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文化个体的文化框架转换：影响因素与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框架论文,个体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移民、留学和全球化使多元文化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很多人可以讲几种不同的语言，内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与此同时，多元文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已是不争事实。然而，传统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知识作为领域一般性构念(domain-general constructs)，认为其影响是连续的、恒常的。因此，它主要关注于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在某些特质方面的异同，用其平均数差异表示文化差异，把多元文化的影响仅仅视为误差变异(Hong,Morris,Chiu,& Benet-Martínez,2000)。例如，这一阵营的研究者长期以来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区分中西方文化。这种以地理和人口学变量定义不同文化群体并以静态、宏观的角度比较不同文化对群体的影响所蕴含的一个假设是，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主要是受母体文化的影响，不可能内化第二文化(Hong & Mallorie,2004)。同时，传统跨文化心理学主要采用问卷法进行相关研究和准实验研究，这一研究方法限制了对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的探讨(Hong et al.,2000)。
近年来，在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Hong等人(Hong et al.,2000; Hong,2009; Wyer,Chiu,& Hong,2009)提出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并基于此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CFS)。该模型考虑了多元文化的效应，从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视角来理解文化间变异和文化内变异，在文化心理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评介CFS模型以及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希望能为我国的文化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1 何谓双文化个体
严格地讲，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晰的关于双文化个体的定义。一种较为宽松的定义是，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指自我标榜为具有文化双重性的人（例如，我是双重文化者）或者把自己同时归类为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例如，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我是华裔美国人）(Nguyen & Benet-Martínez,2007)。另一种较为严格的定义认为，双文化个体是那些接触并内化了两种文化的个体，并且这两种文化系统会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Hong et al.,2000; Benet-Martínez,Leu,Lee,& Morris,2002)。研究者通常根据在两种文化环境生活的年限来选取研究对象，选取年限从至少生活3年至几十年不等。在这里，第一种定义实际上混淆了双文化个体与双文化认同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种定义让人疑惑的是，以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生活的年限作为选取双文化被试的标准是否妥当？同时，对于如何才算得上是文化的内化还需具体说明。
双文化个体与双语个体容易混淆。双语个体(the bilingual)是那些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交流（包括听、说、读、写）的个体(Luna & Peracchio,2001)。有些双语个体并未内化第二语言的文化，可以被称之为单文化双语个体(monocultural bilinguals)。单文化双语个体的典型特征是，其在班级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但没有明显接触该语言的文化环境。他们与双文化个体的不同在于(Luna,Ringberg,& Peracchio,2008)：(1)与双文化个体（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相比，单文化双语个体（例如，从来没有接触墨西哥文化环境的盎格鲁—美国人）的第二文化知识与其自我认同没有关联，他们没有内化母体文化之外的文化，其他文化的知识不会影响其自我概念；(2)双文化个体和单文化个体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复杂性不同。双文化个体有较丰富的、复杂的文化知觉，对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单文化个体仅仅对于母体文化有较好的知识结构，对其他文化只有间接的零碎知识。可以看出，双文化个体一般是双语者（也称“bicultural bilinguals”），但双语个体并非都是双文化者。懂得两种语言是双文化个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需要指出，这里的双文化个体主要针对民族或种族语言文化(ethnolinguistic cultures)情境，而非宗教文化和职业文化情境。
