.85％上升到14.16％，劳动要素收入比重由1978年49.8％下降为2006年40.61％。但在我国现在的产权制度下，资产性收入主要是由国家或企业持有，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老百姓得到很少，而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这些年我国理论界在讨论为什么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其实，这种下降是正常的，这是金融深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美国人的收入里面，40％多是财产性收入，而我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所占比只有1.8％左右，相去甚远。我国现在不仅仅是如何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而且还涉及如何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得到资产性财富升值的好处。
从财富的分布来看，我国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我们是藏富于国。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民间的，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比较而言，美国政府是藏富于民。美国那些企业、资产等等基本都是私人的，到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陈志武，2008)。所以在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仅仅增加劳动报酬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改革产权制度入手，让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收入，藏富于民，民富国强。藏富于民才是市场经济的财富观。过多地藏富于国不仅不利于财富的利用和最大化，而且还会带来风险。政府控制的资源多使资本市场带来的好处还不能惠及到更多的人，这是我国资本市场与欧美国家资本市场的差距所在。
五、结论与思考
从体制和制度层面讲，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完全的体制，它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在短期内，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可以克服体制的不足或制度的缺陷，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会逐步显现出来。如过大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维稳成本上升、寻租与腐败严重、政府投资过度等。更严重的是，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并产生路径依赖，将会大大地制约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我们需要反思中国模式，改革中国模式，完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诺思悖论”，即一国经济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国家，但是衰退或落后也与国家有关。这些年来在我国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推动(或者主导)。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体制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增长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再这样发展下去，经济社会可能进入衰退，因此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出“诺思悖论”就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指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在我国，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和体制层面对政府形成制约。既要创造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又要使私人权利不受到侵犯是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从强有力的政府转化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注释：
①胡鞍钢主编：《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④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68-69，51页。
③本文对于近几年的国家公务员报考总体情况的描述均来自人民网教育频道的即时报道。
⑤图洛克：《经济等级制、组织与生产的结构》，商务印书馆，2010年，153页。
⑥⑦克里斯托夫·克拉格主编《制度与经济发展：欠发达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与治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144，125-126页。
⑧姜磊、黄川：《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23期。
⑨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⑩斯考特·卡兰等：《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李建民，姚从容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8-119。
(1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12)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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