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8)04-0001-07
卢梭是公认的最伟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之一，早在他的时代他就通过他那深邃的思想和不俗的魅力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仰和崇拜；在他之后，无数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还都以理解的卢梭的思想为荣，诠释、阐述、比较卢梭思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卢梭的思想不但引爆了人们的头脑，对实践的影响更是空前，他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年就已经去世，但同代人认为正是卢梭点燃了这场革命并最终影响了整个世界。实际上卢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个与霍布斯、洛克等人相比毫不逊色的最富于原创性和引发人思考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对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动力机制的理解对我们思考当今国际事务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作用，但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卢梭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1]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比较全面的梳理卢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他看国际关系的问题视角，最后对卢梭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符合当今意义的评判。
一、人性及自然状态
要清晰的介绍卢梭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清晰地介绍卢梭的人性理论，因为人性和文明社会演进的观点是理解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入口。在卢梭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天然具有的属性，是人处于自然状态就具备的特征。卢梭不同意霍布斯人性贪婪、恐惧和追求荣誉的逻辑预设，也不同意洛克人天生趋利避害和趋向善的假设，他认为他们的人性观都没有完全剥离社会的影响，都是以社会的观点看待自然状态的人因而是错误的。卢梭指出所谓“自然状态”指的就是人类社会建立之前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够完全理解自然状态的人了。因为没有那种既处于自然状态同时又能社会中进行写作描述的人，社会人也没有与纯粹的自然人接触的机会，所以理解自然状态下的人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作出超人的努力。卢梭通过观察一些美洲原始部落经过人类自身的理性反省之后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彻底自由和淳朴的，人的定义不是社会状态下懂语言会理性的动物，而只是像其他动物一样在森林中行走和觅取食物以保全自己的兽类。“他在橡树下饱餐，在随便遇到的一条河沟里饮水，在供给他食物的树下找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的需要便完全满足了”[2](P.75)是自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自然人之间虽然也有可能发生争抢同一份食物的情况，但常常是分别逃走而不是战斗，即使发生争斗也是小吵小闹，所以自我保存、易于满足、独立、对别人漠不关心才是自然人的本质特征和本来面目。自然人或者说野蛮人在这种状态中享受到了自由和悠闲，感受到了他自己的存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即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2](P.97)所以卢梭总结认为人按自然本性来说是平等的就算有不平等也是微不足道[3](P.8)当然也就不可能是霍布斯说得那样人本质上贪婪、邪恶，更何况自然人还有纯自然的对不幸者的怜悯和同情。[2](P.98)但是由于人有区别于动物的两种特有能力即自由意志和可完善性，所以人不可能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人能够不断积累知识，提高效率，获取财富，这样人与人之间便开始了相互接触和联合，也开始越来越疏远所谓的幸福的自然状态，走入了社会状态(de facto society)。卢梭认为正是这个时候人类的自私之心开始萌芽，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依赖也导致了人的自由的丧失，而私有财产的出现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这些话鲜明的道出了卢梭的观点即私有财产而不是霍布斯说得贪婪的人性才是社会建立的真正原因。进入社会之后的人不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在自己之内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他人而活着”[4](P.653)人人都开始追求金钱、荣誉和自尊而不是实际的需要，人性开始走向堕落，人失去了原来的自由和情感，“高贵的野蛮人”终于变成了“堕落的文明人”，霍布斯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人类为了避免种种惨祸需要从社会(de facto society)状态进入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当然这里公民社会建立的目的和霍布斯仅仅关注和平和安全以及人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能自由追求自己的欲望和发挥自己的本性不同，卢梭认为公民社会的建立虽然能够实现了自我保存的目标，但却也套上了两层枷锁即专制政府和国家间战争的出现。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对公民社会政治权利的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规避专制政府的出现和如何建立符合公意政府之必需条件，而国家间战争的分析则属于其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