多元文化个体(multiculturalists)包含了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但是，在文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很少见到研究关注内化了三种或三种以上文化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本文涉及的多元文化与双文化的含义基本相同。
2基于动态建构主义取向的文化框架转换
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强调文化与领域的互动(culture×domain)以及文化与情境的互动(culture×situation)，并认为个体在不同文化情境可以有与该情境相适应的认知行为反应(Wyer et al.,2009)。这一取向认为：(1)文化知识并不是一个普遍而单一的实体(general,monolithic entity)，而是具有领域特殊性的松散认知结构网络(a loose network of domain-specific cognitive structures)；(2)个体完全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及其以上的文化构念网络(networks of cultural constructs)，即使其中包含了冲突性观念，接触第二文化并不意味着要以丢失母体文化为代价来融合两种文化；(3)文化知识的频繁运用提高了其在个体头脑中的长时通达性(chronically accessible)，文化线索的提示足以使个体从这种心理状态中提取文化意义，这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这一过程说明了文化对心理的因果效应(Hong & Mallorie,2004; Hong,2009)。动态建构主义取向的提出不仅使文化心理学研究从描述文化转向解释文化，也使得对多元文化心理的探讨成为现实。
基于上述动态建构主义取向，Hong等(Hong et al.,2000; Hong,2009)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 switching，简称CFS）模型。该模型认为，文化构念网络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具有动态性，并受情境线索所驱动；个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线索做出与文化情境一致的反应。拥有某种文化构念并不意味着要持续依赖它，个体在特定情境仅利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同时，CFS也指出，文化适应是文化与情境互动的过程，并非结果，文化解释框架根据情境需要而转换。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呢？研究者指出，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1)文化构念网络何时成为行为的驱动力？(2)当一种文化构念被用于指导认知时，如何控制另一种文化的认知效应？因此，CFS成立必需几个条件(Hong,2009)：
1)文化构念网络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可用性指个体的认知系统中是否存在着母体文化之外的某种文化知识。某些文化知识可能被一些群体成员广泛共享，但没有被其他群体成员共享。对双文化个体来说，无论其两种文化知识是分离还是整合，都要依赖于它们来完成认知任务。
2)文化构念网络的通达性(accessibility)。Hong等(2000)认为，每一个体都具备重要的关于社会的内隐知识，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就在于这些知识的相对通达性。传统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通常按照个体是否拥有文化构念来解释，而跨文化心理学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认为，这些结果可依文化知识的长时通达性解释。长时通达性不同，跨文化的差异不同。Hong等人强调制度、话语和关系等个体之外的因素对通达性的影响，文化线索的启动可以提高暂时通达性，强化文化对认知的指导。此时文化构念网络成为认知与行为的驱动力。
3)文化构念网络的情境适用性(situational applicability)。这里的“适用性”指的是个体知觉到既定情境中与文化相关行为的可行性和适当性。通达性的情境差异导致了框架转换，情境适用性的差异导致了“文化取样”(culture sampling)：即某种情境中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最恰当的、标准化的文化行为。适用性受社会互动中对方的文化知识、人际情境特点和行为适用性等变量的影响(Wong & Hong,2005)。
Hong等人(2000)做了一系列研究来证实CFS模型。他们以香港大学生和华裔美国大学生作为双文化被试，将其随机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下：(1)给予被试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图片（例如，长城、龙）启动；(2)给予具有美国文化属性的图片（例如，自由女神、米老鼠）启动；(3)给予中性图片的启动（不具有任何文化意义的风景画）。然后检验所有被试在不同图片启动下，如何对模糊事件进行归因。结果表明，与中性启动组比较，文化启动组都表现了内外归因的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文化构念网络能够指导个体的社会认知过程，当呈现不同文化线索时，个体可以基于文化线索做出与文化情境相适应的行为。
