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在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和主权的斗争中，在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斗争中，有两位被世界公认为国际战略大师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浓烈至深的民族尊严感和民族使命感，又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强烈的世界意识。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既是中华民族斗争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维的新成果。然而，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又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
“一边倒” “一条线”
有的学者在谈到毛泽东观察国际问题、制定国际战略的视角时说，“站在中国望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是他观察和分析问题交互使用的两个视角。这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新中国诞生于战后的冷战岁月，在这种世界格局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不能不是毛泽东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早在美苏对峙格局形成之初，冷战理论就成为西方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国际战略理论，苏联也把避免美苏冲突作为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在人们普遍关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避免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对美、苏各自利益所在的深邃分析，提出了独到的马克思主义见解，即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分析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由此毛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可以说是在两极格局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正是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透彻分析，毛泽东在战后既没有听信斯大林要中共不与蒋打内战的告诫，也没有理会美国有可能直接出兵干涉的威胁，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在建立新中国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战略。同时宣告，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当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存在所造成的。在当时作出这一选择，也是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长期处在侵略、压迫与反抗、斗争的关系史分不开的。是美苏对峙格局下，新中国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一年之后发生的美国入侵朝鲜，出兵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拼凑东南亚条约等等事实证明，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它对新中国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获得苏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援助，以及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始步入国际舞台，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50年代中期对世界政治发生深刻影响的两件大事。它标志着民族主义国家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为保卫自身的利益，敢于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显示了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民族主义国家作为世界的第三种力量正在兴起。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作出新的思考。即把中间力量在观念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在政治上看成是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军，从而使“中间地带”理论开始有了新的含义。
在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逐步高涨的同时，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此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处在逐步分化的过程中。
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一切为摆脱美国控制争取自主和独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可以成为革命势力反对美、苏两霸的朋友。从而，明确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扩张主义的面目进一步暴露。1969年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更使毛泽东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而长期与中国为敌的美国，为了在欧洲与苏联对抗，则急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苏联扩张主义处于攻势，美国则处于守势。因此美国也试图要改变它的对苏战略，并在试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作了缜密的思考之后，于1971年4月，作出了邀请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等四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策。由此打开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标志着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毛在晚年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度面对的极度紧张的形势得到了缓和；使中国摆脱了长期被孤立的状态，重新走上了广阔的国际舞台；使中国的对外方针突破了国际交往中的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为开创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结成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几次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中，明确阐明了他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意图。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向基辛格指出，鉴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他对基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毛泽东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此后，毛泽东完成了由“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的转变。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内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随后他多次强调，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决不谋求霸权。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开始改变了在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的旧国际战略观念，明确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由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取代。这是毛泽东对战后世界战略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是他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与深化。从而为中国新时期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广泛发展国家关系提供了理论的和政治的依据。
“不结盟” “不当头”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深谙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由邓小平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作出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重大意义，是它准确地反映了世界正在由战后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本质。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正是紧紧地把握了两极格局终结、多极格局形成的时机，适时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原则，继承、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始终是制定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世界战争危险性的判断，总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开始有所变化。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重新作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和估计，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发生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由两极向多极格局加速发展。苏联争霸势头大为削弱，美国逐步居于上风。为了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更好地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更主动地发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原有的外交战略，即将70年代提出的“一条线”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改变为在美、苏两霸之间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对这一重大的战略变化，邓小平曾作过详细而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改变“一条线”战略路线。我们有一段时间搞了个“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这个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我们改变了，改变到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如果我们搞“一条线”，那就是站在美国一边。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世界上都在说“大三角”，所谓“大三角”就是苏美中。如果搞“一条线”，那就没有“三角”了嘛！就只有两角在那儿嘛，就是“两角争”嘛！我们搞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方。这就是中国由“一条线”、“两角争”变成真正的“三角”中的一角。我们这个“大三角”中的一角，我看是比较厉害的。
他还更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调整了外交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战后两极格局的最后终结。苏、美、中“大三角”关系中的军事、安全战略基础也不复存在。原有的战略平衡被打破了，新的战略平衡还未建立起来，美国趁机想一极独霸。这是世界局势继续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
由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而美国霸权主义则咄咄逼人。国内外不少人被这种形势迷惑，对前景感到迷茫，希望中国扛起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攻势的大旗。西方舆论界也常有人把“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等“桂冠”强加在中国头上。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固然遭到严重挫折，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处境也不妙。近几年来，西方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西方国家经济情况普遍不景气，有的至今尚未走出低谷，有的虽有回升，也很缓慢、乏力。过去由于美苏争霸，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被掩盖或有所遏制，现在西方联盟原有的共同对手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们内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西方政治经济旧格局、旧秩序也面临调整。因此，对形势要冷静观察，充分利用矛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过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在于各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把经济搞上去，使社会主义在人民心中扎根。那种企图搞一个什么“中心”，结成一个什么“集团”，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观念，是陈旧的、落后的，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自己曾经饱尝过苏联搞家长式领导和搞霸权主义的苦头，苏联的悲剧又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所以，这个头我们万万当不得。
中国在第三世界有许多朋友，有很高的威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是，我们也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历来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成员，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这样的从属关系。任何国家，无论其国力如何，都不应对弱小国家和民族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否则，同样会走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路。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决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谋求特权和特殊地位。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就曾明确申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所谓真正的不结盟，既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包括不把一些中小国家罗致在自己周围，由自己当盟主。即使是正义的盟主、反霸的领袖也不能当，因为既然你当了头，就难免与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被卷进集团政治的旋涡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极不明智的。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也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中国团结和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反霸，而不谋求领导地位。这就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能保持高度的策略灵活性，而居于最有利的地位。
