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当代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5-0114-05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属于断代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它拥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因此，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我倾向于把它作为当代史来处理。
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当代史研究日趋繁荣。20多年来当代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出版了大批当代史料。这些史料有几种类型。一是综合性文献和档案史料。比如，199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全6卷），收录了1949年至1995年间的大量史料。比如，1992年至199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书20册约744万字）、1982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下册计79万字）、1986年至1988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88.5万字）、1991年至1993年出版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106.3万字）、1996年至1999年出版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155万字）、2000年至2001年出版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册计104万字）等。二是个人文集类资料。比如，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1987年至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全书11册约465万字），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全8卷，6卷至8卷为当代）、《刘少奇选集》（上下册，下册为当代）、《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周恩来选集》（上下册，下册为当代）、《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3册）、《陈云文选》、《张闻天选集》、《薄一波文选》、《叶剑英选集》、《万里文选》、《邓子恢文集》、《陆定一文集》、《胡乔木文集》、《杨献珍文集》、《储安平文集》（上下册）、《顾准文集》等。三是专题资料。比如，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计19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5册）、财政部办公室组织编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起分类分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物价出版社等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等。四是回忆录。比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我为刘少奇当秘书》、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吴冷西《忆毛主席》、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薛暮桥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童小鹏《风雨四十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缅怀毛泽东》（上下册）、《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缅怀彭真》、《点点记忆》、张宁《自己写自己》、《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历史在这里沉思》（3卷）等。
第二，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研究成果。据王秀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论著目录索引》一书录自国内800余种报纸、学报、期刊、丛刊、通讯、研究资料的统计，1949年10月至1992年底已发表的文章、论文、著作和资料就有20000余种，其中著作和资料性的小册子3300多种。当代史研究真正繁荣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长期实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兴起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主要成果的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相继成立。1978年以来，《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党史资料通讯》、《文献和研究》等刊物先后出版。1982年，中共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立项，1990年创办了以专门研究当代史为职责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革十年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当代史（《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荡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标志着学术界开始努力把当代史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据1995年编就、次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一书分析，对1949年以后的党史研究已经在45个专题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据介绍，截止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150卷（208册）已经出齐。合计9500多万字，30100多幅图片，署名人员8000多人。1999年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当代经济史著作。199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现已完成前4卷。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百县调查》、《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百家乡镇企业调查》、《百强村调查》等书也正在编撰之中。人物研究方面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大事本末》、《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一生》、《陈毅传》、《徐向前传》、《罗荣桓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叶剑英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江青传》等。198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前后，出了一批专题性的著作。比如，《更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1976-1981年的中国》、《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交锋：中国当代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知青备忘录》等等。现在，每年均有上百篇当代史论文发表，国内数十所高校开设了当代史的课程或者讲座。
第三，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当代史著作。比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美国特使在中国》、《江青全传》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史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
应当看到，当前已经具备了许多进一步推进当代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第一，经历了最近20多年的反思，左倾教条主义的观念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不仅证明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评价，而且由于《决议》发表以来的深刻的政治变动和经济转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体验，提高了人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能力，引导各阶层群众对当代社会变迁的普遍认识继续前进。这不仅有助于形成适合研究者深入反思的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也有利于造成对当代史著作的巨大的时代需求。
