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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2-001-09
《诗经》学的演进史，可以说是一部缩微的中国学术史。虽微缩到只是一部书，哪怕只是一个问题的研究，却能全方位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的诸多方面，譬如这里所要探讨的“南”如何演化为“风”的问题，就包含着语言、文字、音乐、诗歌、思想、教育、生活等等领域的相关学问。庄生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想要以有限的生命，去广涉那深邃而无畔岸的知识领域，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好在人类的繁衍也是无涯的，只要一代一代地求索，或许有望获得较多的知识。以此，本文对于“南”之与“风”的关系如何、“南”之即“风”的理由是何、“南”之易“风”的原故为何、“南”之衍“乱”的兑变缘何——这些关于“南”与“风”的辨说，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
一、“南”之与“风”
上古时期，音乐、舞蹈、诗歌三者合而为一，中外尽然。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墨子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可见在孔墨为显学的春秋时期，所谓“诗三百”，原是一部乐歌总集。这部从季札“观乐”到孔子“正乐”所风行于世的乐歌总集，成于何时，是谁编定的，已很难稽考了，至于三百乐歌如何编次，更是无从核实。从孔子提到的《周南》、《召南》、《雅》、《颂》，隐约可以推知集中有“南”、“雅”、“颂”之类，但说的都是音乐的分类。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诗论》说：“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这种推测似乎比较切合上古礼乐时代的情况。日人青木正儿《自诗教发展之径路见疑于采诗之官》一文指出：在西周仅有乐教而无诗教，及春秋赋诗之风盛行而诗教渐萌芽，至战国时代而诗教已完成（见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第三章“诗三百篇”）。青木正儿之以“乐教”、“诗教”分期，是否有当，且不去说它，但指出从以乐为主到以诗为主的发展过程，却是颇为中肯的。
《汉书·艺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意者其载诸竹帛之“诗三百”虽毁于秦火，却以其讽诵，口耳相传，因得以保全而流传。但所流传的“诗三百”，已经不是乐歌，而是诗集。《尚书·舜典》有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的是诗乐合一时代的情形。“诗三百”，其在西周，是感于哀乐的乐歌；春秋礼崩乐坏，从赋诗言志，引诗说理，到说诗谈经，这部乐歌总集便渐渐脱离音乐，渐渐异化为经学，即青木正儿之所谓由“乐教”转化为“诗教”。秦汉时代所传，已经是经学化的“诗三百”，因而名之曰“诗经”。
至今流传下来的《诗经》集子，最早的是汉人整理的本子，鲁、齐、韩三家诗散佚，只留下“毛诗”。出于官学的三家诗失传，而流传民间出于私学的“毛诗”反而独领风骚，成为后来各朝的“官学”。“毛诗”的编辑无疑地表现出“诗教”的观念，从编排体例到说诗主旨，都染上儒家“诗教”的色彩，不但解诗“以意逆志”，附会以说教，即编排也由乐的分类转化为诗的分类。把音乐的“南”、“雅”、“颂”三大类，更改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大类，是即所谓“四诗”或“四始”。自汉以后，《诗经》的这种分类和编排，几乎是颠扑不破，不可移易的。孔子所强调的《周南》、《召南》如何发落呢？自汉至唐，所有“毛诗”的各种注疏本子，无不归入“国风”。为什么《周》、《召》不称“风”而称“南”，各家的解释都把“南”作为方位词，《诗序》曰：“南，化自北而南也。”郑笺云：“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郑玄《毛诗谱》在《周南召南谱》中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侯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属之大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从“毛序”到“郑谱”，都以“南”为方位，只好曲为之解，乃至有违史实。正如清人崔述《读风偶识》所责：“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于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现也。”指出“郑谱”对于“南”的曲解所存在的漏洞，也是足以解颐的。尽管这样的曲解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与《卫风》、《郑风》、《唐风》、《秦风》之类无法伦比，但历史就是这样，积非成是，在汉学风行“寻章摘句”的汉唐时代，关于“南”与“风”的关系，从无异议。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曾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赵宋一朝，在文化学术方面确实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大概是因为儒道释三家融合的关系，学术思潮也由感悟转向思辨，疑经、改经成为一时风尚，对于传统的《诗经》学已非亦步亦趋，有时会抛开成说，重新审视《诗经》的文本，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南”而言，开始由方位的解释，转化为音乐的解释。