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小说与疯狂诙谐文学的结合--论浴华兄弟在法国的接受_余华论文

融流浪汉小说与癫狂的诙谐文学为一体——论余华《兄弟》在法国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浪汉论文,诙谐论文,说与论文,兄弟论文,为一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4月，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经由法国翻译家何碧玉(Isabelle Raiut)与安必诺(Angel Pino)历时近一年的努力译成法文，并由法国Actes Sud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此时距离《兄弟》(下)2006年3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首发刚好过去两年。短短几个月内，法语各大报纸、杂志如《自由报》《人类报》《世界报》《费加罗报》《今日法国》《新观察家》《文学杂志》《每周书评》以及比利时、瑞士、加拿大法语区的报刊先后刊文，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介绍与评述，赞叹这部“壮烈而滑稽的壁画”①(Fresque

)般的“长河小说”②(le roman-fleuve)是对从文革到当下中国的“极度写实”③(L'extrême réalisme)。2008年末，《兄弟》荣获法国《国际信使报》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可以说，《兄弟》在法国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法语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而这与其在中国的遭遇恰成鲜明对照。《兄弟》下部在大陆出版后的半年内，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几乎一片骂声，质疑其“混乱”、“粗鄙”、“诡异”、“失实”，一直到2006年11月30日陈思和在复旦大学组织座谈会力挺《兄弟》，正面的声音才渐渐多了起来，但批判之声始终不绝。会后余华风趣地说道，“人们告诉我《兄弟》被批评得很多，今天下午复旦这里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终于有几个说好话的人出来了，我已经等了几个月了”。④

      一部小说在中法两国批评界第一时间的接受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别甚至导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而在这背后所隐藏的批评家本身的审美习惯与文学背景的差别更使得这样一场批评“奇观”成为了值得思考的对象，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2010年杭零、许钧在《文艺争鸣》上发表《〈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一文，着重分析了何碧玉与安必诺的翻译态度与过程，认为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充分重视原作中特有的文学因素和其中裹挟的文化因素的传递，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在语言和风格上的忠实性”，并以此为契机讨论了“翻译现象”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于法国批评界究竟如何评论《兄弟》并非其关注的重心。⑤2013年王侃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一文，其中也探讨了《兄弟》的英、法译本在各自母语国的接受，但主要关注点在于英语译本对原作的“改写”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整套批评机制问题。他的文章立足于对英文语境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翻译相对忠实准确的法国只稍有触及。⑥因此，面对一个相对忠实的译本，法国批评界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么说？他们的评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中国的批评话语予以补全？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以上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

      一 《兄弟》，一本真实的小说

      《兄弟》在中国大陆一经推出，就立刻被“细节失实”、“言辞粗野”的批评声所笼罩，直到几年之后才渐渐被发掘出小说中对现实的观照。可以说《兄弟》在中国批评界经历了一个从“失实”到“写实”的接受过程。而在法国，“真实”却是法国批评界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对《兄弟》所做出的判断。2008年3月28日，在《兄弟》法译本正式发行前几天，《每周书评》便率先推出评论，认为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读出“关于中国历史的真实主义(vériste)的呈现，从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⑦。“真实主义”本是19世纪末意大利的一个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进而展开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思，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书评作者Jean-Claude Perrier没有使用在法语中更常用的“现实主义”(réaliste)而选择了“真实主义”一词，显然是有意为之：他试图在此突出《兄弟》“真实主义”式的底层视角和批判态度。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对《兄弟》的判断：在李光头、宋刚、林红、童铁匠、余拔牙等等底层小人物身上上演的所有那些时而粗俗时而淫秽时而疯狂时而英勇时而温情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中，包含着余华对于中国整个当代社会进程的思虑和批评。换句话说，Perrier无疑不认为余华的这种“粗鄙修辞”将导致作家批评意识的消解或者说作家与社会现状的妥协，李光头的“成功”与宋刚的“失败”这一让人看似无法接受的结局恰恰是对中国社会一次“真实主义”的解剖。这个判断也成为了日后法国各大报刊所登载书评的一致基调。