二、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当然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建立之后的事情。私有制的出现让人类有了无限的欲望，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自此“充满了财富与贪婪、权力与野心、技术与竞争、爱情与妒忌，……剥夺了人们鉴别善与恶、真与假的能力。”[5](P.136)在恶劣和不平等、苦难和冲突的环境下富人们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权不得不设计出一整套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秩序，这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确立。政治制度和以权威为基础的道德义务的确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产生了国家，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却也产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至此自然状态之下人与人和平与自由的淳朴转变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压迫与战争。在这里卢梭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何在没有更高权威状态之下会发生压迫与战争的动力机制解释实际上也蕴含在卢梭对公民社会起源的解释之中，而这种解释高度的浓缩于卢梭著名的“猎鹿寓言”之中。他说“如果大家捕一只鹿，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有一只兔从其中一个的眼前跑过，这个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捕这只兔；当他捕到了兔以后，他的同伴们因此而没有捕到他们的猎获物这件事，他会不大在意，这是无须怀疑的。”[2](P.115)寓言深刻指出了在合作过程中大家即使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而且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收益，也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信任。人在社会状态之后每个人都必须依靠他人合作才能维持日常需要，但是人的理性是不完善的，欲望又无限，就如寓言所说的如果追兔子的猎人不去追，他可能会想到别的猎人会去追因而自己什么也没得到，这样个人经过理性算计的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解决办法往往就是以满足个人利益牺牲集体利益。大而推之社会状态之下个体间也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导致利益不和谐，因为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理智，因此要解决这种不和谐必须通过集体形式和强制性权力，以协调个人的行为，否则靠他们自己永远做不到。[6](P.159)通过“猎鹿寓言”卢梭清晰地表达了利益不和谐的基础在于对相关方意图的不确定，这种逻辑同样可以在国家间再现。将国家与个人进行类比可以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和平的目标可能趋于合作，但由于处于他性的位置所以不可能完全理解别国的意图，所以和平不是总能得到保证，“每个人由于无法保证自己能避免战争，因此就会急于选择适合自己利益的时机开战，以抢在邻国的前面；同样，该邻国也一定会选择有利于它自己的时刻先发制人以防范外来的攻击”。[6](P.155)
卢梭的寓言合乎逻辑的论证了战争爆发的动力机制，国际社会处于没有集体强制力的无政府状态和无法确定别国的意图。在他看来国家与个人还有巨大的不同即国家拥有巨额的人口和资源以及似乎无穷的暴力手段和能力再加上卢梭本人论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这使得战争显得异常残酷，其规模、力度及其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越公民社会建立之初的人与人之间冲突状况。虽然国际无政府的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敌意的增长和安全困境的产生，[7](P.73-84)但是这并不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卢梭认为堕落的人性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因为在自然人或者野蛮人那里决不存在任何经常性的关系足以构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8](P.13)只有在文明人和为解决文明人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国家那里才有战争，战争也并不是人的真正的实际需求而是被社会所异化的虚幻的荣耀和装饰所致。国家及其统治阶层总是具有无限的欲望扩张国土、加强集权，不断刺激他们鼓动自己的公民去攻击别国杀死另外一国的公民从而挑起战争，[8](P.25)而这种情况在专制国家表现得最为严重，国内的民众之间的矛盾被转嫁到国际上成为专制君主的护身符，人类相互厮杀成为自己的敌人。
既然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下，那么如何遏制战争消除国际社会的惨烈就成为卢梭思想中重要而急迫的问题。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不能指望别国的约束实现的自己的安全，相反应该总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判断别国的举动，所以对权势和安全的追求便成为不竭的动力。国际上没有任何道义和法律可言，也没有任何公正和是非，曾经作出的承诺可以瞬间违背，暴力和欺诈才是最好最有用的美德，用国际合作来消除无政府简直是痴心妄想，而和平也只是短暂的休战，因此只有均势才是保障短暂和平的唯一选择。卢梭相当程度上赞同霍布斯的主要观点，也认为国际社会中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可言，有的只是“最强者的权利”，国际法、国际组织内在羸弱只有成为某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的时候才能变得强而有力否则将一事无成，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最多暂时消除了成员间的安全竞争以共同对付外来的竞争者，而且随着国际联盟的趋于瓦解内部冲突也将再起，国际冲突机制从根本上难以得到解决。看来要最终解决国际冲突就只能建立超国家权威，那么自然就提出建立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问题，因为按照逻辑推论只有世界政府才能合法的垄断高于国家的权力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卢梭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要建立世界国家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某一特别强大的国家通过征服来建立，另外一种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世界各国共同组成。前一种到头来建立的恐怕只能是世界帝国带来的也只能是战争和反抗，妄图消灭一切战争的企图最终沦为战争的最大诱因；[9]后一种又与人们建立公民社会（国家）把内在冲突外在化的目的相悖，也和各国不可分割、不能摧毁和不能提出异议的公意相冲突。世界国家治理也会因为太过于广阔而难于实施，立法者的公意也难以达到既定的地区从而遇到根本无法预料的事务和难题，因此卢梭在看来对圣·皮埃尔的基于一群君主的永久和平计划是不可行的。[10]既然世界国家不具有切实的可能性，那么卢梭的解决方案又是怎么样的呢？卢梭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由公意主宰的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相互之间不相互依赖的小型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这种小型共和国下公民能够节俭、爱国、不虚荣，具备了自然人的那种自爱和怜悯，共和国与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三、卢梭国际关系的理论贡献