苏辙《诗集传》虽然将《周南》、《召南》说成“文王之风”，但在解释《小雅·鼓钟》“以雅以南”时却说：“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风》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诗于籥。”这里便把《南》作为音乐，一反所谓“化自北而南”的方位解释。其后王质《诗总闻·闻南》说：“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关于舜所歌“南风”，则以为“南，即《诗》之《南》也；风，即《诗》之《风》也”，而“后世误认其意，遂以为盛夏之南风”，至于《周南》、《召南》，“说诗乃转为自北而南，与‘南风’之误皆同”。基于这样的理解，其《诗总闻》的编排顺序，便列为“闻南”、“闻风”、“闻雅”、“闻颂”，把“南”独立于“风”外，在众多的《诗经》版本中自树一帜。程大昌《考古编·诗论》也认为“南”是乐名，十七篇反复推阐，断言“二《南》、二《雅》、三《颂》之为乐无疑也”，又说：“周之燕祭，自《云韶》等类兼采异代以外，其当代之乐，唯《南》、《雅》、《颂》三者随事配用，诸序序所为作，具言其大抵皆入律可奏也。”认为古无“国风”之名，并这样解释“南”之所以入“风”：“《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阙，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剏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参配《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汇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疑议也。”由于“南”的训故从方位改变为乐名，于是便有二《南》独立之说。
宋人的疑经改经，引发《诗经》学界关于“南”独立于“风”外抑或包统于“风”中的争议，至今尚无定论。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说：“《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说：“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于‘雅’；风也，则列之于‘风’；南也，则列之于‘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近人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二章《周秦时代之美文》附《释“四诗”名义》亦谓“《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则‘南’亦必为《诗》之一体甚明。”又说：“其实《诗经》分明摆着四个名字，有周、召二‘南’，有邶至豳十三‘风’，有大小二‘雅’，有周、鲁、商三‘颂’，后人一定把‘南’踢开硬编在‘风’里头，因为和四数不合，又把‘雅’劈而为二，这是何苦来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编第一章说：“汉代有所谓‘四始’之说，论理应当是‘南’、‘风’、‘雅’、‘颂’四诗的各类首篇。但是不然，他们已经不知道‘南’了，所以他们的‘四始’没有‘南’，而分大小‘雅’为二。由此知古代似乎亦有‘四始’之说，以故汉代虽因忘了‘南’而只剩了‘风’、‘雅’、‘颂’，仍要凑成四种。”罗先生也是主张“南”独立于“风”外的，但他疑心《诗经》的编者忘了“南”，却只是一种臆测，因为《周南》、《召南》仍编在《诗经》卷首。尽管主张“南”独立之说声势颇大，但始终没能动摇“南”归于“风”的传统势力。以为“独立未当”的，也大有人在。清代《钦定四库全书》程大昌《考古编》“提要”云：“是编乃杂论经义异同及记传谬误，多所订证。其《诗论》十七篇，反覆推阐，大抵谓《诗》有‘南’、‘雅’、‘颂’之名，而无‘国风’之名。说极辨博，而究无解于《礼记》之所引，故终为后人驳诘。”在这里，“四库”馆臣显然把《礼记》所说“六诗”当作上古的“风”标，所以无法赞同“南”之独立。今人高亨《诗经今注·诗经简述》也有类似的说法：“《周礼·大师》、《礼记·乐记》、《荀子·儒效》论《诗》，都‘风’、‘雅’、‘颂’三类并举，而不及‘南’，可见《周礼》作者、《乐记》作者和荀卿，都认为《诗经》只有‘风’、‘雅’、‘颂’三类，‘南’属于‘风’，不是自为一类。”显然高先生是以为《周礼》、《乐记》的作者年代早于荀子，认为“南”属于“风”，古来如此。然而关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成书年代却是颇有争议的，康有为甚至认为都是汉代刘歆改窜的“新学伪经”。从《礼记·乐记》之转录《荀子·乐论》看，其成书时代，当不会早于荀子。所以不能根据“三礼”反驳宋人疑经之说。洪湛侯《诗经学史》第一编第二章则说：“《诗经》的体制，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起自先秦，迄今二千馀年，早为社会所公认，轻易改动古籍的编排体制，势必造成新的混乱，是很不可取的做法。”为什么要墨守旧制，是怕“造成新的混乱”，这似乎还没有点到要害。
“南”的训故，由南方改训为南乐，引发起关于独立于“风”外还是依附于“风”中的争议，已经近千年了，迄无定论。关于“南”与“风”的关系，依愚见，“南”就是“风”，无所谓独立，也无所谓依附，争论可以休矣。
二、“南”之即“风”