      不过相比于“真实主义”，更多的报刊选择了“流浪汉小说”(Roman picaresque)一词。比如《国际信使报》在对《兄弟》的授奖词中就说到：“从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中国四十年的混乱在余华粗犷的笔锋下鱼贯而过。一本伟大的流浪汉小说。”⑧另一篇书评则说，“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荒诞到红色资本主义的粗暴转型：余华冲刷着近在咫尺的历史，并通过一段段粗犷而疯癫的插曲，使那些后果始终可见的事件一一复活。长河般的叙述，出色的操控，融流浪汉小说、历史传奇与癫狂的诙谐文学为一体”。⑨除此之外，比利时的《自由比利时报》、瑞士的《时间报》等等也纷纷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提法。“流浪汉小说”本是16世纪西班牙流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西班牙语叫做“La novela picaresca”。“picaresca”一词的词源“pícaro”的意思是“无赖”、“恶棍”，而这种小说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社会底层的“无赖”、“恶棍”(而且常常是少年)的眼光去观看社会下层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们通常没有明确的道德意识，他们在围困着他们的腐败社会中随遇而安，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地阿谀、钻营、撒谎、诈骗，最终成长为社会的同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成功”——一种以放弃道德为代价的成功。此类小说也正是通过描写这些“无赖”与“恶棍”们的堕落生活，折射整个社会的粗野、淫秽和虚伪，从而形成一种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一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便是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描写一个离家出走的流浪少年如何在不断更换主人的过程中历经炎凉世态，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老练的骗子混迹于世，成家立业。在这类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与《兄弟》精神气质上的暗合。虽然李光头并不像“流浪汉小说”惯用的主人公那样在世界上来回游荡，但他在生活中的投机与冒险可谓毫无间断。也正是因为这种“流浪汉小说”文学传统的存在，当欧洲大陆的批评家拿起《兄弟》，看到李光头这个“混世魔王”如何坑蒙拐骗，既被权力倾轧又倾轧权力，最终一步步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时，他们在小说范式的层面上便毫无接受困难并且自然地认可了其中的叙事方式。在《兄弟》与“流浪汉小说”之间确实存在着可资比较的巨大空间。⑩“流浪汉小说”与“真实主义”小说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存在，使得余华在中国大陆备受争议的“粗鄙修辞”在法国没有引起任何问题，因为此类修辞在这几类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粗鄙”本身并不会引起法国人的惊叹或愤慨，他们也因此更容易穿透表层的粗鄙进入叙事核心。对法国批评家与读者而言这种写作方式的合法性也不言自明，他们从自身已有的文学传统出发，自然地认定这种对现实毫不掩饰的描写本身绝不代表任何作家本人的道德混乱或沦丧，而恰恰意味着一种良心，行文中所有粗俗、荒诞、残酷的写法本身就能够成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和批评，因为它恰恰意味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毫不掩饰与毫不妥协，他要打破一切道德或传统的禁忌把那些正在阴暗角落中发生的事书写下来，大白于世。《自由报》登载了法国记者与余华的一次访谈，其中记录了这样一则对话：

      问：那个机灵的“兄长”在公共厕所看女人们的屁股，这一幕是为了冲击读者还是诱惑他们？

      答：这是“文革”中的一种经历，人们在茅房里偷窥女人。那时候欲望被极度压抑：这就是我想展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中国作家写过这些。它触犯了读者。我写那些人们做了却不愿意说的东西。(11)

