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美、俄三边关系的结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趋势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结构性变化的背景，是近20年来宏大国际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局部与片断。对于这一进程的认知与理解，并不是仅限于某一国、某一地区的单一判断所能够清晰地把握；也不是某一门学科、某一种理论，以及某一种主义能够全面概括的。这样一种对于较为宽广视野下多边关系的运行、前景及其影响力的判断，乃是对当下国际政治复杂现实的一种求解，也是多种理论和知识运用下的一种信息聚合。虽然，上述观察始终面临着知识和理论准备不足之下捉襟见肘的窘迫，但是，很多情况，往往不是理论和信息准备非常充分之后才能够形成较为成熟的战略和决策，而是形势逼迫着人们在相关的理论范畴形成之前，或者超越已有的陈腐见解去作出选择和破解危局。一个成长中的中国面临着太多这样需要认真研究与应对的局面。
在上述的理解之下，笔者试图通过本题的探讨来寻求对于尚在进程中的大国间关系变化的体认和把握，以作研究和观察的参考。
一 三边关系的研究为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从三边关系的视角来观察冷战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种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人们所习惯的双边关系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当人们在处理一般的双边关系时，往往受到了第三方的影响，或者是期望着对第三方产生某种影响。这里的第三方，可能指的是单独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组国家或者一个行为者群体。从常识上讲，由三方构成的事物或者过程，比起由两方面因素所构成的事物和过程，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具有持久性。因此，这种三方组成的关系结构，能够较多地体现出事物与过程的深层本质。这是本文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多边”视角的动因。就从冷战之后的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往往是双方关系非常明显地受到了第三方的影响，或者反过来，第三方的存在本身也身不由己地成为与另外两方的外交决策前提。从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一直到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样一种三边之间的互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进一步言之，自从国家形态——包括东方国家——出现以来的几千年文明史进程中，这样的三边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基本的国家间交往形态。①
本文所称的“三边关系”和一般所称的“多边关系”这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相同处在于，两者都是基于非双边关系这样一种复杂交往的形态；而不同处则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多边事务侧重于多边的、共同的集体决策或者多方协商沟通，而三边关系则是指双边关系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或者第三个角色(或者角色群体)与这一对双边关系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法德关系属于典型的双边关系，法德英关系则成为典型的三边关系，而欧盟成员国发生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的相互间关系则是典型的多边关系。
双边的、三边的、多边的这样一些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的外交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是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但是，各自又有着自己的行为特点和功能。三边关系中的客观行事逻辑，与外交家们宣布的“不涉及第三方”或者“不针对第三方”的主观政治立场的宣示是两回事。前者是指对于客观存在的外交行为过程的提炼与分析，后者乃是指特定外交活动背景之下的具体政治内容的立场表达。换言之，学术上关于三边关系问题的讨论，完全不妨碍政治上和外交上恪守“不涉及第三方”的原则立场。
冷战后的三边关系与冷战之前相比，显然具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因此，人们比较习惯于把冷战前的三方国际行为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称作“三角关系”，而不是“三边关系”。人们倾向于认为，冷战之前的这种“三角关系”具有全面的对抗性，因为其内涵有着较多的意识形态禀赋；而冷战之后的“三边关系”已经不具备这样全面的对抗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冷战使两大对抗性军事集团中至少一方已经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是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因素虽然未必消失，但也大大地减弱了对抗性的行为特性。②笔者认为，冷战后的多边过程之所以较之冷战之前较少全面的冲突对抗成分，客观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进程的出现和推进，从根本上大大减弱了为争夺资源和地理空间而激发对抗行为的可能性。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有可能通过和平的交换来实现资源和市场空间的重新配置；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危害，也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残酷现实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敛。
问题在于，像全球化这样一个客观过程的出现，并没有使国际政治中的对抗性因素全然消失。如果以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未免过于天真。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和之初，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冷战”观点，就是针对当时欧、美、俄三边关系中正在出现的紧张局势而被引申出来的。这种观念，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需要各个大国之间加强协调和合作而逃遁，相反，随着危机条件下全球化势头受到阻遏、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民族利己主义的泛滥，任何产生这种对抗性观念的基因，都可能卷土重来。