汉语言文字的演化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情况十分复杂；认识这种复杂性，将有助于理解“南”为什么就是“风”，为什么二字早期所表达的是同一事物。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相结合的一种文字。《荀子·正名》说：“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要辨识字义，就得明了字形和字音。所以要探讨“南”与“风”的同一性，就必须从这三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考察字形。“南”字，《说文》说：“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
（任音）声。”汉代的许慎似乎没有看到“南”字甲骨文的形状，只凭后来篆书推测其字源，以为“从木”，而且锁定了方位，好像它的本字就是指南的，所以终隔一层。“南”在甲骨文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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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说：“由字之形象而言，余以为殆钟镈之类之乐器。……钟镈皆南陈，故其字孳乳为东南之南。”其孳乳为方位之南，是否与“南陈”有关，尚无定论，但其初形为钟镈一类乐器，或如唐兰《殷虚文字记·释南
》所说是瓦制的乐器，不管是铜是瓦，抑或是竹，其为乐器，似乎已为学界所认同。认定“南”为一种打击乐器，《礼记》所说的“胥鼓南”，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字形说，“南”与“风”有什么关系呢？似乎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汉语大字典》“风”字条，在援引《说文》解释字义之后，加上这样的按语：“甲文以‘凡’或‘凤’为‘风’。”新加坡陈致《说“南”——再论诗经的分类》一文中说：“笔者以为其（指甲骨文“南”字）下半主体所从为‘凡’字。甲文中‘凡’字作
形，与‘南’字下半无异。而关于‘凡’字之初谊，说各不同。……孙诒让则以为是‘同之省文’。甲骨文例中以‘凡’为‘同’者，颇不乏其例。”认为“以凡、同、用、南诸字字形视之，其‘凡’部中间有横笔，或一，或二，或三，状极类竹节，颇疑为古代竹木制饮具。后来孳乳为‘简’、‘筩，其意殆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1998年刊）陈先生的“断竹之形”说，能否与铜、瓦之说鼎足而三，不敢轻议，但他注意到“南”与“凡”、“同”诸字的关系，却很值得深思。我们把这说法与甲骨文以“凡”为“风”的情形联系起来看，便可以推知战国之时以“风”取代“南”，当是有始初字形的依据，按有些学者的说法，本初还都是乐器，同属于音乐范畴，这样的通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来考察字音。上古语音虽然已很难稽考，但从《诗经》的叶韵，还是可以推知“南”与“风”在上古读音相近乃至相同。《小雅·鼓钟》云：“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邶风·燕燕》云：“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陈风·株林》：“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鲁颂·泮水》：“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南与钦、琴、音、僭、心、林叶韵。《秦风·晨风》云：“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邶风·绿衣》云：“
兮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大雅·烝民》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桑柔》：“如彼溯风，亦孔之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交韵）风与林、钦、心叶韵。从《诗经》叶韵的情况看，风与南同属一个韵部，可以断言，其音必定相近或相同。1983年江苏丹徒春秋古墓中发现的编钟，钟体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允唯吉金，作铸龢钟，我以夏以南。中鸣媞好，我以乐我心。”（古字改今字。引自陈致《说“南”》一文）南也与金、钟、心等字叶韵，与《诗经》略同。到了战国时期，“风”依然保存古音。《韩非子·扬权》云：“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安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吟。”风与心、吟叶韵。《管子·版法》云：“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向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风与心、任叶韵。楚辞《招魂》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南与枫、心叶韵。其时南与风仍然同韵或同音。王力《汉语史稿》说：“先秦古韵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第二十七为“侵”部，包括《广韵》侵、覃、冬，又咸、东之半。直到汉朝，仍然保留上古时期的音韵，司马相如《上林赋》有云：“韶武濩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风与音叶韵便是例证。