      从余华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作的动机就与任何对读者反向或正向的取悦(冲击或诱惑)毫无关系，与市场或消费机制毫无关系，他的目的是去“写那些人们做了却不愿意说的东西”，这正是“真实”的本意。一般来说，除了某些特定的被意识形态裹挟的时期，对一部作品真实与否的判断，本国的批评界往往更有发言权。而在《兄弟》出版九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被中国批评界称为“细节失实”、“过分夸张”、“下流无耻”的小说故事被更加夸张的社会现实远远超越。换句话说，《兄弟》表面上的夸张不但没有偏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在逻辑，而且更像是一次提前的披露和解剖。“真实”这一法国评论界在第一时间便给予《兄弟》的评价，在中国却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接受，甚至整个批评界都在一开始成为了被“触犯”者，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不能否认，将中国描写成一个从禁欲到纵欲、从道德狂热到道德沦丧的国度符合法国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想象或预设，但我们必须看到，法国批评界将《兄弟》称为“真实”的根本理由首先来自于其写法所具有的正当性而非其他。

      对于法国的批评家而言，《兄弟》用一种“流浪汉小说”的方式写出了宏大叙事试图隐瞒的东西。《自由报》的一篇书评便写道，“无论最原生态(la plus crue)亦或最残酷(la plus cruelle)的经验，都经由一个慷慨无赖的眼睛透露出来……他的小说讲述了生活在从今天走向明天的过程中随时可能翻转失衡，这一点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已经发生”。(12)另一篇法国书评则写道，“在色情玩笑背后，这位中国作家夸张、揭露、嘲讽、赞美或悲叹，并最终借助变型之力，把现实勾勒出来。小说成功重建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族群的演变，他们被迫卷入了历史无节制的前行。由此产生了一部关于当下中国图景让人难以招架且变化多端的作品，伴随着书页的展开造就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壮阔”。(13)而这也恰恰是余华自己所说的对现实和历史的“正面强攻”，也正是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余华身上“勇往直前的力量”。这个在中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才被批评界逐渐消化的思路在法国几乎可谓一种预设。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说，余华是一位“西化”的作家，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欧洲大陆的小说传统为余华《兄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余华与中国批评界异质的审美及写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第一时间在他们眼中显得格格不入。张清华在提到莫言的《丰乳肥臀》时说，“(莫言)不得不使用了更为粗鄙的笔墨和故事，以及更带有荒诞与喜剧色彩的风格，来描写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这样一种处置方式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美学瑕疵’，使普遍患上了‘历史白内障’的当代批评家们对它们视而不见”。(14)而面对余华的《兄弟》，批评界眼中的“美学瑕疵”也许更多源自一种审美范式上的准备不足。由于“流浪汉小说”式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并不存在，使得批评家在此类文本面前感到陌生和拒斥，继而在道德层面上对其进行攻击，于是并未从根本上真正进入小说内容和精神层面的探讨。面对这些问题，法国的反馈也许不失为一种启示。

      二 《兄弟》，一本诙谐的小说

      “诙谐”(burlesque)，是紧接“真实”之后法语批评界对《兄弟》所下的第二个常见判断。在法国批评家笔下，“诙谐”首先是对《兄弟》文风的一种描述。《文学杂志》的一篇书评便认为《兄弟》“融合了叙事的各种音调：悲壮的、哀婉的、抒情的、写实的、反讽的与诙谐的”。(15)《卢森堡之声》则说，“悲壮与诙谐的章节交替出现，将叙述变形为一则寓言”。(16)还有其它书评提到，《兄弟》“讲述了一个漂流中的民族时而悲壮时而哀婉时而诙谐的日常生活”(17)，“滑稽得既让人笑也让人哭”(

à rire et à pleurer)(18)，类似的评语还有“离奇有趣的史诗”(Une épopée drolatique)(19)，“具有流浪汉小说与喜剧作品(comique)样式的小说”(20)等等。法语“burlesque”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里的“burlesco”，其词源为“burla”，意思是“闹剧”“笑剧”。所以“burlesque”作为形容词的本意是指“能够让人发笑的”。在法国批评家看来，《兄弟》是一本能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笑起来的小说，同时在这种笑声背后隐藏着悲痛与忧虑。余华以笑写泪的诉说方式被法国批评家以“诙谐”一词加以点明。而大陆批评界对《兄弟》第一时间的评价不但丝毫没有提及这本小说使读者发笑的能力，反而批判其“淫秽”“粗俗”甚至“下流”，这又涉及中法两国另一个相异的文学传统。

