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和国家分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合论文,大战论文,周年论文,反法西斯战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引起了两极对峙，而且对于当代国家分合也有重大作用。在交战双方反复撕杀的欧亚大陆上，战争的结果在东南部引起了殖民帝国的解体和一系列亚洲国家的独立，在西部则为欧洲民族国家的联合，而位于大陆中心地区的苏联则乘胜得到了扩张。研究这些国家分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在联系，探讨这些国家分合在当代发展的轨迹，将有助于全面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地位，认识当今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
亚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对亚洲的殖民侵略经历了4个多世纪，到19世纪末，日本和美国也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并迅速将亚洲的领土瓜分完毕。亚洲的大部分古老国家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是处于极不独立的依附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在世界上形成了几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另一方面，亚洲的许多民族国家难于出世。20世纪初，亚洲开始觉醒，菲律宾、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先后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印度反英运动的高涨，预示着历史潮流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亚洲各国的独立和殖民帝国的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亚洲国家的独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和土耳其的民族独立战争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但是，除了西亚的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取得独立以外，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大部分仍然处于西方几个殖民帝国的版图之内，西亚的一些地区在委任统治的名义下成了英法的殖民地，而在东亚，日本不仅继续霸占着朝鲜和台湾，而且虎视耽耽地盯着中国大陆。当时亚洲殖民统治的枷锁之所以没有被打碎，是因为英法这两个主要殖民国家虽已削弱，但仍然具有保住世界霸主的实力，而日本军国主义尚处于上升发展的势头上，亚洲被压迫民族为了谋求独立需要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迅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地图。中国收回台湾，在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大战后期的1943年到战后初期的1948年，亚洲新独立的国家共计14个，其中东亚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东南亚有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南亚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西亚有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至此，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已取得了独立。列宁在1914年曾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亚洲“也像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可能性终于成为现实。
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疯狂侵略引起了中国、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合力反击。当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同盟国之手以后，日本殖民统治彻底崩溃的前景就显现出来了。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中国提出“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列入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之内”②，“强调了给朝鲜独立的必要性”③。经会商，三方取得一致意见，于12月1日公布了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宣言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④。开罗宣言为波茨坦公告确认，被日本投降时接受。所以，朝鲜光复和台湾回归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直接结果。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不仅导致其殖民帝国迅速寿终正寝，而且对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也是一次毁灭性的冲击。首先是纳粹德国向英法等国开刀，使法国、荷兰沦亡，英国岌岌可危，这就极大地动摇了这些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接着，日军乘机进驻印度支那，在发动珍珠港事变后半年之内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取代了西方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指出：“日本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征服，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就某种意义说来却是‘开创了历史’，因为它决定性地、永久地排除了世界上那一区域的人们从心理上恢复到从前状态的一切可能性。”“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他们轻松得来的亚洲殖民地的统治，实际上是脆弱的，但是这种脆弱性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幸运地避免了失败而被掩盖起来了。可是，一旦日本挑战者的袭击轰隆一下把他们打垮的时候，‘国王的全部兵马都不能把倒下的人再搀扶起来’。”⑤