又司马迁为避父“谈”之讳，常代之以“同”。其《报任少卿书》中有“同子参乘，爰丝变色”，《汉书·司马迁传》注：“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史记·赵世家》中的“张孟同”，《索隐》释曰：“《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史记·平原君列传》有“邯郸传舍吏李同说平原君”之句，关于“李同”，《正义》注云：“名谈，太史公讳改也。”从史迁所用避讳字，可以看出“谈”、“同”在汉代还是音同或音近，说明当时“侵”部的音变并不大。正如王力《汉语史稿》说的：“直到西汉，冬侵仍有同用的，可见冬部字到公元一世纪仍收m尾。”按，“南”，《广韵》那含切，覃韵，侵部；“风”，《广韵》方戎切，东韵，侵部。显然，这里仍保留上古的韵部，却以中古音分韵。王力说：“同类的韵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通转。”（见《汉语史稿》）王力《诗经韵读》又说：“冬部原是侵部的合口呼，后来由于异化作用，韵尾m转化为ng。……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上古冬部三等转入了中古东韵三等；上古东部三等转入了中古冬韵三等（钟韵）。”据此可知，中古时期，虽然“南”在覃韵，“风”在东部，但在先秦却属同类韵部，且极有可能是同音。侵部，其韵尾当是m，古为闭口韵。南与风也不例外，只是韵腹的元音很难说，古今音变，不好推断。至于声母，更无从臆说。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上古声母的研究要难一些，因为在声母问题上，上古韵文不能再作为依据，剩下来只有谐声偏旁。”（《汉语史稿》）因此，上古的读音已无从得知。“风”，王力《诗经韵读》擬读为piuem，并非铁定的事实。（行家李行杰兄认为当读plem，是复辅音。）然而，由侵部转为冬韵，再转为东韵，却无可置疑。从今天的读音看，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点参照数的。倘以“南”的今音为基准，犹可验知“风”在变化中与之同与异的现象。“风”字甲文曾作“凡”，其繁体的构成，也以“凡”为音，今仍与“南”同韵（an）。“凡”旁之字，如帆、矾、钒、梵、汎等，也还保留本音，与“南”音近似；有的则转入“东”韵（ong），如芃、竼等；“风”之今读，也是如此。有些带“风”旁的字，如岚、渢、颿（帆）、楓（两读）等，也仍读“凡”音，保留较多的古音。已故张世禄老师讲古代汉语时，《左传》“风马牛”的“风”读成“南”，意如恋爱之“恋”。鸾与鳳，都是远古图腾的神鸟，无以别之，后人强以颜色形状区分，以为鸾乃青色的大鳳。不才斗胆疑其原为一物，一音二字，鸾保留古韵，而鳳是所谓“凡鸟”，则由“凡”音转入“送”韵，“东”之去声。今音比之古音，已经面目全非，而且还在演变，“风”已由东部（ong）转入耕部（eng），但循其蛛丝马迹，尚可推知，“南”与“风”上古读音必定相近或相同。据陈致《说“南”——再论诗经的分类》一文的推断：“甲文‘南’字与‘凡’形音具近，‘南’很可能从‘凡’而得声。”（见《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然则，“南”与“风”皆因“凡”而得声，其音近或音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后考察字义。在诗乐合一的西周时期，“南”有歌谣之义，《小雅·鼓钟》“以雅以南”，毛传云：“南，南夷之乐曰南。”《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郑玄注：“南，南夷之乐也。”于字义的解释虽未尽妥贴，却能抓住歌谣本义。所谓南夷之乐，实乃说诗者的附会，把南乐和南方两种字义糅合在一起了。《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则材料颇有趣，把有关“南”的附会和历史传说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南”的本义犹存，含有歌谣的意思。《关雎》出于黄河流域，为《周南》之始，显然不能以“南夷之乐”视之。至于周公取南音为“风”的说法，更是想当然的猜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叙吴公子季札观乐，为之歌《周南》《召南》，又为歌《邶》至《陈》十一国之乐。周、召当是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之地，其地之乐称“南”，正如金景芳《我与先秦史》所说的：“实际上，‘二南’是根据周初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语出《公羊传·隐公五年》）来的，从周公所主各国选的诗叫《周南》，从召公所主的各国选的诗叫《召南》。”（见《学林春秋》初编）依前后文意类推，十一国之乐自然亦可称之为“南”。“南”可代“男”，隐约有男女爱恋之义，故常用以指称恋歌。《周南》第一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典型的恋歌。《左传·成公九年》记成公使楚囚钟仪鼓琴，钟“操南音”，范文子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这里的“南音”则是指南方楚声。“风”的字义，与“南”一样，也都具有歌谣或恋歌之义。朱熹《诗集传·国风》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朱子显然越过教化之说，回归音乐主题，不过所谓“民俗”，仍然拖着教化的尾巴。“风”的词义也在变化，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论衡·明雩》引《论语》风乎舞雩说，风，歌也。《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曲也。”