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易学的转化──谈史料易的发展历程及其易学价值
黄忠天
（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台湾高雄 80201）
[摘 要 ]事物的归纳与分类，原是便于学者掌握其内涵与属性。随着易学多元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化，易学的分类自有重新调整的必要。《四库全书总目》曾将易学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又从中各衍生三宗，此即所谓“两派六宗”之说。本文撰述动机，即拟在义理三宗的史事宗，试图因应易学的发展，重新调整其分类体系，建构史事派易学的“树状结构”，藉以厘清史事易、史证易、史料易三者间的关系，并说明史料易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易学价值。史事派易学中，援史证《易》的“史证易”，为史事易家最主要也最寻常的释《易》方式。惟以上古史事或春秋史事来核实卦爻辞，即视《易》为史的“史料易”，其发展虽可远溯《周易》卦爻辞中的史事与干宝诸易家。不过，二十世纪前，此类著作却不多见。惟从民初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新史学”兴起后，“史料易”的研究与相关著作，便如雨后春笋，其影响所及，颇为深远，值得吾人关注。
[关键词 ]史事易；史料易；易学史；史学；《易经》
学术的发展往往由简单变为复杂，由一元趋向多元，易学亦不例外。先秦易学虽已有后世所谓“义理”“象数”成分的存在，惟学习者仅有侧重之别，却尚无宗派之分。如《系辞上传·第十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易》中虽有四种圣人之道，惟随人好尚，各取所需。再如《帛书易传·要》引孔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又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481从上述的话语中，亦可见治《易》者，好尚不同，至少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趋向，此即高怀民所执以区分先秦易学流派中的“筮术易”与“儒门易”①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将先秦易学就其发展时期，分为符号易（伏羲）、筮术易（文王）、儒门易（孔子）三个阶段。惟就孔老以后的先秦易学，则分为儒门易、道家易、筮术易三种流派。 [2]36-48。《汉书·艺文志》所列两汉易学书目，计有十三家《易》，二百九十四篇。惟从部类后小序，仅见有施、孟、梁丘、京氏、费氏、高氏等家法的不同，亦不分宗归派。《隋书·经籍志》踵继《汉书·艺文志》胪列汉魏六朝诸家易学，惟增列郑玄、王弼等易学，并记汉易师法家法的存废兴衰，亦不作易学宗派的分类。
至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王弼《易注》注云：“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象占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后世宗之，余家尽废。”[3]1其中将《易》分为“象占”与“义理”二学，隐然亦有后世所谓“象数”“义理”两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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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对历代易学作分派归宗的工作，应始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云：
3)GB/T 12343.1—200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第2部分：1∶250 000地形图编绘规范》。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4]2-3
电话响起的时侯，他正准备提醒她。进了客房，他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粗重的喘息充盈了空间，半空的那根轻柔的空调飘带似乎也凝固了。几分钟后，她推开他。她准备去淋浴，脱衣服的时候她变得有些羞涩。他背过身去，想象着她的举动。浴室的灯开了。他突然提醒说，小心滑。是的，就是这句话。正巧，说完这句话，他的电话在口袋里响了起来。
第三，“史证易”与“史料易”其发展伊始，均不免有得之于《易》中本有史事的启发。因此，干宝《易注》、沈竹礽《周易易解》、黎子耀《周易秘义》等书多以商周史事解《易》，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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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的归纳与分类，原是便于后人的研究。正如在中国最早的生物分类，由孔子所谓的“鸟兽草木”① 《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到陆机（261-303）的“草木鸟兽虫鱼”② 如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专释《毛诗》所及动物、植物名称，对古今异名者，详为考证，是中国古代较早研究生物学的著作。 ，以迄于明代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对生物药材所分类的“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和人部”等十一部。十七世纪以降，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人类认识了更多的物种，加上解剖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显微镜的发明，逐渐建立了现代生物分类法。其中最著者当推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巨著《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书中将自然界划分为三个界：矿物、植物和动物，并用了四个分类等级：纲、目、属和种。林奈之后，又根据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物种起源》书中有关共同祖先的原则，逐渐改进此一系统，建立了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分类。近年来，人类又应用了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基因组DNA，更大幅改动很多原有的分类。③ NCBI动植物分类网站（http://www.ncbi.nlm.nih.gov/taxonomy）林奈氏生物命名法Linnaeus,Carolus.Systemanaturae per regna trianaturae:secundum classes,ordines,genera,species,cum characteribus,differentiis,synonymis,locis 10th.Stockholm:LaurentiusSalvius.1758（Latin）。 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的分类与归纳，逐渐开枝散叶。
易学的分类自应随着易学发展的衍异多元与研究的深化，重新省思与调整。在《四库全书总目》“两派六宗”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或调整新的分类体系。本文撰述动机，即拟在“两派六宗”，其中义理三宗的史事宗，试图因应易学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建构史事派易学的“树状结构”（Tree structure），藉以厘清史事易、史证易、史料易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史料易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易学价值。
一、史事易、史证易与史料易
“史事易”一词的由来，本诸《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所云“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于是个人遂取“史事”一辞，④ 始见于黄忠天《杨万里易学研究》第一章《宋代史事易之兴起》。 [5]1作为李、杨一派引史证《易》诸家易学的宗派名称，藉以论述此派易学的特色。二十多年来渐渐成为海峡两岸研究此派易学的通称。① 如林丽雯《李光史事易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40号，1996年），曾华东《以史证易与史事宗》收録于《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2005年8月），页411-434。续晓琼《李光史事易学初探》（济南：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2014年7期）。其他书名篇名未以“史事易”为名，而文中确以“史事易”称以史证《易》者，则更不计其数。可参见黄忠天《史事宗易学研究方法析论》（济南：山东大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
惟近年来随着易学发展的多元与研究的深化，原本仅是单纯指称以史证《易》方式的“史事易”一词，诚有重新省思与调整的必要。
《四库全书总目》所举李光、杨万里史事易代表，其易学均以援引历代史事以参证卦爻辞为其释《易》主要特色，而所援引史事，或为商周史事，或为先秦以降各代的史事。史事易家藉具体明白的史事，以参证抽象难晓的易理，可谓虚实相辅，理事合一，透过史事与易理的配合，更合于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的垂训。因此，如此的释《易》方式，不仅是南宋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这些史事派易家的特色，更成为历代许多易家经常运用的一种释《易》方式。
