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族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3“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4－0092－08
多年来关于回族学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的讨论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回族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是中国民族学一个分支学科，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回族历史、回族文化（伊斯兰教）、回族经济、回族心理、回族社会、回族民俗、回族教育、回族科技艺术和回族民族关系等方面[1]。回族学要为民族理论研究和中国回族以及回族地区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学术思想。政府和回族民众对于年轻的回族学寄予了厚望。然而回族学究竟该如何研究，回族学研究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至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很少见到有关研究成果。
近来，笔者接受中国回族学会会长高发元教授邀请参与《回族学论纲》的编写工作，迫使自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以下是笔者结合自己20年回族学研究的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回族学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应当根据回族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目的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如回族历史研究当然应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回族社会研究应当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回族文化研究适合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回族心理研究应当采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等，依此类推[2]。但是回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特色，从而体现出自己的研究旨趣和研究目的。本文认为回族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方法论，用来指导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研究方法；第三个层次是调查研究技巧。
一、回族学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无一例外都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回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的思想；任何物质都是运动的，而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人们可以认识的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思想[3](P8)；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的思想；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彻底解决了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的思想等等都是回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回族学研究中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作为研究指南，要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回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4]。这些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大多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和措施。在民族理论方面，如民族是人类社会长期客观存在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中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和解决少数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理论等等；在民族政策方面，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等政策[5]；在宗教政策方面，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政策，自办宗教和不接受外国宗教组织约束的政策等等，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中国回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的民族宗教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脉络，在民族研究中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会走弯路。回族是中国独特的少数民族，是完全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回族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这是回族学研究能够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
二、回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在方法论指导下，研究者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尤其是要从中国回族社会实际出发来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中国回族民众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心理等）来研究回族和回族地区社会变迁中的现实问题，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为党和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为广大回族民众提供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历史文化的思想武器，为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库（智库）。从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我们认为回族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实地研究方法
