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183;陈亮传》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乐论文,大典论文,所载论文,陈亮论文,元一统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永乐大典》卷三一五六陈字韵，首录《宋史·儒林传·陈亮传》的全文，其下紧接着就又引录了《元一统志》中有关陈亮生平的一大段文字，尽管这一大段文字既缺头又缺尾，所载各事也间有不完不备或传闻失实之处，但它既不是脱胎于南宋李幼武所编《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十六》所载的《陈亮言行录》，也与《宋史·陈亮传》的记事大不相同，究竟渊源于何书，很难考知。如果是从方志中转抄来的，则最大的可能应为宋人所修的《金华府志》或《永康县志》，但从现在传世的《金华府志》与《永康县志》加以探索，却又全不见有任何踪影、残迹。所以对此问题我们只能暂置不论。在赵万里先生所辑《元一统志》中已将这一大段文字迳标为《陈亮传》，故我亦沿用此一名称。
现在我把这一大段有关陈亮生平的文字划分为几个小段，先分别录出每一小段传文，随即进行一些考释。
一
当乾道中，首上书：“请迁都金陵，以系中原之望。凡钱塘一切浮靡之习，尽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实工夫，以恢复为重。若安于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娱，非一祖八宗所望于今日。况有大纲大领，又非纸笔所能尽。宜谕宰臣，呼臣至都堂，应所以问。”
又与宰相虞允文书：“故相张魏公薨已数年，老将在淮上唯李显忠，又多疾；在关西唯吴拱，又地远；自馀文臣诸子等，是肉食可鄙之流；禁卫诸军等，是海鲜啖饱之辈。公忠贯日月，采石之勋已著，而规恢之任在公一身，若迁延岁月而不是究是图，何以系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托？当丞相有可治之时而不能为，则后之人子安能为此哉！”上谕允文曰：“陈亮屡上书，卿〔可〕呼至都堂，问大纲领为何如。”允文召亮问，则曰：“先罢科举百余年，朝廷内外，专以厉兵秣马为务，以实心实意行实事，庶几良机至而可为。秀才徒能多言，无补于事。”允文壮其言；而参政梁克家由（伦）〔抡〕魁（按；抡魁即状元及第）进，不谓然。翌朝，上问，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过秀才说〔话〕耳！”上默然。
〔考释〕在这两段文章中，说陈亮于孝宗乾道中曾上书建议移都金陵，以便把宋廷君臣的作风一齐振作起来，一洗在临安养成的一切陋习，实心实意地为报仇雪耻和收复失地做一些切实有用的工作。看来，这并不是指乾道五年奏进《中兴五论》的事。因为，在《中兴五论》当中虽也于首篇提到应“徙都建业”，然而未再申论其应行“徙都”的原因所在，其下所论则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等等，全是与迁都无涉的一些问题了。今查陈亮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状元及第之后，在其写给丞相留正的《谢启》（见增订本《陈亮集》卷26）有云：
如亮者，才不逮于中人，学未臻于上达。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两讥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荷寿皇之兼容，恢汉光之大度。……
此中所说的“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两讥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诸事，既都是“荷寿皇之兼容”的，可见此诸事都是发生在宋孝宗在位期内的。但在李幼武编《陈亮言行录》和《宋史·陈亮传》中，在叙述了乾道己丑奏上《中兴五论》之后，紧接着就都叙述淳熙五年戊戌上书一事，《元一统志》所载“当乾道中，首上书请迁都金陵”云云一事，却全被二者漏掉了。今据《元一统志》之文可以推知，在乾道五年（1169年）奏上《中兴五论》而未获反应之后，不久即又再去临安，在上疏于皇帝之后，还上书于宰相虞允文，责其不能及时有为。其时间应为乾道七年辛卯（1171年）。因为，只有这一年，虞允文独任宰相之职，与陈亮书中所云“规恢之任在公一身”之句相合；而此年亦正梁克家自签书枢密院除参知政事未久之时，故当受宋孝宗之命而召陈亮赴都堂询问其议论纲领之时，梁克家得参与其事，且于翌朝争先告孝宗以“不过秀才说〔话〕耳”，而使孝宗为之“默然”也。
据《宋史·梁克家传》所载，梁克家是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1160年）廷试第一。这与《元一统志》说他“由抡魁进”也正相合。
