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邹小园 梁耀明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关键词］ 金融知识；家庭金融市场；风险资产选择；农村居民
一、引言
随着我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应运而生。家庭金融主要研究家庭理性的经济行为，即如何使用金融工具以实现家庭资产最优配置。经典理论认为，家庭进行投资时，应根据其对资产成本的收益特征的估计和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制定投资决策，应将一定比重的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但从现有文献看，家庭在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存在非理性行为。根据甘犁等［1］的研究结果，当前中国家庭资产总量分布严重不均，家庭资产结构较为单一，总资产中绝大多数为非金融资产，其中住房资产占比最高，股票、基金之类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低。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还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卢亚娟和Calum［2］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倾向于储蓄，在股票、基金、债券等风险投资的参与率要远低于城市家庭。
第三，农村区域出现不平衡的矛盾。现行“新农保”多缴多得的方式在市场经济中本无可厚非，但个人账户积累制易于出现“保富不保贫”以及扩大覆盖面难的问题。[7]同时，国家补贴具有不公平性，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欠发达地区，例如北京的养老金每人每月最高可达280元，而最低的地方每月基础养老金是55元。另外，在现有的财政体系下，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普遍存在紧缺状况。因此，国家向农村提供的养老资源应充分考虑区域不平衡问题，做到养老资源供给的实质公平。
近些年，我国信息技术得到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开始参与到金融市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决策已经逐渐从单一的储蓄生息转向科学多样化的资产选择行为。2019 年我国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充分发挥股权、债券、期货、保险等金融市场功能，增强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承载力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获得感。面对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如何引导农村家庭进行合理的投资规划和资产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家庭资产选择方向来看，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从统计特征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截至1998 年，美国和英国是直接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比均约为20%；意大利则是持股家庭占比较低的国家，只有7%［3］。2001 年，美国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家庭比例超过50%，其股票持有量值的占比增长超四分之一；养老基金、信托基金等管理资产的大幅增长，也推高了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例［4］。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股票和基金等风险资产在美国和英国家庭中占据较高的比例，且该比重将持续增长［5］。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较为保守。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的比例最高，占比将近60%，而包含股票和基金在内的风险资产占比仍不足20%［1］。
关于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背景风险、家庭人口特征和其他因素如社会互动、流动性约束、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6-14］。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要求投资者具备更丰富和专业的金融知识。因此，不少文献对金融知识与家庭资产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金融知识是指基本经济和金融概念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和其他金融技能来有效管理金融资源的能力［15］。Lusardi 和Mitchell［16-18］通过系列研究，针对金融知识的基本概念设计了一套标准的问题集，依据利率、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个维度，将金融知识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指标。研究发现，诸如座谈会等基础的金融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储蓄的可能性和比重［19］，但也正是较低水平的金融知识和相关金融建议的缺乏导致了储蓄成为农村居民最主要资产选择的重要原因［20］。缺乏专业的金融知识会降低投资者投资组合多元化的程度［21-22］，且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人投资股票的可能性明显较低［23］。而较高的金融知识水平能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并增加风险性金融资产在家庭中的比例，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24］；但同时会降低除生产经营性资产外的非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25］。
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合理运作离不开一套科学管理体系，围绕产权、市场和技术一体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模式，遵循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和运用的发展路径，构建相关的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且要尽快完成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关于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以全国居民或城镇居民为样本［25-26］，关注农村家庭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城乡家庭风险资产持有存在明显差异［2］。金融知识作为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3］，能否有效推动农村家庭优化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为此，本文借助2013 年和2015 年两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polychoric -PCA 方 法（polychoric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PCA）［27］构建金融知识指标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进而实证研究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为进一步认识影响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因素，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和水平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和现实依据。
表2 列出了农村家庭持有各类风险资产的情况。从总体看，我国农村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很低。农村家庭中仅有1.94%参与了风险资产投资，其中占比最高的是金融理财产品，其次是股票。金融理财产品选择比例较高主要得益于2013 年后余额宝、微信理财通、京东小金库、百度百赚、掌柜钱包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2015年农村家庭持有金融理财产品的比例显著提高至1.65%，但占比仍然很低。从2013 年到2015年，农村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由1.20%提高到2.58%，参与率很低；农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有所提高，但贵金属和外汇的持有比例则明显下降，基金无明显变化。
二、模型与变量
（1）式中，u～N（0，σ2）。当Y 等于1 时表示农村家庭拥有风险资产，0 表示没有风险资产，即未参与金融市场；Financial_literacy 为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X 为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居民、家庭的特征变量，以及地区、时间的控制变量。
