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的民间诉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宋代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821(2001)06-006-05
一、宋代人对民风好讼的认识
民间诉讼成风，是宋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江南地区尤为明显。《宋史·地理志》载，京东东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福建路的民众，都有好讼习俗。诉讼，又称打官司，主要是由民事纠纷引起，属于司法领域的活动，当它成为一种风尚，便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和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密切联系。宋代士大夫对民风尚讼，多取批评态度，称他们是“珥笔之民”，也有人作具体分析，评议致讼的原因。南宋胡石壁认为：“词讼之兴，初非美事，……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递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注：胡石壁.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4“妄诉田业”.）贫弱者为富强所欺逼兼并，受冤抱屈，非鸣不平不可，兴起诉讼，祈求官府依法裁决，是正当的行为，不应被指责。
反对百姓打官司的人有一种说法：“好讼”是因为懂得法律，会依据律令条文驳辩，弄得州县官吏难堪。对此言论，北宋杨侃进行了深入的评价。他在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写的《增修袁州郡厅记》中说：
“袁之于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杂吴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自皇宋削吏权而责治术，天下之郡，吉称难治，而袁实次之。何者？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故其巧伪弥甚，锥刀必争。引条指例而自陈，讦私发隐以相报，至有讼一起而百夫系狱，辞两疑而连岁不决。皆谓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衔勒，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产铸之于鼎，郑国不闻不治；商君令之于市，秦人不闻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无知，所以难治也。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易治也，非难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故民得以纷纭于下也。呜呼！政不廉，法不平，虽非良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临郡邑十有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问俗，不俟下车，亦未尝敢变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狱讼清，郡事简，比前所治，不见其异。则知有不治吏，无难治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有袁乎？吉乎？难治郡乎？”（注：（光绪）江西通志[Z].卷67，建置略·廨宇一.）
杨侃的议论，有几点值得重视，如：民多讼是因利厚人繁，百姓学讼、校律，有“引条指例而自陈”的能力，是易治；之所以变成难治，“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政不廉，法不平”，百姓就要控诉，依法抗争；法律的作用是双向的，“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实践证明，在上者按法行政，既廉且平，便狱清事简易治，反之，便难治，结论是“有不治吏，无难治民”。他以当事人说当时事，有理论有事实，分析深入，见解精辟，具有普遍性。
袁、吉州情况如彼，福建的情形怎样？地区不同，情况有异，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在基本点上则是相同的，也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地矛盾尖锐，阶级关系紧张，遂致讼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二、福建在宋代的人地矛盾