尤其是因为，当今形势下，正当人们强调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因而较多地关注新兴国家和新兴集团的成长和发展之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乃是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或超国家组合。这是当下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方面之一。这一领域中三者关系的任何消长和互动，都会对这个变动中的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本题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动因。
因此，本文力图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等各个方面来描画这一组三边关系的结构特点和变化，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
二 欧盟、美国、俄罗斯三边经济关系的结构与特点
欧盟、美国与俄罗斯三边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最具权重的方面，因此，这三方关系的变动势必对世界事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从冷战史角度追溯欧、美、俄三边关系
从冷战年代起，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以“两极体制”来形容当时的国际格局。但是，从体制发生的过程来看，事实上，国际体制的特点并非纯粹的所谓“两极体制”。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和发展历史能够证明，实际上早就存在多元化国际发展的倾向、潜能、实际的努力，以及堪称标志的一些历史性事件。比如，1952年煤钢共同体的出现，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的创立，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理解，冷战局面一结束，为什么几乎顷刻间就出现了从欧洲共同体向欧盟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就像不少欧美关系问题的专家所肯定的那样，实际上，比1992年这一时段更早就存在一个至少是美国、欧洲、俄罗斯(苏联)这三家为代表的，既是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具有自己一定的影响力范围，但又是以不同方式互相联结和互相影响的政治经济实体。③
可见，国际社会多元化发展这一历史性现象，在冷战时即已出现，后冷战时期得以迅速彰显，又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继续存在。虽然，难以以“极”名状所有在冷战时期涌现的国际实体，因为当年的欧洲共同体并没有足够的战略力量来独自抗衡苏联。但是，它在冷战时期通过长期低调的努力铺垫和稳步的体制构建，在冷战后则以大胆而激进的区域联盟方式破土而出。实际上，后来全球事务中的区域合作，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唯欧盟马首是瞻。
(二)欧、美、俄三边关系的经济结构性动因
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相似的趋势，值得关注。
从冷战刚刚结束的1992年开始，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2.81％一直下降到2011年世界经济的22％左右。即使我们不考虑从前苏联跌落至俄罗斯这样的经济规模，仅以俄罗斯独立后的1992年至2010年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变化来看，也从1992年占世界经济的4.21％下降到2010年的3.02％。④冷战结束之后的欧盟尽管经历了初创和扩展的重大变化，但是，仅从2010年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经济所占排名来看，也比1992年冷战结束、欧盟刚刚建立之时的排名明显落后。
而与此相对应的深刻而迅速的变化，乃是新兴国家出人意料的崛起，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额的上升。俄罗斯的特殊背景使得它虽然身处G8集团之中，但是却没有资格真正参与与G7成员有关的国际金融事务的宏观协调；另一方面，虽是金砖国家，但俄罗斯因在金融危机之中不同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而遭受了不少批评，甚至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将俄罗斯排除出金砖国家行列的动议。
因此，欧盟、美国、俄罗斯三方在世界经济结构中份额的同时下降，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新兴国家迅速成长的这种颇为近似的外部环境，客观上使得他们存在着相互之间需要加强协调的共识和默契。
(三)欧盟、美国、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结构
从三方内部关系来看，欧、美、俄之间的经济关系乃是一种不对称的经济关系结构。
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长期积累、较为深厚的合作基础与空间，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比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要远为成熟。从2000年到2007年，欧俄之间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两倍。2008年上半年，欧盟对俄出口从2007年同期的400亿上升至500亿欧元，从俄罗斯的进口从2007年同期的690亿欧元上升到880亿欧元。俄罗斯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名列美国和中国之后)，对俄贸易占欧盟出口总额的8％、欧盟进口总额的11％；而欧盟则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投资来源地。欧盟对俄直接投资从2004年的60亿欧元上升到2007年的171亿欧元，而俄罗斯同期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则为10亿欧元。⑤金融危机之后，欧俄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受到了冲击，但是，欧俄之间长期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发生了改变。
相形之下，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则微弱得多。虽然，在2010年美俄关系重启之后，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雪夫龙、百事公司、美铝公司、通用电器都在俄罗斯签了较大的交易合同；俄罗斯也向波音公司购买了20亿美元的八架波音777客机，这是继美国2009年向俄罗斯出售50架737客机之后的又一重大协议，但是，2010年俄罗斯在美国贸易伙伴排行榜上仅列第37位。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几天的贸易额就超过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整整一年的贸易额。⑥