日军的野蛮侵占使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尽管日本宣称这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剥削”，但是，事实却使亚洲人懂得：以前，英国人在吸血；现在，日本人在吸骨髓⑥。为了求得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只有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相互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远大的前程。中国坚持八年抗战，拖住了百万日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自己由“东亚病夫”一跃而为五强之一。越南人民在越南独立同盟的领导下开展了游击战争，至1945年3月已解放了越南北部7个省。缅甸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通过国民军起义配合盟军收复了失地，从而在缅甸被吞并后出现了第一支纯粹由缅甸人组成并由缅甸人指挥的军队。在面临日军入侵威胁的印度，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印度陆军从17.5万人增至200万人”，军事工业迅速发展。“战争结束时，印度已有足够的本国军官接管军队，已有足够的经理和技术人员管理工商企业。这一切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长。”⑦如果说，日本对西方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冲击是破坏性的；那么，亚洲人民在大战期间觉悟的提高和力量的增强就是建设性的，为亚洲各被压迫民族战后的独立作好了直接准备。
面临法西斯征服世界的严重威胁和被压迫民族的日益觉醒，西方国家在大战期间作出过改变原有殖民政策的承诺。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美英两国领导人于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宪章第三条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⑧尽管丘吉尔不久就声明印度、缅甸等英帝国领土不包括在大西洋宪章实施范围之内，但罗斯福却明确指出，大西洋宪章“不但适用于大西洋沿岸的那部分世界，而且适用于全世界”⑨。大西洋宪章得到联合国家宣言的肯定，后来其精神又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这对于战后西方国家先后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美国倡导“非殖民化”，意在战后充当全球霸王，用“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的金元帝国取代英法的殖民帝国，用自由港、美国军事基地取代英法等国的独占殖民地。美国的政策可以从它对菲律宾的处理中得到一个注解。1936年美国让菲律宾成立自治政府，并允诺经过10年准备后独立。1946年10月14日，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如期成立。但美国继续保持特权，在菲律宾拥有23个军事基地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登上了西方国家无可争议的盟主地位，因此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对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是一个较大的压力。
英法等国的殖民政策还受到了日本的严重挑战。在战局变得对日本不利后，日本加紧玩弄“大东亚共荣圈”的把戏，先后在缅甸、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扶植傀儡，宣布“独立”。这种日本占领军一手导演的“独立”，其欺骗性洞若观火。但日本毕竟把被压迫民族的主要要求——独立写上了自己的旗号，西方国家为了同日本争夺这些地区，不得不对殖民地的战后安排作出某些让步的承诺。
当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作出让步承诺主要还是被压迫民族坚持为独立而斗争的结果。以印度来说吧，英国对德宣战后，立即把印度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国大党提出抗议，并向英印政府要求说明战争的目的，是为着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而战，抑或为着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战。如果是为着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而战，印度就不愿参加；如果英国是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战，那末，就首先要在印度领土内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11)。在二战期间，国大党高举独立的旗帜与英国殖民统治展开了反复的较量，迫使英国政府于1942年3月提出允诺印度战后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克里普斯方案。方案虽然不能立即兑现而被国大党拒绝，但毕竟为战后印度的独立打开了闸门。
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让步承诺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口是心非。没有被压迫民族的坚决斗争以至武装反抗，这些承诺也难以兑现。例如，叙利亚和黎巴嫩在1941年9月和11月先后被自由法国当局宣布“独立”，在这两个国家被英、法军队占领的情况下，“独立”有名无实。1943年黎巴嫩大选中，民主力量击败亲法派后，法军竟逮捕总统、总理和内阁成员，解散新议会，引起全国抗议。英国政府为了稳住中东大局，表示将取代法国“授权英军来维持治安”(12)，法国被迫让步，于1943年11月21日释放黎巴嫩领导人，承认黎政府。这一天后来定为黎巴嫩独立日。德国投降后，叙利亚、黎巴嫩指望法军撤出，但法国反而增兵，叙利亚民众奋起抗击，法军动用大炮进行镇压，英军为防止事态扩大，“出动干涉”(13)，法军被迫停火。1946年4月和8月，法、英军队先后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真正获得了独立。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亚洲殖民主义势力和被压迫民族对峙的格局，殖民主义势力分化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营垒，双方的火并使殖民主义自取灭亡，而被压迫民族则在反法西斯战火中得到了锻炼，从而为战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战后初期亚洲一大批国家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亚洲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只有这种独立才为实现亚洲、太平洋地区各民族的合作共荣创造了基本前提。40年代后期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推动了50年代中东的反帝斗争和60年代非洲的觉醒。至1990年3月纳米比亚独立，亚洲和非洲大陆已普遍建立民族国家。目前，大洋洲、加勒比海和非洲毗邻的一些岛屿尚未独立，其他地区也有少数国家的独立任务有待完成，属于这类情况的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1000多万，占世界人口的2%。因此，殖民主义体系已彻底解体，世界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是本世纪国家分合的显著进步，而其突破性进展出现于40年代后期的亚洲，主要应归功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西欧联合的兴起