近年来，CFS模型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者选取华裔加拿大和希腊裔荷兰被试验证了CFS(Ross,Xun,& Wilson,2002; Verkuyten & Pouliasi,2002)。在启动材料方面，除文化图片之外，文化刻板化词汇、语言以及把语言和文化图片结合起来都可以作为启动文化构念的有效方法(Luna et al.,2008; Verkuyten & Pouliasi,2006; Cheng,Lee,& Benet-Martínez,2006)；除了著名的、积极意义的文化图片（例如，Hong等人使用的国旗、长城、自由女神等非常著名的、积极的文化图片）之外，普通的、中性的文化属性图片（例如，书目和杂志封面之类的图片）也可以作为启动线索(Mok & Morris,2009)。而且，启动效应除了表现在归因领域外，还表现在合作行为(Wong & Hong,2005)、自我评价、自我刻板化以及对家庭和朋友的态度(Verkuyten & Pouliasi,2006)等领域。
3 文化框架转换的影响因素
虽然研究者证实了CFS模型，但并非所有双个体都存在文化框架的转换。种族内隐观和双文化认同整合是CFS的重要调节因素。
3.1 种族内隐观
所谓种族内隐观(impicit theory of race)是指人们对种族的心理意义以及种族观念如何影响对自我和他人所进行的朴素解释，例如何时何地作出种族分类，种族差异表示什么(No et al.,2008)。回顾以往研究(Haslam,Bastian,Bain,& Kashima,2006; No et al.,2008)可以发现，种族内隐观有以下两种：本质主义内隐观(essentialist lay theory)与社会建构主义内隐观(social constructionist lay theory)。本质主义观认为，种族反映了个体生来具有的、静态的、不可变更和根深蒂固的特性，如白人与黑人外在的肤色差异反映了他们攻击性强弱的不同，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特征。社会建构主义观认为，种族界限可渗透、可逾越，种族是社会建构的、动态性的，它是社会政治的一个建构，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种族内隐观影响着双文化个体的CFS以及对不同文化经验的组织。Chao,Chen,Roisman和Hong(2007)研究表明，个体的种族本质主义观越强，知觉到的族际界限越僵化，越不易组织其双文化经验，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需要付出较多的认知代价；在谈两种文化的经历时，其消极情绪反应较强（例如，显示出较强的皮肤电反应）。另有研究发现(No et al.,2008)，内隐观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同化具有调节效应。持本质主义观的个体认为美国文化与亚洲文化区别较大，而建构主义观个体认为两种文化更具相似性。对本质主义观个体来说，种族就代表了他们的人格和能力，种族的鸿沟不可逾越。不管社会情境如何，该类个体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不能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即使在与主流文化接触的积极经验提示下，也难以实现文化框架的转换。对比之下，社会建构主义观的个体认为，认同可以在不同的群际情境中，按照不同社会类别的变化而转换，种族不应该视为阻挡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换一种情况，如果是主流文化群体成员生活在少数族群中，内隐观的效应如何？仅有的一项研究显示(Hong & Zhang,2006)，移居北京的白人，如果持有本质主义内隐观，也很难在两种文化之间转换。当对汉语的掌握能力控制后，这种效应仍然存在。本质主义内隐观与社会支配倾向正相关，它是合理化多数群体的支配地位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北京生活的白人很难实现两种文化的框架转换也就不难理解。
3.2 双文化认同整合
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是指个体如何组织其对两种文化的认同，即双文化者对主流文化与少数族群文化视为相容或冲突的程度。BII有两个维度：文化冲突对文化和谐(cultural conflict/cultural harmony)维度和文化距离对文化融合(cultural distance/ cultural blendedness)。前者体现在双文化个体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观情绪困惑和冲突，后者反映了双文化个体对两种文化区别性与重叠性的知觉。良好的认同整合意味着较低水平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距离知觉(Benet-Martínez et al.,2002; 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2005)。
作为一个主观知觉变量，BII对文化框架转换起了调节作用。Benet-Martínez等人(2002)发现，BII得分高的华裔美国人在呈现其文化背景中的一种外部线索时，显示了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例如，当呈现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图标时，个体对模糊事件进行外部归因，当呈现具有美国文化属性的图标时进行内部归因；BII得分低的华裔美国人在呈现同样刺激时显示了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例如，当呈现中国文化属性的图标时，个体对模糊事件进行内部归因；当呈现美国文化属性的图标时进行外部归因；在中性文化线索呈现时，BII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表明BII的调节效应仅仅在具有文化属性的线索呈现时才起作用。为什么低BII个体显示了对比效应？研究者认为，该类个体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极化(polarization)现象，冲突和紧张的消极双文化经验使其建立了两种文化意义系统间的强烈的认知情感联结，当启动一种文化意义系统时，会导致另一种文化意义系统的启动。此外，低BII个体较强的文化差异知觉和冲突感使其提高了文化线索的警觉性，增加了文化线索加工的认知努力，对文化线索赋予了较为极端的效价，甚至出现刺激的过度加工(over processing)和过度矫正(overcorrection)。较高的自我监控水平是引发对比效应的原因之一(Wheeler,Morrison,DeMarree,& Petty,2008)。例如，研究材料中关于“自由女神”、“长城”等刺激是富有积极文化意义的图片，这种启动刺激与低BBI个体的消极文化经验相冲突，提高了文化刺激的监控性，导致了刺激的过度加工。当呈现美国文化属性图片时，个体使用中国文化框架解释；当呈现中国文化属性图片时，个体使用美国文化框架解释，从而产生了行为和情感的对比效应。