重安全 谋发展
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一条线”，还是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不当头”，其共同的立足点，都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与发展利益。但从具体实际来看，毛泽东更侧重于“安全”，邓小平则更重于图谋“发展”。这显然又是客观形势的不同使然。
建国初期，不只有美国军队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的直接威胁，而且，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对新中国持敌对态度。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国际形势开始有所缓和。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一方面，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频繁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印方又不断挑起事端；再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对中国的西南边陲造成威胁；第四方面是随着中苏论战升级，苏方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不能不迫使毛泽东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世界，而更多地关注着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家的安全，就谈不上国家的发展。
当前，勿庸讳言，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上，也不无偏颇之处。即对战争的现实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至在提出国内的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不久，又提出要将国家的经济建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础上，准备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起来。在战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断言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过多地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亚非拉人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上。
由此，毛泽东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时，中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头”，承担了超越实际可能的过于沉重的外援负担，使自己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孤立境地，错过了利用60年代兴起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快国内经济建设的机遇。
应当指出的是，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进行活动和施展抱负的。毛泽东一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他对新中国的安全利益的重视和关切，实在是中华民族长期受侵略受凌辱的历史命运的逻辑必然。而毛泽东的大半生是在极其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度过的，指导他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列宁的时代观和战争观，不能不对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深刻的影响。然而，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当涉及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时，他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70年代初改善中美关系的大门正是由他亲手打开的。中国由此从被孤立的境遇走了出来，重新登上宽广的国际舞台。
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紧紧围绕着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这既是来源于对国际局势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又正确地吸取了60年代毛泽东失误的教训。从而，把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总体上说，邓不平在以下方面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一、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近代曾屡遭挫折。新中国建立后，从50年代末起又延误了20年宝贵时间，直到70年代末才又重新启动。这时外部世界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这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是：消除贫穷落后，摆脱贫困状态。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长期处在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邓小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的高度来重新观察、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之路，排除了姓“资”姓“社”抽象争论的困扰，得出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科学结论，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
正是出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的战略考虑，邓小平在对战争与和平、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思考、判断的同时，改变“一条线”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并以消除“三大障碍”（指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在蒙古和苏中边境地区部署重兵）为前提，结束中苏关系的过去，开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中苏中俄关系的未来，从而消除我国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又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既着眼于国家的最后统一，又着眼于消除中英、中美关系中的热点和爆发点，以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提出要用战略眼光来发展中日间经济技术合作和用永远友好下去去超越两国一切问题的方针，使中日关系获得了顺利的发展；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新原则，调整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和友好合作，使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有利国际环境。
二、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1989年春天以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苏联内部激烈动荡，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甚嚣尘上；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岌岌可危；美国等西方大国趁机向社会主义展开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势，国际斗争一时充满惊涛骇浪。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反共反华势力的气焰更加猖狂，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接踵而至，中国的外部环境骤然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本着趋利避害、务实求益的理性精神，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在顶住压力，打破制裁，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同时，继续同西方大国打交道发展关系的战略对策。
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作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提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直率地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这就清楚地向人们指明：国家间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我们要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要看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喧嚣是不会长久的，凡是严肃郑重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也终究会回到国家间相互利益的轨道上来。其二，处理国家利益的正确准则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损害别国的主权；国家间的利益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发展合作，不能进行对抗。其三，中国必须把握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受西方国家的挑动。
不久，东欧剧变，苏联动荡。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既是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又表明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首先是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为中国人民负责。因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中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
就在国际局势急速变化的1990年春，邓小平坚定地说：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又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1年12月，苏联最后解体，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再次语重心长地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经济搞上去。这一席话，蕴含着沉痛的经验教训和深刻的历史辩证法，阐明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即：只有发展，才有安全。
三、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西方国家关注，东方国家也关注。应当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舆论的主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意义，是予以充分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的。但同时，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中也确有对中国发展壮大怀有种种疑虑，抱有政治偏见乃至恐惧防范心理的势力，担心所谓“中国威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而非战争力量；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力量。几十年来，中国身体力行地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努力，甚至付出过巨大的民族牺牲，使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世人的尊重。但也勿庸讳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中国曾一度以世界革命旗手自居，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高举“反修”旗帜，过份强调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和社会变革的非和平方式，并以自己的“左”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观察世界，处理中外关系，给世人以僵硬、好战和强加于人的印象，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使中国的声誉和形象受到极大的扭曲和损害。
邓小平深谙世人心态，早在1985年就挑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进而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就明确地昭告世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已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那种同资本主义完全隔绝的冷战对抗的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也不再是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正是基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中国建设道路的重新开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在重新塑造。事实表明，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今日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和世界和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当代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力量已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广泛承认与赞赏。
由此可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总之，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都反映出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这种不同，又同是植根于中国这块历尽磨难的黄土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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