（一）模型设定
首先，将前文用于衡量金融知识指标的三个问题（即利率计算问题、通货膨胀理解问题、风险分散理解问题）作为主要变量（回答正确则赋值为1，其他选项赋值为0），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通过样本数据中农村居民对经济、金融等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这一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设置相应模型后，进行检验。最后，剔除了受访者正在／曾经从事金融行业工作、在校期间上过金融相关课程的样本数据，以p-PCA 方法下构建的金融知识指标作为主要变量进行检验分析。
本文使用的是2013 年和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混合截面数据。上述两轮中国家庭调查问卷均设计了关于受访者金融知识等一系列问题，为研究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微观数据支撑。本文选取居住地为农村（rural＝1）的家庭样本数据，同时剔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负的样本观测值，并对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Winsorize 处理［14］，剔除最大1%和最小1%的极端样本观测值；同时剔除存在关键变量数据缺失或明显异常的样本，最后筛选得出15334 户农村家庭的有效样本。
由于家庭风险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占比是截断的，本文使用Tobit 模型对样本数据作进一步研究。设定的Tobit 模型如下：
公式（2）和（3）是截取Tobit 模型。Y 表示家庭风险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占比；y*表示占比大于0 的部分；变量Financial_literacy 和X 同前。
（二）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内容，本文将金融市场参与界定为是否拥有金融资产中的风险资产。表4 的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影响的统计结果。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边际效应为0.015，在1%水平上显著。越年轻、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有自营工商业经历、居住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而风险厌恶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则较小。这与人们实际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这部分人可能更有条件和资源接触到更多的财经信息，更有能力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各种知识和各项规则。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收入越高，越有可能参与金融市场。可见，收入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都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指标。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与尹志超等［24］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我国农村家庭的“财权”一般由妇女掌管，她们在家庭资产选择上更有“主动权”。
2.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将家庭资产划分成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类，其中金融资产又可划分为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包括股票、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品、金融理财品、外汇和黄金等［24］。本文把“风险资产参与”“风险资产占比”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风险资产参与”表示家庭是否拥有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占比”表示风险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
表1 给出了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回答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由表1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对于金融知识的三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均不理想，风险分散理解问题的正确率最高，但占比只有22.63%。分年份看，风险分散问题的正确率从2013 年的13.09%增长到2015 的年30.86%；但是通货膨胀问题的正确率则有所下降，利率计算问题的回答情况无明显变化。可见，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通过应用标准化患者培养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生临床态度和基本操作的评价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8]。善于利用标准化病人与医学生进行沟通时的优势，带教老师与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锻炼医学生沟通方式与技巧的同时，弥补标准化病人在沟通能力培养方面的不足，可取得双重的培训效果。
在韩国，教育技术学被称为教育工学。本科阶段教育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通识必修课程、基础必修课、基础选修课、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深化课程、教职领域课程。在大一阶段，主要学习通识必修课程以及基础必修课和基础选修课程，基础课程包括教育工学、多元文化社会及教育等课程；在大二大三和大四阶段，主要学习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深化课程以及教职领域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教学设计、学与教的理论等课程，专业深化课程包括教育学校与教育论、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等课程，教职领域课程包括特殊教育学概论、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
3.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风险态度）、家庭特征变量（人均年收入（对数）、家庭人口、是否拥有自有住房、是否自营工商业）、地区特征变量（是否位于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时间变量（调查年份）。由表3 可知，近70%受访农村居民的风险偏好为风险厌恶型，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和资产占比都很低。有效样本中，超过60%的受访者为男性，平均年龄较大，为51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为7.06 年；96.6%的家庭有自有住房，人均年收入达1 万元以上，仅10.7%的家庭自营工商业；受访农村家庭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布较为均匀。
表1 金融知识问题回答情况占比统计 单位：%
三、实证结果
（一）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金融市场参与
1.金融知识指标。由于对金融知识掌握程度进行简单的自我评价不能准确衡量受访者的金融知识水平［28］，因此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24］［29］，选用调查问卷设计的利率计算问题、对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的理解问题来考察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受访者选择错误答案和选择“算不出来”“没有听说过”所代表的知识水平并不相同［17-18］［23］，本文将问题答案分为三个类别，即回答正确、回答错误、回答不知道／算不出来。在存在分类变量的情况下，polychoric-PCA 方法比较合适［30-31］。基于此，首先根据认知程度将上述三个类别分别赋值为2、1 和0；再根据p-PCA 方法的分析结果，以各个类别所得的特征值为权重，构建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指标
表2 农村家庭各类风险资产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5334）
表4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风险资产参与和风险资产占比的影响
