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境论文,中国农民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921（2000）03—0030—05
“既是动力，又是对象”是秦晖教授对中国农民与民主革命关系的概括。他认为农民既是民主革命的动力，又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为农民虽然作为私有者——劳动者是封建革命的动力，但作为宗法群体农民本身即是封建性的，所以，他本身便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农民之所以不能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关键在于“纯粹的”宗法农民革命实际上是宗法群体反宗法，革命对象闹革命，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正因为如此，农民根本无法自己解放自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农民才获得了彻底解放，由千百年来的受压迫者和民主革命的变革对象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但历史的发展总是有某些相似之处，今日中国农民虽然早已不是过去的宗法农民，可他们在现代化中的处境似乎与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处境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这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现代化总是伴随着农民的转化和消解。因此，只强调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这一点，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完全把农民当做现代化的阻力和变革对象，就更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现代化的依靠力量，又是现代化的变革对象，这才是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一、农民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又是现代化改造和变革的对象，农民在现代化中处于两难境地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将伴随着对农民的改造和变革。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被作为现代化的阻力而被消灭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认为是“历史的弃儿”，甚至成为历史的绊脚石。著名比较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认为，正是小农的消灭，“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意味着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动保守势力——这种势力存在于德国、日本的某些领域——的干扰”。〔1〕(P22)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不仅仅是现代化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依靠力量。
1.农民是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现代化历程虽然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无能，现代化历程一波三折，可谓关山难越。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进入了正常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千百万农民，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连摩尔也不能不为之赞叹：“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1〕(P181) 农民成为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重要力量。革命胜利后，农民当然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和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2.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民居主导地位的大国。解放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其余的90%是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建国后，我国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艰巨任务。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启动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从何而来？通观世界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靠外来资金的流入。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可能靠掠夺别国财富来获得工业化的资金。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又使我国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借款和贷款。当时支援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只有苏联，但这极为有限的援助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1949—1959年的十年间，外债收入在我国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依托内部的力量。 而当时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体部分，国家只能通过农业积累来支撑国家的工业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3 〕。这种情况下，1952—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三大“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民中抽取了7140亿元资金积累。农民用自己的牺牲，启动了中国工业文明的车轮，使中国形成了较稳定健全的工业化体系。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则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大量的资金，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农民以其伟大的创举，探索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途径，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力量。这表现在：第一，70年代末，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冲击了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创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并为农村改革提供了“源头活水”。第二，农民用发展乡镇企业启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在寻求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造，那么乡镇企业更是我国农村和农民寻求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项伟大创造，它从经济、社会、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即从第一产业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提高了农村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启动了农村社会结构从单一、同质形态向多样、异质形态的转变；引起农村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乡镇企业成为当今中国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形式之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第三，各地迅速崛起的小城镇，也是农民的创造，它大大拓展了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说，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不断前进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所在。许多海外有识之士也看到这一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闯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大震荡这一关，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村改革成效显著。
4.农村的长期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敏锐地察觉到农民与中国社会稳定的深层关联，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国以来，农村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2000多万城市干部与工人返回农村，大大缓解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压力。“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大动乱，相对稳定的农村不仅为避免国民经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国家的复兴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时期，虽然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但由于农民率先进行了改革并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长期稳定，从而维系了整个国家的稳定，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农民在为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并继续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现代化变革和改造的对象。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对现代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今日的中国农民虽然已不是封建时代的小农，但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传统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在今日中国农民身上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马克思对传统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曾作过较为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小农的自私、愚昧、对权利的崇拜等特性会妨碍历史的前进。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科学分析传统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双重属性，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从而主张实现农业集体化，提出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改造农民。经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先进思想教育，我国农民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农民或农业的改造，主要是实施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小农经济基础的基本属性并没有根本改变，整个国家仍支撑在以农业小生产、农民人口、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为主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之上。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尚没有根本改变，基本上仍然沿用手工生产方式。落后的农村状况和大量的农业人口的存在不能不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建设愈是深入发展，这种制约性表现得就愈是明显。
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如人口增长过快和耕地减少的趋势尚未有效控制；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家庭小块土地生产方式制约着对农业的高投入和规模经营，影响着农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分田到户的富民政策往往被曲解为不要集体经济，小农经济固有的小私有性有所复活；小康即安、温饱知足、惧怕竞争、不思进取的保守心理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勃兴和持续发展；封建残余和社会陋习重新蔓延；等等。这种状况说明，将受落后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制约的数亿农民改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民，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农民仍是中国现代化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两难处境，使中国的农民问题既特殊，又复杂。