惟自二十世纪以降，易学面貌呈现多元的发展，其中受到清代乾嘉考证精神与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出现一派以考掘《周易》卦爻辞中史实为目的易学著作，其中最著名、影响后世最深者，当推“古史辨派”易学，代表性人物有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李镜池《周易探源》、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等等。上述诸人或根据卦爻辞所载历史，藉以确定卦爻辞著作年代，或将《周易》视为古代社会史料。此派易学著作自清代沈竹礽《周易易解》，乃至于今人黎子耀《周易秘义》、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等等，为数众多的易学相关著作，隐然已形成一派以钩稽史料为主的易学，虽然学界有称之为“古史辨派”易学者[6]399-402[7]60-120，惟将《周易》视为先秦，特别是商周的历史，非始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盖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单以“古史辨派”称呼二三十年代以“新史学”相标榜的疑古派学者，固然属之。惟若从视《易》为古史或史料的易学诸家来看，“古史辨派”一词实难以尽赅所有的易家。此外，古史辨派学者，大多非以易学名家，其所考证经典往往亦不局限于《易》，故其著述虽可列为易学相关著作，然此辈学者大多以史学名家而非以易学名家。职是之故，窃以为不如将上述以考掘《易》中史事，以古史治《易》的诸家，以“史料易”名之，较为周全完备，所涵盖的时期亦能包纳古今视《易》为上古史料的诸多学者。
由于二十世纪以前，视《易》为古史或史料的易学著作，为数不多，尚不足建构一派易学。惟时至今日，此类易学相关著述，陆续增加，已有一定的数量，后继亦或有其人，堪为此类著述分类归宗，以便作为易学史的观察与研究。为了与《四库全书总目》所举李光、杨万里等引史证《易》派易学有所区别，本文将引史证《易》派易学，由“史事易”改称为“史证易”，并将其与“史料易”同归属于史事派易学下的两支派。其树形图如图1：
图1 史事易学支派图
以上将“史证易”与“史料易”两类易学均归属史事派易学，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史证易”与“史料易”易学著作，两者皆与“史事”有关。按易学与史学互动会通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其一，以史证《易》（即以历代史事来参证《周易》卦爻辞，如李光、杨万里诸人）；其二，以《易》为史（即把《周易》视为上古史料，如干宝、胡朴安，或古史辨派诸家均属之）；其三，以《易》论史（即援引《周易》经传文字或观念来阐述历史，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均属之）。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前两者较侧重于易学，可归为易学著作。至于后者，其旨趣以史学为主，援引《周易》或运用其思想，仅作为史家阐释历史的佐助材料之一，并不以易学为其阐述重心。因此，其论述向来归属于史学著作之林。
第二，“史料易”相关著述，其中专著部分虽有十余种，惟单篇论文数量尚少。若独立为易学宗派，以目前观之，终嫌单薄，不如待其枝繁叶茂，再作考虑。
上述文中，揭橥易学史上所谓“两派六宗”的说法。其中包含象数派三宗：占筮宗（或称原始象数宗，如《左传》、汉初诸儒）、禨祥宗（如焦赣、京房）、图书宗（如陈抟、邵雍）；义理派三宗：老庄宗（如王弼、韩康伯）、儒理宗（如胡瑗、程颐）、史事宗（如李光、杨万里）。由于此种分类，盖出于四库馆臣官方立场与学术视角，因此未能尽括古今所有易学面貌。
二、史料易学发展的历程
除援引干宝外，沈氏亦曾援引来知德《周易集注》，如《家人·彖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云：
( ) 9. Mike never listens to ______ except his uncle.
在险之中，而当王位，故曰大蹇。此盖以托文王为纣所囚也。[8]443
2.2.2 抑郁症组 抑郁症组患者接受盐酸舍曲林片（50 mg/次，qd）+逍遥丸（9 g/次，bid）连续治疗4周。
由表1可以看出，自2002年开始，为减轻政府安置压力，吸收市场资源，我国实行了新的安置手段，通过提高运动员退役补偿金，促进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融入市场资源，以期待为运动员拓宽就业渠道，寻求更加长远的发展之路。
不过，似此“以《易》为史”者，全书仅出现于《明夷》一卦。以数量言，远不及其书中引史证《易》之例，尚不能称为典型的“史料易”。从干宝以降，真正可称为“史料易”者，当推晚清沈竹礽（1849-1906）的《周易易解》。此书援引史事者约有32卦，其中虽亦有援引商周以外史事者，如《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沈氏注云：
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应，而以乘刚为危。此托文王积德累功以被囚为祸也。故曰震来厉。亿，叹辞也。贝，宝货也。产乎东方，行乎大涂也。此以喻纣拘文王、闳夭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而以赂纣也。故曰亿丧贝。[8]460
干宝以商周史事来比附，此固与卦爻辞中本多商周史事有关，然不容否认亦或受《系辞传》中有“《易》之兴，其于中古”“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文句的影响，毋怪乎干宝多以商周之际的史事解释。因此，清代张惠言评其为“周家纪事之书”。不过，干宝偶尔亦用商周以外史事以说之者，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干宝注云：
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8]400-401
上述引文诸史例，除“文王日昃不食”，余均为一般史例，如此引史证《易》方式，则与历代常见的“史证易”，已无差别。惟干宝《易注》类似的例证仅有数例，与其以商周史事释《易》相较，颇为悬殊。