《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由于“土地迫
，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故多田讼。”陈师道也记载说：“闽中诸县多至十万户，坚忍喜讼，号难治，邵武其尤者。”（注：陈师道.后山谈丛[Z].卷4.）看来人多地狭，是产生争讼的客观原因；争夺田地是矛盾的主要内容。这些与袁州的情况是一致的。
史料证明，漳州、泉州在纳入北宋统治范围之时（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有151,978户，比较唐中期的天宝年间的29,152户，增加至5倍多。全福建地区，《太平寰宇记》载有410,101户，比天宝时的90,686户增加至4倍多。这些数字说明，自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福建境内人口增加，生产开发加快。经济进步的形势，在宋代三百年间持续发展。宋代以前，福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四五人，到了崇宁元年(1102)，总人口430多万，每平方公里为36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总人口为565万余，每平方公里为47人；嘉定十六年(1223)再增为646万余，每平方公里53人。（注：人口数分别见《宋史·地理志》、《文献通考》卷11《户口》。面积按12万平方公里计.）
考察福建的人口密度，还要注意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福建全境多山，仅海拔500公尺以上的山地即占72%以上，平原只有13.1%。不难想见，七八百年前的福建森林茂密，而耕地狭小，人们挤在狭窄的农耕区域，实际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平均数。
人地矛盾中的生存竞争，推动了垦种梯田的热潮。这是非常艰苦的劳动过程，而耕地面积不可能大量增加。所以，《宋史·地理志》作出福建“土地迫，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的论断。在当时还不可能大量向海外发展的条件下，日见加多的劳动人口，只有不畏艰苦地垦拓山地。耕地珍贵，土地兼并剧烈，地价逐日提高，已是发展中的严峻现实，“亩值寖贵，故多田讼”，不可避免。由于贫弱小民缺乏耕地，生计极限，所以还有另一种现象，即“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宋史[Z].卷173，食货一.）“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注：孙升.孙公谈圃[Z].卷下.）或者说：“闽之俗，地狭人稠，计产养子”。（注：胡寅.斐然集[Z].卷11，“议服札子”.）
福建的人地矛盾尖锐，还由于寺院经济膨胀，使本就狭小的耕地面积，更加紧俏，兼并更趋剧烈。南宋胡寅指出：“自昔割据以来，崇尚异端，以规利益，遗俗至今而未殄。名田沃壤，归浮图者十六，请谒行货，挠官府者纷然，政化不行，民彝泯乱。”（注：胡寅.斐然集[Z].卷13，“曾懋知福州”.）标榜出世口谈船若的僧侣，竟是兼并沃壤，行贿干政的豪猾。浮图占得的十分之六是多少？未见统计数据。有一个参考性的数字是：“隆兴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将福建寺观剽拨趱剩之田估价出卖”，约可得钱300万贯。趱剩，指“以寺观一岁所入，计口给粮之外，其余尽谓之趱剩”。寺观趱剩的田，“剽拨”入官，再按市价出卖。据汪应辰估算，“闽人至贫，家无千缗之积，一朝责以三百万缗，将十年且不可得”。（注：汪应辰.文定集[Z].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又书”.）由此可以想见，福建田讼的主要对象，应是寺院僧人。
三、统治腐败、赋税苛重是致讼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政治方面考察，百姓诉讼不已，还因为赋税苛重，吏治腐败，司法刑狱中黑暗严重。
真德秀奏报福州的情况说：“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佔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称提之说，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今之州县间务为新奇，创立科条，乃多出于朝廷约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谓之奉法可乎？至于科富室之钱，朝廷之令所无也；拘盐商之舟，朝廷之令所无也；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注：真德秀.西山文集[Z].卷2，“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州县的新创科条，都因朝廷的政令而起，虽然有的出于朝廷约束之外，却又是以奉行朝廷旨意为理由的。由此引起的“告讦公行”，“酷吏得志”，普通百姓“一夫坐罪”，而使兄弟遭殃，自然会有很多诉讼，有很多冤屈要伸理。