宋孝宗看到了陈亮这次的奏章（可惜目前传世之《陈亮文集》中均失收此文）之后，向虞允文说：“陈亮屡上书，卿〔可〕呼至都堂，问大纲领为何如。”也可藉知陈亮此次之上章，应是他“六达帝廷上书”的第二次，则其必在乾道五年奏进《中兴五论》之后，也无可疑。
陈亮致虞允文书，也为目前传世各本《陈亮文集》所未收，从《元一统志》所摘录的话语看来，这就是他于状元及第后写给留正的《谢启》中所说“两讥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的第一次，似乎也是可以断言的。
二
后允文罢政，宣（威）〔抚四川〕，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补官入幕府，亮对众辞焉，曰：“候丞相进取中原，亮赴廷对，为汴京状首！”允文击节再三。
〔考释〕此为《元一统志·陈亮传》之第三段。其中说虞允文于罢相之后去做“宣威”，显有脱误。今查《宋史·宰辅表》及《宋宰辅编年录》诸书，均谓虞允文以乾道八年（1172年）罢相，以武安军节度使充四川宣抚使，即赴兴元（今汉中）莅任。淳熙元年（1174年）卒于任所。据此可知，“宣威”二字自当为“宣抚四川”之讹。一个宣抚使司，必然有各种名称和职别的幕僚，可以由宣抚使自行辟用。陈亮是曾一度在太学读书的人，而当时太学生徒是被区分为上舍、内舍、外舍诸等级的，所以虞允文想要依照“舍法”特补陈亮以官，把他召聘到幕府中去。不料却遭受到陈亮的当众反对，说要等他出兵把开封收复之后，他要到那里去应进士考试，要去夺取那次科场的状元。（据《宋史·虞允文传》，当允文赴四川宣抚使任之前，陛辞时，孝宗“谕以进取之方”：由孝宗亲自督率大军由东路北上，由允文督率西路大军由兴元出发，约定期日，会师河南。并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当时用兵收复中原及汴京之心似极坚决，故陈亮亦对众作此豪语也。）虞陈二人间的这段因缘，虽仅见于《元一统志·陈亮传》，其他任何书志均未载及，但我认为它是一段可信的史料，因为：第一，这番话与陈亮的那个“复仇自是平生志”的意志完全符合；第二，除开那个一心要“推倒一世之智勇”的陈亮，能顺口说出这样豪言壮语的，似乎也很难再有第二人了。
三
淳熙戊戌，亮又上书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抚西师，风饕雪虐，经理兵事，不幸而薨于汉中。相曾怀，怀以理财进；相叶衡，衡以诞谩进；相史浩，浩主和议犹若也；相赵雄，[雄]能如虞允文以恢复为念否？”
〔考释〕此为《元一统志·陈亮传》之第四段。其中说“淳熙戊戌亮又上书”，这句话是不错的。戊戌为淳熙五年，《宋史·陈亮传》所载其《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就指明是此年所奏进的。但在此下所引述的奏章的内容，即“自故相虞允文再抚西师”以下一整段，却全非《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文句，因知这里必有错误：它与淳熙五年上书事无涉，乃是淳熙四年丁酉在太学应试时所发的一番议论。
陈亮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臣本太学诸生。自忧制以来，退而读书者六七年矣。虽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式不止也。去年一发其狂论于小试之间，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至腾谤以动朝路，数月而未已。而为之学官者迄今进退未有据也。臣自是始弃学校而决归耕之计矣。旋复自念……
陈亮自述的发生在太学考试时的这一事件，南宋李幼武编写的《陈亮言行录》和《宋史·陈亮传》均不载。他所说的在小试之间所发的“狂论”究竟是什么内容，当然更无法查知。但据我看来，《元一统志》所记“自故相虞允文再抚西师”云云一番话，被误认作陈亮淳熙五年上书中的内容者，必即是他于太学试中所发的那番狂论。这次考试出的是什么题目，现虽无法考知，但既然所发为“狂论”，可知其必非切题的文字，故惹得“满学之士口语纷然”；既然能够使人“腾谤以动朝路”，必是因文章内容有涉及当政人物之处，这自然又可反证：那一段从虞允文说到曾怀，又说到叶衡，又说到叶衡，又说到史浩，最后则又问及继史浩为相的赵雄，“果能如虞允文以恢复为念否？”必即是他的“狂论”中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陈亮这次发狂论所招致的后果，似乎并不果真像他自己所说那样严重。这从他的至交吕祖谦写给他的一封复信中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在《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拾遗》载有吕祖谦《与陈同父》的书信数件，其中的一件与陈亮的此次太学试颇相关，兹录其全文如下：
某碌碌，官况粗遣，无足云者。秋成，田间必多乐事。试闱得失，想自见惯。然诸公却自无心，非向者之比，只是唱高和寡耳。
漕台却尽如人意，王道夫尤济事也。
