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伴生互补与现实中合作体系的构建——试论图书馆与社会科学“学会”事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试论论文,图书馆论文,体系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夏，天津社联与天津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展览”，有效地扩大了评奖活动的激励效应。这次成功的活动，给图书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启发笔者就公共图书馆与学术团体历史上的共生关系和现实中的合作可能，加以探讨。
就我国的公共图书馆而言，人们已将其纳入信息产业中。然而无论立论多高，现实是图书馆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还处于间接状态。
同样，各地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所包括的各个学会，与市场的联系也多为间接。它们与图书馆一样都为社会财富创造、积累并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但自身却不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图书馆与学会这种相似的时代地位，还只是表象，其内在一致性更值得探究。
1 中国近代图书馆与学会事业同为一体
“学”与“书”历来密不可分，“书”为“学”之载体，两者为皮毛关系。自中国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引进西学，并力主广建“学会”之日起，中国即始开兴办学会之风。大量史料证实两者的伴生关系。中国近代第一个学会强学会的章程论及：“西国每讲一种学术，必有专会，会中无书不备”；并宣告该会要“开大书藏”、“宏辟区宇”、“广集图书”，此为该会“最要者四事”中之三事。其后的各种学会对购书藏书与图书借阅亦无一例外地有专门章程条款。
图书馆与学会同为一体是有深层的内在动因的。“书”与“学”的一体本来表现为个体现象，而图书馆与学会的关系则是群体的社会行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奏请皇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奏书中称：“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劝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南海先生上书记》卷三）其后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论及：“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计百亿兆人共学”。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论学会》中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为了使国人接受学会这一新事物，试图论证学会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举例说《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孔子养徒三千，孟子从者数百”。
兴学会的目的在于汇集众人之力，“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当然，康梁将“群学”即大兴学会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似言之过重，并有理想主义之嫌。但他们列举的西方列强社会现实中学会的重要作用，则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学会于国家强盛的意义，如“英国阿侯为亚洲地理会首，醵金派人游历我亚洲……及我国蒙古、西藏、测量绘图”，“我云南细图，英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已绘之，”……“近俄、英人强入漠河、青海、川、藏测绘者，不可胜数。既屡见疆臣奏报，以为大患，岂知皆其地理会中人为之，非国家所派者也，特国家之保护，遂收辟地万里之殊功”。“故泰西国势之强，皆藉民会之故”，“盖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南海先生上书记》卷三）。
反观中国近现代的图书馆事业，亦如同时代的学会事业一样，为清末的改革家从西方引进。尽管中国书史悠长，但封建时代的藏书楼为皇家和士绅私人所有，与公共借阅的图书馆有本质区别。清末维新派，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李端棻，也是最早上书倡建公共图书馆的人，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请推广学校摺》中，列数20年来各学馆学堂“教之之道未尽”的五大弊端，进而提出五大对策，其一便是“设藏书楼”。他所说的藏书楼与旧日的概念有本质区别。他痛陈道：“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之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这说明，他请建藏书楼的动机是为寒酸的好学之士提供公共借阅服务，其陈述的藏书楼运作方式亦趋于近现代的公共图书馆：“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清末参与发起立宪运动的张謇，既是光绪状元又是个兴办实业的资本家，认为“实业与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对士绅私家藏书不能物尽其用多有微辞：“顾何如不私而公，不家守而国与守之为尤美乎”？他介绍：“泰西之有公用之图书馆也，导源于埃及、希腊，迨罗而益盛，今则与学校并重，都会县邑具有之。无惑乎其民愈聪，国愈丰。”如果我国“使各得一二贤杰，举私家所藏书公诸其乡，犹是民也，何必不泰西若”（《古越藏书楼》1904年）。张氏主张私家藏书贡献于社会公众借阅，即提出所谓公用之图书馆这一概念，张謇可能为第一人，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成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久，图书馆事业由学会，亦即结为群体的“贤杰”们兴办起来。
“书”与“学”的天然联系，学会与图书馆共有的社会群体性，构成了两者伴生的内在条件，而当时的历史环境，则对两者的一体有客观要求，即维新派们鼓吹兴学会办图书馆的真正意图在于创造读书条件以灌输新政主张。
学会与图书馆在那个时代很大程度上担当了政治工具一样的角色，这是两者历史地位相同、运作方式互补的特质所决定的，决非偶然。
2 当代学会与图书馆构建新合作体系的可能性
这里仅就社联所属各学会与图书馆的新型关系而言。
以天津图书馆1993年的统计资料为例，当年利用该馆的各类专业科研人员约占全部阅览人次的10.5%。这表明，有相当多学者专家经常利用公共图书馆。
天津社联所属学会约有1.4万会员， 天津全市从事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员约7000人。天津图书馆1993年外借人册次统计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类书刊达到7万人册次。如果按专业科研人员所占的10 %的比例计算。则外借哲社类书刊仅为0.7万人册次， 这个数字恰好与天津社科专业人员总数相当。但到天津图书馆借阅的专业科研人员中，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读者要占一半以上。所以，相对社联属下0.7 万名社科专业人员，0.7万人册次的50%只有0.35万人册次。 这个数字对比说明，学会会员或社科专业人员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还远远不够；也说明公共图书馆在为社科研究提供充分的图书资料和学术情报方面，尚有很大潜力，有待学会与图书馆共同开发利用。
但作为省级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图书情报方面的资料优势、人才优势和多年形成的学术传统优势，提供文献检索服务。
可以考虑，由图书馆与社联的学术情报部门加强合作，建立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社科文献检索系统，开展社科文献检索服务，从而为社科专业人员查找利用社科文献、获得学术信息，提供最大方便。而社联所属各学会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其完善的组织系统优势也因此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如实现文献检索方面社联与图书馆的合作，则可双方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次成功的展览，证实了以上的设想。这一盛况的出现，与改革开放以来社科事业、图书馆事业的空前繁荣密不可分。五届评奖推出的优秀成果构成展览的丰富内容，天津图书馆新馆的富丽堂皇和文化氛围为展览提供了最佳场所。从这次的展览中还可以得出若干启示：一是展览形式是对相对微薄的物质奖励的最佳补偿，因为这些优秀成果的持有者更看重的是精神鼓励。一些著名的学者说，这次展览使我们得到了以往只有英雄模范才能获得的光荣待遇。二是社科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书刊载体，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其自然归宿，也是在书刊流通借阅中扩大研究成果影响，实现成果价值的中介。可以说，社联与图书馆的这种合作，是对评奖活动激励效应的有效强化与延伸。对此，国内图书馆界专家和本市广大学会工作积极分子给予一致好评。
“书”与“学”的依存只说明两者的天然盟友特征。在现代学术与图书馆事业空前繁荣、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与图书馆理应遵循科学规律，经科学的整合，形成新的合作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可能：通过检索系统的建立，开发信息源；图书馆对本地学者学术成果（著述）的收藏以及流通和举办展览、建立专家学者参与图书选购制等，通过这些方式推广社科界学术研究成果，从而密切“书”“学”关系，及图书馆与天津社联关系。该体系的基本框架应包括这些内容。
（收稿时间1997.11.19，编发者杨慧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