第二，“文革”结束以来，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学术更生期。历史学逐步从左倾意识形态工具的困境中挣脱出来，逐步地经受了市场经济的考验，逐步地实现了学术队伍的更新换代，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日益恢复和发扬。
第三，随着对外开放和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自我封闭的学术机制已经打破。我们已经能够及时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借鉴和吸取西方学者的长处，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第四，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一个规范的管理、公开和利用档案的制度正在形成。各级档案馆都在努力改善条件，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变长期保管的死档案为有利于历史研究，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繁荣文化的活财富。这样，就为研究人员充分利用档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第五，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加快、政治透明度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当代历史资料的生产和面世的周期大大缩短，使当代史成为信息资源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除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回忆录、个人文集等基本资料外，目前，正有以下几类资料不断地大量涌现出来：1.新编志书。8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建立了地方志办公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编修方志的工作，至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据报道，截止2002年7月，全国已编辑出版志书12000多种，其中省、市、县志5000多种，其他志书7000多种。这些志书，有些是在旧志的基础上增修或重修，增加了当代内容；有的在全书中专设当代分卷，有的完全以当代内容成书。2.各种年鉴资料。8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行业非常注意编辑出版年鉴，现有年鉴包括地方省、市、县年鉴；部门年鉴，如统计年鉴、教育年鉴、交通年鉴、财政年鉴、税务年鉴、科技年鉴、经济年鉴、农村统计年鉴；学术年鉴，如社会学年鉴、历史学年鉴，等等。据检索，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当代年鉴就有5700多种。3.各种政府公报、白皮书、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统计资料。比如，每年各级人代会交付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两院工作报告；各级党的纪检会议公布的纪委工作报告；定期组织的工业普查资料、农业普查资料、人口普查资料；各种会议资料；各种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资料，等等。4.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专题丛书。比如，1996年出版的国务院研究中心报告选《中国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90年代初以来每年发表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99年）、《成长的经验——中国绩优大企业案例研究》、《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高校、研究机关、个人撰写出版的类似报告等等。5.各级机关、部门编辑出版的或编印成册的各种文件、政策、法规汇编资料。6.国外资料，包括国外政要、名人、专家、学者的回忆、著述；已经开放或出版的档案或其他资料；新闻报道等等。7.各类民间素材，包括一切保存在企事业单位、部门或散落在民间的书籍、传单、报表、账册、日记、信件、单据、图表、报告、规章、其他文字材料以及一切不见于文字的事实。这一切说明，当代史资料的丰富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第六，由于学位教育制度的恢复，一批又一批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将加入研究队伍，尤其是许多博士生将选择当代史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其中将会出现一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突破性成果。这次与本文一同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另外两篇当代史的文章，就是我的两位博士生经反复分析史料，反复修改提纲，反复修改文稿的研究成果。
第七，信息技术的革命，大大改善了研究条件。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的信息革命飞速发展。据统计，截止2001年6月30日，我国约有上网计算机1002万台，CN下注册域名总数128362个，其中.GOV.CN为5181个，WWW.站点数（包括.CN、.COM、.NET、.ORG下的网站）约242739个。我国国际线路的总容量为3257M，连接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1999年1月，由中国电信、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的“政府上网工程启动大会”在京召开。9月，在天津召开的“99国家信息化论坛”正式提出了《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工程五年规划》。属于这个规划的知识资源系统包括《期刊全文数据库》、《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报纸数据库》、《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等，目前期刊论文数据库已收集国内5400多种期刊，900万篇全文文献。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收集国内400多个博士点的2000多篇论文，报纸数据库包括600多种报纸150多万篇文章，会议论文数据库包括6000多个协会、学会、研究会每年大约5000本论文集。信息革命使历史学研究人员与外界的联系更快捷，接受外界的信息更灵敏；摆脱了手工书写和修改文稿的重复抄写，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和文稿的快速传输；随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外界也随时能够检阅自己的研究成果；检索文献成了在自己家中或者办公室就能够进行的十分方便的事情；文稿保存更简单，也许毕生手稿只要储存在几只小小的软盘里；研究活动中的一些统计分析可以借助于计算机完成。信息革命带动了历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上述七个方面的条件，提供了进一步繁荣当代史研究的难得机遇。
为了推动当代史研究，需要在提高研究水平方面下工夫。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当代史和党史的关系。当代史和党史（当代党史）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事实上，建国以后的党史和当代史有重合的地方，学术上它们也有互补性。但是，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比如，党史虽然需要以社会变革的宏大场合为分析背景，但是它只能以党的发展历程为叙事框架，而当代史则必须完整地再现当代生活的全貌；比如，党史研究当然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党的活动与当代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党史研究就不能不具有比较强的时政性，而当代史研究则应当与现实生活的某种要求保持一定距离，力求避免时政性；比如，党史也包含或者涉及全党包括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但是党史研究常常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在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上，而当代史研究则必须时刻注意避免以领袖人物的研究代替对历史的完整解释，等等。多年来，经过广大党史研究人员的努力，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日益加强，但是，无论党史研究还是当代史研究，都应该继续克服那些受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毒害养成的陈旧党史意识、泛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情结。在当代史研究方面，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强调政治性，强调作者存在一个政治立场问题，甚至还有人考虑是否需要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这是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的。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从来很难说清楚，当代发生的事情本来无法切断和政治的联系，研究这些事件自然也可能发生一些超出学术范围的影响。假如动不动就和作者的政治立场挂钩，那么，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那种不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把历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灌输政治说教，以迎合狭隘需要的结论代替科学分析，到处设置禁区，以解释当前政策为出发点的历史功利主义，动辄戴帽子打棍子等等错误态度和方法，与当代史的科学性都是根本不相容的。
