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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高扬人类主体性的时代。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在20世纪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纵观整个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主体性涌动与扩张的过程。主体性构成现代主义的深层本质，是现代性中的核心内容。以反思、批判、终结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自然把颠覆主体视为自身的重要使命。按照后现代哲学的理解：解构了主体性，也就抽去现代社会的理性支撑。当然，这种颠覆、解构并非使主体转化为“无”，而是根据后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去建构新的“主体性”。
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力量的张扬，使人类对世界的改造程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使人生活在一个完全由主体创造的世界里，享受着繁荣、舒适、便捷和权力感。以至于在现代主义的视野内，现代主体性代表着文明、进步、正义、真理。但是，主体性的极度扩张，又膨胀了人的中心、主宰意识，使人类在对世界的征服中显示出“英雄本性”。主体性与现代性构成了一个价值互证的怪圈。而正是在这一怪圈内，环境污染、两极分化、核战争威胁，一系列的困境正逐步诱导着人类走向自毁家园之路。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实恰恰在崩溃着“主体性”。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一直此起彼伏。19世纪末，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并按照“主人道德”的标准，指责“主体”是自我欺骗的产物；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揭示出隐藏在自我意识之下和之前的分裂的、盲目的心理能量，从而瓦解了自我的决定作用；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把主体或自我转变为逻辑和语法的特殊功能。但这种批判，完全被现代化实践开山劈路式的行进凯歌所淹没。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形成了巨大声势，主体性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法庭站在被告席上，且被判决为“极刑”。
美国学者弗·多尔迈认为：“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注：［美］弗·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所谓“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 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已使人类逐步丧失了未来的前途。人试图对自然的强制性统治与征服，遭到了自然的抵抗和报复。这已经证明了启蒙运动、启蒙理性所推崇的主体性观念的破产，人并没有因为自身的主体性而得到启蒙运动所允诺的自由和幸福。所谓“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则是指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人的普遍本质”的质疑和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已经捕捉到主体性的内在失弊。主体性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均走到了未路穷途。
后现代哲学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是在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
就人与自然关系角度审视，后现代哲学认为，主体性破坏了人与世界的和谐秩序，堵塞了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上帝”，而把自然当作实现自己目的手段。主体性“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现代主体性，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对立的深层决定性因素。现代人类只注重自己物欲的满足和目前的利益，为此，毫无节制地向自然开战、索取。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只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应该予以扬弃。应“把其他物种看成是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人与自然、 与其他物种应是一种伙伴般的“亲情”关系。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并预言以倡导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为旨归的后现代哲学将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后现代哲学通过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 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与占有欲，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的秩序。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在现代社会，由于主体性之光普照到每个人身上，人人都视自身为“至尊”，由此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现代主体性否认人本身与他事物存有内在联系，质言之，个人主义否认个体主要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当然，现代性也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如与其父母的关系的重要性，但它只把这些关系当作例外对待。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现代主义对主体自我的坚执，往往是以歪曲、蔑视、贬低他人为条件的，其结果是导致人我的对立。现代性把自我利益作为生活的运行原则加以接受的做法，已经扩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个人主义，使人具有浓厚的“自恋人格”，为了自我的利益而不再顾及他人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使人陷入及时享乐的境地。极端个人主义不仅破坏了人与社会的秩序，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秩序。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现代性主体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遗迹，是一个面具、角色和牺牲品。一切现代性思想观念，不管是科学上的“外部”、“实在”、“因果性”，还是政治上的“权利”，“人道主义”，都以独立的主体为前提。消解主体性，成为超越现代性的必要步骤；而颠覆主体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二、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哲学层面上的解构
后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颠覆，决不仅仅是表现在对这一概念的简单割舍上，而是观照西方现代化客观进程所引发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从思维的深层结构对人类理性缺失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涉及到上述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新诠释，更重要的，它对主体性的内源性根据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度意义上的“解构”，从而彻底摧毁了主体性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这种解构表现在下述方面：
