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生成、概念和释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当代论文,概念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的日本政坛，“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共鸣”，正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主流政治思潮——“民族保守主义”。这种民族保守主义已逐步取代战后以来由吉田茂倡导并实践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本流政治），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它更成为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而转化为保守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实践，并引领着日本走向其设定的“政治大国”目标。
一 生成背景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生成，其背景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密不可分。同时，它也是当今日本政治的客观存在以及对其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
一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共产党执政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几乎一夜之间突然解体，苏美双雄争霸下的冷战体制也随之瓦解土崩。苏联突如其来的消亡，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顷刻改变了世界的行政版图和政治版图：原属苏联的多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东欧国家也多米诺骨牌似的相继生变，把国名中的“社会主义”称谓拿下，代之以“民主”的字样或招牌。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体制不复存在。于是，有人以胜利者自居，狂欢弹冠；有人以落败者自卑，悲愤惋惜；而更多的人则是在迷惘无助中期盼着从此天下太平，安居乐业，颐养生息。
然而，后来太多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善良愿望并未变成美好的现实。冷战的结束，只是使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集团间的竞争让位于国家间的竞争，各国不得不为使本国能在尚不确定的未来国际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而诚惶诚恐。两极格局的终结，导致美国的“一超独大”和世界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失去对手的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实力优势，到处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无顾忌地侵害其他主权国家的民族利益，造成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人权价值等方面的矛盾与对抗日益加剧。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南北差距扩大，诱发了弱势群体的强烈不满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民族利益的斗争日盛。
此外，在冷战时期，由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有影响的大国都分属于不同的东西方两个阵营，各国非红即白，彼此非敌即友，对立双方泾渭分明，使两大集团间的主要矛盾掩盖了集团内部的次要矛盾，全局性矛盾掩盖了局部性矛盾，长期性矛盾掩盖了暂时性矛盾，从而使世界局势在较长时期内得以维持了相对的平稳。但冷战体制和在此体制下形成的国际秩序的骤然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敌友界限变得混沌不清，不仅使冷战体制下已习惯于“以色划线”的个体国家、民族或自然人顿感不适，不知所措，且使得曾被长期掩盖、控制、压抑多年的各种固有矛盾短期内陆续爆发。特别是个别大国为了本国的一己私利，借机利用这些矛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控制，甚至进行直接的武力干涉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更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加剧了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其结果，由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分离主义、霸权主义引发的相互排斥、仇视、憎恨、对抗日甚一日，由此导致的恐怖、仇杀、冲突、战争等暴力行为接连不断，造成国家内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乱象环生，无序运转，甚至迟滞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大英帝国的沙文主义、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伤害。战后，狭隘民族主义曾长期受到抑制。但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再度进入活跃期。尤其是近年来德国的“新纳粹”、俄罗斯的“光头党”、北欧的“新右翼”、日本的右翼等极端右翼势力的迅速抬头，也与世界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岛国，一向有着民族主义肥水沃土和历史积淀的日本虽偏居于东北亚一隅的西太平洋上，但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它既无法完全置身于世界政治急剧变化的过程之外，也不可能不受到全球性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实际上，近年来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仅死灰复燃，且快速蔓延，并明显地影响、作用于其对内对外政策。正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日本 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所强调的那样，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日本必须修改“1947年美国占领下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这一“日本解体时代的产物”，以恢复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历史的、传统的和文化的”精神价值。①而基于此引发的日本社会政治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动向表明，除其自身的内部因素之外，不可否认，“国际上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变形发展”，“且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及内外政策的影响和渗透更进了一步，表现层次更高，也更公开化”，从而使日本的保守政治中加进了更多的民族主义成分，为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生成起到了助推作用。②