      在法国文学中，“诙谐”既可以指引起发笑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小说写作手法的一种定义，在第一节引用过的一段书评便曾把《兄弟》称为“融流浪汉小说、历史传奇与癫狂的诙谐文学(le burlesque déjanté)为一体”。“诙谐文学”(le burlesque)是法国文学史中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繁荣起来，通过使用一些民间低俗词汇去影射传统上高贵庄严的事物从而制造出一种喜剧效果，以此消解高贵与低贱之间的距离，甚至消解“高贵”本身。如果用一个更现代的文学理论术语，这种文学写作手法可以被称为“戏仿”，而使用这一手法的关键目的，就是让读者发笑并在笑声中使传统权威瓦解。“诙谐文学”的戏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让某个人物在某个场合宣讲某些冠冕堂皇的言论，继而在另一个场合让他主动去做与其言论完全相反的卑鄙龌龊之事，让他自己戏仿自己，从而消解其人格外在的高大；另一种则是借用身体器官、色情玩笑以及诸如“粪便”、“垃圾”等等“肮脏”的东西与那些传统上高贵、庄严、凛然不可侵犯的事物并列在一起，以前者戏仿后者，制造一种喜剧性的关联进而暗示两者内在的相似性从而使后者丧失威信。这两种戏仿方式也恰恰是《兄弟》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比如《兄弟》(上部)中众人在公厕抓住偷窥林红屁股的李光头，义正词严地将他游街示众并加以严厉声讨，转眼之后便一个个以昂贵的三鲜面贿赂李光头希望他详细描述他所看到的那个完美屁股究竟是什么模样，这是第一类“戏仿”；又比如写到“文革”期间刘镇组织的一场盛大的革命游行，人群山呼海啸般地高喊口号，而李光头突然激动地哇哇乱叫道，“我的性欲上来了”，这是第二类“戏仿”；这些都是典型的“诙谐文学”式的写法。前一个细节将众人高高在上的道德制高点消解一空，凸显出他们骨子里的淫秽、虚伪和压抑，后一个细节更是将宏大的革命游行化解成一个极度压抑时代的性欲释放，他们呼喊的不是革命口号或理想，而仅仅是盲目的性快感。一个社会的道德权威和一场革命的话语权威，就这样被余华以一种让人发笑的方式打翻在地。对法国的批评家与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不仅不会让他们有任何陌生感，甚至可以说是亲切的。在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中，类似的手法比比皆是。而拉伯雷写作于16世纪中叶的《巨人传》更是法国文学史上广泛使用诙谐手法的一部巨著。这也是为何法国批评家在提到《兄弟》具有一种“诙谐文学”风格的时候，有时便会提起拉伯雷和《巨人传》，并将《兄弟》称为一本“拉伯雷式(rabelaisien)的小说”或“巨人传式(gargantuesque)的小说”。例如：

      当读者在阅读这部厚厚的小说时，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在讲述他的故事时一目了然且无可辩驳的乐趣：一些人物死去了，另一些人出现，一幕幕场景以充满活力的步伐继续着，我们时而会哭，我们经常在笑；在这里创意连绵不绝，无边的幻想、滑稽、怪诞以及拉伯雷式的性爱玩笑在此触及感动与温情、诗意与令人心碎的悲剧。(21)

      《兄弟》是一位拥有恶魔般天赋的作家写下的一部《巨人传》式的作品，他以悲伤的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并非毫无爱意，他让我们不断从傻笑走向流泪，从滑稽走向悲壮，从野蛮走向全球化。(22)