卢梭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两难引起国际冲突，相互猜疑、戒备到最终的战争的爆发和战后对猎物的瓜分无不体现了这种国际政治动因，这或许是他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但是卢梭并没有把这种国际政治动因而是把堕落的人性和对虚幻的物质的追求作为战争的根源，卢梭说“战争状态并不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关系”，[8](P.13)也就是说相互之间敌意的增长和安全困境的产生仍然根源于现实的可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虽然这种利益诉求可能已经被文明社会所包装让人觉得可以忍受。虽然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与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在很多方面相同，而且提出的要早，这些内容包括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动力机制和安全困境等众多思想内涵，[11]以及不把世界国家的建立作为解决此种矛盾的主要途径，要维护世界和平即使“喘息的机会”的和平也得依靠均势，但卢梭的确超越了霍布斯。霍布斯从来没有想过要改造人性使人回归自然和建立共和国的方法使得世界秩序得以重建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本恶，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另外在霍布斯的思想中法律、道德、国民气质等感情因素丝毫不见踪影，公民就像机器一样服从于主权者（君主）的命令。卢梭不但认为政治与伦理感情紧密相关，还认为政治就是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一伦理目的服务的。在论证反对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卢梭就指出了爱国主义和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民气质对实现和平与公意的重要性。在《政治经济学》、《对波兰政府的建议》和《科西嘉制宪计划》中他就认为爱国主义不但能够有效阻止外来侵略，而且还能促进国民集体荣誉的自豪感，是个人意志和公意联结的纽带。在分析战争发生的过程中，卢梭认为战争的胜利绝对不能产生一国对另一国的奴隶，暴力也只能施行于敌对国家的武装战斗人口“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国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这样卢梭就提出了如何限制战争和正义战争的伦理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梭超越了霍布斯的绝对机械观把人道主义和伦理因素引入了国际关系的分析，也把霍布斯标志性的机械自动均势论发展到了历史性的均势国际体系，明显代表了“18世纪静态世界观转到19世纪的动态世界观，从空间对称感转向时间进化论”。[5](P.148)
思考如何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维持世界和平时，卢梭没有简单的把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平的契约复制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得出世界国家的结论，而是始终从人性角度出发探索解决的办法即良好纯朴的公民的小型共和国的普遍建立，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的性质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思路，从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来说这是第一和第二意象的内容。当然卢梭也并没有忘记国际无政府状态是战争与冲突的恒久原因这一结构性要素，因为作为个体的国家靠自己是永远不能做到共同利益和相互义务的一致性的，他实质上用国际体系层面（第三层面）的因素解释了即使好的共和国也会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因为对自己欲望的追求（不同于霍布斯生存的动机）和对他国的疑惧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不得不为安全和利益进行永无止境的竞赛。卢梭还认为如果国与国之间像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一样，相互独立而不依赖，完全追求农业的生产而不相互贸易就能达成永久和平。按照他的理解，人与人的交往导致了公民社会的建立，国际冲突必然也是来自于国与国的交往和依赖，这个命题显然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贸易和平论、相互依赖论直接相悖的。他关于国与国之间即使有共同的目标也有可能相互背叛的深刻思考也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关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等理论内涵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卢梭当之无愧的是这方面的理论先驱。
在分析了卢梭对国际关系基本理解之后，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卢梭何以得出这样的理论结论即人性才是国际关系改造的根本，这个问题只有深入到卢梭的整个政治哲学体系才能获得理解。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所有第一流政治思想家都强调个人都以两重身份而存在即作为人的存在和一国公民的存在，前者代表了人类的价值普适性而后者而代表了价值的特殊性，这两种价值所涉及的具体表象就是国内处境与国际问题以及与两者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同样在卢梭眼中，人也有两重存在，人要获得自由，必然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获得解救。国际冲突和国内暴政一样也是妨碍人类自由的枷锁，“不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道德冲突，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好生活”，[12]而这一切都是由文明社会所导致的人性堕落造成的，因此卢梭非常强调解除国内暴政下的压迫状态与国际体系的冲突性质和人性的堕落这三大问题是无法分开来解决的，这样卢梭就把“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的命题彻底的贯彻到了所有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也不例外。“卢梭以最极端的形式设置了政治问题”，[4](P.645)实际上暗示了包括国际秩序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秩序都是非法的这样一个革命性原则，从而彰显了卢梭的革命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卢梭把人的理解真正贯彻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看到了国际公意（相对于国内公意有实现的可能）的缺乏，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但是人的理性并不完美，“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2](P.120)这种非完美的理性要发展到完美的理性需要教育和启蒙，这就为后来康德的启蒙学说开辟了思考的路径。
四、对卢梭国际关系思想的实践评判
