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的“名”与“实”：论顾明远的比较教育观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顾明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9－0016－04
从1949年入读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顾明远先生就踏上了为发展和壮大我国比较教育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征程。从留学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到回国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内部刊物的《外国教育动态》到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刊及教育类核心期刊的《比较教育研究》，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所）的成立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及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发展，从编写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到培养我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学博士，从教学一线、理论研究到积极参与国家教育决策，从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到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双主席之一，[1] 半个多世纪里他始终在为我国比较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耕耘，辛苦付出。21世纪，比较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名比较教育的老前辈，顾明远先生在自己多年的比较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比较教育“名”与“实”观。
一、比较教育“名”与“实”观提出的背景
1.比较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顾明远先生在回顾20世纪国际、国内比较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出比较教育研究的兴盛根源即“教育的发展为比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比较教育是在谋求中国教育的优化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从“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将在这新世纪里有重大的发展与变革”出发，明确指出“只要教育有发展和变革，比较教育就有发展和前途”。[2] 同时，他从我国当前教育现状存在的“教育投入不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素质教育推进步履维艰”等问题出发，[3] 指出“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比较教育工作者在我国还大有用武之地”。[4]
2.比较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顾明远先生认为，中国比较教育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发展中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在1986年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5届年会上顾明远先生就提出，“我们研究比较教育，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我们教育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要扩大研究领域”。1991年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6届年会上，顾明远先生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比较教育存在“严重脱离中国教育实际”，“比较研究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不重视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建设”等问题。2002年在北师大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上，顾明远先生立足于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的使命，指出“比较教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比较教育的‘本土化’”，“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建设，特别是有关方法论和独立学科的身份危机”等问题使得人们对比较教育的发展前景产生了质疑。[5]
“没有危机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发展”。[6] 为帮助比较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认识比较教育，完成知识经济时代赋予比较教育的历史使命，顺利解决比较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顾明远先生在总结自己长期的比较教育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教育的“名”与“实”观。
二、比较教育“名”与“实”的内涵
顾明远先生的比较教育名实观主要回答了比较教育是什么，即比较教育的本质或内涵以及如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
1.比较教育“名”的内涵
在1982年出版的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比较教育》中，顾明远先生等几位新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先驱认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7] 10年后，顾明远先生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在排除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干扰和分析、整合其他中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突出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比较教育的“名”，即“比较教育是对当代世界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地区的教育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作借鉴”[8] 的一门教育学科。
第一，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
明确研究目的是顺利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前提。顾明远先生针对比较教育学界中“比较教育借鉴别国经验过时论”、“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对借鉴的消解”等观点，通过对比较教育发展历程和比较教育应用研究的分析，提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作借鉴。因为“比较教育是靠借鉴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之所以衰退，正是因为忽视了教育的借鉴意义……比较教育的应用研究就是借鉴，就是为我所用”。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在对本国的教育和别国的教育研究透彻的基础上进行的”。[9]
第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
围绕研究目的正确选择研究对象是比较教育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比较教育研究更明确，更有针对性。顾明远先生指出，由于比较教育自身的学科特性，因此“它不是从本国的教育现象中去发现教育规律，而是从对不同国家教育对象的比较中去探索教育的规律”。[10] 同时，“需要比较教育工作者研究的教育问题还很多”则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针对传统比较教育研究对象中存在片面、狭隘的问题，顾明远先生强调从宏观上看，既有国别研究又有区域研究，既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更要研究与我国发展情况相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亚洲国家，既重视国际组织对世界教育的评论和意见，也重视世界教育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11] 从微观上看，应“重新审视传统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及其异同，哪些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在何种背景下、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12] 这些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
2.比较教育“实”的内涵
顾明远先生认为，对比较教育的“名”有了系统、清楚的认识后，还需要准确回答比较教育“实”的问题。什么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实”呢？顾明远先生认为，如何开展切实可行的比较教育研究、如何真正做到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因此，“实”的问题是比较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问题。
第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苏联求学期间对马列主义论著的广泛阅读和深刻领悟使顾明远先生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思维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他从“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体系的重任”的实际出发，强调开展比较教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基础”，[13] 它“为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比较教育研究者才能避免“以孤立的观点、静止的观点看待一切，以表面现象判断一切，以主观想象判断问题”。[14] 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下，顾明远先生才能客观、全面地分析比较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使命和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危机等问题，才能以“不怕”的态度去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和危机，因为他坚信“学科发展一段时间之后便会产生危机，但是如果克服了危机，它就会发展”。[15]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原则