二、造成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两难处境的原因分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两难处境，是中国历史传统、现代化发展的独特背景与战略及中国的社会性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农民的两难处境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重农抑商”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本轻末”、“重农抑商”、“劝农耕穑”，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奉行的立国之本。浑厚的以农为本的文化传统，使泱泱大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始终渗透着黄土地的芬芳。中国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村夫百姓，自始至终对土地怀着无限的眷恋和深情的神往。对土地的过分热恋，使中国的农业文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也束缚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探索的激情，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注定了中国在步入近代以后，在实现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缺乏内在的推动力量和经济基础。农民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熏陶，农民没有脱离农业、转化身份的动力和愿望。
2.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被动性，使农村长期被抛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农民失去了随现代化转化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根本不同的发展途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经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炮舰的威逼下被迫开启的。由于这是一个非自然渐进的历史进程，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被迫回应，这种回应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为需要，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保障，由此决定了它与农村之间的历史定位：现代化只能是发生于城市社会的孤军突进，与农村基层社会严重脱节。这样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就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分裂的空间结构使农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不但难以品尝现代化的初期成果，反而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失去了随现代化进程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机会和可能，大量农民被阻隔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得不到现代化的洗礼和改造，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制约力量，使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民仍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3.中国革命的农民革命性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选择，决定了农民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也决定了农民在现代化中的独特处境。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魔掌，真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具体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把握了“中国有百分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一基本事实，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从而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农民也由革命的主力军成为了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家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由农业哺育工业的现代化战略，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农业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却萎缩了。而且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乡隔绝，农民完全失去了转化自身身份的机会，使大量的农业人口滞留农村，给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制约。现代化愈发展，这种制约性愈是明显。如何转化农民、消解农民，已成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三、农民两难处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变革、转化农民的独特道路
农民作为现代化改造和变革的对象，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进行身份转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尽管由于地域和国情的不同而使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显其特点，但农民的身份转化现象却共存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逐步离开土地，转变为工人或城市中的非农业生产劳动者；即便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农民的身份转化基本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新式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极少。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农民的终结”。各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到的这种命运对于当代中国农民也在所难免。从现在开始到下一世纪前半叶，中国需要将转化农民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由于中国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两难处境，农民的转化方式有别于其他国家。
1.农民身份转化将走一条自主选择的转化之路。目前我国农民正处在由传统农民向其他职业身份和现代农业生产者转变的过程中。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农民身份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附性的，被给予的；另一种是毁灭性的，职业化的。在欧洲发达国家，农民身份的转变走的就是一条毁灭性的、职业化的道路。圈地运动，“羊吃人”，农民大批破产，无产者工人的激增，等等。在这种变化中，标志着某种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农民被消灭了，生成了标志某种职业类别的农民。西方传统农民身份的毁灭和消失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个自然结果，也可以说是西方信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结果。相对于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中农民身份的变化来讲，中国农民身份的变化是从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的。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身份是被给予的，依附性的。务农作为一种职业并不成其为身份的标志。农民身份具有了某种不可转换性，农民被严格限制在乡村社会中，正如孟德拉斯所说，“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时至今日，中国农民有了很大的选择空间，农民已分化成了不同职业、不同利益要求的阶层组合，再用“农民”一词的传统含义对他们进行概括似乎显得太笼统和不合适宜了。但农民的分层和职业转换并未结出制度的硕果。农民进城打工仍是农民，乡村工业中的“工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他们仍然是农民。农民的身份转化没有制度的承认和支持。农民身份的依附性和被给予性并未从根本上消失。正是农民身份的依附性和被给予性，既决定了农村相对城市的落后，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第一，农民的依附性和被给予性，使农民遭受了双重牺牲。由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大量资金积累，农业和农民自身的生产能力萎缩了，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却没能随国家的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步转移出去，大量的农业人口长期滞留在农村，农民被抛弃在工业化之外。第二，中国现代化所处的时代背景，增加了农民身份转化的机会成本。当今世界已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时代，国家已不可能以牺牲工业本身的现代化为代价去大量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传统工业，甚至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力求“高起点”，其就业弹性正在迅速降低。这就增加了农民转化，特别是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机会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转化的速度。第三，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的身份转换只能走一条自主选择的转化之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状况。中国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就必须探索转化农民的新道路。因为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不可能采取“包办”的方式，直接把大部分农民安排到现代生产或服务部门，把另一部分农民变成现代化农场的生产经营者。中国没有理由、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再由外力去转化农民法律身份。相反，中国绝对需要的是农民的自主转换，或者说就是保护和促进农民在自己的主动选择中实现转化。
如果我们对于寻找这条道路缺乏自觉性，丧失有利时机，农民转化问题将成为中国现代化无法跨越的障碍。
2.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对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转化起决定作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的地位和出路问题，这集中体现为农民身份如何转化的问题。上面已经分析了我国农民身份转化必须走一条自主选择的转化之路，但探索这条道路比发现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为艰巨。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中国农民传统的组织资源和文化积累，很难再像大包干那样首先由农民创造，然后国家再总结、推广。这就要求作为现代化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要主动探索农民身份转化的新形式、新途径，并为农民身份转化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支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农民身份转化就失去了依托和方向，就不能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顺利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保障农民权益为前提，通过农民在自身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的全方位、多渠道的身份转化，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总之，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如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和沉重，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更是呈现扑朔迷离的历史意象。似乎没有九亿农民，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而有了九亿农民，又使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异常艰巨和困难。农民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但同时又是现代化的制约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既要依靠农民，又要改造和变革农民。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两难处境，决定了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说，认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两难处境，是正确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中国农民两难处境的消失之日，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之时。
收稿日期：200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