要让回族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为回族民众排忧解难就必须到回族民众生产生活的地方观察和认识回族民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回族学研究者要深入不同的回族社区了解不同回族社区和回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现实状况。要关心回族民众的疾苦，了解回族民众的思想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切实为回族社会发展提供认识社会的理论武器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在实地研究方法中又可以分为田野研究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两种①。田野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不能在“扶手椅”里从事研究，而要到研究对象那里去，参与观察研究对象的生产和生活，学会研究对象的语言，与研究对象交流，研究和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想文化，认识其社会活动的意义和功能等。如丁明俊先生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使用的就是典型的田野研究方法[6]。
社区研究方法是把社区看做一个整体，了解社区居民的整体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研究社区居民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群体在社区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社区文化和社区社会结构变迁，把握社区发展的规律等。社区研究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社区研究中常用的时空比较法是对整个社区的历史变迁进行历时性研究，对社区的历史现象和现实进行对比研究。社区研究方法也可以对不同社区或相似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到一些概括性认识。比如城市回族社区和农村回族社区的比较，不同城市回族社区变迁的比较，甚至国内外穆斯林社区的比较研究，中国不同民族的社区比较研究，等等。如宋志斌先生等主编的《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就是运用了社区研究方法进行的比较研究[7]。笔者2005年出版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也是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
社区研究是回族学研究的最重要方法，因为中国回族极其分散，并且大多以清真寺为中心相对集中形成了社区居住格局（教坊）。不同社区的不同区位特征和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周边环境的不同影响必然会体现在穆斯林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不同的社区文化形态。不同社区民众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会相同，所以回族研究必须从社区研究起步。社区研究属于中观层次的研究，比较容易把握，也有利于对宏观和微观问题的认识。
2.实物研究方法
回族民众生产和生活必然需要使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必然会产生表达思想文化的艺术作品。研究者可以对这些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形制、功能、质地、空间结构等进行研究，可以对各种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回族民众的思想、历史、文化、传统等等。如对回族普遍使用的汤瓶壶、香炉、拜毯、家具、手工工具、字画、对联、手抄本、家谱、服饰、武术器具、香料、塔布、住房、清真寺建筑、碑刻、拱北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的实物研究（包括比较研究、考证研究等）。福建泉州近年来建设了全国唯一的伊斯兰教博物馆（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分馆），其中陈列了大量唐宋元时期带有阿拉伯文的碑刻（包括墓葬），通过对这些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泉州（刺桐港）伊斯兰教的繁荣景象，也为泉州城市成为世界著名的“宗教博物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吴诗池先生等的《中国东南西北伊斯兰文化比较研究》一文就是通过对广东、福建沿海伊斯兰教墓碑、建筑等的研究比较了东南和西北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不同点[8](P95－101)。
由于回族的分布极其广泛，不同地区的回族民众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地区的回族民众在保持共同文化特征和心理认同的前提下必然会发展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元素，而这些文化元素又必然会体现在民众生产和生活所使用的器物上。因此研究不同地区回族民众所使用的器物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地区回族文化的特点，最终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回族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
实物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回族伊斯兰“认主独一”思想，认识回族的居住格局和建筑风格，了解清真寺的建筑艺术和实用功能，体会服饰文化的现实价值和美学思想，欣赏室内外的装潢设计以及文物典藏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体认其生命意义等。如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就建立了一个“清真文物博物馆”，展现了上海回族民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实物）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上海回族社会变迁的有力证据。《回族研究》封页上经常刊登全国各地的著名回族历史文物。通过对这些实物的研究，研究者更能够很好地认识回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笔者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年龄较大的穆斯林拿出他们收藏的珍品给笔者看，并希望帮助鉴定。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建立了（西北）回族民俗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西北回族民众生产和生活用品，为进一步研究回族历史文化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实物支撑。
在实物研究中，回族民居和清真寺建筑研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成果包括马平和赖存理的《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9]、《中国清真寺综览》（两卷）[10]等。另外还有不少穆斯林网站（如黑马共同社区②）发表了大量的回族民居和清真寺的图片，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见。
3.文献研究方法
回族自先民来华至今已1 300多年，历史文献散落在各种不同的典籍之中，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文献之中，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当代回族社会的变迁速度加快，回族民众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增加，回族自办的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网络等也已经数不胜数。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大多创办有地方穆斯林杂志，回族聚居地区地方政府大多创办有地方性大众传媒，全方位地报道了各地回族民众和回族社区变迁状况。数码相机、录像机的普及，影视作品的快速增长，每天都用海量的方式增长着关于回族的文献资料。了解回族民众的思想意识、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研究回族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就不能不研究有关回族的文献。