进一步而言，关于欧盟、美国、俄罗斯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描述，其能源关系结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
首先，从当前世界能源结构中它们各自所占据的地位来看：欧盟拥有世界石油储藏的0.6％，美国为2.5％，俄罗斯为6.6％。欧盟分摊世界石油生产的2.9％，美国为8％，俄罗斯为12.3％。而欧盟在世界石油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为18.6％，美国为24.1％，而俄罗斯为3.3％。至于天然气，欧盟仅有1.3％的储量，美国为3.3％，俄罗斯为26.3％。欧盟的天然气开采量为世界的7.1％，美国为18.5％，俄罗斯为21.3％。就天然气消费而言，欧盟占17％，美国为22％，俄罗斯为15.1％。因此，在欧盟的需求还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俄罗斯无可避免地成为欧盟首要的依赖对象。
其次，从俄罗斯、欧盟与美国相互之间的能源关系来分析：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中的84.8％是向欧盟供应的，而欧盟消费的天然气的26.3％是来自于俄罗斯。前苏联地区向欧盟出口中的83.3％是石油，这一比重占欧盟石油总消费的38.7％。而前苏联地区向美国提供的石油仅占该国石油消费的1.79％。俄罗斯75％的出口收入直接依赖于欧洲能源市场。上述数字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在这一领域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实际上尚未形成能源合作关系。⑦
上述可见，俄罗斯相对接近于欧盟，而较为疏远于美国，在基础性的经济利益结构关系上，这一点也是能够找到根据的。
(四)对于欧、美、俄三边经济关系的深层理解
如何理解欧、美、俄三边经济交往对于其全面关系的影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认识问题。
比如，国际问题领域的经济关系对于政治与安全关系到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仍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起基础性的作用，能够直接影响到政治关系的起落；但是，另外的观点认为，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较长历史阶段中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经济关系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的描述，简单地套用于国家间相互关系中经济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不会简单地如同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那样起落不定，这是由于欧俄之间具有深厚的以长期经济合作、尤其是相当制度化的能源管道设施为依托的扎实基础。基础性的经济合作的确制约或推动着政治合作的起落。但是，为什么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这样深厚的基础，却难以推动欧俄关系大步前进，甚至还会倒退、停滞不前，有时还不如俄美关系能够得到一时的明显突破。由此看来，反倒应该认为是美俄高层之间政治关系的接近才引发了经济合作关系的提升。
冷战结束后的这20年来，若以新世纪为界对其前后十年作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可以发现欧、美、俄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表现出很不相同的面貌，而且，远远超出实体经济交换的物质性层面，并具有相当丰富与复杂的思想与政治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时间，是欧美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挥巨大作用的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路径基本上是依附于欧美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新世纪之后，随着世界能源市场的行情变化，俄罗斯的经济格局也逐渐改变，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转型”阶段，旨在克服前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弊端和“体制陷阱”，使得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重新得到凸显，俄罗斯由此逐渐改变了原来依从于西方体系的格局；同时，政治因素越来越明显地作用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先是2003年俄罗斯与法德联手，共同抗拒美国挑起的伊拉克战争，之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国家又一次起来联手“造反”，反对以美元独霸天下却又不能够担当道义责任的现行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
俄罗斯先是力图摆脱对于西方经济体制的过度依赖，然后是寻求与欧洲的紧密合作以避免被动状态，同时，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危机状态之下的突破来获得发展。欧、美、俄三方近20年相互关系发展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状态是实际影响它们之间交往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另一方面，与实际依存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三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诉求，以及对于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尤其是后者有时会更加直接地影响相互关系的走势。
20年来，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相互之间的亲疏分合，鲜明地体现了冷战之后一个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三 欧盟、美国与俄罗斯三边政治关系的背景、逻辑与局限
欧、美、俄关系是当今大国关系中的一组重要关系，亦是冷战后最为独特的一组政治关系。从20年这组大国关系的进程来看，大体表现出这样几种结构性的趋势：其一，从全球层面来看，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新兴国家经济与政治地位上升的势头，伴随着传统大国政治影响的低落，深刻影响了国际格局的走势；其二，西方核心国家关系中，特别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既维持结盟、又逐渐疏离的过程具有深刻意义，使得西方间联盟关系表现出某种松弛；其三，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相对接近与稳定，而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相对疏远和起落，显现出三者关系结构的不均衡性；其四，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周期性波动，有着深刻的国内体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一)“北回归线共同体”政治理念的失而复起