1、对二元论的解构。 尽管后现代哲学纷繁复杂的理论表述往往把人引入扑朔迷离之境，但有一个基本的路向却是共同的，即均对始于古希腊哲学，经笛卡尔、康德等人明确建构、而在现代社会中得以极度推崇的主客二元论持强烈批判态度。现代主义以主客二元论模式表达着他们对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理解。按照现代的流行观点，人作为会思想的动物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这种主客对立的实质，就是要毫无节制地提升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凸显人的主体性，为人在世界中的统治、占有权提供内在根据。由于主客二元论的存在与张扬，“现代理性主义力图通过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性的环境使人们摆脱自然。自然被视为可塑的，这种观点在今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注：［美］乔·霍里德：《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二元论作为在主体、客体分离对立中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式，被后现代哲学看成是西方哲学步入迷途的根源。二元论不仅为人们设定了一个确定的客体，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去达到对客体的控制与征服。后现代哲学家德里克关于摧毁逻辑中心主义的论述，罗蒂关于否认观念作为自然之境的论述等，都“破坏了他们认为是西方智力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注：［美］约翰·墨菲：《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载《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后现代哲学从现代社会中二元论与主体性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相互论证、相互激发的逻辑事实出发，认为，解构了主客二元对立结构，就使主体失去了藏身之处；而瓦解了主体，也就使二元论丧失了客观意义。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颠覆和对二元论的解构，实质上是一个过程。
2、对理性主义的解构。人的主体性， 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人的理性至上性所决定的。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就把人作为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理性化的主体。凭借理性力量，人最终会走向自由的王国，这是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理性变成了工具化的理性，变成了极权主义理性。随着20世纪主体性的高扬，理性成为人类所引以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一切的工具，成为人凭借权力控制一切的基础。理性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滥觞，使这柄威力无穷的双刃剑，既拓展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开掘出人类所面临的陷阱。因此，解构理性中心主义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反叛现代性的重要任务与必然走向。实际上，尼采以来的西方哲学循着存在主义一脉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在后现代哲学看来，这种批判有着明显的漏洞。因为他们用意志、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取代理性作为基础，这不仅是一种基础主义的阴影再现，而且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是一种变了形的理性。因此，这种批判并未阻止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扩张与泛滥，并未消除人的主体自我优越感。按照后现代哲学的理解，首先，现代主义追求理性的普遍性是极其迂腐的，因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将其作为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的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其次，“绝对理性统治是对现代的有缺陷的设计”（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理性成了相当于宗教凝聚力的东西，“理性表现为现代及启蒙的女神”（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而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理性中心主义并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合理力量。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核威胁、环境恶化、社会分裂倾向等，都是理性中心主义扩张的结果，这已经预示理性的失败。费耶阿本德指出：“理性不再是指导其他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注：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 3页。）既然理性不具有什么优势地位和中心位置，后现代主义颠覆理性中心主义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后现代哲学还从知识的不确定性视角，对理性进行批判，试图通过粉碎理性中心主义的基础，最终瓦解现代主体性。
3、对线性进步观的解构。后现代哲学认为， 由于过于迷信主体力量的强大和人的理性的无所不能，因此，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一种线性的连续进步观。这种线性进步观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即是，人类社会整体是不断进步的，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好，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美好的理想和诗化般的未来。福柯认为，这种进步观其实是传统思想家杜撰的一个神话。这种相信社会必然进步，片面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是“乌托邦式思维”。线性进步观成为现代主义粉饰现代化进程，张扬主体中心论的借口和根据。正是根植于主体中心论基础上的线性进步观，滋生出人类的“自大”情结，进而形成了“夜郎主义”的狂妄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派生物和表现形态。这种思想方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它不仅妨碍着人们去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而且妨碍着人们正确地了解自身，更重要的，它引导着人们对现实困境和危机视而不见。现代主体性并不具有一般、永恒、必然的特点，因此它不可能推动社会的连续进步。事实上，进步的乐观主义已经日益陷入危机，“因为人已根本不再能够像在近代那样对他的活动予以信任，人对人、人对自然的信任亦如此”（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R.艾斯勒质问道：如何解释“合理的”和高效率的利用人类脂肪制造肥皂？如何解释经过周密策划和观察原子弹和原子辐射对活生生而且完全无助的人类的影响的军事实验？所有这一切超高效的大规模毁灭怎么能被称为人性的进步呢（注：［美］：R.艾斯勒：《圣怀与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哲学解构，其目的是导致“现代主体的死亡”，进而促使“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哲学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是一种文化的批判，是一种旨在动摇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认识取向及其特点