二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需要。战后60余年来，无论从政党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体现在人们惯常描述的“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蔓延。
从政党层面看，战后以来，除革新的社会党40年代末期有过短暂的执政和90年代中期因自民党的分裂有过一次短暂的联合执政外，保守主义政党一直处于日本的执政地位。90年代初以前，日本的保守主义政党虽然一直执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势力对比“革保伯仲”，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党的制衡作用十分明显，使得执政的保守政党在制定和推行其政策路线时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自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1955年体制”的瓦解和新保守政党民主党的崛起，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全面衰微，自民党、民主党等保守势力已逐渐控制日本朝野，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相互对峙的政治格局因双方实力对比悬殊而基本画上了句号。进入21世纪初期，随着其他保守小党的被逐步并入，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充，从而确立了日本政坛自民、民主“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彻底告别“革保对峙”时代，迎来政党政治的“总体保守化”时期。
就政治层面而言，战后日本完全接受了美国式“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治体制。80年代中期以前，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的所谓“吉田路线”即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占据日本政治的主流。 8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受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日本式“新保守主义”出台，并逐步被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所认可、所接受，引导和支配着日本政治的总体流向。90年代初期，为适应冷战后国际政治巨变的新形势，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旨在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普通国家论”（或“正常国家论”），并得到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普遍共鸣。进入21世纪初期，无战略思维可言的“怪人”首相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是所谓“改革无禁区”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③。而当首相的接力棒传到“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晋三手上时，他把施政理念混杂于自己《建设美丽国家》的专著中，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性，外界只好据其内容把它简约为“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
纵观战后日本主流政治的血统脉络，从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到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从小泽的“普通国家论”再到小泉的“急进型新保守主义”，直至安倍的“新日本主义”或“新国家主义”，其理念称谓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中亦有永恒之不变。所谓不变，是指它们一脉相承，都坚定不移地信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原则理念；所谓变化，则不仅仅指其称谓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指其内容和含义的改变，以适应并服务于其不同时期所追求的政策路线和政治目标。为了确保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吉田的传统保守主义强调的是“积极地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秩序中求取进步，摈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④在日本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为唤醒日本国民的民族“自我意识”，摆脱战败国的“自卑感”，恢复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更侧重于“战后政治总决算”，强调“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⑤
至于后来小泽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小泉的所谓“改革无禁区论”以及安倍的“美丽国家论”，与其说是政治理念，莫如说是政治口号更为贴切。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继承了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就此提出了各自的施政路线和所希望达成的政治目标。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挑战“战后体制”，洗刷“寄人篱下的耻辱”，告别“吉田路线”，彻底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不正常状态”。具体说来，即：对外，开展民族利益至上的强硬型“主张外交” （即“有主见的外交”——笔者注），对美“亲而不从”，对华“合而不容”⑥，树立“受世界信赖、尊敬、爱戴、有领袖气质的大国形象”；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借以扩充军事实力，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日本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大国”的作用，“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对内，则要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修改《教育基本法》，加强“爱国心”的灌输和“认同日本文化”的教育；推进政治改革，打造“威权政治”，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普通国家论”的提出者小泽因未曾登上国家政治权力顶峰的首相宝座，他只能被称作是一位循新保守主义理念提出目标性政治口号的首倡者，而算不上是主宰日本政治的实践者。但作为执政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小泉、安倍两人，却是新保守主义的大胆而又忠实的实践者。在实践手法上，小泉惯用“西药”（速效药），而安倍则善用“中药”（慢效药），两者所用“处方”虽不同，但目的和效果是一样的。⑦在行事风格上，小泉创造了“独裁首相”的神话，而安倍则要实现“首相独裁”，成为“总统型首相”⑧。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总是带有时代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当今的保守主义也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明显的区别。