思想都是在时代背景之下产生出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必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尚和精神，必然也是理解该段历史的重要依据；思想也是人类在应付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卢梭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必然对那个时代的基本问题有所反应。18世纪的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社会不平衡现象也是如此之严重、欧洲权势政治以及大国的轮番争霸是如此之惨烈，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摧毁更是到了让人不可想象的地步，[13]而这一切都源于君主王朝对个人荣耀和王朝利益的追求，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卢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并为这个现状而忏悔。卢梭“抨击政治和经济进步这个本质上的现代概念，建议把古代城邦当作美好政治社会的模式”是“因为他发现欧洲人所谓的历史进步是以社会不平等、暴力和在道德败坏基础上主宰非洲和新大陆（美洲）的土著居民为代价获得的”。[14](P.724)卢梭显然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来制止和调解各国由于各种直接利益导致的冲突，战争就会一再发生这已为历史反复证实，所以如何消减和减弱这种严重的霍布斯状态才成为无数政治家和学者思考的中心问题；卢梭也是对的，一个即使国内治理的井井有条并能代表完美无缺的国内公意的国家也能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如冷战结束以来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的干预和恶劣作为；卢梭更是对的，虽然一国的公意对于它本身而言可能是公正的，但是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去考察可能就错了，它只会引起别国的强烈反对和不安，尤其在民族主义驱动下的共和制政府下更是如此，而这一点为拿破仑发动的对外扩张所证实。卢梭在《给波兰政府的建议》和《科西嘉制宪计划》中阐述如何实现公意和抵制外来侵略时强调了独特的国民气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也是对的，但是卢梭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也会引起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在一些国家更是把爱国热忱引向了法西斯道路以至于有人竟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15](P.225)卢梭反而成为和平的最大敌人，相信这是卢梭本人怎么也没有预料的。卢梭本人实际上强调的只是防卫性爱国主义而不是进攻性帝国主义。卢梭这位现代民族主义之父确实既给帝国主义扩张以强大的民意支撑，随着民族主义的传播也给了广大殖民地国家为求独立和解放以强大的精神动力。
卢梭关于未来的设想虽然无不充满了对和平的期待和公意的实现以及人性的回归显示了卢梭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哲理深度，但卢梭把这些期待、公意和计划付诸实际时又不免陷入空想，不但在他的时代如此，在未来更是如此。卢梭为避免冲突和战争强烈反对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决断的认为正是相互依赖导致了自由独立的丧失和冲突的爆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的），但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大潮只会把各国的交通和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也只会更加走向深入。卢梭倡导节俭、朴素，反对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和劳动力流动，而这—切都只是为了能够经受外来的打击，但经验证明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一个自豪但贫穷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活在这样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是，卢梭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没有重视甚至反对技术对战争与世界和平带来的影响，而恰恰只有考虑技术尤其是核技术的条件下才能对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过程予以解释。卢梭的理论或许能很好地解释美苏之间冷战的起源，但却没有很好的解释冷战发而未破的原因。
五、结束语
作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卢梭思想深邃，知识渊博，目光锐利，他的影响常常随着时间而改变，随着历史事件的发展而重新被人赋予新的涵义。有人说他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有人说他的书有完全取消自由和全盘否定人权的意思；有人说他极其神经质，头脑糊涂、思想不切实际，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带给人的问题要少，也有人说他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创造精神几乎无人能比，两百多年以来还不断的影响着现代思想。对应他本人的评价，他的国际关系思想同样令人不可思议，按照英国学派马丁·怀特的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卢梭通常被划入现实主义阵营（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安全两难和国内制度影响国际关系的宪政现实主义，[16](P.365)但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确近乎武断，因为他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绝不亚于对现实主义（小型共和国的永久和平）。在笔者看来，他对革命主义的影响可能也不在前两者之下，因为他高举正义的伦理大旗试图以较为极端的形式改造人性、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因此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和本人的政治思想一样不能简单为某一的陈述或者范畴。我们只能说卢梭就象霍布斯、洛克、康德、格劳秀斯一样，应该被看成西方历史上最富于原创力和引发人思考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有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和梳理还是初步的，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人去思考如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想以及对当代实践的影响等等。
标签：卢梭论文; 自然状态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人性论文; 战争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