干宝以降，历代“以史证《易》”者，不乏其人，惟“以《易》为史”的易学著作则盖寡。迟至明清以来，方陆续见之。如明代来知德《周易易注》于《明夷》一卦均以商周史事释《易》，盖可谓踵继干宝者也。试观来氏于《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注云：
于2016年9月—2018年3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中选取100例,依照数字表法,将全部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及参照组,各50例。观察组中男性患儿与女性患儿的比例为27:23,年龄1-3岁,平均年龄(1.5±0.2)岁。参照组中男性患儿与女性患儿的比例为29:21,年龄1-3岁,平均年龄(1.4±0.4)岁。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相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可以进行比较。
“这么说，你不是要杀我，而是要放我了？”一杭把目光转向范坚强，有些揶揄地说。范坚强点了点头。“电光火石，转眼蹉跎。三十年过去，我们都老了呀，你妈妈还好吧？”范坚强捏着瘦削的双颊，脸颊立即凹了下去，人显得更苍老了。想起母亲，一杭的眼泪就下来了，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最终一个人孤单地死在了医院。
又如《震卦·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干宝注云：
当泰之世，贤人汇征，虽人君不能徧识，必首先用一大贤，则天下贤人自然牵连而进，如舜举而五人并进，是也。[10]81
不过，如上述以史证《易》之例，就数量言，仅有7卦左右① 如《泰》《大有》《谦》《豫》《蛊》《遯》《革》等7卦，在此7卦中《泰》《谦》《革》3卦除援引其他史事证《易》外，复有以商周史事解之者。 [10]81-252，远不如其以商周史事所解的27卦。试举《鼎卦》为例，如《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沈氏注云：
信，信任也。言文王不能见信于纣也。文王忠爱而纣疑之，是鼎折足也。覆公餗，囚于羑里也。其形渥，谓纣之骄盈也。纣惟骄盈，故不信任文王也。[10]257
上述沈氏以文王与纣之事来解释《鼎卦·九四》爻辞。观其全书“以《易》为史”的部分，亦几乎皆以商周之际史事解之。可见其深受《系辞传》“《易》之兴，其于中古”“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概念的启发。
干氏宝曰：“殷民告周，以纣无道”，是也。[10]220
沈竹礽《周易易解》一书，引历代易家著作几达百家① 沈竹礽解《系辞下传》三陈九卦，曾自云其读《易》注凡1700余种，可想见其治《易》之勤。《周易易解》卷9。 [10]392，其中尤以汉代马融、郑玄、虞翻为伙，从中可反映其易学的象数倾向。除汉易外，于宋易则特重项安世易说。至于其借前人易说中所援史事者，独推干宝与来知德。其引干宝《周易注》，如《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沈氏云：
又如《井卦·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沈氏亦注云：
此爻指微子言。盖初爻指伯夷，二爻指文王，三爻指武王，五爻指箕子，上六指纣，则此爻乃指微子，无疑矣。[9]782-783
增加投入，政策扶持 进入21世纪以来，为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通过实施“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三通两平台”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项目，使全国中小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教学仪器配置水平不断提升，学校信息化和实验教学条件持续改善；通过“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的实施，加快多版本数字教育资源的征集和开发，为教学点配送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保证教学点开齐开好国家规定的课程，帮助边远、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就近接受良好教育，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
初爻为下，时舍也。言此时之井，已舍而不用也。故干氏宝以殷之未丧师释旧井，是也。[10]244
史事派易学中，援史证《易》的“史证易”为史事易家最主要也最寻常的释《易》方式。即使历代不以史事易名家的易学著作，其中援引史事以为例证者，亦几乎俯拾皆是。不过，易学著作中，以上古史事或春秋史事来核实卦爻辞，“以《易》为史”的“史料易”，二十世纪前却并不多见。其中较早亦较著者，当推晋代干宝（286-336）《周易注》。依据黄庆萱老师《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8]301-496一书，所辑干宝残存之《易注》31卦119则考之，其中援引史事以释《易》者，竟有51则之多，而且几以商周史事解之。如《蹇卦·九五》：“大蹇朋来。”干宝注云：
来氏知德曰：以周象论之：以文王为君，以太姒为妃，以王季为父，以大任为母，以武王为子，以邑姜为妇，以周公为武王之弟，正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也。[10]192