西欧与亚洲不同，这里近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西欧较大的国家实体最初于13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出现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形成了西欧民族国家的体系。最初的民族国家掌握在封建君主手中，它们在经历了资本主义改造之后才得以建成，1871年德国、意大利实现统一，标志着这一改造进程的结束。西欧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几个世纪里，各国之间为了统一国家、划定疆界、争夺霸权，也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反复进行了残酷的拼杀。因此，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提出了如何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和做法。
第一种主张是建立统一的欧洲帝国。拿破仑曾接近这个目标。他于1812年在对俄开战前对富歇说：“我要把仅仅还是计划中的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钱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公爵先生，这就是唯一理想的结局。”(14)拿破仑的野心在国家要独立的强大历史潮流冲击下迅速破灭。
第二种主张是建立平衡体系。1713年英国和西班牙所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的第二条规定，“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这种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久和谐的最好的和最牢固的基础）”(15)。构建列强之间的均势体系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缓和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是，“平稳体系不排除战争；相反，它只能通过联盟的变换，通过战争和对领土的分割才能维持下去。”(16)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德国的崛起，由于法德两国成了你死我活的世仇，欧洲难于重建平衡体系，走进了战争和复仇循环的死胡同。西欧列强为了避免在相互残杀中自取灭亡，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种主张是建立欧洲联邦。17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死后，他的大臣萨利宣称他的主子曾有过把15个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欧洲联邦的计划，意在对付东方的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的入侵。此后，卢梭、康德、圣西门和雨果等进步思想家为了消弭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维护和平，也都宣传过欧洲统一的思想，并提出过许多欧洲联合的方案。但是，当时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在欧洲实现民族国家的联合为时尚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衰落了，面对着美国的经济优势和苏联的政治挑战，西欧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感到了联合的紧迫性，出现了颇为广泛的欧洲联合运动。法国总理白里安1929年在国联会议上公布了创建欧洲联盟的计划，第一次把实现欧洲统一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德国提出的原则是应该重新修订1919年的条约并给它以平等的权利”，从而为它加入一个欧洲组织创造条件(17)。英国持否定态度。意大利强调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绝对不可侵犯。只有一些中小国家表示支持。结果白里安计划被束之高阁。这时，经济危机已经袭击欧洲，随之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联合的微弱呼声被欧洲分裂的恶浪所吞没。事实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联合的条件尚未具备。
正如日本的冲击走向军国主义者野心的反面，促成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一样，德国的冲击也走向纳粹企图的反面，促成了欧洲联合。遭受德国侵略的广大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了，这种结盟有助于战后合作的发展。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鉴于被法西斯德国侵占的共同命运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愿望，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合作。流亡伦敦的三国政府于1944年9月5日签订关税协定，计划战后建立关税同盟，以进一步建立经济联盟。1948年1月1日，比荷卢三国关税同盟正式成立。当年丘吉尔赞誉说：“‘比荷卢’这个令人快活的新奇的字眼，对于我们最近的进展说来，既是典范又是先驱者。”(18)后来，比荷卢三国联合的确成了推动西欧联合的原动力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西斯的灭亡不仅促进了西欧盟国的团结，而且促成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联合的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了德国问题的严重性。德国统一后在70年间，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6周内灭亡法国，使英国、苏联先后面临灭顶之灾，苏联沦丧的国土一度近3个法国之多，充分显示了德国的实力及其危险性。因此，如何对待和处理德国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问题。美苏英三大国首脑都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讨论过分裂德国的计划。这种计划表面看似简单，其实难于长久，正如斯大林在讨论中所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德国人方面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的”(19)。后来肢解德国的计划还是被束之高阁了。而另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改造德国、改造欧洲的方案在西欧各国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响应，这就是欧洲联合的计划。