      在法国批评界将《兄弟》称为一本“拉伯雷式的小说”的同时，陈思和、张清华等批评家也将余华与拉伯雷联系在了一起。王侃先生便提到，“余华在《兄弟》中表现出来的狂放、粗野，对禁欲主义的嘲讽，以及通过性竞争来隐喻当代中国的历史转型的叙事逻辑，尤其是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强大的讽刺力量，都容易让法语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拉伯雷。不仅如此，中国的批评家或职业读者也曾积极地援引拉伯雷和《巨人传》来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更为有效的阐释”。(23)然而，同样是援引《巨人传》作为比照对象，法国与中国的批评界之间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有一个细节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法国批评家在谈论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时候，强调的是两部小说风格与写法上的共同点，对于两者内质的联系却保持沉默，换言之有所保留。而中国的批评家们则恰恰对后者加以强调，比如陈思和便说，“我最近在读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文章，在他所描述的‘狂欢化’传统里，我能感觉到余华所写的这种传统”。(24)张清华则在引用了巴赫金的一段话——“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的地位。而且，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这是典型的为肉体恢复名誉，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动”——之后说，“巴赫金仿佛提前半个多世纪在等待着余华这场戏剧，他们完全可以互相阐释。”(25)这便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当批评家谈到《兄弟》与《巨人传》时，他们都经由一个唯一的理论中介：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所提出的“狂欢理论”。而作为对照，对于拉伯雷与巴赫金无疑都更为熟悉的法国批评界(巴赫金的出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批评界20世纪下半叶的翻译和介绍)，对于余华—巴赫金—拉伯雷这一层联系却未发一言。在笔者看来，法国批评界对此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一种联系本身并不存在。根据笔者对拉伯雷和巴赫金的研究，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底层视角与狂欢叙事所带来的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动”中所看到的，是拉伯雷赋予人性的解放和自由。拉伯雷在用“诙谐文学”完成对权威的消解之后，带来了民间的节日与欢庆。而余华通过《兄弟》中的底层视角与狂欢叙事所要诉说的，恰恰是人类的压抑(《兄弟》上部)与沉沦(《兄弟》下部)，他的“诙谐文学”所展现的，是表面虚假繁荣下的一片荒凉废墟。而《兄弟》真正想表达的，正是中国40年历史所带来的这片废墟。余华用上下两部近50万字的篇幅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幸存下来之后，我们究竟在经历怎样的生活？这个无比沉重的问题被他用一个诙谐的方式提了出来，并且丝毫没有减少问题的力度，使读者在阅读的欢笑中感受一种内心的震颤，进而直抵自我反思的层面。换句话说，在《兄弟》里不存在《巨人传》中那个解放的世界，存在着的是人性惊人的压抑、空洞和浅薄，是余华本人对于当代生活的重大质疑，而余华在这个困境面前尚未找到出路，他并没有一个拉伯雷的“民间”可供回归，并因此使他诙谐的笔调下面涌动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感。在《兄弟》与《巨人传》共通的写作手法下，隐藏着余华和拉伯雷巨大的精神内质的区别。余华用一种拉伯雷式的手法，写出了一个与《巨人传》完全异质的作品，他并不是在接续拉伯雷的文学传统，而是在中国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便是《兄弟》的独到之处与余华的成功之处，也是为何法国批评界仅止于谈论二者的写作手法与风格。而如果将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兄弟》上，虽然为《兄弟》找到了一种理论支撑甚至“合法性”，从而在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中完成对《兄弟》的辩护，但却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使其遭到了遮蔽。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批评家们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以上就是笔者对于《兄弟》在法国被接受状况的介绍与分析。笔者并非厚此薄彼地认定法国批评界比中国“高明”，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异域之眼对中国的审美范式和批评话语加以修正和补全。在笔者看来，“流浪汉小说”与“诙谐文学”不失为理解《兄弟》的两条途径。但这两点只能帮助我们打破成规，对于余华这样一位体内拥有巨大中国语境的作家而言，它们并不足够。法国批评界远远没有说出《兄弟》的一切。但唯有放下对一部作品外在的道德责难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对一部作品内涵的探讨，并切实地建立起一种独立的批评话语。事实上，在法国的批评语境中也存在着对《兄弟》理解的偏差。例如，在对比小说主人公李光头和宋刚时，法国批评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宋刚视作一个“温和”、“羞涩”的“知识分子”以此作为“混世魔王”李光头的对照。而余华本人的用意，是通过宋刚这个人物描绘出保持传统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的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迷惘与不适，以及由此而来的传统价值观的崩坏破产。宋刚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他的遭遇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在一个混乱时代的艰难挣扎。在中国近40年的历史中，这种挣扎与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阶层所经历的精神苦难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一点很容易被一个中国读者发现和把握。在笔者看来，《兄弟》中承担知识分子“启蒙者”声音的角色几乎不存在。也许在余华看来，“启蒙”这个中国现代化以来最大的伪命题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百姓的生活，他用他的底层视角看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缺席，这很可能是余华本人的态度和思路，但笔者对于这一处理方式并不能完全认同。而法国批评界之所以把宋刚看做一个“知识分子”，根源于法国漫长而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他们认定知识分子必然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把这样一个身份投射在了宋刚身上，但这有可能使他们忽视余华寓言中真正的对象与分量。在这样一种集体误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法国文化典型的性格。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于欧洲大陆缤纷的小说传统，法国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而在《兄弟》全书大陆正式发行8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批评界已经有能力正视这部作品时，来自法国的评论可以更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视野，并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避免曾经的错误。