文献研究方法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直接引用文献中的描述和陈述；一种是对文献本身（包括作者等信息）进行界定和统计分析。直接引用文献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人对某一问题的认识，而对文献本身的统计分析则能使研究者认识撰写和编辑文献之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而认识撰写者或编辑者的时代特征等。前者如余振贵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等多数回族历史研究著作[11]，后者如马广德对《回族研究》13年发表的文章和作者进行的统计分析研究[12]。这两种不同的文献研究方法可以配合使用，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回族历史和社会。
在回族学的文献研究中要注意：（1）由于历史上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多历史文献中资料和观点都有对回族歧视的倾向；（2）有些文献已经成为难以解读的“死文献”，如西北某些地方的“小儿锦”等；（3）国外学者遗留了大量文献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日本、伊朗、东南亚、欧美等国学者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4）学术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日新月异，如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每年（甚至每天）都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文献出版；（5）地方家谱、对联、历史文物上的文献资料、影视文献和网络文献等也有待于发掘和利用。回族学研究者应当重视回族文献的整理和利用，这是回族学研究的基础。
在回族学的文献研究方法中，还要特别重视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回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学过经典，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和发展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内核之一，而其最重要的思想都集中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中。可以说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了解回族文化，而不了解回族文化就不能真正研究好回族。
4.理论研究方法
所谓理论研究就是，研究者通过归纳和演绎概括出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抽象认识，并通过一定的形式陈述出来，然后在不同的范围和条件下进行验证，以求达到对某一类社会现象较为规范的解释。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某一类历史和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社会提供更有解释力的思想武器。
一般说来，理论由概念、陈述、假设、命题等部分构成。概念有两类：一类是表示某类事物的名称，如回族社区、回族穆斯林、盘根草格局等[13]；一类是表示程度、方向的词汇，如聚集、分散、影响、解体等。把不同的概念组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某种陈述，如“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正在解体之中”，就是一种陈述。当研究者通过实地研究发现某些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正在解体之后，研究者就可能归纳而概括出这个陈述。该陈述在归纳之初，没有得到更多验证之前，尚处于“假设”阶段。一旦研究者在更多的大城市研究传统回族社区发现无一例外地都在解体之中，则研究者就可以把这个被验证了的假设上升为“命题”。之后，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可能继续研究大城市回族社区，不断会有新的发现，如大城市正在形成新型回族社区，新型回族社区具有不同于传统回族社区的特征，新型回族社区更多的是精神纽带和精神社区，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特征等等。最后，这些发现不断地由假设上升为命题，则这些命题就联合起来形成了关于某一类事物现状和发展变化的理论，如“大城市回族社区变迁理论”③。
理论一旦形成，人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理论解释和预测某类事物的发展变化。如“大城市回族社区变迁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解释中小城市回族社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预测中小城市回族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我们还可以用已经形成的理论帮助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有关政策。如西安莲湖区传统回族社区的改造问题，相关政府和地方回族社区民众就必须要回答“回族社区究竟是否需要改造”、“应当如何进行改造”等问题。根据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很容易认识到“莲湖区的现代化改造是必然趋势”、“改造一定要有利于新型回族社区的形成”等，因为大城市回族社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4]。
理论研究方法中又可以分为定性分析（陈述、假设、操作化、验证等）、数理分析（如定量研究、质量互变关系研究、数学模型等）④、因果分析（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概率和相关分析等）等。当前中国回族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部分研究者已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如马永真等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呼和浩特市回族人口就业状况论析》等文章就是以问卷统计分析为基础的学术论文[15]。回族学研究中以因果分析为特色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整体来看回族学的理论还很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5.政策研究方法
政策包罗万象，内容庞杂。本文重点讨论与回族和回族地区发展关联度最高的社会政策。所谓社会政策是指“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社会价值的指导下，为了达到其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社会性行动的总和”，“社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事务领域中的干预行动”[16](P5－6)。通过在社会福利事务中建立必要的强制性规则，并注入必要的资源，以引导社会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社会政策是制度化的行动体系，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很多，如不平等与贫困、老年问题、越轨行为、社会歧视、健康与疾病、环境、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冲突等。