（二）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表4 中第（3）和第（4）列是基于Tobit 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选择风险资产存在正向影响，平均边际效应为0.030，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不仅有利于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还有利于增加家庭风险资产在其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可见，金融知识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家庭投资组合多元化程度，这对于农村居民也不例外。较高的金融知识水平能提高农村居民其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并增加风险性金融资产在家庭中的比例，从而使得家庭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化。Tobit 模型控制变量系数与Probit 模型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健康状况、是否已婚、风险偏好三个变量的符号在两个模型中不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尹志超［24］运用2013 年CHFS 数据（以全国居民为样本）研究发现，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本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反而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的住房多为宅基地等自建住房，农村自营的工商业多以个体户等形式出现，经营资本不大，可获得更多的非农收入。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转换衡量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这一关键变量、调整样本结构等方式，设置与前文相一致的Probit模型和Tobit 模型，检验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参与与金融资产选择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主要采用Probit 模型和Tobit 模型研究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关系。首先，用Probit 模型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参与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影响。Probit 模型设定如下：
跟薛宝钗说起这些，她却云淡风轻得很，没埋怨半句，也不见半点羞赧和不安——仿佛只是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儿。倒真有几分颜回的味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限于篇幅，表5 只报告了关于金融知识水平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结果。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主要变量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提高风险资产占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文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9日深夜,一些示威者开始强行占领邮电大楼；一些人前往火车站朝开往莫斯科的特快列车扔石头，打砸车窗玻璃，叫嚷“俄国狗……”；还有一些人则动用刀子、石块、皮带对付执勤警察，甚至抢夺其武器。赫鲁晓夫获悉事态近乎失控后终于明白：“不动武是不行的。”“不可以对这种狂热听之任之。”[5](P163-164)于是，他命令坦克、摩托化步兵和内务部队进入第比利斯市区。随后,军方动用坦克驱散了主要街道和列宁广场上的人群。一些人负隅顽抗，结果遭到了镇压。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名示威者被打死，60人受伤，被捕入狱的人更多。”[9](P298-299)
表5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参与及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13 年和2015 年两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混合截面微观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和金融资产的选择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并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在家庭中的比重。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反而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农村家庭的样本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因素，再现家庭投资决策城乡差异提供证据支持。
一指过腔音调，即连接前后两个字腔之间的过渡性腔调或音调。二指过腔的音乐材料，即剧种主调①昆曲剧种的主调，昆曲南曲是 re、do、la，昆曲北曲是 do、si、la、so、fa、mi。详见拙著《昆曲音乐研究——周来达戏曲音乐学术论文选》中的《昆曲有主调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和本唱调音阶中的自然级音。三指创作过腔的方法。有旋律必有旋法，创作过腔旋律的方法，即为过腔创作法（下称“过腔法”）。四指过腔法是由曲圣魏良辅首创的昆曲音乐思想创作表演技术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魏良辅“过腔接字，乃关锁之地”说的产物。
（二）政策启示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缺乏是造成我国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成因之一。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低，参与金融市场比例低，风险资产选择占比低。截至2017 年底，我国农村居民人口达5.8亿，农村家庭金融市场有着广阔的前景。尤其是随着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未来中国金融市场更离不开广大农村居民的广泛参与。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金融知识是制约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投资风险资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吴雨等［25］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可以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因此，家庭不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投资可能面临较大的福利损失。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向农村居民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广度和深度，推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制度，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农村居民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二是将金融知识融入基础教育。通过编印金融知识趣味性读物，开设金融知识趣味课堂，举办专题讲座、征文、演讲等活动，增进青少年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培养金融意识，提升金融素养。三是面向大众开展金融知识继续教育。借助网络课程、短期培训、入户宣讲、建设社区金融模拟中心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普及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帮助农村居民提高金融知识储备、优化投资策略。
另一方面，以点带面，分阶段教育培养农村居民金融投资习惯。首先，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市场有效参与要注重考量地区和家庭经济条件、性别、年龄等因素差异，重点先从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年轻女性入手，做好金融知识和金融市场资产选择的宣传教育，发挥重点人群在农村居民的宣传引导作用。其次，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地省情、县情、乡情和村情，创新可操作性强、更高效、便捷、实惠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并在审慎稳健开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合理防控金融风险，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增强农村居民对金融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促进农村居民科学参与金融市场，引导农村居民合理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高农村家庭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甘犁，尹志超，贾男，等.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1-14.