后现代主义有否定性和建设性之分。在颠覆现代主体性方面，二者有着共同的立场。但作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现代主体性的“狂轰滥炸”，至于在后现代社会应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主体”解构后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则缺乏思想的创意。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通过对现代主体性的瓦解，而又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构建着后现代的“主体”话语。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认为：“由于自然的不同层次的个体都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有目的性的自由，承认人类思想或灵魂是完全自然的，并不意味着那种认为人具有明显的自由的说法就是一种谬论。后现代精神承认，人类具有非凡的自决能力，这种能力就像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谋利，也可以用来作恶。由于自然之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不同水平的价值经验的存在，否认人类是‘创造之君’，其他东西都是为他使用而役，并不等于说人的内在价值可与一只小昆虫相提并论。这样，后现代观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它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这一段话，蕴含着后现代哲学对“主体自我”的理解与探索逻辑。首先，承认主体自决性的存在，认为人具有明显的自由，人的内在价值要高于其他物种；其次，人的主体价值有着正、负双重效应；再次，后现代哲学所关注的是主体正价值的发挥，并从生态的角度考虑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从后现代哲学扑朔迷离的论述中加以提炼，其对“主体”（有些后现代哲学家仍避讳这一称谓，但其所理解的人、自我、自决性等实质上与主体概念相近。）的理解，具有下述特点。
1、人的构成性。现代主体性， 使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作独立的实体，把自己的存在视为优先性存在而卑视、轻蔑他人、他物的存在，故而突出了极端个人主义特点，并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破裂。而后现代哲学则以强调人的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为特征，“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们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后现代哲学认为，个体主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分构成性的东西。由此，他们把人称为“关系中的自我”和构成性存在。这一理解，也就消解了现代主义对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意义，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极端个人主义的合法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体”观念的基础性因素。
2、“主体”的有机性。 “后现代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有机主义。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精神同时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利主义”（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和他人、和自然相比，并没有更为特殊的地方，人没有理由获得对他人、对自然的统治权和占有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有机联系的形式而存在的。“我们乃是扎根于自然之中，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我们同时也扎根于社会历史和制度之中，我们的个人特征永远也不能同它们相分离”（注：［美］乔·霍里德：《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因为后现代哲学把自然中的其他物种都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因此，在人与自然之间，力主建立一种统一圆融的伙伴关系。人作为自然的照料者和守护者应诗意地处在自然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后现代哲学倡导主体间性，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所谓主体间性，即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均是主体，而没有客体，这就客观上消解了二元论在人与人之间设置的对立。“主体间性”是后现代哲学消解现代主体性的一个坐标式、基础性概念。在后现代的世界秩序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
3、“主体”的创造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 人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而且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创造性是人的本性的一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创造性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现代性也追求主体自我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在机械论影响下的随心所欲的活动，是对秩序的破坏。而后现代主义认为，真正的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主体创造性，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改造上，“虽然后现代精神承认人类本性不是无限可塑的，但是它认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本性具有更良好的适应性。……对后现代精神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学会更好地把创造性的新事物同破坏性的新事物区分开来”（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在这里，主体创造性表现为对环境的适应性。其次，现代性最初是以未来的名义使人们摆脱了过去，但它却最终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现代主体是自我拆台式地进行着创造。而“后现代精神还包含着对未来利益的基础”（注：［美］大卫.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正因为后现代主体关注未来，所以，它形成了理想目标下的明确创造，从未来中获得创造的激情，由此为创造性赋予了正当性与合理意义。再次，现代人仅仅将创造视作精英的特权，而后现代哲学则试图还创造性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来激励着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第四，后现代哲学对主体创造性理解的根本意义还在于：对于现代社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和负面效果，用现代的手段和方法都不能根本解决。后现代哲学力图在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用后现代的方式和方法为人类的选择提供另一种思路，这正是主体创造性的根本表现。
后现代哲学通过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瓦解了现代性的基础，并由此使哲学以新的面貌出现。客观地审视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应该说，其中蕴含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现代化进程，由于二元论、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的片面膨胀，确实使主体性的发挥达到了无度状态，由此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又人为的设置了重重障碍。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失弊的揭露，对于后发展国家如何绕过西方的弯路和挫折而选择一条健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无启示意义和警示作用。
但是，后现代哲学对现代主体性的否定，也有着十足的片面性特征。20世纪，终归是主体理性积极高扬的世纪。世界现代化在主体力量的牵导下取得了空前繁荣。尽管其中存有某些弊端和失误，但从总体上看，大多属于社会发展代价的正常付出形式。现代化的问题，还需要在其历史演进中加以自我纠较。现代主体性尽管张扬无度、失序，但没有主体性的高扬，社会又不能形成今天的如此发展。因此，后现代哲学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否定，也就失之偏颇。况且，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理念的构建与价值选取，充满着相对主义的意味。其对社会实践方向的规范，也就难以产生出明确的意义。如何从人类历史发展与哲学发展的二重视角评价后现代哲学的“主体”观念，对后现代主义应具有什么样的批判意识，这是亟待回答的问题。由于此内容已超出本文范围，有待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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