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受国际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以及革新政党制衡作用的式微，今天的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在趋于右倾化的同时，更增添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就为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也可以说，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然“分娩”而非人为“催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三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使然。在当今世界政治风云激荡、国际秩序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异常的步幅、迅猛的势头，向其既定的“政治大国”目标发起一波波的冲刺：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不顾受害国的反对再三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甲级战犯的灵位，多次声称自卫队是“军队”并将其远派伊拉克战场；当朝大臣公开扬言日本应拥有集体自卫权，可以对他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并要发展核武器；作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国会议员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随军慰安妇”⑨，否定东京审判，就日本的侵略历史屡屡“失言”；作为政治执行机构的日本政府失信于国际，不止一次地为右翼编撰的《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大开绿灯；居于支配地位的执政党对在野党和国民的反对不屑一顾，强行修改《防卫厅设置法》和《教育基本法》，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所谓的“爱国心”塞进国家的教育体系；设立新的美国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机构，进一步强化情治系统；公然把台湾海峡纳入其“战略目标”，对华战略从“假模糊”转为“真清晰”；位居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要职的右翼政客中川昭一胡说“20年后日本可能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无端散布“中国威胁论”；⑩修改和平宪法已被纳入执政党的政治日程，且步伐明显加快……
对于今天日本政坛上发生的这一切，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都给予密切的关注，有关的评论、专著不可谓不多。但总体而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千秋；所给出的概念性结论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一而足。关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政治走势，人们通常用“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或“政治总体保守化”等概念来加以描述，个别日本学者甚至用“右翼化”一语来概述今天日本社会政治的动向。(11)对于指导当今日本主流政治家行动和言论的理念，学术界的惯常用语则又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新日本主义”、“新天皇主义”等各式各样、林林总总的提法。
另外，日常的学术研究工作所及，我们还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研究和分析日本政治的文章中，上述概念或用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且在表述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概念或用语并用或混用的现象，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或表达失准，直接影响了对日本社会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的准确性。
面对日本政治的急剧变化，人们在瞠目惊叹之余不禁开始思索：主导日本政治变化的精神动力何在？究竟是什么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日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如何界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并拥有“支配力量”的系统化主张？中国学者是否有必要和能力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自己的深刻理解，提出一个既切合日本实际又符合中国国情、既高度概括又言简意赅、既准确又精辟的理论概念？对于这些焦灼而急切的提问和期待，我们确实深思过，犹豫过，但作为研究日本政治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一重责，并在对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和相关研究领域的现状进行归纳梳理、综合探究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广纳建言，提出了用以反映并代表当代日本主流政治意识的“民族保守主义” (nationalistic conservatism)这一概念。
二 概念界定
我们之所以用“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概念来归纳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发生了惊人巨变，而这些毋庸置疑的变化为研究日本政治的学人据实提出与时俱进的新概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是迄今有关日本政治生态及其走势的种种概念或提法，尽管都从某种角度捕捉到了日本政治现状及其变化特征的某些侧面与表象，但却未能涵盖驱动其政治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底蕴和动因，并且存在着未能够完整、准确地抓住其本质甚至以偏概全的缺憾。其三是既有概念或提法多而繁杂，有的相互间语意相近，界限不清，表达失准，进一步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与关联不仅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规范意义。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同样可以划分为“概念创新”、“原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等四个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中“概念”是思维的结晶，也是知识的细胞。人类对世间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形成概念。任何科学概念都不是静止、僵化和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和外延都将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扩大原有概念的外延；二是改变原有概念的内涵。前者引起科学知识量的增加，后者将会导致科学知识质的变化，成为科学地分析研究对象的突破性生长点。按照逻辑学的基本定理，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外延在逻辑学上是指一个概念确指的对象的范围。(12)