在法西斯挑起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在考虑国家未来的时候，首先看到了欧洲统一的出路。1941年德军占领巴黎后，一位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艾米尔·路德维希很有远见地指出，希特勒“正在准备欧洲的统一”，他认为对德国“这样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无法剥夺它在经济竞争中的权利的，唯一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是建立欧洲合众国，这在德国第二次打败后要比第一次打败后建立起来容易很多”(20)。1941年6月，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列和埃尔内斯托·罗西从狱中发出一份呼吁欧洲联邦的宣言，认为欧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终消灭把欧洲分裂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现象。”罗西在《欧洲合众国》一文中，提出使德国永远解除武装，而8000万德国人不感到耻辱的唯一办法是使它参加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联邦(21)。后来，欧洲联合的思想在各国抵抗运动中广为流传。法国“战斗”抵抗组织领导人认为：“我们将同别国人民一起，建设一个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生活，根据法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欧洲，以代替一个在陶醉于自己力量的德国的皮鞭下受奴役的、不统一的欧洲。”(22)1944年7月，法、意、荷、南、波、捷等国抵抗运动的代表在日内瓦开会，发表《欧洲抵抗运动宣言草案》，主张战后成立欧洲联邦。
在民间反法西斯战士发出欧洲统一呼声的同时，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政府也在思考战后欧洲的重建。1943年，戴高乐领导的设于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曾经深入研究过重建欧洲方案。当时该委员会成员莫内及其伙伴就提出了转移部分国家主权，设立欧洲权力机构，实现关税同盟和欧洲联邦的设想。后来莫内在美国《幸福》杂志上指出，“在我研究的问题中，德国问题是个中心问题”。他认为战后将鲁尔的煤钢资源交付给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权力机构管理，“此举将导致欧洲的统一，但不仅仅是在合作中求统一，而是在通过把欧洲各国人民所同意的那部分主权，转移到一种类似中央联盟的形式中去求得统一。这个中央联盟将有能力打破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建立巨大的欧洲市场，防止各种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23)这是一个大胆、明确、富有创造精神的计划，是欧洲共同体最早的蓝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导致欧洲共同体的诞生。这次大战的一个后果是西欧一片衰败，英法已丧失战前的霸主地位，沦为二等国家，由美苏两强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除了弃旧图新，变相互残杀为和解联合，别无他途。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号召建立欧洲合众国，敲响了战后西欧联合运动的开场锣鼓。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西欧国家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出于战略需要，支持西欧联合。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1950年春，冷战趋于白热化，美国急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德国的再次崛起在所难免。饱尝德国侵略之苦的西欧各国忧心忡忡，急图良策。莫内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符合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反对苏联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欧国家解决内部长期不和的症结、联合自强的意图，为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赏识。1950年5月9日，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胜利5周年之际，舒曼代表法国政府宣布这一计划，成为欧洲共同体历史的起点。所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孕育了西欧联合，这一联合是在战后西欧衰落、外部压力加强的情况下正式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另一个后果是意大利、德国先后战败投降。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后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为了恢复政治地位，联邦德国还为了重新统一国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西欧联合上。阿登纳政府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谈到欧洲统一必要性时就考虑到了德国统一的前景。他认为，统一的德国“从人口和经济潜力来说，它将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强大——大于英国、法国或意大利。尽管这些国家口头上都保证支持德国重新统一，但是，一个不依附任何人而又拥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可能还有军事力量的重新统一的德国的这种幻想，一定会使这些国家感到非常不安，不看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就在1871年俾斯麦的帝国建立后，德国已经面临一项要使它的邻国接受它的存在这一不平常的事实。今天，甚至比当年更有必要为德国重新统一创造条件，以消弭德国东邻和西邻的愤慨、怀疑或者往更坏处说的敌意。这是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必须并入欧洲机构的另一个理由。只有这样做了，人们才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政治或军事的威胁。”(24)德国为了消除欧洲其他国家的戒心，其他欧洲国家为了戒备德国，都选择了西欧联合，这是战后西欧凝聚力增强的内部政治因素。
战后西欧联合是在欧洲主义的指导下创建的。欧洲主义主张消除民族国家的界限，建立欧洲联邦。这种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在战后成为欧洲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法西斯主义淋漓尽致的表演表明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会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因此，战后在西欧，特别是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低落，欧洲主义勃兴。战后初期在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掌权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称人民共和运动，联邦德国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意大利为天主教民主党）都把建立欧洲联盟都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法国提出的舒曼计划自然受到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比荷卢三国也希望加入这一联合以求扩大市场和免遭再次被侵略之苦，于是“六国小欧洲”就组建起来了。