也是从音乐的角度解释“风”。“风”同样带有两性爱慕之义。《左传·僖公四年》：“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贾逵注：“牝牡相诱谓之风。”朱熹《诗集传》在《自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其《楚辞集注》卷一《离骚》序末按语亦云：“‘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指出“风”乃男女对唱的恋歌。由此可见，“南”与“风”，在上古时期，其字义原有重叠之处，只是在演化中被剥离了。“风”后来又由歌曲繁衍出声教之义，即《诗大序》之所谓“风，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在“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成风的战国后期，说诗者也就取“风”而弃“南”，只保留经书里提及的《周南》和《召南》。字义的演化，促使“南”与“风”由一而分为二了。
三、“南”之易“风”
德国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说，“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诗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从字义到诗意，一经存在，就在社会的发展中变动着，总经历着流变的过程。正如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其流遂广，其义遂变。”就《诗经》而言，各个时代在接受和传承过程中，不断赋予新的东西，在历史性的字词和意境中，赋予当代性的语义和内涵。所以，一部《诗经》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时代会作出不同的诠释。《诗经》时代是一种状态，诗用以表现自然感情，正如明人吴世尚所说：“《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引自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春秋后期到战国，进入理性时代，诗的感情被观念化了。诗中感情的自然形态，演化成思辨的观念形态。从赋诗言志，到引诗说理，都说明这种流变过程。称之“南”或“风”的乐歌，多数为民间恋歌，而引诗说诗者却有意无意地赋予观念性的内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化的演进，“南”终于为“风”所取代。
程大昌提出“古无‘国风’之名”的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他在《考古编·诗论》中说：“《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一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历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记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程氏之所谓“古”，倘指春秋早期，其说不为无据。从《诗经》作者，到季札及孔子，只说“南”，都未曾以“风”作为《诗》的类别。《墨子·兼爱下》云：“周诗即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墨子所引周诗，前四句见《尚书·洪范》；后四句见《小雅·大东》。墨子也只称“周诗”称“诗三百”，亦未言及“风”。而《左传·隐公三年》有君子曰：“‘风’有《采蘩》、《采
》，‘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左丘明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但《左传》是否这位左丘明所作，向来颇有争议。司马迁《史记》只提到左丘明著《国语》，未及《春秋左氏传》。唐代啖助就认为《春秋》三传皆本于口传，《左传》非丘明自作；其弟子陆淳也认为《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见张振镛《国学常识答问续编》“经学续编”）据《四库提要》，唐赵匡亦持此说；宋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列举十一事，力证所谓“左氏”非左丘明。学界愈来愈多的学者赞成这种看法。而且《左传》中的“君子曰”普遍认为是汉代刘歆所加。伪书之作，历代有之，而战国及秦汉之交尤多，以至真假莫辨。从《左传》之以“风”取代“南”，正可反证其书非出于与孔子同时之左丘明。然则，程大昌所说孔子时代无“国风”之名，当是事实。
“国风”之名最早见于《荀子》一书。《荀子·大略》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汙上，自引而居下。”似乎是战国荀卿始称“国风”。然而《大略》篇标题有杨倞注曰：“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因而“国风”一名，是否荀卿原话，也并非铁定的事实；不过荀子确实提到“风”。《荀子·儒效》云：“《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古之所谓“四始”之说，当亦肇于荀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四始”之说，《史记》本于《鲁诗》，《毛诗》承自《鲁诗》，《韩诗》以《风》、《小雅》、《大雅》、《颂》之涉及文王武王者为始。（《齐诗》受阴阳家的影响，以水、木、火、金为“四始”。）