［2］卢亚娟，CALUM G T.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J］.财贸经济，2014（09）：37，74-83.
［3］GUISO L，HALIASSOS M，JAPPELLI T.Household Portfolio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CSEF Working Papers，2000.
［4］AIZCORBE A M，KENNICKELL A B，MOORE K B，et al.Recent 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Evidence from the 1998 and 2001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J］.Federal Reserve Bulletin，2003，89（1）：1-32.
［5］尹志超，黄倩.股市有限参与之谜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2013（6）：144-150.
［6］CHETTY R，SZEIDL A.The Effect of Household on Portfolio Choice［R］.NBER Working Papers，2012.
［7］何兴强，史卫，周开国.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119-130.
［8］胡振，何婧，臧日宏.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2）：148-154.
［9］FAIG M，SHUM P M.What Explains Household Stock Holding？［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30（9）：2579-2597.
［10］李涛，郭杰.风险态度与股票投资［J］.经济研究，2009（2）：56-67.
［11］戴巍巍.风险认知、社会互动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D］.东南大学，2017.
［12］何秀红，戴光辉.收入和流动性风险约束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7（10）：58-69.
［13］王波.流动性约束、收入不确定性与家庭资产配置［D］.西南财经大学，2016.
［14］肖忠意，黄玉，陈志英，等.创新创业环境影响进城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机制研究［J］.经济评论，2018（05）：148-159.
［15］HUNG A，PARKER A M，YOONG J.Defining and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
［16］LUSARDI A，MITCHELL O S.Planning and Financial Literacy：How Do Women Fa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2）：413-417.
［17］LUSARDI A，MITCHELL O S.The Outlook for Financial Literacy［J］.NBER Working Papers，2011a.
［18］LUSARDI A，MITCHELL O S.Financial Literacy and Planning：Implications for Retirement Planning［J］.NBER Working Papers，2011b.
［19］BAYER P J，BERNHEIM B D，SCHOLZ J K.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kplace：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Employers［J］.Economic Inquiry，2009，87（7）：1487-1519.
［20］GAUDECKER V H .How does househol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vary with financial sophistication and advic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1，70（2）：489-507.
［21］GOETZMANN W N，KUMAR A .Equity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J］.Review of Finance，2008，12（3）：433-463.
［22］ABREU M，MENDES V.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J］.Quantitative Finance，2010，10（5）：515-528.
［23］ROOIJ M V，LUSARDI A，ALESSIE R.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1（2）：449-472.
［24］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4）：62-75.
［25］吴雨，彭嫦燕，尹志超.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J］.当代经济科学，2016，38（04）：19-29，124-125.
［26］胡振.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7.
［27］LAROCHELLE C，ALWANG J，TARUVINGA N.Inter-temporal Changes in Well-being During Conditions of Hyperinflation：Evidence from Zimbabwe ［J］.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14，23（2）：225-256.
［28］GUISO L，JAPPELLI T.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R］.EUI Working Paper，2008.
［29］秦芳，王文春，何金财.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6（10）：143-158.
［30］MOSER C，FELTON A.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set Index Measuring Asset Accumulation in Ecuador［J］.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Working paper，2007（87）：1-20.
［31］KOLENIKOV S，ANGELES G.Socioeconomic Status Measurement with Discrete Proxy Variable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 Reliable Answer？［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9，55（1）：128-16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1573092）；华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G18084）；华南农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重点项目（项目编号：CY2016001）。
［作者简介］ 邹小园（1995-），女，广东梅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力市场与就业；
通讯作者： 梁耀明（1985-），男，广东广州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创新创业教育。
（责任编辑： 管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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