回族学研究者关注社会政策研究，就是要研究政策的制定者（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如何制定政策的，政策背景是什么，政策资源从何而来，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政策受益群体的构成等，并综合评估某项社会政策的效益，引导某项社会政策的变迁等。政府的社会政策行动不是一种随意的行动，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框架中采取的制度化行动。一般说来，政府（或其他组织）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资源和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不同级别的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政策的受益者更是惠及全社会不同的阶层，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回族学研究者要关注回族地区的发展就要研究回族地区的各项社会政策，研究这些政策的出台背景和政策目标，政策资源的运作过程，政策受益者的覆盖面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社会政策研究要进行系统分析，要通过实证研究调查第一手资料，要敢于批判现行政策中不适合回族地区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提出修正意见。回族社会政策研究者要紧紧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某项政策出台之前进行前期研究，在政策出台以后进行跟踪研究，在政策全面实施以后进行系统评估研究。在社会政策研究中还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分层研究、价值研究、系统研究等。目前来看，回族学界还很少有人使用政策研究方法，开展社会政策研究。这与回族聚居区地方政府以及回族民众对回族学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⑤。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与回族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应当说开了一个好头。2007年8月宁夏吴忠市政府和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院）联合召开了“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的研讨会，明确提出回族研究要为地方政策决策和社会发展服务。会上出现不少直接为政府决策服务的研究性论文，如杨文炯的《回族的城市化及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张越宏的《发挥伊斯兰教优良传统，服务和谐社会建设》、马天龙的《吴忠市回族文化与和谐社区建设》、刘韬的《宁夏吴忠清真食品管理的现状及对我国清真食品立法的启示》等等[17]。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应当积极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力争把研究院办成宁夏地方政府的新型智库。
在社会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不但要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宏观和中观政策研究，还要重视局部性的微观社会政策研究。如地方伊斯兰教协会“选派”穆斯林朝觐的政策（如朝觐的指标应该以什么方式分配），不同清真寺的管理政策（如选拔年轻阿洪的政策），古老清真寺对外开放酌情征收门票的政策以及门票收益分配的政策，回族民办教育机构招生的相关政策，回族报刊约稿和免费发行的政策，关于回族文化的宣传和传承的政策，等等。宏观和中观政策由于有国家或地方相关政策部门进行研究，大多已经成型且效果良好。但是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些宏观政策在不同地方执行情况如何却也会直接影响回族居民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微观政策对不同地域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有利于推动回族和回族地区进行有目的的社会变迁。当前回族学研究者既要认真研究宏观和中观社会政策的微观执行情况，又要认真研究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制定的微观社会政策。研究这些社会政策对回族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这些社会政策对于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为什么昌吉回族自治州紧邻乌鲁木齐而没有发生动乱？这当中应当有不同社会政策的影响因素（中观和微观的），值得挖掘和研究。
三、回族学研究中的常用技巧
所谓研究技巧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且内容庞杂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尽含的。这里主要谈谈本人在从事回族学研究过程中的常用技巧以及从事回族学研究的一些体会，也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研究回族学的路径。
回族学研究应当从回族历史文化入手，对回族有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这是从事回族学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真正从事回族学研究。笔者1990年起师从中南民族大学答振益教授学习回族历史文化，从而走上回族学研究道路，目前则重点研究回族社会变迁和大城市回族社区，从历史研究走向了现实研究。初学者首先要对回族历史文化有一个基本认识，如回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回族具有二元文化认同并正在经历新的文化模式变迁；伊斯兰教对回族具有广泛影响，特别对回族人生重大礼仪影响深远；学习《古兰经》了解《圣训》是认识回族文化的基础。对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基本把握是了解回族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进一步认识回族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另外，回族“大分散、小聚居”导致不同地方的回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心理认同都具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回族问题切忌泛泛推论。西北聚居地区的回族和东南散居地区的回族具有显著的差异。不同教派、门宦之间，信教和不信教之间差异明显。
在访谈过程中要注意尽量使用带有回族特色的语言，见面时先道“色俩目”。要尽量了解回族民俗和禁忌，要避开不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如斋月里最好不要去进行访谈和调查，礼拜的时候不要打扰，要明确告诉调查目的以取得信任和支持，学会通过座谈会提高访谈的效率，访谈前要有提纲，做好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的准备，注意访谈对象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等。调查中要尊重回族民众的心声，尽量与地方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管理人员取得联系以获得其对研究工作的支持。如2009年3月我们课题组一行来到浙江义乌进行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调查，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热情支持和款待，通过一系列的座谈会，我们了解了当地穆斯林妇女的情况、穆斯林经济发展的情况、留学归国穆斯林情况、阿洪群体的情况、临时礼拜点的情况、地方伊斯兰教协会的基本情况、地方清真餐饮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流动穆斯林子女教育情况、义乌伊斯兰教协会与地方政府关系情况等等。系列座谈会和课题组的分头参与观察，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义乌流动穆斯林成为可能。