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学术概念，所谓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就是指“占据当今日本政治舞台中心的主流派政治家普遍奉行的‘安邦立国’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就其内涵讲，可以理解为“日本的主流派政治家群体在21世纪初期所信奉的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与特性的日本式保守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系统理论”；它的外延应该是指“所有信奉这种政治理念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言论和政策行为”。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既不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简单耦合，也不是二者的单纯叠加，而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它外表上披着保守主义政治的躯壳，血脉中流淌着新保守主义的遗传基因，骨子里却深藏着典型的民族主义内核。在当今的日本社会里，它不仅是自民党一党的信念主张和价值观，同时也是其他保守政党的政治基础，并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文化而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大众所接受。在某些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舆论和社会思潮的主流。
通常而言，“一旦一种有意识地功能化了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成为可能，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不仅意味着一种向某种政治内涵的定位，而且还表明一种特殊的经验和思维方式”(13)。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既有别于传统的保守主义，也与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众所周知，无论是传统保守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对内，都强调维持建立在一定社会政治秩序基础之上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对外，传统保守主义主张推行“靠维护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而今天的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则把“追求日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诉求，其突出特征是迎合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强化国家主义，认同皇国史观，并将保守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纲领通过执政形式逐一贯彻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实践中。作为现阶段的主要表现，其言论集中体现为否认或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反对一国和平主义，主张守护日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强调高扬日本的“民族气魄”和“民族自豪感”，鼓吹恢复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价值观”等等；其政策行为则突出体现为通过修宪修法、强行立法、扩充军备、开展以邻为壑的强硬外交等手段，来恢复“民族认同”，树立“威权统治”，凝聚“国家意识”，提升“国家实力”，体现“国家意志”，重塑“大国形象”，从而完成“战后政治总决算”，彻底甩掉“战败国”的帽子，真正成为“普通国家”，并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最终步入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全球意义上的“政治大国”行列。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既是保守型政治的，也是宗教式文化的，同时兼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成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狭隘民族主义、神道国家意识和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论等三大意识形态要素构成了日本的政治文化，而日本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对民族保守主义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原本就是一种“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经典政治学中的“政治国家”指“永久性占有某个特定地域，在政治上组织在一个几乎完全摆脱了外来控制并拥有强制性权力以及维持其内部秩序的主权政府之下的实体”；而“民族国家”则是指“具有近乎共同血统、历史、语言等等，并构成为国家或居住在某个地域的人类共同体”。就日本的国家性质而言，这个岛国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在这里民族国家即等同于政治国家，民族与国家的重合直接导致了政治家们在民族情绪与国家利益追求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也成了日本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诉求和主题。就其文化特性来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宗教化了的“神道”置于“国家支配的意识形态”的位置；把作为国家道德标准的“武士道”所宣扬的忠诚心视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历史证明，这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和武士道精神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政治文化，长此以往地灌输将直接影响日本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可能让人因为忠诚而丧失理性”(14)，进而把国家引入歧途。当年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等人曾将日本的政治文化定义为“工具文化”，其特点是通过迅速借用政治文化去实现一个个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使“新的政治势力”得以融合到整个政治系统之中。
在冷战后强调本民族和本国家利益的倾向逐渐取代冷战时期重视意识形态对立的今天，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正是利用“神道”、“武士道”等固有宗教式文化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通过煽动并借助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营造出“剧场效应”而高票当选，取得政治主流地位的。而上台执政后，他们反过来又利用这种政治上的主流地位和行政资源，打压封杀政治异己，严格管控公共舆论，广为传播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以利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近年来，日本的许多保守政党国会议员蜂拥加入到由自民党大佬、前首相森喜朗担任会长的“神道议员联盟”组织，主流政治势力公然介入媒体和插手教育的事件明显增多(15)，这些都印证了费正清等人对日本政治文化特征的分析切中要害，一语破的。