从上述诸例证中，我们可清楚看出沈氏“以《易》为史”的进路，的确有得于历代“以《易》为史”诸家，如干宝、来知德等人而来。虽然《周易易解》并未卦卦爻爻考掘其中的史事，有如后世“古史辨”派诸史料易学诸家。不过，从晋代干宝，迄至明清来知德与沈竹礽“以《易》为史”的方式，可视为“史料易”在发展上的萌芽阶段。
迨至民国初年，在胡适等人推动“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新史学”派学者。其中如顾颉刚、钱玄同等，更以上古史料从事《易经》的研究，就易学史而言，可谓开启了史事易学中“史料易”的研究风气，其研究成果与影响所及，颇为深远。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乃根据卦爻辞中所记载的历史故事，来确定卦爻辞著作之年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为目的解释《周易》。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通义》二书，前者在探究卦爻辞中反映的历史事实与意识形象；后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历史背景以解释卦爻辞。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对经传作者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从社会生产、阶级结构、家族和国家制度、社会风俗及战争与宗教等方面，分析卦爻辞的内容，认为《周易》反映之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则从本事考证，抽丝剥茧，析论各卦的故事内容、发生地点、发生时间，盖可谓为承先启后的“史料易”典范型著作。至于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则谓“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显然是“以《易》为史”。邵诗谭《周易新解》以《易》作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狐射姑，书中并以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事来解释。徐世大《周易阐微》则谓《周易》作者为中行明，乃晋国中行氏族人，《周易》一书即作者奉使、恋爱、被囚和求救的自叙传。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则以古籍和文化史资料视《周易》经传。黎子耀《周易秘义》，其观点以为《序卦传》是一部殷周奴隶起义史，堪称《易经》的纲领，谓古人“六经皆史”之说，于《易经》中得以证实。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则视《周易》为编年日记体的周室占筮记录，将《周易》做为商周历史大事记来研究。
以上内容归纳为表1（见下页）如下：
表1 史料易学发展历程简表
三、结语：兼论史料易学的价值与影响
自宋代程颐提出“理事合一”的概念① 如程颐云：“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见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11·畅潜道录》 [11]323，明代王阳明（1472-1529）与清代章学诚（1738-1801）等人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以及明代中叶以来，杨慎等人考据之学的逐步发展，学术求实之风渐启，至清代乾嘉时期更趋于极盛。上述学术风气对明清以来的“史料易”的发展，虽未必有直接的证据，可藉以证明其间的关连性。不过，在此学术氛围之下，“史料易”的逐渐升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实证主义也随之传入中国。影响《易》学之深且久者，当推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派。该学派对中国传统易学的研究，可谓大破大立，掀起易学的惊涛骇浪，号称二十世纪易学研究中的“显学”。此派易学不仅为研究“史证易”者，所不可忽略者，亦是今人在探讨《周易》的起源，以及卦爻辞作者问题、《周易》古史的考掘上，无可回避的论题。因此，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派，堪称为“史料易”的鼎盛时期。
明清以来的“史料易”，其最大的优点即利用卦爻辞来考证《周易》成书年代，方法正确。如《旅卦》论及“丧牛于易”，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广引《诗经》《说文》《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及程树德、王国维、游国恩之说以相论证，谓此卦实纪有易之君绵臣杀殷侯子亥的一段历史。其说诚为有据，亦符合王国维以来，学者考证之成果[12]55-76。
不过，其间不乏疑古太过，如李镜池服膺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说法，不但否定孔子是《易传》的作者，还怀疑孔子读过《易经》。并辨证《论语》两条记载：一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谓其中“易”字，鲁论作“亦”；一是“南人有言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子路》），李氏从“南人有言”四字推断孔子显然是把《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作为谚语来引用的。孔子又说：“不占而已矣，足见孔子对《易》没有重视。”这些言论在当时为人称道的卓见高论，如今，随着出土文物的辨证，渐渐为人所抛弃。