真德秀向朝廷的报告，只是略叙一二，他在福州公布的文告，则多说了一些事实。例如，法令不许预征税租，实际却“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预借六、七年之税者”。纳米的时候，原先多“
下三升为耗”，后来“甚至取及二、三斗者”。州县苛扰百姓，名目繁多，如诸色公吏带家人下乡，“乞麦乞谷”；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妄追乡村农民充甲、社祗应，或勒令良家妇女拘入妓籍”，……所以，在南安、惠安、永春、晋江诸县“人户陈诉县吏”。然而，司法衙门中的黑暗腐败，往往令贫弱百姓含冤遭殃。福州属县对民间争讼不予明辨是非，专事罚款，“遂使富民有罪者得以幸免，贫者被罚，其苦甚于遭刑”。
更为严重的是，随便收系人犯，不当拘囚的也被监禁，“诸县间有轻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稍不听从，辄加棰楚。哀号惨毒，呼天莫闻”。（注：真德秀.劝谕事件于后[A].名公书判清明集[Z].）在崇安县，知县本人即“淫秽贪酷”，不理民事，“凡有词诉，吏先得金，然后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从。他如醉后，必肆意施用酷罚，以为戏乐”。（注：陈漕增.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A].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2.）……诸如此类冤枉，要想伸雪，谈何容易。
四、以“田讼”为首的诉讼案例
民事诉讼，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财产乃其交争祸根”，田地则是财产的核心内容。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录了大量田地山林园尾纠纷的案例，有兄弟之讼，叔侄之讼，甥舅之讼，族人之讼，邻里之讼，僧俗之讼，有官绅与百姓之争，有豪强与平民之争，等等，真个是百色人等无不在诉讼官司之中。谋夺财产的手段，有“以势劫持”、“欺谩卑幼”、涂改契约、编造伪契、争嗣夺田、以典作卖、变卖为典，等等，花样繁多，无奇不有。鉴于田地屋业交易只凭契照，分家析产与遗产继承都有关书，所以凡人论诉田业，官府只凭契照为之定夺。而谋夺田业之人，也费尽心计在契约上做手脚，混淆是非真假，故有“文契多欺岁月深，便将疆界渐相侵”（注：僧文莹.玉壶清话[Z].卷4.）的综合写照。高斯得描述福建的情况是：“上四州之俗近于狠，下四州之俗近于顽。……观之讼牒，固可概见。往往父子相残，兄弟相贼，夫妇相弃，亲戚相仇。较锱铢之财，而兴讼至历数岁。因纤芥之忿，而交诉殆遍诸司。虚造事端，伪立契券，欺诬良善，渎紊公私，泯泯棼棼，何所不有”。（注：高斯得.耻堂存稿[Z].卷5，“谕俗文”.）试以下几个案例为证：
案例之一，《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建阳县丘庄、丘萱为从兄弟。丘萱身死无子，妻阿刘单弱孀居，丘庄横生奸计，将丘萱的已分田五十种，自立两契，通过牙人，分别卖给朱县尉、朱总领，得到赃款。（注：名公书判清名集[Z].卷5.）
案例之二，《争山妄指界至》：建阳县俞行父、俞定国兄弟争夺傅三七的山田，寄住当地的祖主簿极力为俞氏兄弟辩护，硬将界址分明、不相连接的傅姓山田说成俞姓的。俞氏兄弟与祖主簿“恃豪富压小民，挟寄居抗官府”。（注：名公书判清名集[Z].卷5.）
案例之三，《妄赎同姓亡殁田业》：建阳县江文辉见原黄主簿之妻江氏孤寡，便伪造文契，不顾法令，强行妄赎48年以前江通宝典给江氏之父的田地。（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9.）
案例之四《客僧妄诉开福院绝》：建阳县敕赐佛寺开福寺，分立23所小院，田地物业总归开福寺所有，各小院“分头佃作，一门而入”。小院中有8所已经废坏，其一与总院同名，称开福院。僧人宗琦等提出将开福废院田产没官赡学，另佃耕作。（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1.）
案例之五，《母子不法同恶相济》：顺昌县官八七嫂母子积年凶恶，“贻毒一县平民，及外州商旅”；“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造两盐库，专一停塌私盐，搬贩货卖”；“私置税场，拦截纸、铁、石灰等货，收钱各有定例”；又掠人妻女，占人田业，殴人致死……乡民被害者数百人泣诉，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2.）
以上5例，反映的是福建上四州的社情，所在州县长吏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审理。他们在“正人伦、厚风俗”思想指导下，遵循朝廷旨意，依据现行法律，分析案情，辨析契约真伪，查证田地实况，分别惩处了丘庄、俞行父、江文辉、宗琦、官八七嫂母子等人。这些讼案虽然处理了，然而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并不因此消失，还会在其他时间、别的地方出现。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对认识类似的诉讼事件是有帮助的。