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是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动与日本自身变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它在日本已形成气候，汇集成政治领域里的总体价值取向，并逐渐占据政坛的主流地位。今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还将继续对其产生某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能抑制或促使它的发展，却不能根本改变它的存在和性质。也就是说，未来随着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民族主义在民族保守主义中所占的成分将会呈动态反映。但就当前及近期趋势看，民族保守主义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共鸣点”愈来愈多，其在日本政治生态中所占的成分将会进一步加重。而这种比例关系的变动，恰恰是值得世人关注与深思的。当然，从长期观点看，若有朝一日抑制民族主义思潮的政治力量占据上风，亦不排除其所占成分减弱的可能。
三 学术释疑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内外同行们的广泛关注，并提出了宝贵的商榷意见。这对于帮助我们开阔思路、深化认识、廓清思绪、严谨治学大有裨益。现就大家比较集中关心的几个学术上的问题，择其要者予以阐释和说明。一为回应，二为致谢。
第一，关于语言逻辑问题。有学者指出，就语言逻辑关系而言，在日本，“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保守”是与“革新”相对应的概念。使用“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新概念是否妥当？把“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黏合在一起是否有牵强附会之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逻辑和学术的角度，阐释“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要准确分析、阐述和理解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概念，就必须做到：首先是准确把握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所说的“民族保守主义”，是一种“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与特性的日本式保守主义”，且把它的使用范围仅仅限定在当今的日本政治生态。换言之，它并不一定适用于当今的整个国际政治领域。
其次是明了“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各自概念的定义及二者间政治学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关于“民族主义”，美国学者穆艾·洛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得领土国家的存在与活动得以合法化”(16)。在“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还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的今天，“尽管宗教、种族和共同的历史对民族主义具有主要意义，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要求实现自决的政治意愿”。(17)也就是说，在一定或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表现为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而关于“保守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作为一种政治信条，日本的《广辞苑》把它解释为“保守主义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是固守传统、历史、习惯及其社会组织的主义”(18)。从以上定义和解释不难看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不仅深层交叉，高度重合，且作为描述社会政治生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两者本身也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和共轭关系。
其三是弄清它的语言逻辑关系。从语序结构看，“民族保守主义”是偏正关系，由修饰成分与被修饰成分两部分组成。前偏后正，偏的部分是定语，正的部分是中心语，两部分之间为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也就是说，“保守主义”是重心或主体，而“民族”作为定语则是后者的从属成分，主要表示逻辑意义中的性质和领属等意义，为限定关系。两者的语序不同，不仅结构关系和语法意义不同，命题意义也不相同。(19)因此，在分析与解释“民族保守主义”时，就需要把“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
其四是理清其理论逻辑关系。英国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20)从西方学者的观点看，用“民族主义”为其他政治意义上的“主义”做修饰定语是符合理论逻辑的，并不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与此同理，用“民族主义色彩与性质的”（亦可简约为“民族的”）为政治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做修饰定语，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政治概念上讲也都是行得通的。况且，理论界用某种方法论的意义或具有某种特质的内容修饰另一种“主义”的做法，已不乏先例。譬如，“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等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于“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第二，关于是否会改写日本思想史的问题。有人担心“使用‘民族保守主义’是在改写日本思想史或为其增添新的内容”，提醒我们在“提出某种‘主义’”时，“特别需要谨慎、科学的态度，不可轻率”。显然，这是一个学理（科学上的原则或法则）意义上的重要忠告。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质疑，必须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是否应该提出“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概念？是否可以使用这一概念？使用后会否改写日本的思想史或为其增添新的内容？
首先，“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提出与否，不应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与意愿，而应看它是否确有必要，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理论上是否成立。也就是说，它的提出必须是依据研究对象变化的客观现实，在系统深入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