第二，培育当代史的科学理念。当代史研究应当把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放在第一位。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说会不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不需要讨论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人们常常都在异口同声地声明自己坚持了唯物主义。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标签化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这个论题本身包含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丝毫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只要我们宣称掌握了唯物主义，肯定就会获得科学的成就。就历史学而言，它的基本规范、基本理念、基本方法在它的所有领域都是不能违背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属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并非是可以互相代替的关系。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有唯物主义并非一定就能正确说明历史，大家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并非一定没有分歧，看法错了并非一定由于唯心主义作崇；不熟悉不信仰甚至反对唯物主义的学者并非绝对写不出好的史学著作，例如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标签化、程式化的思想方法与科学性是根本对立的，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挖掘史料为要义，以探询历史真实为宗旨，以弄清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总结经验为原则。
第三，建立开放的学术环境。当代史研究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它的开放性体现在心态、学术方法、资料的开放性、学术成果的交流、不同观点的争论等方面。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当代历史的探讨有利于冷静地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失误。不要人为地划定禁区，当代史的许多课题在国外，尤其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热点甚至显学，而我们却着力不多甚至还有顾忌。这不仅不利于弄清事实，也很难与他们对话和交流，很难改变学术上的落后状况。在研究课题方面应当尽可能消除空白，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研究领袖人物多，研究非领袖人物少；研究当红人物多，研究过时人物少；研究成就多，研究挫折少；研究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多，研究他们步步上升的原因少；研究政治运动多，研究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少；研究社会上层多，研究普通群众少；研究国内情况多，研究国际因素少等等不平衡的状况。要提倡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融合起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有许多课题，甚至可以集合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做。这方面，西方学者比我们做得好一些。最近看到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新成果之一，90年代初在美国一出版，立即获得好评。该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多学科的合作，显然有利于形成本书丰富的知识框架。我们提倡充分掌握史料，也注意到档案的日趋开放，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些资料的开放性和各种资料的资源共享还很不够。应该考虑编辑出版一套完整系统的大型当代史资料集，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条件，推动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应当更经常地开展中外学术交流，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热烈争论，使当代史真正成为一个不同意见随时可以平等讨论的开放的学术领域。
第四，关注重大问题和实际生活的新鲜素材。应该承认当代史与当前生活有密切联系，严格说来当代史的凝固性确实不够，因此当代史的著作有它的不稳定性。从史学著作对历史实际的肯定性方面看，这种不稳定性是一种缺陷。我们必须注意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方面下更多的工夫，以便尽量提高准确性，但是这个缺陷是无法避免的。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当代史研究的这种不稳定又包含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即当代人对自身经历的直接看法。通过当代史总结出来的这些看法，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是最容易为当代人接受的匡正生活的参照系，也是后人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普遍心理的聚焦，是观察历史规律的有利视点。必须花力气在当代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扎实的研究成果。也许，今天想写出一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代通史（1949年至今）还很不容易，但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些突破则完全是可能的。由于当代史具有与当前生活的连贯性，因此，生活形态化的资料就特别丰富。20世纪80年代，许多老同志曾经大力呼吁抢救活材料，这些活材料当时还是指老同志们的回忆。我这里所讲活材料不仅指回忆，而且也包括实际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大小插曲、苗头、事迹，包括当事者的记忆以及有可能被湮没的文字材料和遗物。它们具有历史的多样性、本色性、不可复原性。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事例。大约1969年前后，在我的家乡小镇的旁边，有一个大队（即现在的村），实行全大队统一核算，也就是改生产队分配为大队统一分配。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穷过渡。大队党支部规定，各生产队所有财产，包括房屋、耕牛、农具、储备粮、集体的猪和羊，以及田里的庄稼，一律不许动，都作为大队的收入参加分配。经济条件好的农民不愿意，许多人一边干活一边哭。这个事例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也许若干年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它反映了农民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代表着广大农民的生活的底色。把它放在文革时期的极“左”背景下，便会更多一些历史的解说。当代史研究应该大力提倡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挖掘活材料，最大限度地弥补文本材料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把当代史的动态性揭示出来。
中国当代史是中国人的当代发展史，是一门关于中国的学问。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来研究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将更多地走向世界。所以，中国当代史必将是世界学术关于中国的学问。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有责任对推动当代史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