五、几点普遍性的认识
上文征引的高斯得议论，在5例讼案中大致上有反映。所谓父子兄弟相互残贼，为财产而兴讼，造假契而欺良善，一方面说明了伦理道德的说教，血缘亲属的感情，都被经济利益冲淡，活生生的物质财富成了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矛盾之所以尖锐，讼案为何历经数载，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更值得探求。高氏的议论没有涉及，上述的案例则提供了一些情节。
首先，官吏贪腐，衙门黑暗，是豪强作恶，乡民怨忿的重要根源。寡妇官八七嫂母子能称霸地方，是因为“前后官府月（县？）吏素与交结，往往将词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地方官府成了她家的“保安”，难怪乡民有争，“必听命其家”。其次，她家凭豪富“纳粟得官”，次子“今任鄱阳县尉”，蓄养一伙恶少“以为爪牙鹰犬”；寺僧惠
也不甘寂寞，“为官氏子母率敛民财，寄收赃物”。由于这个母子恶霸势焰太炽，直接危害了宋朝的地方统治，仅私设盐库一项，“坐夺国课，致顺昌一县，败坏二十余年，累政县令，缘此皆罢”，（注：有关案情内容来自前引案例，资料出处前已注出，不再重复。后同此.）福建官府才惩处了她家全伙，抄没其全部财产。
案例二的祖主簿，虽然不是建阳本地人，却是劣绅，以其较高的官品，“遽有使豪恃气，武断乡曲之意”，横行霸道，使“县令人微望轻，不能主张百姓，使村民被寄居屈压”。他为了替“表亲”俞行父兄弟霸占傅家的山田，肆意抗拒官府调查，先是向前去调查的县尉行贿，后又藏匿“紧切邻人”不让作证，再是买通保正共为欺罔，以求必胜。他公然违反禁令（注：宋会要辑稿[Z].刑法三之12：景德三年(1005)六月十三日诏：“诸色人自今讼不干己事，即决杖枷项令众十日”.）“讼不干己事”，干预俞、傅之讼。此案最后惩办了俞氏兄弟，对祖主簿仅只两句批评。顽劣官绅依然可以为所欲为。“在上者自紊其法”的顽症，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自己铲除。
其次，争夺财富——田地的纠纷是社会性的，突破了人伦亲缘界限。贪官恶霸侵吞细民之事毋须再论，普遍百姓之间也常起讼端。案例一的丘庄、丘萱是堂兄弟，血缘关系不疏，但丘萱刚死，丘庄便“垂涎”于堂弟妇的产业。先是“染指”于立继。这是文雅一些的手法，立继不成，他便“奸巧横生”，“自立两契”将其田出卖，全然无视弟妇的存在。案例三被告江文辉，与江氏原告是同族人，知道前辈典田之事，便不顾法令的界限，“强收田禾”。关于典当物业的诉讼时限，北宋时定为20年，南宋以后改为30年：“典产契头亡殁，经三十年者，不许受理”。（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9，“妄赎同姓亡殁田业”.）而江氏之父典得江通宝之田是48年前之事，且“契头”两人都已死亡，所以此项典产已不能赎还。江文辉之举，显是强蛮抗法。其次，他厚颜昏赖，称是江通宝“直下子孙”，却拿不出“合同典契”；交验的上手老契，有关典田部分是“添纸填写”的，不是原本真品；“江通宝”三字也是新添的，“难辨亲的子孙”；典田段落土名也不同，等等。使出种种虚诞手段，“欺孤凌寡”。
第三，寺院田产众多，是封建地主经济膨胀的特殊反映，也是封建特权中的产物。案例四的开福寺，从真宗天禧到孝宗乾道年间，约经二百年内，一直受到朝廷保护。它广有田产，分别由23所子院“分头佃作”。在时势变异之中，虽然曾被豪绅兼并了部分田地，但宋朝下令退还。“乾道元年(1162)朝旨，建、剑等处州县管下寺院田产，为形势、豪富之家妄作绝产请佃，今合尽数给还”。（注：名公书判清明集[Z].卷11，“客僧妄诉开福院绝”.）正是有道圣旨，“绝产”换主了的都要退还，所以宗琦4僧的诉状必然失败。官府认为，8所子院虽然废坏，但其田产仍是总院所有；开福寺有40余名僧众，不是废绝。宗琦等人投诉，被认定“以公报私仇”，“无爱惜常住之心，而但有破坏生事之私意”，将他们“逐出开福寺门”。
寺院巨富，还得益于富户施舍（投资）。一次，福州的富室告诉官府要“出钱五百万葺佛殿”，知州孙莘老问他们：“汝辈所以施钱者何也？众曰：愿得福耳”。（注：孙升.孙公谈圃[Z].卷上.）这些富家的余财，是农民的血汗积聚起来的。他们不肯减租，却愿求佛。这是“名田沃壤归浮图者十六”的原因。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都兼并农民，使得“地狭人稠”的形势更趋严重。
综上所述，福建多田讼，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必然现实，尽管百姓频繁地抗争与诉讼，在某种程度上遏制着腐败与兼并，但是根本矛盾未变，这是封建统治下不可克服的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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