“四诗”之说兴，“南”始归之于“风”。《诗经·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的“风”朱熹注云：“风即声。”或即指唱诗的音乐，因而荀子之改“南”为“风”，也可以说，并非无据。总之，自荀子之后，说诗者多称“风”而不称“南”。难道真的像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到荀子时代似乎将《南》忘了，已经将《南》附在《风》里了，所以他提到《诗》时，只说《风》、《雅》、《颂》，没有说《南》。”并非荀子把“南”忘了，而是把它改成“风”了。如前所述，“南”就是“风”，形音义皆相同或相近，只是换了一种写法。不过这一字之改，却也大有学问在焉。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总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作为这种认识的表达的语言文字，也总是由具象到抽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文字自然也跟着变化。譬如，“鼎”原是一种炊具，后来演化成权力的象征，是所谓“天下重器”；“酉”原是酒具，亦以代酒，后来演化成醴（禮），有所谓“酒以成禮”。由人格的物化转变为物化的人格。“南”原是一种乐器，后来演化成音乐的一个种类，据考证，“雅”、“颂”，原先也是乐器，张西堂认为“只有‘雅’为乐器之说比较正确”，又提出“颂”字古时与“庸”字通用，“庸”即“镛”，即《大雅·灵台》“贲鼓维镛”的“镛”字，也是乐器之名。（《诗经六论》）此后同样演变成音乐类名。这都经历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抽象化过程。青木正儿所说的从“乐教”时代到“诗教”时代，“南”、“雅”、“颂”又由音乐的分类转化为诗歌的分类。语言文字的转化，不管形音是否兑变，都必定注入新义。说诗者为宣传礼教，在这转化过程中会不顾原先诗的文本，附会其说教的内容，即劳孝舆《春秋诗话》之所谓“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雅”、“颂”虽然仍保留乐名的用字，但已非乐类的原意；“南”则在这转化当中，连字也改成“风”了，这就是文字学中的所谓“同音假借”。在上古的典籍中，同音假借比比皆是。清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假借”条云：“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古人有所谓“耳视而目听”（见《列子·仲尼》），上古之时，知识领域，多口耳相传，创造文字之后，一切记录，也因时空的易移，同一名物，常采用不同文字，保留了所谓“耳视”的传统，同音通用假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现象。阅读古籍，只得“依声求义”（王念孙《经义述闻·序》）”。符定一《联绵字典》的《凡例》说：“经典同音之字，往往形体虽异，而意义实同。”然而，要把所有“同音假借”的字词都弄清楚，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意义也往往同中有异。清阮元《文言说》曾说：“古人以简册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章炳麟《检论正名杂义》亦云：“韵文弦诵相授，素由耳治。”在口耳相传的所谓“耳治”的上古时期，时空的移易，其变化更显得难以测定。一个人的名字，常有许多写法，历时久了，便会被误认为是几个不同的人。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写定《老子》一书的环渊，就有许多写法，“环渊之名有关尹、玄渊、娟嬛、泂、蠉便泂、便蠉等各种异称，……由音变及传讹多到了十种以上，这真是一件惊人的事”（《老聃、关尹、环渊》，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不仅被误为多人之名，其中“关尹”乃至成了“关令尹”，被误为官名。先民辨别四向方位，是抽象的，很难直接造字，只好借用，我们今天所用的“东西南北”四字，全是假借字。譬如“西”字，许慎《说文》是这样解释的：“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棲为东西之西。”自从“西”字被借为方位词，其本义反而被湮没了，只好另造出“栖”字和“”字，连读音也跟着变了。正如吴文祺先生为朱起凤《辞通》所撰《重印前言》说的：“通假字大都以音为主，凡字之音同音近者，古书往往同用。审音则涣然冰释，泥形则诘屈难通。……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声音不能不随时地的不同而变迁。”即便在今天，不同地区，对于同一个外国人，也会有不同的音译。如美国前总统BUSH和REAGAN，内地译成布什和里根，香港译成布殊和列根，台湾译成布希和雷根，很容易被误会为布氏三兄弟和阿根三兄弟。“南”之改易为“风”，情况还要复杂，倘若用文字学上的术语，应当是“假借”加“转注”，因为在借代的同时，还添加了不少新的词义，由“作义”派生出“诵义”。到了战国时期，“南”字作为方位词，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原先借来指称乐歌，很难容纳新意。所谓“南夷之乐”、“化自北而南”云云，也不过把方位的意思融化进去而已。“风”则不然，这个字（词）极富于包容性，可以赋予许多新义。《汉语大字典》“风”字本义加引申义竟多达二十一个义项。《庄子·齐物论》所说“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说的是流动的空气，指的是自然现象，在流变中兼指一些社会现象，如指风俗、教化、感化、劝谏等等。很适合表现观念形态。