从比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要开展切实可行的比较教育研究，必须“首先要把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问题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16] 顾明远先生强调“这既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能不能使我国比较教育的研究有生命力的问题”。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现状决定了比较教育研究经费的有限性。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原则，找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切切实实地开展研究，才可能避免少走弯路，使研究成果满足解决教育问题的需要，才可能为推动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如关于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问题、学位制度的建立问题、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等，不仅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外国的经验，而且在赢得社会各界人士肯定的同时也争取到国家更大的支持，从而形成了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最后达成比较教育自身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的良性循环。[17]
第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20多年前顾明远先生在《比较教育》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比较研究的方法决定于研究内容和任务，各种方法应当结合使用”。[18] 随着比较教育学科独特方法论争的继续，顾明远先生首先从分析“是不是每一门学科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才能存在”这个问题入手，在广泛分析实验法、社会分析法、文献法、调查法等共性的基础上，再次强调“各门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自己需要的研究方法，但只是一组方法的组合”。因此从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领域的多样性看，只能也必然需要“不同方法的组合”。[19] 第二，在强调方法组合的同时，顾明远先生又从比较教育研究跨文化、跨国家研究的特点和找出两者之间异同的任务的客观需要，以及比较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使用的倾向性、广泛性和频繁性的客观现实指出，“比较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确实有比较特殊的地位”。[20] 因此顾先生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确定比较的标准，选择适合的比较方法如同类比较法或异类比较法、异期纵向比较法或同期横向比较法，注意克服比较法自身的局限性等问题。第三，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方法论的更新，比较教育研究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习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比较教育”。[21] 第四，顾明远先生从分析萨德勒、康德尔到埃德蒙·金等比较教育学大家对文化的重视，指出比较教育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研究问题缺乏理论深度”等问题，“提倡人类学、文化学的方法”。[22] 这虽然面临研究经费、研究者思维定式的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教育，也才能寻找出教育发展的规律”。
第四，研究层次的深化
顾明远先生认为，“要真正学到别国教育的优点，必须继续深入研究”。首先，应扩大研究领域。他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于6个工业发达国家是不够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我国相似，他们发展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与我国情况相似的亚洲国家”。[23] 其次，应对重大问题开展持续性研究。顾明远先生注意到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缺乏后续研究的问题，因此，他强调不能停留于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发达国家优秀的教育经验……要跟踪研究各国新的教育改革、新的教育理论和新鲜的经验，并通过这些研究预测教育发展的趋势”。再次，应开展深入研究。顾明远先生提倡“深入研究就是要作深层次的比较，即不是表面上的制度、方法方面的比较，而是要找出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的比较，这种比较更需要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有较深的了解”。[24] 然后，研究的“本土化”。顾明远先生认为“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运用于本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有一个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他从比较教育发展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全盘照搬”、“完全排斥”和“简单的话语本土化”的缺陷，强调应“使外国教育的先进经验经过选择和改造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从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这既是教育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深化的客观需要。最后，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自身建设。顾明远先生在全面系统分析比较教育存在“不可替代性”的基础上，指出应在解决“教育国际化与国家发展，人员交流、培养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与本土化，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及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完善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25]
第五，人才队伍的培养
“比较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人”。[26] 从比较教育功能的多样性来看，需要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对比较教育的初学者，应着重“增长知识，扩大眼界，并结合教学指导学生适当开展一些科研工作……培养他们分析教育问题的能力”。对比较教育研究者，则应在“加强教育基础理论修养”的同时，拓宽其知识面“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驾驭教育问题的研究”。[27] 比较教育专家则应在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外国经验的同时，更要注重比较教育自身学科的理论研究，准确把握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走向，探讨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为比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除比较教育学科的专业人才外，顾明远先生还提出“应把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其他专业的人才纳入比较教育研究的队伍，为他们提供国外的资料和经验，提供比较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这既可以“壮大我们的队伍，丰富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到各种专业领域，扩大和深入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28]
第六，文献资料的建设
顾明远先生非常注重比较教育资料的积累。他强调“积累资料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工作……如果轻视这项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只能像湖中的浮萍一样，缺乏根基，是不能长久的。因此系统地积累资料，搞好基础工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目前，虽然现代信息技术使资料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经费和地域带来的限制，但要想做深入、透彻、高质量的比较教育研究，对研究资料的信度、效度和数量的要求都非过去可比，也不是短时间内靠单打独斗能完成的，因此“还需要注意加强合作，长期坚持做好资料的收集工作”。[29]
第七，教育的双向交流
顾明远先生认为“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各国教育更需要历史的、文化的自我认同。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首先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顾明远先生强调“科学无国界”，我国的优秀教育成果不仅是我国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由于“长期以来，比较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这不仅带来研究者对本国教育的忽视，还导致“许多外国比较教育学者至今不了解中国教育”等问题，严重妨碍“相互理解、互相学习”。[30] 因此，加强教育研究的双向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化，才能实现比较教育作为“国际交流论坛”的功能。
顾明远先生关于比较教育“名”与“实”论的思想，从独特的研究视角，借用中国传统语言“名”与“实”的概念，赋予其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内涵，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使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和概念，从而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了中国的个性，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顾明远先生关于比较教育“名”与“实”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
注释：
①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