大约在20年前，也即戈尔巴乔夫执政中期，开始提出自里斯本到温哥华的“北回归圈的民主共同体”的思想，⑧戈尔巴乔夫希望在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发展与欧洲、美国、包括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取得它们对于国内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同时保持苏联的大国地位。这一想法实际上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自然消退。之后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俄罗斯被吸纳进了西方七国集团，使之变成了G8。虽然，在国际金融事务的大国协调中，俄罗斯并没有享受任何实质性的否决权力，但是，加入G8至少对于俄罗斯人的大国情怀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满足。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世纪十年之后，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所大力推动的俄罗斯回归“欧洲-北大西洋共同体”的过程非常接近于戈尔巴乔夫当年的观念。
问题在于，当下俄罗斯重新接近“欧洲-北大西洋共同体”的过程与20年前苏联晚期的内外环境大相径庭。冷战后的蜜月早已过去。十多年艰难转型中的种种失落和不满很容易被归诸为“西方的插手”所造成的后果，俄罗斯民意和对于西方的认知变化，客观上为今后可能的改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程设下了障碍；而另一方面，西方对于俄罗斯日益艰难的转型，正逐渐失去耐心，“和平红利”的消耗殆尽也使得西方面对日益增加的国内困难，再也不容许对昔日的对手作出更多的让步。尤其是美俄之间关系的重启，虽然具有一些标志性的改善，但是更多地被看成是处于金融危机共同条件下共渡难关的权宜之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回归圈共同体”的设想在有限领域出现合作的同时，可能会仅限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政治气氛的改善。
(二)来自意识形态的内在激励与欧、美、俄三边关系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与经济、政治形势等客观外在环境相比，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作为内在的激励因素，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外交在延续实用主义的行为风格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与生俱来的鲜明的意识形态目标。这不仅是指把维护国家安全与威望始终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理念相挂钩，而且，“推广自由民主”依然被纳入美国对外战略的手段与目标之一。
欧盟外交同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哈贝马斯对此所做的区别是，欧洲国家推行的是一种“基于法律的世界主义的民主”。哈贝马斯批评美国：“在对于人权政治的理解上，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表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美国推进全球范围内对于人权的实施，是作为一个在实力政治前提下追求此目标的世界强国的民族使命来进行的。欧盟的多数政府，则把人权政治理解为一项把国际关系加以彻底法律化的事业，而这项事业，今天已经改变了实力政治的各种参数”。在哈贝马斯看来，美欧各自的外推式民主之间的区别是：是从世界主义的多元立场出发，还是从等级制的、帝国式的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民主的推广是在相互对话过程中形成，还是在自恋式的独白中派送；民主的接受是基于法律，还是基于强权。他认为，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是把原先不太清晰的一种政治文化变为一种指导国家对外政治与战略行为的清晰的意识形态。⑨
如果说，美国式意识形态中的“自由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欧洲式意识形态中的“基于法律的世界主义”倾向还是存在的话，那么俄罗斯意识形态也以“主权民主”论表现出了自己的突出特点。
普京在与瓦尔代国际会议⑩代表座谈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主权民主”理论还是一个在探讨中的概念，“主权”是指对外，而“民主”是指对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普京表示：一方面，“除去民主和多党制以外，没有其他可以稳定国家的手段。我们不能把俄罗斯的将来，把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命运跟一个人或是一个小集团连在一起”。同时，普京又强调“我们不会自造一种土酿的克瓦斯式的民主”。但是，“道路并不平坦，需要时间，也取决于前提和条件”。(11)这里，普京强调的是，俄罗斯不会去强调“俄国特色的民主”，但是，何时何地、如何执行民主，这需要根据本国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看来是使民主走向有序，但在西方批评家眼中成为民主倒退的把柄。
这几种不同治国理念与意识形态状况，实际上是与外交政策的取向相匹配的。新世纪之初，普京努力接近西方的战略未获成功，紧接着就是2003年之后内部的“尤格斯事件”和外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04年相继而来的“颜色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俄国特色的“主权民主”理论自然有了发展的时机与土壤。