以上分析提示，文化线索的效价可能在BII与CFS之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Cheng等人(2006)假设：BII水平与文化线索效价是否匹配决定了同化效应或对比效应的出现。研究者进行了2（文化类型：亚裔文化与美国文化）×2（文化效价：积极与消极）×2（BII水平：高与低）的3因素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当接触积极文化线索时，较高的BII个体显示了同化效应，较低的BII个体显示了对比效应；当接触消极文化线索时，低BII个体显示了同化效应，高BII个体显示了对比效应。低BII个体并非在所有线索启动条件下显示对比效应，这说明对比效应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外部文化线索与个体内在的文化联想(internal cultural associations)是否协调。与此不同，Zou,Morris和Benet-Martínez(2008)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使用群体的去认同动机(disidentification motives)给予了解释。去认同是一种消极的认同动机，它是个体对消极参照群体的一种态度。所谓消极参照群体是个体反对或不愿意被视为其成员的群体或不希望观察者把自己与之相联的群体。如果人们不认同该群体，感觉其反应自由被文化线索的启动所束缚，认为启动的文化图式不适当，更可能显示对比效应，这类似心理的对抗反应(psychological reactance)。双文化的认同和去认同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认同是一种积极倾向，去认同是一种消极倾向，尽管它们都有高低程度的区分。双文化个体完全可能感觉对两种文化都很淡漠或者矛盾。在线索诱发的群体认同情境中，较高的认同者会增加对群体规范的顺从，较低的认同者则对情境线索没有反应，但并不表现对比效应。因此，缺乏对群体认同较低的积极动机还不够，对比效应还需要消极认同动机的出现。
4 文化框架转换的心理意义
双文化个体不断地进行文化框架转换，最终积累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早期研究较为关注多元文化经验带来的文化认同混乱和文化适应问题。目前一些研究认为多元文化经验具有很大的积极价值，也具有潜在的消极效应。至于何时发挥积极效应，何时产生消极影响，还受到很多因素的调节。
4.1 文化框架转换与认知复杂性
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是测量个体认知系统内的区分度、清晰度和抽象度的个体差异变量，它是指以多维视角来解释人、事物和观念的能力。认知复杂性高的个体具备较好的信息区分、整合和抽象能力(Burleson & Caplan,1998)。许多研究表明，接触第二文化能够提高认知复杂性，促使人们在文化系统之间快速转换(Tadmor & Tetlock,2006; Benet-Martínez,Lee,& Leu,2006)。
但是，在认知复杂性是具有领域一般性（表现在工作、生活等各个领域）还是领域特殊性（仅仅表现在文化认知领域）这一问题上尚存争议。Benet-Martínez等(2006)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双文化个体）和美国白人大学生（单文化个体）为被试，把他们分别随机分为三组，要求其对具有美国文化属性的图画、中国文化属性的图画或不具有任何文化意义的风景画自由描述。结果发现，中国留学生的自由描述比美国白人大学生的描述在抽象度、清晰度和用词密度方面高，但对中性刺激的描述无明显差异。这种认知复杂性仅表现在文化认知领域。双文化个体通过不断地进行文化意义系统的框架转换，执行文化信息的认知加工，在探测、加工和反应文化线索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文化知识的熟悉度大大提高，这种重复经验导致了文化图式的良好组织和整合。与这一结果不同，Tadmor，Tetlock和Peng(2009)发现，双文化个体的文化整合复杂性(cultural integrative complexity)具有领域普遍性，个体在文化、工作等领域都表现了较好的整合复杂性，当面临文化适应压力时，这一特点尤其显著。这种整合复杂性与文化适应策略关系密切，采用整合性适应策略的个体比采用同化和分离策略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整合复杂性。
双文化个体的认知复杂性还受到其对两种文化认同整合(BII)的调节。有趣的是，相对于高BII者，低BII者表现了较高的认知复杂性。低BII者存在对两种文化的冲突性信息的监控，这导致他们更加系统、仔细地加工文化线索。而且，低BII者体验到两种文化的冲突感和不适感较强，这种消极体验促使个体在文化描述中进行较多的分析和批判，对文化线索的警惕性增强，给予了较多注意，以避免不当的文化刺激反应。正是这种认知努力导致了较高的认知复杂性(Benet-Martínez et al.,2006)。
4.2 多元文化经验与创造性
双文化个体具有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多元文化经验可以增强个体觉察、加工和组织文化信息的能力，进而提高创造性。Leung,Maddux,Galinsky和Chiu(2008)发现，多元文化经验不仅提高了顿悟学习(insight learning)、远隔联想(remote association)和观念产生(idea generation)等创造性水平，而且也提高了非常规知识的提取和借助不熟悉文化产生新观念等创造性的水平。多元文化环境可以培养个体以各种不同方式编码信息，学习其他文化中新的观念、脚本和思维方式，并建立观念间的多重联结；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个体可以自发地从不同文化中提取不同观念，并以新颖方式整合这些观念。整合不同文化中看似互不相关的观念能够促进创造性观念的扩展。