总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造了德国、意大利，也改造了法国、英国，改造了西欧各国及其相互关系。交战双方从战争和复仇的怪圈中挣脱出来，走上了平等联合、共同发展经济的道路。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宣告了新欧洲的诞生，并在世界上开创了区域一体化的先河。60年代以后，各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体化组织，近年来北美形成了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定期开展活动，这些都表明西欧一体化是本世纪国家分合的一大创举。西欧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出现于50年代初期，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成的。
当代国家分合的轨迹
战后初期亚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西欧联合的起步表明了当代国家分合的两大趋势：一方面是建立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联合，形成区域一体化集团。正是这两大趋势及其交互作用决定了当代国家分合的轨迹。
先分析国家分合的第一种趋势。列宁在1914年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5)列宁上述论断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作出的。后来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表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先决条件同样是建立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了战前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而且促使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多变的，也会出现一些背离总趋势的偶然情况。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当时得到苏俄的承认。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通过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三个秘密议定书，与法西斯德国瓜分了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将三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苏联就强迫爱沙尼亚等三国和它签订互助条约，取得了建立军事基地和驻军权。1940年6月，当希特勒大举吞并西欧各国时，苏联进而对三国实行军事占领，迫使三国建立新政府，选出新议会，由议会提出加入苏联的申请，最后于当年8月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这一申请，三国就成了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
不妨把苏联的这种举动和十月革命时苏维埃政府宣布的和平法令作一对照。该法令称：“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让它有权在合并国军队或任何较强民族的军队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26)
为什么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兼并会在战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呢？这是因为苏军最后进至易北河一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已成为它的后方，美国英国默认了苏联的兼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与美英划定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与德国划定的势力范围。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地讲出了一条当时三大国首脑决定领土归属的原则：“重要的是，应当使战后管理世界的国家和战后受托指导世界的国家得到满足”(27)。
苏联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充任抗击纳粹德国的主力，最后又出兵东亚而功勋卓著，但在大国强权政治的作用下，好事变成坏事，恢复沙皇俄国种种特权的意图竞然得以实现。但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苏联的兼并成了它最后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国家往往是在反对割据势力和外族侵略、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总体上促进被压迫民族独立的同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统一，但这方面也有例外情况，主要表现在战后德国和朝鲜的分裂上。这两个国家的分裂有其内部的原因，两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发展有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资本主义共和国两种可能性。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全国政权，不可能出现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政权长期分立并存的局面。德国和朝鲜的分裂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两国由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分区占领引起的。斯大林在1945年4月说过：“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28)德国在经历了40多年分裂之后，已在冷战结束时恢复了统一。朝鲜北南双方也在为统一自己的国家而努力。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同独立一样，是不可阻挡的。
下面再分析国家分合的第二种趋势。这里所谓国家的“合”不是武力兼并，这种兼并已经过时，当今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是建立军事或经济集团，实行成员国政府间合作，这种合作并不要求交出主权，没有主权的合并；而是指以和平方式转移部分主权，实现国家的自愿联合和部分主权的合并，即建立区域一体化集团。这种国家联合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同一区域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第二，这些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紧密结合；第三，这些国家政治上经过民主改造，愿意与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平等相处。没有民族国家的独立，没有同一区域民族国家的长期发展和相互交往，区域一体化集团是不可能建立的。即使形式上建立了，也难以取得实际成效。