指称各地乐歌，用什么字，自然“风”胜于“南”，所以自《荀子·大略》标举“国风”之后，说《诗》者只用“风”而不用“南”，“风”也就成了六诗、四始之一。《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便加进了不少说诗人的新观念。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这里的“风”，便带有地方风俗之意。诗的生命正是在不断被曲解中得到延续的，从“南”到“风”的流变，也就可以理解了。季札和孔子都提到《周南》、《召南》，孔子更是特别强调二《南》（《论语·阳货》），战国时代的编诗者，当然不会把它忘掉，因为知道“南”、“风”音义具同，所以把它们归于《风》诗之中，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想必就是“乐”与“诗”、“南”与“风”流变的态势。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毛传多转音”条：“古人音随义转，故字或数音。”“风”字也是义增而音转，由与“南”相近或相同的读音，转入“东”韵。有如孔子引《鲁颂·
》“思无邪”以评《诗》，“邪”字的读音由“圉”音转为“斜”音；“思”字也由虚词变为实词。音义的转化，完全改变了《诗三百》时期的本来面貌。
汉语言文字学，兴于汉代，有所谓“小学”。汉人治小学，偏重于形义，如《尔雅》、《释名》、《方言》、《说文解字》等，都以研究字义为主，因为从先秦到两汉，语音虽有所变化，但仍属于上古音，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至于引起太大误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语音变化很大，语言学中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古音。虽然六朝音韵学颇为兴盛，但其所研究者乃是当代（即中古音）的声调和韵律，未曾在上古到中古语音变化方面下功夫，典籍中的上古读音便不甚了然了。正如顾炎武《音学五书序》所说：“休文作谱（指沈约四声之说），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宋朝进入近古，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出版了许多上古典籍，在典籍的注疏中，不得不加注音，而上古音读失传者，便不免引起误读和误解。因为不知道“南”与“风”在上古时代音义具同，难怪有那么些学人，要把《南》从《风》中独立出来。“南”当独立之说，自宋人提出来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唐宋治经，虽有注音，却未深入研究。明人陈第有《毛诗古音考》四卷，开始研究《诗经》时代的音读，其自《序》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到了清代乾嘉时期，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学者对上古典籍读音方面的考据和研究，创获颇多，但许多研究上古同音假借的著述，包括字典和辞书，仍然没有通过音义的演变，对“南”与“风”的关系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直到近代还有那么多人主张“南”独立于“风”外。关于“南”与“风”，是二是一，争论上千年，迄今未有定论。在这里作大胆的设想和推断，以为二字音近或音同，所指亦一义，只是用字有别罢了，属于“通假”字。
四、“南”之衍“乱”
董治安为高亨先生编著的《古字通假会典》所作《前言》说：“我们阅读古籍，特别是阅读先秦两汉古籍，常常会遇到古字因声音相近、相同而通假的现象——或者是假借字与本字通用，或者是假借字与假借字通用。而对于假借字，欲求其理解的正确、透彻，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探索其所借代的本字。”然而，由于代远年湮，许多通假字，很难求出它的本字。“南”与“风”通假，何者为本字？二字似乎都属假借字，即所谓“假借字与假借字通用”。那么，还能不能找到它们的本字呢？实在说，太难了。好奇，是人的天性。不佞曾突发奇想，怀疑其本字与“乱”字有关。“乱”字见于金文（颂鼎、虢季子白盘、女鼎）。“乱”，《广韵》落官切，桓韵，元部。《说文》：“
，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在中伯壶铭文中演化成“孌”。孌，《广韵》力卷切，线韵，元部。“孌”今字作“戀”。《说文·女部》：“孌，慕也。”段玉裁注：“此篆，在籀文为亂，顺也；在小篆为今之戀，慕也。孌、戀为古今字。”“乱”字在演化中分为二途：一变为“孌”，再变为“戀”，含两性爱慕之义；一变为“
”，再变为“亂”，含乐歌演奏之义。
（《说文》古文)，（三体石经），
亂（三体石经），其于甲文、金文、古文，原字略同。“乱”在字形的演化过程中，字音也随之发生转变，以总结中古语音的韵书（《广韵》《切韵》等）推测，按音转规律，其音可能经由侵部（em）到谈部（am）到元部（an）的变化过程。然则，在上古，其音便可能和“南”与“风”相近或相同，所以借以通假相代。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想，孔子时代，有“南”无“风”，而作为音乐的“南”又被借用来作为《诗》的分类，标示一种诗体，那么指称音乐的字便用“乱”。《论语·泰伯》：“子曰：师摯之始，《关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何晏集解，邢邴疏，以“首理其乱”诠释，取“乱”字之“乱也，治也”之义，而没有同音乐本身联系起来。朱熹集注始注意到音乐之义：“亂，乐之卒章也。”《礼记·乐记》记子夏语魏文侯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亂以武。