其次，如若上述条件都符合，理论上也成立，那么，概念的使用就不会也不应该成为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它是符合上述条件的，理论上也是能成立的。而且，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十分谨慎，并把它限定在一定的历史空间和特定的社会政治范畴之内的。
其三，使用这一概念并不等于“改写日本思想史”。一般说来，人们惯常使用的“主义”实际上包括三种含义，或曰三个层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例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二是某种思想作风。例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三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21)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主义”，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中的“社会生活”中呈现的理论和主张。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对“民族保守主义”的使用主要是限定在“日本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特定范畴内的。但同时它也包含着第二种含义所指的“思想作风”，而这主要是作为政治学研究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的。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可以在日本思想史的长河中寻觅其源流并回溯其滥觞，但它毕竟是对新事物、新倾向的描写，尚不敢奢望“为日本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然而，当今天的一切都成为历史的时候，“民族保守主义”的提法是否可以“存一家之言”，就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第三，关于对新概念的提出动机所抱质疑问题。有一种更加简明酣畅的诘问：“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地使用新概念去把握日本的政治事物？民族保守主义能否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而成立？”对于这一质疑，我们认为与其说是我们主观上要提出新的概念，莫如说是今天的日本政治本身业已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客观上产生了这种需要。
实际上，在现代（尤其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已经有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敏感地捕捉到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猖獗这一新动向，并不约而同地针对其特征相继发表了各种感言与评述。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种族民族主义取代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政治理想的基础和语言”。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是政治上的需要；民族认同具有社会功能；民族植根于历史之中”(22)。无独有偶，日本学者也同样注意到了民族主义对今天政治生活的介入与干涉。卫藤沈吉指称民族主义是一个“狂热的怪物”，因为在人类迈向新的21世纪之际，“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各式各样的民族运动，充满了纠纷和混乱”。(23)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安野中夫则就当今民族主义的特征指出，“与传统的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相对应，另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正在朝一个新的国际的、超前的和跨越的方向发展”，并“与高新技术革命相辅相成”。(24)而针对日本国内近年来民族主义思潮对政治的渗透与影响，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专家山本武彦则更是一针见血地严厉指出：“日本的外交政策不是由哲学或意识形态决定的，而完全是由民族主义决定的。”(25)日本与西方学者的这些认识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使用新概念去诠释新事物的必要性，而且，“不管‘保守主义’在日本是否由来已久，就‘民族保守主义’来说，它确实是日本政治的一种客观现实存在”(26)。
再者，“民族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概念的提出，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超克”。在对“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之前，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中的许多成员也曾长期、大量使用过“民族主义”、“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等概念(27)。之所以要对自身的理解进行超越，说到底还是因为源于我们对民族保守主义已成为日本社会政治变化的“时代潮流”，并逐步得到日本经济、文化等各界不断追求这一基本判断(28)，以及随着对日本政治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所产生的认识上的质的飞跃。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深知同所有对日本政治事物变化的界定一样，“民族保守主义”概念也存在着某些自身带有的局限性。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日本的政治家往往讳言组织哲学，也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29)。在这一点上，更需要研究者对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和浩如烟海的材料做深入发掘、归纳、梳理和分析。况且，即便捕捉到相同的事实依据，大家对日本政治变化本身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的，既不必苛求一致，更期盼其他的创新不断面世，共同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繁荣发展。
总之，企图用一种理论和政策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一个概念或假说的提出，无论它如何自恰、简明，如何具有思辨的统一性，也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科学的验证。为此，我们衷心欢迎各位同行大家提出更为深入的针砭意见和指导性建议，以帮助我们从理论的高度去进一步完善对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认识，丰富其内涵。
注释：
①参见中曾根康弘：《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52-153页。
②参见田培良：《民族主义：中国与日本》，《东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③有日本学者把小泉的“改革无禁区”称之为“基于‘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的改革，是一种‘劫贫济富’行为”。