小布什政府则继承了把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广民主”相结合的传统。因此，2004-2005年“颜色革命”的发生，自然成了美国与俄罗斯关系走向紧张的原因。至于欧盟，无论在“推进民主”这方面，还是在“颜色革命”中，为缓和欧亚地区的尖锐形势，在各方之间多次发挥了中间人的调节作用。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一样的是，布鲁塞尔总归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做法和理念始终与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中，法国、意大利等国主张军事卷入的态度，看似一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整个欧盟的行动。对于欧盟的正式对外行动而言，仅限于对于人道主义物资输送管道的保护。此外，欧盟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德国按兵不动。因此，还很难说是整个欧盟的外交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其说是欧盟意识形态的改变，还不如说是某些欧洲国家更多考虑了切身相关的利益。长期以来，法国等国一直把欧盟向北非、中东等地中海地区的扩张看得远高于欧盟向中东欧、东南欧等地的扩展。2007年法国牵头推出的“地中海计划”就是出于这一动因。毕竟法国、意大利等国对于当地的能源等资源以及政治稳定和合作的需求远大于其他欧盟国家。因此，无论是法国的出头，还是德国的收敛，总的来说，欧洲国家一时一地的显露头角，与奥巴马表面上半推半就，实际上还是企图主导整个中东、北非走势的意图相比，欧盟的声势还是远逊于美国式的全球霸权态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美国的张扬、欧盟的谨慎、俄罗斯的力图独树一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是各自伸展、同时也是在一个互相借重的氛围下向前推进。
(三)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实力、空间与制度创新
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还有政治文化，它在三边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外交上，政治文化因素往往是通过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聚合，在一个较短的瞬间以各种定性或者不定性的方式加以体现的。(12)
就美国而言，“实力”无疑是其对外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因素。无论是从军事战略实力、资源与经济能量，还是从思想与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包括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这几方面来看，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以其优秀的人力资源为基础，以自由主义加实用主义理念为武器，以强劲的战略和科技实力为其核心竞争力，还包括在战略上老练的调整与适应能力，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了充分准备。包括理论家暨战略家约瑟夫·奈提出的“巧实力”和“软实力”，也都是为美国的“实力”为先导的政治文化作掩护。任何期望美国实力会在一个短时期内迅速消退的估计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与美国实力为先的政治文化略有不同，欧盟的生命力在于它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推陈出新的制度性创造。甚至有专家认为，这种似“帝国”又非“帝国”的现象，也即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吸纳、接受与聚合；不是靠强迫，而是靠规范与组织；不是靠大一统，而是靠“区域核心”与各国主权同时存在的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欧盟既有连绵不断的生存自救能力，而且其制度建设的发散能力将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伴随国际发展的始终。欧盟的优势恰好就在于被称作“制度创新”的能力。
而俄罗斯的力量则来自于其所独有的广大的地域空间。这种无可比拟的自然历史财产给予了俄国人寻求发展和安全自保的无限生机。这样一种自然空间在制度创设上使其可以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不同谱段上进行多样化的创造；这样一种自然赐予，又使得俄罗斯能够在战略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回旋余地，当年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打进了俄罗斯之后，最终不得不狼狈逃窜的结果就是明证；此外，还包括在这辽阔土地上世代耕耘积累起来的特殊的人文心理潜能等，上述种种“地缘空间”因素使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在惨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的“实力”、欧盟的“制度”和俄罗斯的“地缘空间”不光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已经成为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化，使之自存于当今世界，并且在欧盟、美国、俄罗斯的相互关系中忽隐忽现地顽强表现自己。
(四)欧、美、俄关系中的周期现象及其国内政治背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20多年也即冷战结束前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关系有过多次改善，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俄罗斯与西方调整关系的结果总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在这里，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以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发展逻辑值得人们引起注意，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崩坏或疏离。(13)
戈尔巴乔夫改革显然是20年来俄罗斯接近西方的一个开端，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的“求助不成、反被抛弃”，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这是第一个轮回。叶利钦开始执政时，以内政与外交向西方“一边倒”为起点，但是激进政策所引起的是政局不稳、民怨沸腾，乃至于最终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这是第二个轮回。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时，明显地以回归欧洲为起点，包括在2001年“9·11”事件中给予美国前所未有的帮助，但是，到了他执政的末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相当低落的态势，2008年8月初爆发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更是俄罗斯与欧美关系恶化的铁证。这是第三个轮回。梅德韦杰夫接任以来，显然又一次以“重启”与美国的关系为起点，但是，待他刚刚访问美国归来，却又传来美国抓捕俄罗斯间谍的消息，可以说，等不到第四个轮回展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已经出现芥蒂。
与上述历史现象相关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是：20多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发展的逻辑与国家内部政治有何关系呢？
