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及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干论文,新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资本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4-0047-06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在经济上的主要建树，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就在于以加速度实现了总体上的工业化。无论人们怎样评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都是基础和主干。这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核心点之一。
一、国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
由西欧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冲击着旧的农业文明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关系。对中国来说，被迫接受外来资本的以武力开路的扩张，是一种挑战，也是一场危机，变成殖民地的危险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与满清王朝的消极抵抗——相反，康有为、孙中山等进步分子主张学习西方人的制度、文化，由此而强国富民。然而，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列强，是不会容许在世界的东方发展出一个同样的资本强国作为对手的，它们所需要的，只是为其搜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代理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自由资本之所以不能发展，就在于外国列强直接或通过官僚资本的压制。而被今天一些“唯生产力论”者所称道的洋务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及载沣“立宪改制”、袁世凯的“改革”、蒋介石的“发展经济”，实际不过是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他们当政时所开的矿山，修的铁路、码头，办的军工厂等等，都是服从于一个目的：为外国资本输出资源、开通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赚取作为买办的“回扣”和佣金，养军队、压民众、固统治。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在中国几十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就是阻抑了自由资本的发展，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发展？任由官僚资本统治下去，保持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从属地位，甘当“外围”吗？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东方的巴西、阿根廷。但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却不这样想，他们要的是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自由资本的势力太弱，革命只能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个观点，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贡献，是辩证法的结晶，当他以辩证思维将这个观点付诸实践，发动并组织民众的大联合，以武装革命反抗并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立即将革命的重点转向工业化。
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的工业化，只能采取国家资本的形式。现在一些“事后诸葛亮”常说：新中国成立后，就应发展私有资本，实行“市场经济”。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根本不可能，不仅外国资本财团在严密封锁，而且国内那些被官僚资本压迫得破败不堪的弱小私有资本，哪有能力和胆量承担中国工业化这一重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革命和新政权核心的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所领导的队伍，主体是农民和工人。新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以共产党的纲领为路线，这就形成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国家资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形式，或者说是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阶段，虽然共产党的领导人自50年代中期以后就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其初级形式并不因为这种宣布而完结。与之相应，作为工业化主体和主导的国有企业，也被称之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这些都妨碍了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不准确，却不等于它们不能发展。虽然不准确的认识会导致不适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从而影响了它的正常发展。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建立并发展的国有企业，其性质就是国家资本，它与私有资本的区别在于是“国有”的；它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于不是属于官僚个人，也不是由少数大官僚控制的，而是由国家机器所有并控制的；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区别在于，所有权实际上不属于劳动者个人。国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的性质。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与苏联2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是代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并控制的，与法、日等国由当时的封建主义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家资本相比，区别就在这里。相应的，与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社会民主党主持建立的国家资本的区别，也在其国家性质上。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初级阶段的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作为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国家资本的缺陷是明显的，但也正是这有缺陷的国家资本及其体现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导和主干。
二、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比起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落后了将近200年。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人，非常明确实现工业化的意义，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但工业化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并非夺取了政权就可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严密的封锁和威胁之下，通过国家来筹集资本，并由国家投资办企业，是集中分散、弱小的财力以加速实现工业化的首要环节。从20世纪50～70年代，虽然有决策上的失误，以及社会文化、政治矛盾的干扰，但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依然在曲折中发展，由此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中国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这不仅表现于最初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基础上形成的，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来实现工业化的决心和路线上。正是基于这个路线，建国之初的工业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行进口替代；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备战和生产力为目标，加快内地工业建设；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金投入和组织劳动力；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这样的发展战略，只能由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为主干与主导才能实施。当今天我们说50年代初的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必须充分考虑当时的国家机器是高效、廉洁的，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在条件。国有企业的第一步，就是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没收及原来解放区兴建的公营企业（比重很小）。这是新政府以政治手段转变其所有权达到的。这样，建国之初国家资本在金融、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就占主导地位。1949年，工业领域的国有（营）企业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纱锭占43％。综合起来算，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约占50％。至于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则占绝对优势。（注：参见中财委编：《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1950年。
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这是政治行为，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官僚资本主要是维护集权官僚专制的买办性企业，起不到工业化主导和主干的作用，因此，当新政权将其转化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只是改变了其政治属性和所有制性质，它仍不足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必须由新政权动员和集聚全中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迅速建立起能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企业体系。结果，从1949～1957年，新政权以其廉洁、高效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通过税收聚敛了全国的剩余劳动价值，以财政投资建立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在技术上则接受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援。其中，原苏联援助建设了156个项目，并每年派遣数百名专家来华指导，同时接受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去原苏联培训。这156个项目，加上与之配套的140多个项目，构成“一五”计划基本建设的中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这些项目，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军工、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项目，少数是纺织、轻工、食品工业和广播电信工程项目。由此构成了新中国的初级工业体系。此外，原民主德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也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签订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这也是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原苏联和东欧的这些援助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原则，这些援建项目，不仅提供机器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收集设计资料、设计、建筑、安装设备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制造出厂，都给予全面、系统的帮助。截至1959年，中国从原苏联和东欧共获得4000多项技术资料，而且是不按专利购买，只付复制资料的成本费。