④参见日本自民党在1960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要纲》，北岡勳『日本保守主義』、御茶の水書房、1992年、49頁。
⑤参见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⑥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者虽在能为日本带来利益和实惠的具体问题上也谋求与中国合作，但又不能容忍中国的发展壮大，甚至在总体战略上对华采取以邻为壑、防范阻遏的政策。
⑦2007年3月11日安倍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时坦言，在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上，他与小泉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具体步骤和做法上有些差异。他形象地比喻说：“小泉用的是‘西药’，我用的是‘中药’，只是‘处方’不同。”
⑧2007年3月11日安倍在接受NHK专访时透露，在他当选首相之初拜访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中曾根也曾强调要他成为“美国总统型的总理大臣”。
⑨参见《历史之争由中日转向日美》，日本《中文导报》2007年3月8日。以日本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为首的部分自民、民主两大保守政党的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历史教育议员会”小委员会，于2007年2月26日和3月1日两次开会，公开否认当年日军强征亚洲“随军慰安妇”的事实，怂恿政府改写1993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的相当于官方道歉的“河野谈话”。
⑩参见《日本可能成中国一省》，日本《中文导报》2007年3月8日。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中川昭一于2007年2月26日在名古屋市演讲时叫嚷，“如果今后15年台湾出现异动，那 20年内日本可能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份了”。此话出自臭名昭著的极端民族主义右派政客之口并不稀奇，但令人担心和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政客却能长期身居日本的执政党要职和政权中枢。
(11)参见梅原猛：《参拜靖国神社脱离了日本的传统》，《世界》杂志2004年9月号。梅原猛在文中指出：“在当今日本右翼化的波涛中，日本即将改变宪法第九条而成为军事国家。对此，我作为‘战中派’（即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引者注）切身感受到恐惧，并为日本再度发动战争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梅原猛的描述是“右翼化”而非迄今人们经常使用的“右倾化”概念，足见问题的严重性。
(12)参见高洪：《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
(13)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14)参见《一个活在无形盒子里的民族》，日本《联合周报》2007年3月8日。
(15)如自民党内部分反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法案的国会议员被开除出党；批评小泉作为首相去靖国神社参拜甲级战犯的二阶俊博、谷垣祯一等自民党政治家屡屡遭到右翼势力的恐吓；批评小泉政府以邻为壑、四面树敌的亚洲近邻外交的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统一的住宅被右翼分子放火焚烧；自民党政要强迫NHK删改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事实报道，并指示其增加所谓“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的报道量；对在学校开学或毕业典礼上升“日之丸”旗时拒绝唱“君之代”的部分教师施以处罚等等。其中，有些虽不是政治家直接所为，但正如加藤统一在其新著《暴力政治恐吓的真正犯人》中所指出的，它是“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下风潮和政治走势”这种“时代的社会空气”和“更大的浪潮”，“把小泉那样的政治家推上了首相的位置”，“选择了以参拜靖国神社为荣的首相，导致了用恐怖封杀言论这种卑劣行为”。
(16)穆艾·洛：《民族主义》，《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
(17)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Boston:McGrawHill,1999,p.33。
(18)新村出
『広辞苑』、岩波書店、1999年、2456頁。
(19)参见吕耀东：《试析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征》，《日本学刊》2006年第5期。
(20)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1)参见高洪：《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
(22)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2-124、185、192页。
(23)参见卫藤沈吉：《民族主义的善与恶》，《读卖》1993年第4期。
(24)安野中夫：《从人类社会四维结构观点看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四维浪潮》，《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25)《日本争强好胜的对外政策使它与亚洲邻国冲突不断》，美联社2005年4月16日电。
(26)吕耀东：《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征》，《日本学刊》2006年第5期。
(27)例如，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蒋立峰与高洪合著《日本政府与政治》、金熙德等著《再生还是衰落》中大量使用过的“民族主义”、“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等概念，以及高洪《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言行的哲学透视》中对右派保守政治人物所做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界定。吕耀东在《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一文中也认为，将“国家右倾化”、“政治右倾化”与“国家主义”相比较，“国家主义”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表达冷战后日本的政治现实。
(28)日本的久慈力在《对小泉改革存有异议》（AGEBI书房，2001年）中开列的“引领日本时代潮流”的人物名单中，除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龟井静香、西村真悟、平沼赳夫等政治巨头外，经济界的丸红会长鸣海严、朝日啤酒的名誉会长樋口广太郎、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朗、ORIKSU社长宫内义彦、森大厦社长森稔、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小说家曾野绫子、漫画家小林善纪等财界、文化界名人也都榜上有名。
(29)高洪：《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言行的哲学透视》，《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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