此月二日已毕芮氏姻事，祭酒夫人自送来，感念畴昔，不胜慨然。儒家清贫，次第须可供淡泊也。
试闱得失本无足论，但深察得考官却是无意，其间犹有误认监魁卷子为吾兄者，亦可一笑也。
岁事既结，田间必有佳况，亦时有著述否？书院中亦有一两士子佳否？
李寿翁升从班，差强人意，但又减李仁甫，殊可惜耳！郑文移过宗寺，君举踪迹遂安矣。
据《吕祖谦年谱》（见吕氏文集附录），吕祖谦于淳熙三年十月如临安，任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故他致陈氏书中有“官况粗遣”语；《年谱》又载淳熙四年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国子监祭酒烨之季女。此均可确证吕氏此书为淳熙四年冬间所写，故其中有“秋成”，“岁事既毕”诸语。是则信中所谈“试闱得失”云云诸事，皆是指陈亮在此次太学中的考试而言，必亦无可疑者。书中既说陈氏这次考试的失败只是缘于“唱高和寡”，而非考官有意与他为难，并说考官中竟还有人“误认监魁卷子为吾兄者”。他对陈亮此次试闱的失利再三加以开解，一方面看出吕氏对陈氏友情的醇笃，另一方面也确可证明太学考官并没有对陈氏心怀敌意的，如陈氏所怀疑的那样。
不论怎么说，这次太学考试的失利，给予陈亮心情的打击却是极为沉重的。
四
雄罢，王淮为丞相，亮上书指淮委靡不堪用。淮与亮为同郡，而恶其讥己，会亮在佛寺与一二士友醉饮中，作君臣问答礼，剧谈无所禁忌，其实酩酊中作戏耳。飞语闻，送诏狱，凡数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语，实无他也。”上曰：“亮每上书甚忠，况是醉中语，置之可也。”亮得脱，而忠愤不渝。
〔考释〕此为《元一统志·陈亮传》之第五段。开头第一句话说的是赵雄于淳熙八年八月罢相之后，金华的王淮就在这同年同月自枢密使而登上相位，但仍兼任枢密使。据《宋史·宰辅表》所载，王淮自这年做了宰相，一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都是一人独相之局。到了淳熙十四年的二月，周必大才自枢密使除右丞相，与他分庭抗礼，到淳熙十五年五月，王淮罢左丞相出判衢州，他前后居相位达八年之久，其间独占揆席凡六年。
王淮居相位的时间虽不算短，但可以说他是碌碌无所作为的。所以陈亮指责他“委靡不堪用”。只可惜陈亮是否说过此话，如确曾说过，见于他的什么文字当中，我们竟无法查得了。
说陈亮于醉酒酩酊中与士友作君臣对话之戏而有犯禁忌语言一事，是也可说事出有因，然而其中却夹杂了传闻失实的捕风捉影之谈。这一桩传闻失实的故事，最先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是南宋晚年的叶绍翁所著《四朝闻见录·甲集》内《天子狱》一条，其中叙及此事的一段文字是：
永康之俗，固号珥笔，而亦数十年必有大狱。龙川陈亮，既以书御孝宗，为大臣所沮，报罢居里，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甲，命妓饮于萧寺，目妓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谓乙曰：“陈亮为左。”乙又谓甲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迄，降阶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以次呼万岁。盖戏也。……乙亟走刑部上首状……事下廷尉……笞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案具，闻于孝宗。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掉臂出狱。
居无何，亮又以家僮杀人于境外，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以为亮实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气绝复苏者屡矣，不服，仇家……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尝讼僮于县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计，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轩辛公与相婿素善，亮将就逮，亟走书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
今按：据《陈亮集》中的一些信札和文章以及叶适为陈亮所作《墓志铭》加以考索，陈亮一生系狱共为两次，一次在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另一次则在光宗绍熙初年（1190年）。因知《四朝闻见录》谓陈氏于孝宗在位期内曾两次系狱，已属诬妄；而谓陈氏首次系狱的缘由乃因醉后与士友合演一幕滑稽剧，扮演宰相，说了一些犯禁忌的话，被同伙人告发之故，则更是全然诬妄的。然而这一段绘声绘影的记载，却又正是《元一统志·陈亮传》第五段所概括描述的“于醉酒酩酊中与士友作君臣对话之戏”云云一事之所本。今查在与陈亮生同时，居同里的吕皓的《云溪稿》中，有好几篇书札奏章，全都是为其父吕愈、其兄吕约申辨冤案的。其《上孝宗皇帝书》中有云：