亦有许多单凭卦爻辞只字片语，武断推论，失之偏颇者。如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书中，以《剥卦》为春秋时期齐襄公被弒之卦。盖此卦中有“剥床以足”，便联想“杀孟阳于床”之事；有“剥床以肤”，便联想“襄公鞭打徒人费之背”之事；由卦辞“不利有攸往”，遂联想“此讥姑棼之游”，谓：“齐襄公因姑棼之游，田于贝丘，并将所见大豕视为公子彭生。”导致“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而乱作，竟死于户下。行诚不利矣。”[13]21单从只字片语，作如上的推论，证据诚然薄弱。
另有牵强附会，荒诞不经者。如邵诗谭《周易新解》以《易》作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狐射姑，并以晋国史事解释。② 邵诗谭《周易新解》（台南：成功书局，1952年）。 徐世大《周易阐微》以《易》作者为中行明，乃晋国中行氏族人，两人均将《周易》撰作时代往后推至春秋时期，可谓离谱之至。又如萧德骅（光绪十七年举人）释《泰》云：“《姤》次《夬》，象言施命，卦词女壮，姤字女后，隐寓武后制字临朝事。”释“城复于隍”云：“此殆隐寓庚子之变。”③ 萧德骅，字涤凡，四川富顺人。光绪辛卯举人，陜西候补知县，为正定知府萧施本之子。著有《易说》二卷。其说略见于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012。 如此解说，直视《易经》同于符谶，能预知千载下之有武后制字临朝与庚子之乱，岂非梦呓？
第四，其他制度。除了上述三项主要制度之外，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如诉讼时效制度、诉讼费分担制度等。
真善美是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三个层面：知识的欲求近于真，道德的欲求近于善，艺术的欲求近于美。合真善美为一炉，即为人间的理想。历代易学中诠解《周易》的方法有很多种，可简单概括为“求真”与“求善”两条诠释进路。此“求真”的易学诠解进路，肇始于原始的占筮易；推衍而至融合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数术等杂学的焦赣、京房禨祥易；以及多参天象爻辰有如郑玄的天文易；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降的丹道易；宋代发明的河图洛书与天地之数的图书易；以及干宝以来，视《易》为上古史料的史料易；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易；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出土易，等等。其诠解《周易》的本质，基本上均偏向“求真”的易学研究路径。历代诸多易家，藉由“求真”以探求《周易》的“本义”，对于知识的求索，殚精竭智，对易学范畴的扩大，易学研究的深入，均有很大的贡献。
考核是检验教学成果的标准，在表现学生学习成果的同时也能反映出教师教学工作的具体情况。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专业课程成绩中的比重。健全专业技能与理论知识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毕业设计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提高毕业设计作品的水平，保证论文的质量，全面考核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并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勤奋学习。
“史料易”的发展虽可远溯《周易》卦爻辞中的史事，与干宝视《易》为史诸易家，不过，其主要的易学著作大抵成书于二十世纪以降，虽其间不免有许多争议性的话题，有如古史辨派学者虽然否定传统多过肯定传统。惟其辨证精神却影响后代学术，藉由后来的出土文献的考证，重新修正易学若干基本观点，真理藉此愈辩愈明，在破立之间，在求真的学术进程上，不无贡献，值得吾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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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M]∥林庆彰.民国时期经学丛书.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13.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19）01-0012-07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1.002
［收稿日期］ 2018-1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ZX086）
［作者简介］ 黄忠天（1958─），男，台湾台中人，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研究方向:《易经》，四书，经学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 孙守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