在问卷调查中要注意问卷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要进行预调查并修正问卷后才正式调查。有时整个研究工作成败就在问卷的设计是否成功。要避免不合适的文字，如不礼貌和不客气的用词等。严格按照要求（如抽样）发放问卷，提前培训好调查员，使其能够在调查对象没有能力自己填写问卷的时候协助填写。要注意问卷发放的时间、地点和对象。问卷收集后要及时统计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如2006年我们课题组在对流动穆斯林进行问卷调查之前，对问卷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在南京进行了预调查，邀请不同年龄穆斯林对问卷进行评议修订。问卷是研究概念的操作化，每个问题就是一个指标，每一个指标都要能反映研究概念的一定内涵。题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填写者可能没有耐心填完，而太少则不能全面反映问题。一般说来，入户调查的问卷填答质量是最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2003年春天为了解大城市拆迁安置后回族和汉族对原居住区的不同依赖情况，笔者做了100个入户调查，才完成问卷调查任务。调查表明拆迁安置后大城市回族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对原回族社区的依赖程度都要远超汉族。
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者要尽力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就是要充分获得研究对象的信任，以“局内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从而拉近自己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很明显研究者如果是穆斯林就会得到更多信任。尊重研究对象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不要轻易地去评价研究对象的行为举止。尽量避免不适合在清真寺内开展的访谈或活动。女性研究者、汉族研究者等面临不同的环境要采用不同的技巧，如到清真寺调查时应当注意衣着是否合适，尽量不要穿戴短衣艳服，尊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等。在调查和参与观察中要重视音像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尽量保留原始档案和资料等等。另外还要重视当事人口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1950～1960年代马寿千和马通教授进行西北回民起义和门宦制度的研究中就非常重视参与观察和口碑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后要说的是，并非只有回族学者才能研究好回族学，回族学者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容易出现优势“偏见”，难以做到完全客观。非穆斯林学者也有一定优势，他们比较客观，但不足是往往难以深入，容易停留在表面的观察和认识。有条件的情况下，研究者应当组织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进行回族学研究。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回族学者和非回族学者，都需要克服不应有的“偏见”——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回族历史和社会，尊重事实，让事实说话。
在文献研究中要重视历史文献的广泛性和历时性，即要重视不同角度（观点）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如笔者1992年撰写《白崇禧年谱概略》一文时，几乎收集了当时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包括1920—1930年代中国各地回族报刊中有关白崇禧的报道和198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白崇禧自传（口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关于白崇禧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可谓费尽精力，才得以完成。由于国内回族学研究1980年代才起步，当时学术界思想观念还有相当禁锢，对白崇禧的评价很难中肯到位，有关资料的搜集极度困难。如果文献资料不全面就不能全面分析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在研究现实问题时要重视当代文献的搜集和利用，注意文献的全面性、权威性和及时性。在使用网络文献的时候要能够辨别文献的真实性和网络的虚拟性之间的关系。在文献研究中还要学会对文献资料进行编码和统计，并在分析时加以运用[18]。如笔者和自己带的研究生在“地方媒体与弱势群体关系研究”中，就把10年来《南京晨报》的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根据报道次数、文章篇幅、版面安排、报道形式、事件框架等进行了分类和编号，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我们得出了地方媒体“整体层面显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上升”、“细节层面暴露出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偏见”等结论⑥。
在理论研究中要注意对前人成果的梳理，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中国已经有十分成熟的电子期刊学术网站，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当前最重要的相关期刊论文搜索出来进行消化和吸收，从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尽量扩大研究视野，与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保持联系。参加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对于提高研究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帮助较大。理论研究要重视归纳和演绎，要有逻辑性，要特别重视回族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研究。重视理论研究中新概念的界定、比较和分析，在概念研究基础上进行假设和陈述，并最终形成命题（理论）。如在城市回族社区研究中，笔者借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提出了“盘根草格局”的概念，专门用来描述和概括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结构网络关系[13](P98－108)。“盘根草格局”描述的是与中国传统汉族社区和西方社区社会结构都不相同的一个新的社区关系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对传统回族社区社会形态的理论认识。