      ①(15)

Bloch-Dano,Brothers,Le Magazine littéraire,n°475,mai 2008,p.41.本文所引全部法国文献之汉语译文均为作者自译。

      ②Marine Landrot,Du riz aux larmes,Télérama,n° 3045,21 mai 2008,p.57.

      ③⑦Jean-Claude Perrier,L'irrésistible ascension de M.Li:Comment,des années 1960 à nos jours,un gamin tondu est devenu un milliardaire rouge,Livres Hebdo,n°0727,n°0727,28 mars 2008.

      ④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⑤参见杭零、许钧：《〈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⑥(23)参见王侃：《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⑧Prix Courrier international,Courrier international,n°934,25 septembre 2008.

      ⑨(20)(21)Geneviève Welcomme,Visions de la Chine en écorché,La Croix,n°39065,29 mai 2008,p.14.

      ⑩但这一比较并未展开。曾有国内的批评者将《兄弟》比附于德国18世纪开始兴起的“成长小说”，但这一比较存在着对西方文学术语的误用。例如载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上的钱春芸《成长小说与余华的〈兄弟〉》，就对“成长小说”和“流浪汉小说”产生了误用。

      (11)Claire Devarrieux,Yu Hua,Rencontre-Yu Hua évoque Brothers et sa vision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La Chine est plus riche et la vie plus exagérée que je l'imaginais》,Libération,jeudi 24 avril 2008,《Livres》,p.Ⅲ.

      (12)(22)Claire Devarrieux,Hip hip hip Yu Hua,Libération,jeudi 24 avril 2008,《Livres》,pp.Ⅱ-Ⅲ.

      (13)Mikael Demets,Yu Hua,Brothers,éVèNE,28 avril 2008.

      (14)(25)张清华：《〈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文艺争鸣》2010年12月号。

      (16)Jean-Rémi Barland,Odyssée romanesque de la Chine de Mao aux J.O.,La Voix du Luxembourg/Luxemburger Wort,25 juin 2008.

      (17)Any Bourrier,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à celle du profit,Le Monde diplomatique,janvier 2009,p.24.

      (18)Jules Nadeau,Roman étranger-Délirante saga dans un Chine paillarde,Le Devoir,Montréal(Québec),12-13 juillet 2008.

      (19)

Sulser,La Chine à rire et à pleurer,Le Temps(Genève),samedi 24 mai 2008.

      (24)潘盛整理：《“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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