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专利和成套设备时所受的欺骗、高价盘剥、技术保守和刁难，以至大量高价购买的设备不能使用等现象相比，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真心要实现工业化，在向外国资本大财团购买设备和技术时，也不仅要付相当高的价钱，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可能买来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一五”期间，是中国国有企业加速发展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使钢材自给率达到86％。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12个主要工业部门的产业成本降低29％。（注：文中统计数字除注明资料来源的以外，均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一个初级的工业系统基本建成。如果说在“一五”期间国有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那么“一五”以后，由于企业已进入再生产，因此其扩建和技术改造等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自身的积累，而且国家还以所有者的身份，计划使用各企业的利税以及建新企业。当然，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依然保持，但不再是惟一或主要的资金来源。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工农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财政赤字严重、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的实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被后人视为荒唐事而反复强调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扩大了计划指标，但由于其技术性较强并有系统管理，因此，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00个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机、精密仪器、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4.6亿元增至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增长1部多；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四，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第五，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这些都表明，“大跃进”虽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的国有企业，依然有重大发展，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渡过困难时期，并作为主干企业继续主导工业化进程。
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响。这十余年的时间内，国有企业的政治性得到进一步表现，但必须承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在坚持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发展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虽然有政治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困难中还有较大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原苏联从60年代初即撤去了其援华专家，并停止了援华项目和技术，因此，这个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是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这里，仅举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说明这个问题：1976年与1966年相比，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发电量2031亿千瓦小时，增长146％；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如以1952年为100，则1976年为1274.9。
正是20世纪50～70年代国有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不仅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实现了建国时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而且为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三、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干
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依然处于落后或者说处于“发展中”的行列，而落后又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的程度。20世纪末美国大资本财团为了推销其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曾花大价钱做了一通“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的广告，致使中国经济学界也有一些人跟风喊“知识经济”，似乎我们可以越过工业化这个阶段，在“知识经济”上做文章，就可跨入“先进”、“发达”行列。但结果只能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人家的电子产品和“下脚料”技术，回过头来又不能不正视自家工业化的实际问题。人类依然处于工业经济和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技术不过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内在要素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要扎扎实实地从工业化做起。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认知国有企业的主干地位和主导作用。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各工业产业，实际上都是立足于已有国有企业的基础，虽然这个基础与外国大资本财团相比是那样薄弱，但它们毕竟是我们惟一可以依赖的。外国大资本只关注我们廉价的资源、初级产品和劳动力（但绝不容许中国的劳动力也像资源那样自由流入其本国，而是在中国为其开发资源和加工初级产品），但绝不会为中国提供现成的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还需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这是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即令中国人以“筑巢引凤”及各种优惠吸引外资，也只能是在向外国商品提供“市场”的同时，引进那些非主干性的行业技术，以及以各种限制为条件的过时技术和资金。靠这些外来技术和资金，中国是永远不能实现工业化的。此外，某些人所寄予厚望的私有资本企业，也不能承担工业化主干。虽然现在私有企业的资本总额已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但它分布于全国各地，单个资本量都很小，最多不过数亿元，绝大多数都在10万元～1000万元之间。所能从事的行业，也大多是在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以及轻工业等，极少有投资于主干性、战略性行业的，它们作为工业化的体现和辅助是有其意义的，但若以其为主干，则会使中国的工业化倒退50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只是针对“企业”层面，没有或很少从“国家资本”的角度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因此尚处于探索阶段，改革的目标、战略、策略、步骤等，还需考究；但由全国劳动者辛勤劳动，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以低工资所积累下来的巨额国家资本，依然支撑着20余年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着主干作用。这一点，首先从国有资本及其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可以看出（见下页表）。
1950～1999年按经济类型分的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卷第301页、2000年卷168页。
注：“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
再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也可以明确国有企业的主干作用。工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升级的过程。从18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工业化就是各国争取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向高端发展的竞赛与竞争。其中，决定国力水平的产业，如原材料、能源、装备工业、新兴高科技工业和国防工业等战略产业，其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是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也主要是在这些行业投资和发展，基本上建立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战略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各种形式的改革，特别是“抓大放小”、“资产重组”等，国家资本更为明确地集中于这些战略行业，从而使其主干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
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些战略行业依然是处于落后水平，但它们毕竟已经存在，而且具备了相当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生产能力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比如钢铁、煤炭、化工、建材、家用电器等行业，已可以较充分地满足国内需求。我国钢材产量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是韩国的3倍、法国的5倍；汽车工业虽然技术水平较低，但一汽、二汽、上汽也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发电设备制造，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机床，我国是世界上第五大机械工业国，技术装备产品门类齐全，其中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所需的160种大型成套设备都具备了很强的生产能力；造船工业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如航天业的发展水平已仅次于美、俄；航空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以“运10”飞机的研制和试飞成功，证明了我们的技术实力。再如半导体等行业，我们也已具有一批较高技术水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基本的企业、设备。也就是说，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虽然并不是先进的，但在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基础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基本主干框架，如果没有决策等方面的失误，以及体制各方面的原因，其发展还要更快些。
对于中国的国有战略性行业，一些人从消极的角度评价其落后，并把这种落后归结于公有制，试图以“私有化”来改革国有企业，似乎这样就可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且不论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违背所有制和所有权原则——即以无偿的“零出售”或极低的“处理品”价格处置国有资产——的打劫，仅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也可以看出其危害：如果将这些刚刚建成的战略性行业“私有化”，那无异于打断人体上的主要骨架，中国工业乃至全部经济都将陷于瘫痪。我们并不否认国家资本的局限和国有企业的缺陷，但这不是“私有化”的根据。相反，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恰可以证明国有企业的优势和生命力，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国家资本的局限，改革国有企业，那么，它的发展，它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干作用，都可以充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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