治亂以相，讥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可见“亂”实与古乐有关。文、武、相、雅，皆乐器，奏、亂是表演方式。或以为“亂”为末尾的演奏或吟唱。然则，朱熹对“亂”的注解，庶几近之。关于《关雎》之“乱”，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这样解释的：“据孔子的描写，在表现《关雎》的‘乱’的时候，其丰富的音乐，仿佛充满了听者的耳朵。很可能，它有着华丽的光彩，热情的气氛；很可能，它已不像一般的民歌那样，仅由一个人唱，而是有多人参加同唱；也很可能，它已不限于一般无伴奏的民歌唱法——所谓‘徒歌’，而已有着乐器的伴奏与烘托。”（第三编第四章《乐曲的艺术性》）据杨先生的理解，“乱”就是音乐。张长弓先生甚至认为是“交响乐”（见《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关于楚辞之“乱”》所附《张长弓的意见》）。关于“乱”，自朱熹到杨荫浏、张长弓从音乐的角度解释，还是较为准确。楚辞中又出现了“亂曰”，如《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惜誓》、《七谏》、《九怀》、《九思》等篇，都有“乱曰”。王逸注《离骚》云：“亂，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大要。”以反训法释“亂”，似乎“以文害辞”。汉赋和汉乐府，也相继出现“乱曰”，如扬雄《甘泉赋》、班固《幽通赋》、班彪《北征赋》、曹大家（班彪之女）《东征赋》，末尾都有四言的“乱曰”；又如汉乐府古辞《病妇行》、《孤儿行》等也都有“乱”词。因为受到说诗者关于“乱”是卒章“总撮大要”之说的影响，在辞赋和乐府中的“乱曰”，倒真的成了“卒章显其志”的一种套数。前有“序”，后有“乱”，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诠序》所说：“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这正反映了文学批评对于创作的影响。
“南”由乐器演化为乐名，其本义为方位所夺，所以由乐名演化为乐类时，其音乐本义为“乱”所取代；至演化为诗体时，又为为“风”所取代。作为乐类的“乱”，当它成了辞赋乐府的一种套数，用什么来指称音乐呢？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有云：“我以为‘南’、‘风’、‘雅’、‘颂’是四种诗体，四体的异同，是要从音乐节奏上才分得出来。后世乐谱不传，无从分别，于是望文生义，造出许多牵强的解释，乃至连四诗的数目也毁掉了一个，真是怪事！……这个‘南’字本是译音。《周礼·旄人》郑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作‘南方之乐曰任’，与北方之‘昧’、西方之‘侏离’并举。‘南’、‘任’同音；恐怕是一字两译。因此我又连带想到两个字，汉魏乐府有所谓‘盐’者——如《昔昔盐》、《黄帝盐》、《乌鹊盐》、《突厥盐》之类，六朝唐乐府及宋词有所谓‘艳’者——如《三妇艳》、《罗敷艳》、《鞍子艳》之类，皆诗词中一体之专名。‘南’、‘任’、‘盐’、‘艳’同音，或者其间有多少联络关系也未可定。但没有充分证据以前，我还不敢武断。总之，‘南’是一种音乐，音乐之何以得名，本来许多是无从考据的。”（第二章附《释“四诗”名义》）梁启超先生的这种推断并非武断。“盐”确是古乐曲名，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七“昔昔盐”条云：“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为煬帝所嫉。考其诗名《昔昔盐》，……《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篴篨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鹊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诗‘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刮骨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晋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南朝陈智匠《古今乐录》云：“大曲有艳，有趋，有乱，盐在曲前，趋与乱在曲后。”可见，作为音乐的指称，在“南”、“乱”之后，又有“任”、“盐”、“艳”等名，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它们都只是一音之转，是在古今音变中派生出来的词语，也是音乐发展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乐名。
由于时移世改，声转义迷，许多通假字已经很难找到本字，也很难对假借字在演化中孳生出来的引申义解释清楚，这里对“南”演化为“风”，以及演化为“乱”、“任”、“盐”、“艳”等的探索，如同初民解释自然现象所编的“神话”，当然是幼稚的想象。然而，一切的创造，都源于想象，如果有人把这种想象，加上科学的思维，经过踏实的考据和合理的推断，相信一定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佞语音知识太差了，这样妄说，很不自量力。不过，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因敢请各方专家，稍加留意，共同探讨，提出高见，以匡我不逮，并破解这个千古之谜。
2005年3月草稿，2006年12月定稿于京华清风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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