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用“现实主义回潮”的命题——先解决创作方向问题，即为谁说话问题，现实主义问题以后再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命题论文,为谁论文,说话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理的《不敢苟同“回潮”论》（《文艺报》1997年4月1日）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它的发表，对于深入研讨小说创作的现状具有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也来谈一点意见。
以梁晓声、谈歌、刘醒龙、张黎明等小说家为代表的创作倾向，为日见颓靡的小说界带来了蓬勃的生机。而今，这种倾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自觉选择，文学大河涌动起一股小说创作的新浪潮。怎样来描述这一文学现象呢？去年5月，我在写作《小说改革的先声》（见《文艺报》1996年7月26日）时，也曾考虑过是否使用“现实主义回潮”之类的命题，最后决定不用，而参照文学史上的相似现象（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散文革新运动）使用了“小说改革运动”的命题。
其原因如下：
一、这一场小说改革运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创作方法的范围。它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主体观、审美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轴心原则则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说话的方式难道就现实主义一种吗？浪漫主义行不行？也行。现代主义行不行？我看也行。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卡夫卡的《变形记》、尤金·奥尼尔的《毛猿》、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都可以说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他们的创作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为什么不可以在经过改造以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呢？不妨研究一下张黎明的小说。她的那种反映方式、情感方式以及文本方式，都有现代主义的味道。谈歌的小说也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如果用现实主义来把这场运动套住，一方面贬低了它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广阔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市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人为的束缚，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曾罢黜各家，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果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样的历史教训应当为我们所牢牢记取。
二、从历史上看，现实主义是一个被弄得相当混乱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掺和在一起。例如莎士比亚，就是一个执著的人文主义者。尽管人文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对冲击封建教会统治也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它作为一张改造当时社会蓝图，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性，只能说是一种美妙的空想。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现实主义（尽管当时还未出现这个概念）思想基础的人文主义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莎士比亚在创作的后期陷于极度的悲观绝望，甚至写出了像《雅典的泰门》那样愤世嫉俗的剧作。后来，现实主义又与抽象的人道主义（由人文主义的反对基督教神学走向与基督教神学融合）掺和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当时俄国的老百姓如果遵从他的那一套人道主义主张，靠“毋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之类来讨生活，非但什么也讨不到，反而还会陷入更为悲苦的境地。
为了纠正现实主义的这些缺陷，苏联继承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宝贵思想，总结革命时期的文艺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个概念确实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而被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在这个创作方法的规定、指引下，广大苏维埃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赢得了荣誉。但是，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也出现了相当一批瞒和骗的作品。至于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则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文艺经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一总的精神指引下，这个创作方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出现了《平原三部曲》、《一代风流》、《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具有永久魅力的作品。和苏联一样，由于“左”的思潮的存在，这种正确的创作方法也难以逃脱被扭曲的命运，由于图解政治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不断滋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文艺。进入新时期以后，对于“左”的错误进行了清算，这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现在来看，这种清算既缺少深度又缺少理性。所谓缺少深度，就是对于“左”的东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缺少深入的挖掘，尤其是思想根源。举例说，在极左思潮风行时期，为什么有的作家概念化，有的作家就不概念化呢？谁研究过这个问题？这类的深层次问题不解决，清理“左”的错误又怎么能够深入？所谓缺少理性，就是情绪化，一些人出于对“左”的痛恨，就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连同一些在老百姓中有着深厚基础的优秀革命文艺传统也一起否定了。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此后，小说界不再提革命现实主义（当然，在很多是非还没有弄清之前，我也不主张急于重提这个口号），而以笼统的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就造成了新一轮的思想混乱。其主要标志是，并不现实的抽象人道主义重新与现实主义搅和在一起。我无意否定新时期前期的小说创作，但是在当时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中，确有相当一部分宣扬抽象人道主义的作品。相对于托尔斯泰们来说，这种人道主义又是历史上的一种倒退。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的那一套人道主义不灵，不能帮俄国老百姓的任何忙，但是他心里是真诚地惦记着俄国老百姓的，是真诚地想救俄国老百姓于水火的。我们的某些人道主义作家又如何呢？他们的人道主义里边有老百姓的位置么？不错，他们是用人道主义反对“左”的罪行，但是是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那个小圈子反对的，与老百姓的反对完全是两回事。老百姓要谋取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要谋取的是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这恰如前面有一堆障碍物，西来的车要冲破它，东来的车也要冲破它，冲破以后依旧是各奔东西，并不因为共同冲破这个障碍而走在一条道上。
问题非常明显，如果现在我们使用“现实主义回潮”之类的命题，就有可能造成新的思想上的混乱，不但对这场运动毫无补益，还有将它引向邪路的危险。所以我主张，先解决创作方向问题，即为谁说话的问题，现实主义的问题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