与上述逻辑伴随始终的是俄罗斯内部政治的演变进程，即几乎每一任俄罗斯政治领袖在其执政之初，都是以相对宽松的施政风格登上政治舞台，而到其末了，总归是多多少少地走向了权力的相对集中。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改革为启端，但是几年之后，便走向了由他一人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的局面。尔后的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而出现，但到他执政晚年，便已出现了“家族政治”和寡头尾大不掉的局面。普京总统执政初年的宽容和励精图治，使得俄罗斯得以重归大国的行列，但是，八年执政的后期受到了来自西方对于其国内政治“集权化”的尖锐批评。梅德韦杰夫能否改变这样的“先宽松后集权”的惯性，还有待观察。
换言之，上述连续几个轮回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由好转坏，是与相应的俄罗斯内部政治结构“先民主、后集权”的反复重现相匹配的。进一步说，只要俄罗斯内部政治中这一现象重复出现，那么，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就始终是一个难以稳定实现的目标。
虽然，本轮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出现了不少新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双方都无力再回到“新冷战”的对抗态势；新兴国家的挑战，反而使得作为半个西方国家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有了一层新的接近。《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但是，上述历史逻辑告诉人们：俄罗斯与西方的再一次接近，依然可能会受到上述惯性的限制。
四 欧盟、美国、俄罗斯三边安全关系的发展空间
当今世界战略格局中，欧、美、俄各自的安全战略以及由此构成的安全结构，对全球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下文从安全力量对比、安全力量结构、安全合作的焦点等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欧、美、俄之间的安全关系。
(一)欧、美、俄安全力量对比变化
对于这一组三边关系的观察，安全力量的对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从目前欧盟、美国、俄罗斯三方军费开支的情况来看，美国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2010年除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开支，美国的军费还是高于5000多亿美元。“美国《市场观察》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北约其它所有成员国总和的两倍多，而2000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7倍。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俄罗斯的17倍，而2000年这组数据分别只有六倍和七倍”。(14)
国防开支费用的客观存在又是如何反作用于未来军事竞争的态势呢？英国欧盟问题专家埃米尔·基希纳博士曾经就世界主要国家有关安全战略的问题作过一项很有意思的实证研究，他总结的俄美欧三方各自对于军事财政开支的主观评价如下：
从三方对于各自军备开支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不满意度最高，欧盟次之，美国满意度最高。换言之，俄罗斯最有意愿改变自身军备水平，欧盟居中，而美国最无意愿。这一态势到了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得到证实。出于危机以及巨大财政赤字的压力，美国不得不承认对于巨大的军费开支无法承受，并表示将有所削减。欧盟在面临尖锐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局面下，同样是无力抬升军费支出。但是，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
2010年底普京宣布，准备在今后十年将其军费开支提到20万亿卢布的水平。(15)这一数字意味着今后十年中，俄罗斯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700多亿美元的水平。这一数字虽然与美国、包括欧盟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俄罗斯的安全能力。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否实现？尚无定论。但是，俄罗斯准备大力发展国防建设的意向，至少意味着一个更加具有抗争能力的多元世界的出现。
(二)欧、美、俄三边安全关系结构的变动
欧盟、美国、俄罗斯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安全关系。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三方之间的安全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俄罗斯显示了愿意向西方倾斜的对外选择之后，欧、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迅速接近并大体均衡。但是，随着90年代中期俄罗斯内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俄罗斯对西方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可以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俄罗斯与欧美相互合作的态度，双方开始出现对抗，几乎爆发一场地区战争。新世纪之后，形势峰回路转。“9·11”事件的爆发一度使欧、美、俄之间出现合作反恐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又成了三边关系转变的焦点。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与德国、法国站在一起坚决反战的态度，使得俄欧相互接近、而与美疏远的格局清晰地表现出来。尔后在2003年-2005年的“颜色革命”中，虽然欧盟原则上站在美国一边，但是，欧洲国家对于推动这场“革命”的姿态，也不如美国那样的不顾一切，而表现得更为节制。2006年之后，相继发生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的天然气争端，尤其是2008年发生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中，欧盟更是明显地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不如美国那样断然与俄罗斯作对，全面支持格鲁吉亚。一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法国、德国又一次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批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制。2011年俄罗斯、法国、德国三国元首的“多维尔会见”再现了伊拉克战争中三驾马车格局。