仇人冤家，所竞不满百钱，至诬臣之兄以叛逆，诬臣之父以杀人……狱告具而无纤芥之实，卒以吏议，以累岁酒后戏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后果有一二戏言，而岂有异意？此所谓言动之过，而非故为之者也。深山穷谷之中，荜门圭窦之下，一时之戏言固不宜尽律之以文法，……且仇怨告讦之情，累岁不可知之事，所不应治也。
其《上王梁二相书》中有云：
夫深山穷谷之中，闾阎败屋之下，酒后耳热，不识禁忌，此唐明皇所谓三更以后与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寻而穷究之，则辗转相讦，疑似相乘，人无置足之地矣。今以累岁不可知之事，恍惚诞谩之言，一时告讦而使坐之，其情何所逃罪！
据以上两段引文，可知因酒后扮演闹剧的主要人物乃是陈亮同里的吕约，而吕约在乾道七、八年（1171、1172年）内即受业于陈亮（此据增订本《陈亮集·孙贯墓志铭》），则陈亮断无与吕约共同演此闹剧之理。可知叶绍翁所记和《元一统志·陈亮传》所简化了的“酒后酩酊”云云一事，与陈亮是全无干涉的。
然而陈亮在孝宗朝的一次系狱，却毕竟是与同里吕氏一家有牵连的。吕皓的《云溪稿·上丘宪宗卿书》中有涉及此事的一段文字，说道：
乡之奸民卢氏父子，屡假是非以疑上司州县之听而不已：既诬某之兄有狂悖等语，事方得直，又复诬某之父与同里陈公药杀其父。……试以卢氏诬告之事平心而察之，使人当十目所视而且饮他人之酒，后有一人几半月而死，病寝之日，医卜交至其门而皆能证其状，死且十日，其子忽声于众，谓“某与某药杀我父”而闻之官，……今以名世之奇士，与乡闾之平民，皆职某之由，无故而屡遭械逮，尚复有面目俯仰乎天地之间耶！
吕皓文中所说“乡之奸民”卢氏子诬告皓父与陈亮同谋药杀其父的事，与《叶适集·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所载“乡人为宴会，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座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遂致陈亮被逮捕，陷身大理狱中一事相合，故知此事与吕家有牵连。然而叶适的这段叙事未免过于简单，事实是在置毒杀人一事外，还有一些较复杂的情况的。
增订本《陈亮集》卷28载《甲辰秋致朱元晦（熹）书》，其中有一段说：
如亮今岁之事，虽有以致之，然亦谓之不幸可也。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初欲以杀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推狱百端搜寻，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状一言之误，坐以异同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最好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之势，鼓合州县以求赂。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若其真好贿者，自应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间一等官人，相与为私，孰能御者？亮何至假秘书诸人之势，干与州县以求贿哉！狱司吹毛求疵，若有纤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躯矣！
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是陈亮所经受的一些真情实况，是他在这段时期内所感觉到的真正的切肤之痛，也是只希望能从朱熹那儿得到一些理解的种种委屈情绪（虽然并未取得朱熹的认可和同情）。其中具有纲领性而且指明了总背景的语句则是：“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今且先就此稍作考释。
这里所说意在惩治道学的“当路”，实即指独居相位的王淮而言。据《宋史·王淮传》说：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按：此为淳熙八九两年内事），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协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
又《宋史·郑丙传》亦载：
浙东提举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盖指熹也。于是监察御史陈贾奏：“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