正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样，民族国家的联合和区域一体化同样是大势所趋。因为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能囿于国内市场，而需要世界市场，首先需要区域市场畅通无阻，同毗邻国家在经济上打成一片。然而有些毗邻国家之间因领土边界争端、民族宗教纠葛而长期不和，甚至大动干戈。在同一地域同时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往往刚分立就陷入争夺领土的战争。战后初期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历三次战争，但克什米尔领土争端至今尚未解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独立国和犹太独立国。翌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由此开始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迄今已进行4次中东战争才逐步转入政治解决轨道。有意思的是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规定即将建立的两个国家实行“经济联合”，建立“关税同盟”，“实行共同通货制度，规定单一外汇率；共同经营铁路和两国间的公路，邮政，电话及电信业务，并共管与国际贸易和商业有关的港口和飞机场；进行联合经济开发工作”，两国公民“有过境和游览自由”等等(29)。这些规定在当时看似天方夜谭，但从长远看，确实指明了领土犬牙交错的两个国家的出路。西欧联合的经验表明，经济一体化是化干戈为玉帛，保障区域和平的根本途径。
“人们不妨设想，当今冲突频发地区正在渡过欧洲18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所经历的、一体化以前的阶段。我们希望这些地区将不必非要经历痛苦的和令人绝望的战争以及伴之而来的贫困和破坏才能认识到：它们必须找到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领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30)。为此需要总结当代国家分合的经验。
当代国家分与合，国家独立和一体化，这两种趋势贯穿着同一原则：平等。承认一国的独立意味着承认该国具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开始和解的基础在于相互承认对方存在的权利。一体化的前提也是成员国之间的平等。舒曼计划之所以得到联邦德国的支持，主要是因为法国在该计划中以平等对待战败的德国。参加一体化的各国在加强联合的同时，仍然具有维护本国独立自主的倾向。没有成员国之间法定的平等权利，就没有一体化。因此，国家独立和一体化只有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平等为准绳的国际社会中才能顺利实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大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从而开创了国家独立和一体化的崭新局面。
国家独立和一体化，源于同一需要：发展经济。现代化起步需要国家独立，随着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区域一体化正向洲际联合、南北联合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可能。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独立和一体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正因为当代国家分合两者在根本上有相通之外，因此随着战后世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展，90年代的一些国家分合已不再是单纯的分与合，而是分合两者的综合，即同一地域分立的国家为了求得经济共同发展而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融合。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西欧国家的联盟更紧密了，同时英国、丹麦取得了重大问题的例外权，这是合中有分。苏联解体时大部分前加盟共和国又组建了独联体，独联体正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时建立了关税同盟，这些是分中有合。国家独立和一体化两大趋势的平行发展、交错结合，是国家分合的新动向。
注释：
①(25)《列宁全集》第25卷，中文第2版，第228页；第225页。
②梁启超：《开罗会议》，台北，1974年，第52页。
③(19)(27)《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0页；第93页，第60页。
④⑧(26)《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第816页；第459-460页。
⑤⑥［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第93页。
⑦［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下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77、678页。
⑨曼塞：《英联邦事务概览，战时合作和战后变迁问题(1939-1952)》，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⑩［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66页。
(11)朱杰勤：《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
(12)［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93页。
(13)［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14)李元明：《拿破仑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15)《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16)(17)［英］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第35页。
(18)［英］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6-147页。
(20)［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43、445页。
(21)冉隆勃：《欧洲统一运动与欧洲共同体》，引自《掌握自己命运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7页。
(22)［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页。
(23)［法］让·莫内：《莫内回忆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11页。
(24)［德］弗·约·施特劳斯：《挑战与应战 一个欧洲纲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1-172页。
(28)［南］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29)《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0)［美］西奥多·A·哥伦比斯等：《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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