在社会政策研究过程中应当力图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研究者也要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研究政策的制定背景、运作程序、客观的收益分析和政策的功能分析等。要能够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切实为回族和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库。回族学研究者要与不同学科研究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联合开展研究，从而增加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多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仅仅依靠回族学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回族学要参与研究并提供新的视角。如在回族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回族学的介入就可以为规划部门提供民族和谐发展的规划指导思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规划好清真饮食网点布局和回族社区建设（包括对传统回族社区的保护与改造问题）。再如，宁夏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利用好中东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如何在开放中发展回族商业和文化等，都是回族学面临的新课题。2008年在宁夏举办的全国性的回商大会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回族学的社会政策研究是一种应用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容易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从而为研究者提供经费支持，并使得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规避政策执行中的风险。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能仅仅停留在回族学层面上。回族学研究者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技能，要能够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建立合作关系，形成研究团队，共同攻关。笔者在江苏省开展的回族学研究就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服务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且与社会学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建立了友好的学术团队。我们关于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团队合作下完成的⑦。
总之，回族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具体方法和调查研究技巧。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六大方法各有所长，每种方法都有独特的调查研究技巧，而且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调查研究技巧也不可能一样。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具体研究内容决定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调查研究技巧的运用和积累，从而不断提高回族学研究的能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六大研究方法并非回族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而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用方法在回族学研究中的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中的调查研究技巧才具有回族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回族学只有采取通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够把回族学建立在科学的平台之上，使之具有与其他社会科学平等交流的基础，并最终确立其科学性。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马宗保、季芳桐、马金宝、尤佳、白莉等学者的指导，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9－08－16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并不主张区分实地研究、田野研究和社区研究，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本人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认为作适当区分会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和运用实地研究方法。
② 参见http://club.heima.com/show_topic.aspx?forumid=678488 & topicid=1187076
③ 一种理论的丰富内涵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表达，往往表现为系列成果。如笔者近年来连续发表的相关成果有：《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论》（《民族研究》2004年8期）；《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5期）；《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2期）；《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以南京等城市为例》（《回族研究》2007年9期）；《积极推进城市穆斯林和谐社区建设》（《中国穆斯林》2007年12期）；《我国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问题研究：以南京和西安为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2期）；等等。这些文章和专著综合表达了大城市回族社区变迁的理论。
④ 此乃一家之言。有很多学者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对照起来，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主要是定性和定量。笔者认为定量研究只是数理分析的一种，质量互变分析和数学模型分析等研究方法都属于数理分析，但是很难说是定量研究。而因果分析可能需要进行概率分析，能否完全归人定量研究范畴也值得思考。
⑤ 2009年4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要求从2009年起，每个在研重大项目至少要提供2篇《成果要报》稿（《成果要报》是规划办专门呈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实际决策部门的内部刊物），这将作为实施续拨款和验收结项的重要依据。《成果要报》稿的主要内容可包括“问题及原因分析”、“解决思路及对策建议”两大部分，以对策建议为主，力求务实管用。基本要求是：选题重大，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述集中，文字简洁，篇幅约5000字。凡是从事应用性研究的国家课题，在结项之时必须撰写并发表2篇应用性政策研究报告，供相关政府部门决策咨询使用。这就为回族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即要重视回族学的社会政策研究，并尽快普及社会政策研究方法。
⑥ 吴填、白友涛《地方媒体聚焦弱势群体状况分析：以（南京晨报）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2期。该研究设计时是为了研究“地方媒体中的回族”，但是统计结果几乎没有有关回族的报道，只好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对整个弱势群体的分析。
⑦ 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以南京等地流动穆斯林为例”已经顺利完成并结项。研究团队就包括汉族学者和回族学者，这些学者各自具有不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