在黄干所撰朱熹的《行状》（见《勉斋集》卷36）中对此事所述更较明晰：
〔淳熙〕九年，以赈济有劳，进直徽猷阁，辞。知台州唐仲友，与时相王淮同里，为姻家，迁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讼者纷然，得其奸赃伪造楮币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闻。论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绍兴府鞫之，狱具情得，乃夺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为是蹊田而夺之牛，辞不拜，寻令两易江东，辞，及辞职名。具言仲友虽寝新命，已具之狱竟释不治，则是所按不实，难以复沾恩赏。并不许。授职名，再辞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赃吏，党与众多，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则远至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事抵排。”时从臣有奉时相意，上疏毁程氏之学以阴诋先生者，故有是言。
上引的几段资料，都说明，在淳熙九年，朱熹因弹劾唐仲友（朱熹此事确实做得有些过份，此不具论）而得罪了唐的靠山王淮，王淮便藉其权势地位而纠集了郑丙、陈贾等人，对已经形成了道学界的首脑人物的朱熹进行打击，而且株连到朱的好几个朋友和生徒，陈亮便是其中的一人。
陈亮与朱熹的相识，很可能是由吕祖谦作介绍人的，其究竟开始于何时则难考知。但在淳熙八九年内朱熹任浙东提举常平使时，两人有较多的来往则可以考得。朱熹对唐仲友的弹劾，陈亮并不是完全赞同的，他以为朱熹在此事件的全过程中，总不免有受人利用、受人蒙蔽之处。此在陈亮于癸卯年秋致朱熹的信中曾有所表述：
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凡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刘越石一世豪杰，乃为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谓远佞人者，是真不可不远也。……
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相疑见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
以此段引文与前面所引陈亮在甲辰年秋致朱熹书所说：“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云云一段合看，可知王淮之嗾使郑丙、陈贾之论劾朱熹等人，确实是以朱熹之论劾唐仲友为导火线的，而在朱熹论劾唐仲友的过程当中，陈亮始终只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并未直接有所参与，所以他对朱熹的这一举措能加以客观的评论，并且说唐仲友怀疑他曾在朱熹面前以恶言相谮，真足当田光之死。这番话，足以证明，在朱熹论劾唐仲友时，陈亮的确是一直置身事外的。
然而，在一些不明此事真象的人，只因看到当朱熹做浙东提举期内，朱陈之间有较多的来往，便不但怀疑陈亮已经在思想上归依于朱熹的理学派别之中，而且还把陈亮家况的日渐充裕，也误认为是假借朱熹的权势在州县中谋取贿赂所致。正是这样一些风影之谈，使陈亮陷身于囹圄之中达数十日之久。
诬枉的谣传还有更甚于此，其虚构的情节也更有似于逼真的，则是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那篇记事：
唐〔仲友〕平时恃才轻〔朱〕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当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
周密的这段记事，虽于文末说明他是直接“闻之陈伯玉”，而陈伯玉则“亲得之婺之诸吕”，似乎根据确凿，实际上却完全是传闻失实的一条记载。今稍加考证如下：
这条记事中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台州的“籍妓”严蕊，陈亮请托知台州唐仲友为严蕊脱籍而为唐所卖，便于忿怒之下，亟走绍兴去谮唐于朱，遂引惹出朱熹论劾唐仲友这一公案。就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奏状中涉及严蕊的诸条稍加检照，即可知其全属无稽之谈。在《按唐仲友第三状》（见《朱文公集》卷18）中涉及严蕊的有如下两段：
1.仲友又悦营妓严蕊，欲携以归，遂令伪称年老，与之落籍，多以钱物偿其母及兄弟。据司理王之纯供：今年五月满散圣节，方知弟子严蕊、王惠、张韵、王懿四名，知州判状，放令前去。即不曾承准本州公文行下妓乐司。