新世纪的10年里，虽有2001年“9·11”事件后美俄之间的接近，以及10年之后美俄关系的“重启”，但是，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是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相对比较接近，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则相对比较冷淡。换言之，在一般情况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大体能够平稳推进，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则要借助于危机局势才能得以更新。比如，在“9·11”事件、金融危机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美俄关系才有所突破。这也许是近十多年来三边关系呈现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色。
(三)欧、美、俄三边关系的关键：北约与反导之争
从新世纪的格局看，欧、美、俄这一组三边关系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北约在内的欧洲安全新构架。
早在2010年9月的瓦尔代会议上，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抛出的一个方案的题目就是《与欧洲结盟》。10月，梅德韦杰夫在赴法国多维尔参加俄、德、法三边会议之前，总统的外交事务助手普里霍季科说：“推动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是我方首要任务”。(16)事实上，梅德韦杰夫2009年11月就提出了新欧洲安全条约草案，谋求在北美、欧洲和中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政治军事安全空间。俄罗斯这一提议，意在改变北约独大的欧洲安全框架，重塑欧洲战略平衡，特别是寄希望于俄罗斯能够在欧洲安全战略合作的平台上，与当年的冷战对手平起平坐。俄罗斯方面有关重塑欧洲安全构架的设想中，多次涉及中国，包括提到希望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泛欧安全框架。
虽然，北约成员国对此反应冷淡，但是，2010年5月出台的一份由美国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牵头的相关报告认为，北约目前的战略过时，如果找不到新的存在方式，北约将因无用而不复存在。也有信息表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绕过北约、在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通过一个新的国际条约达成军事平衡颇感兴趣。
可见，对于未来的欧洲安全构架，俄罗斯、欧盟与美国都各有盘算。俄罗斯希望通过一个类似于欧安会式的泛欧机构，使自己能够像当年冷战时期那样，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美国平等地掌控欧洲安全命运，并通过接近欧洲，疏离美国和欧洲在对俄事务上的合作。
欧盟在自己尚不具备独立安全力量的情况下，既希望借助于美国，运用北约资源应对地区和全球危机，但是，又不希望北约完全被美国主导，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人质。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上，欧洲出于对安全问题这样的心腹之患的深刻担忧，准备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也希望在反导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的对峙不至于危及欧洲。
美国在冷战后欧洲“和平红利”已经消耗殆尽的背景下，一方面希望欧洲能够更多分担欧洲防务(如应对利比亚危机)，把一线危机冲突推给欧洲国家解决，但另一方而，又深深担心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挤压，极力阻遏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接近，包括上述欧盟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合作谈判，也受到了美方的直接阻挠。
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在反导问题上的合作，是上述三边关系中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略合作继冷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北约接近时期，双方在战略武器问题上的合作与妥协，是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又反对防御性战略武器。到了新世纪，也即普京执政初期，尽管当时俄罗斯非常希望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且趁“9·11”事件爆发之机，给予美国非常有力的实质性支持。但是，这丝毫不能阻止美国在2002年断然退出美苏在1972年签订的《反导条约》。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自认为它的实力足以抛开一切合作者，在发展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然而，近十年之后，俄罗斯与北约能够在反导问题上再次表明合作态度，预示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美俄之间在冷战之后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挂钩的问题上，还没有先例可循。从表面上看，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所提出的“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安全方面同舟共济”的设想是大胆的，其中关于设立“同一个安全架构会成为政治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表明俄罗斯已经正式成为欧洲-大西洋大家庭的一员”的表态，对于俄罗斯方面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俄罗斯方面，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反导问题上的各种合作建议，比如，2007年6月普京提出，通过阿塞拜疆加巴拉雷达站向北约提供有关伊朗开发导弹情况的信息，以换取美国冻结在波兰和捷克的部署计划；2007年7月美俄峰会上，普京又提出，美国可以使用刚刚完工的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距离伊朗南部700公里的弹道导弹防御雷达；倡议建立北约和俄罗斯联合应对的、泛欧洲的大规模导弹防御架构，以及在莫斯科(以及布鲁塞尔)设立联合数据交换中心等；包括2008年索契美俄峰会上普京还提出要对反导系统进行“平等的民主管理”。这一次俄方人员坚持提出：“俄罗斯参加的一项关键的条件就是它全面参与任何预警和防务系统的一体化——不仅提供数据资料，而且实际参与决策和系统的操作”。这里的“全面参与”包括了在中东欧地区的反导部署。(17)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以及北约的欧洲伙伴，谁都不愿意让俄罗斯在反导问题上享有潜在的否决权。(18)