那么，谁最有可能从多元文化中受益？何种情境下受益最大呢？有关研究(Leung et al.,2008; Leung & Chiu,2008)发现，开放性程度高的个体，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新异观念，学习新的行为方式，在多元文化接触中积累丰富的文化经验。尤其当个体能够积极思考，注意发现母体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异同，尤其是因移居国外而对异国文化有深入体验，并把这种经验作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有效资源时，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创造性的发展。
然而，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积极效应会因为个体的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提高而削弱(Leung et al.,2008)。多元文化经验越丰富，时间压力的消极效应越大，个体更加关心观念如何产生和构建，此时母体文化中观念的通达性较强，这避免了从不熟悉文化中提取新的观念。同一时空接触多元文化（两种文化同时启动），会激发个体澄清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认知闭合需求强烈。较高的认知闭合需求促使个体顺从母体文化规范，不能容忍任何破坏本族文化生存活力的行为。
4.3 多元文化启动与文化排外行为
多元文化接触有时会导致文化刻板化，从而激发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Chiu(2007)发现，当同时启动两种文化线索时，两种文化的认知表征也同时启动。对某种文化有直接经验的个体，启动了该文化的精细表征；对某种文化有间接经验的个体，启动了该文化的粗略表征，即刻板化表征。这种同时启动，一方面提升了个体对两种文化的差异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对文化实体性的知觉。两种文化的同时启动是否导致文化排他行为还取决于个体的文化防御心向(multicultural defending mindset)和多元文化学习心向(intercultural learning mindset)。对于文化防御心向的个体来说，同时启动提升了个体的本民族认同，这驱动个体寻求本族文化的积极特性，防御外来文化的污染，抵制渗透本族文化的行为；当要求个体进行多元文化学习时，文化防御效应衰减，个体虽然知觉到两种文化的差异，但能将这种不相容整合起来产生新的观念，进而提升了创造性(Chiu,Mallorie,Keh,& Law,2009)。
2007年，北京故宫乾清宫南开了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引起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争议。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争议背后的心理机制：当故宫和咖啡店同时出现时，启动了人们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认知表征。故宫代表了中国文化，咖啡代表着西方文化。这促使具有文化防御心向的个体产生了文化刻板印象，激发了民族主义；但对具有多元文化学习心向的个体来说，这一效应不仅会大大削弱，而且他们还会强调输入异国文化的积极价值(Chiu & Cheng,2007)。因此，争议不可避免。
5 评价与展望
多元文化经验是文化心理学的新领域，西方学者已对这一领域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其研究兴趣已经从关注文化差异转移到聚焦文化与心理的相互作用(Markus & Kitayama,2003)。CFS模型正是基于这一思潮应运而生，其主要贡献在于从动态建构主义立场来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打破了长期以来把文化作为选择性自变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传统，采取的认知启动实验比传统跨文化心理学运用的准实验法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而且，用文化属性图片作为启动文化构念网络的有效手段，为文化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这一方法不仅说明了文化在心理和行为中的作用，也回答了个体如何进行不同文化的协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了解文化适应心理。虽然已有研究提出了同化模型、文化适应模型、多元文化模型、融合模型来探讨第二文化的获得(LaFromboise,Coleman,& Gerton,1993)，但这些模型争议的焦点在于个体吸纳新文化与保持原有文化的程度，侧重文化适应中的动机、态度与结果。CFS模型侧重文化与情境的互动过程，强调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框架转换的主动性，是对传统文化适应理论的补充(Hong et al.,2000)。
此外，CFS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关系、国家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双语教学以及多元文化个体的心理适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很强的政策性意义(Chiu & Cheng,2007)。例如，多元文化的同时接触可能促进文化意识、提高创造性，也可能加强文化刻板印象。实际应用中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提高文化能力而减少文化刻板化。注意培养个体的开放精神和多元文化学习心理，提供减少认知闭合、降低生存威胁的良好环境，都可以很大程度地发挥多元文化经验的积极价值，避免消极效应。