2.仲友自到任以来，宠爱弟妓。……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虽在公筵，全无顾忌，公然与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库轿乘钱物津发归婺州别宅。严蕊临行时，系是仲友祖母私祭式假，却在宅堂安排筵会，饯送严蕊。
在《按唐仲友第四状》（见《朱文公集》卷19）中也有关涉到严蕊的两段文字：
1.人户张见等状诉，仲友与弟子行首严蕊情涉交通关节，及放令归去。今据通判申，于黄岩县郑奭家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上下合干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筵会，夜深，仲友因与严蕊逾滥，欲行脱籍，遣归婺州永康县亲戚家，说与严蕊：“如在彼处不好，却来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五月十七日，仲友贺转官燕会，用弟子祗应，仲友复与严蕊逾滥。仲友令严蕊逐便，且归黄岩住下来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
2.据弟子行首王静供：元系长行弟子，每遇祗应筵会，多在宅堂出入无间。今年三月内因公筵劝酒，遂与仲友男十八宣教逾滥，自后往来不绝。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马三匹，与王静、严蕊、沈玉乘骑，仍将官会五道与王静支散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严蕊落籍，是王静嘱十八宣教禀复仲友，补充行首。……至六月十八日，王静移过庙弄严蕊旧屋居住。
朱熹所提供这几条资料，应是有关严蕊的几条最直接、最可信的资料（尽管其中有被朱熹逼迫承招的部分）。这几条资料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自从唐仲友到台州做知州之日起，就与台州的营妓严蕊有了较多较深较密的关系，甚至从开始就有要为她脱籍、放令归去的打算。到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唐仲友果然为严蕊脱籍，遣归黄岩，“放令逐便”。如果不是紧接着遭受到朱熹的弹劾，说不定真要“携之而归”呢。唐与严的关系既然如此亲昵，而且这种亲昵关系是从唐到台州上任之初便已开始，试想，怎么还能容许陈亮插足其间，而陈亮竟又那样呆头呆脑地拜托唐仲友帮他的忙而为严蕊脱籍呢！其为情理之决不容有，岂不是极为显然的吗！是则周密所记《朱唐交奏本末》乃全出传闻之误，陈亮是其中受诬最严重的一人，到此也都可水落石出般地清楚了。
（在此附带说明一事：抗日战争前夕，我曾写过《朱唐交忤中之陈龙川》一文，对唐仲友与严蕊的关系未加考论。因于此文此节特加详考，也算作为该文的补充论证。）
在做了上面这一番迂回的论述之后，再回到《元一统志·陈亮传》的第五段文字上来，我们可以归结说，陈亮于淳熙十一年受诬系狱，之所以不曾得到宰相王淮出力救援，看来未必是因为陈亮曾指责王淮“委靡不堪用”之故，而是因为，在朱熹出任浙东提举期间，陈亮与他有较多的交往，王淮相信了风闻，认为陈亮已经依附于朱熹的道学派系之故。我认为陈亮致朱熹书中所说：“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云云，是与当时的情事全相符合的。
这段文字所载宋孝宗于闻知陈亮系狱后说过为他辩解的话，我认为也大可怀疑，因为，如上文所考证，在醉后演闹剧发狂言的，既为吕约而非陈亮，则孝宗的那番话又怎会是为陈亮而发的呢？
五
光宗登极，亲友勉之赴廷对，绍熙四年始就，天子亲擢为第一。上知亮名旧矣，一见亮，甚悦，朝野庆得人。
〔考释〕这是《元一统志·陈亮传》的末段，其中于叙述了宋光宗登极后，即继之以陈亮于绍熙四年再应进士举而得中状元事，并即结束了全传，很明显，这里必然有大段的脱漏。因为，在光宗即位后的绍熙元年，陈亮就又曾去临安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未能考中，陈亮且因发了一些牢骚话而得罪了同知贡举的何澹，二人间结下了仇恨。而在这一年的岁末，就又发生了陈亮第二次被诬系狱的事，而且来势甚猛，而对陈亮结了仇怨的何澹这时已经做了谏议大夫，他便利用他的职位，“谕监司法选酷吏讯问”，以致人们都以为陈亮这次必死无疑，直到绍熙三年二月，才被大理少卿郑汝谐营救出狱。这在陈亮的生命历程中也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估计收入《元一统志》中这篇《陈亮传》的作者是不会有意或无意地将其遗漏掉的，因而可以断言，这里必然是因辗传写之故而脱漏掉的。
在陈亮状元及第之后，南宋王朝即授以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于返回家乡未久即病卒。此传亦均未载及。故知其为一篇缺头少尾的传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