笔者认为，在不具备任何政治共识，而且在发展战区反导系统问题上都没有先前合作经验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俄罗斯愿意提供的加巴拉雷达站改造成双方共同的预警系统。这一系统的数据对于北约方面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有了，则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这是未来几年俄罗斯与北约在反导问题上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状况。而这还远未涉及中东欧地区的反导系统部署问题，而后者才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安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19)
冷战后的欧盟、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关系乃是一个由各种结构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既包含了文化、意识形态等观念性因素，也有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物质性力量的交往和抗衡。
这一组三边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相互之间正在重新出现接近与合作的态势，并已经取得了若干值得关注的进展。但是，这一进展态势又受到了这组三边关系内部结构的制约，即欧盟、美国、俄罗斯三家在新形势下各自诉求的差异，与此同时，这三方相互之间如同万花筒般的分化组合又在深刻影响着世界事务的发展。
更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欧、美、俄三边关系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个愈益多元化的世界正在加速形成，它与当下依然推进的全球化过程相辅相成。这为未来中国的外交设定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注释：
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少著作并没有将东方古代国家列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实际上，就古代东方国家间关系而言，无论是其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还是其对外交往文化，包括三边关系的丰富实践都应该纳入一般国际关系历史的考察对象中。
②Jan Hallenberg and H
kan Karlsson eds.,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Routledge,2006,"Preface","Chapter One".
③[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④Sergei Karaganov et al.,"The U.S.-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Reset》:Building a New Agenda.A View from Russia",2011,http://vid-1.rian.ru/ig/valdai/US-Russia%20relations_eng.pdf.
⑤尚军：“数据显示欧俄关系紧张未影响双边贸易增长”，新华网，2008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1/12/content_10345588.htm。
⑥Joseph R.Biden,"The Next Steps in the U.S.-Russia Rese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4,2011.
⑦能源数据参见Тома Гомар：Европа，Россия，США：новые величины старого уравнения“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2008.
⑧[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
⑨童世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哈贝马斯对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理论讨论会”会议论文，2003年12月5-6日，上海。
⑩类似于我国的博鳌论坛，但规模较小，而偏重于各国国际事务专家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之间的交流。自2004年起，瓦尔代国际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每次普京都会用半天时间宴请到会代表并与之作深度交谈。
(11)普京：“与‘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上的发言”，《普京文集(2002-200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页。
(12)有关欧盟、美国、俄罗斯三边关系中政治文化因素的进一步论述，参见冯绍雷等：《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
(13)进一步的论述，可参见冯绍雷：“俄罗斯转型的路径依赖”，《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14)“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人民网，2011年4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4484471.html。
(15)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5/c_12881731.htm.
(16)Sergei Karaganov,"Towards a Union of Europe",Analytic Report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February 2011; София Сарджвеладзе,Игорь Крючков:НАТО хочет вернутъ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28,октября,2010,"Газета",София Сарджвеладзе,Игорь Крючков.
(17)Richard Weitz,"Illusive Visions and Practical Realities:Russia,NATO and Missile Defence",Survival,Vol.52,No.4,2010.
(18)Юрий гаврилов,Ракеты под общим присмотром,"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010.11.23.
(19)Anders Fogh Rasmussen,"NATO Needs a Missile Defence",New York Times,October 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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