尽管该领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成果，未来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探讨：
(1)CFS模型在多大范围内适用的问题。研究者认为CFS的适用对象是双文化个体，已有研究以亚裔美国人和希腊裔荷兰儿童等为被试进行了检验(Hong,et al,2000; No,et al,2008; Verkuyten & Pouliasi,2002)。尚待探究的问题是，只要人们生活在存在差异的两种文化中，就存在文化框架的转换吗？例如，对生活在同属于东方文化中的双文化个体（如内化了日本和中国文化）以及同一政治环境下的双文化个体（如藏汉双文化个体）来说同样存在文化框架的转换吗？CFS模型是否能得到我国的藏、汉双文化个体及其他少数民族双文化个体的验证？如果这一模型能得到这些被试的验证，那么，这将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问题提供深刻的理解。
(2)研究的进一步细化。CFS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属性图片，但到底哪些图片起到了启动效应，哪些没有？这种启动效应可以在多大范围起作用？此外，研究也发现了语言启动的框架转换，那么，到底是语言启动的效应强还是图片启动的效应强？此外，文化刺激启动的到底是个体的文化知识还是文化认同？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3)检验主流文化群体成员如何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多数族群的种族或民族往往与主流文化规范混淆（例如，“美国人=白人”，Devos & Banaji,2005），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少数族群文化，也没有被少数群体同化的压力。当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成员进入主流文化社会时，社会政治因素的改变使其支配性地位受到威胁(No et al.,2008)。那么，当一些主流群体成员流动到少数族群的文化区域时，他们是否会提升其支配性地位而抑制文化框架的转换？在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情况非常普遍，检验多数群体成员是否与少数民族同样能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如何加强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4)如何从社会情境、群体、个人等多层次系统地理解多元文化经验。例如，Chao和Hong(2007)提出了一个从个体水平、个体与群体间水平和群际水平来理解多元文化适应的动态模型的整合视角。在个体水平上，探讨双文化者如何进行文化框架转换；在个体与群体间水平，把人置于特定情境，考察个体如何积极参与不同群体文化的互动，并建构他们的主观经验；主要探索个体关于群际边界的信念（例如，种族内隐观）和他们的个人目标（例如，防御自身文化与学习异国文化）对文化协商过程的影响；在群际水平上，检验群体刻板印象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影响和媒体在塑造和维持社会现实中的作用。最后，探讨这三个水平如何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重视个体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主动性。例如，对语言困难和歧视等文化适应压力的心理弹性对于增加个体积极文化经验的重要作用(Chen,Benet-Martínez,& Bond,2008)。但是，这些目前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
(5)在研究方法上，今后还应采取纵向研究、质性方法、神经生理指标等手段来弥补实验室研究的不足。实验室研究虽然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可以说明因果关系，但它的外部效度常常受到怀疑。例如，Leung等人(2008)虽然采用实验法考察了多元文化经验对于创造性的作用，但他们强调，研究中仅选用了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试；但现实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差异性，以及被试在不同文化中的生活质量等因素在实验室条件下都难以考虑，因此，多元文化经验与创造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纵向研究进一步澄清。
多元文化是一个复杂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只有一条路线(Phinney & Devich-Navarro,1997)。CFS模型提供了理解多元文化经验的独特视角，这对我国开展的多元文化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冲突带来的民族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趋势更为复杂。借鉴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加强多元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9-09-18
作者感谢Chi-Yue Chiu教授和Ying-Yi Hong教授在本文写作和修改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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