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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江泽民主席作为我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重申两国恪守1972年9月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此外，双方还发表了《青少年交流合作计划》、《关于环境问题合作联合公报》等一系列落实《中日联合宣言》的文件。上述几个文件的发表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意味着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信只要严格遵循上述有关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未来中日关系将会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中日邦交正常化近30年来，谋求中日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都加深了相互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然而，不可否认，两国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十分平坦的，在诸如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等问题上不时发生矛盾和纠纷，使彼此的关系出现一些波折。未来中日关系是否会一帆风顺，还有哪些消极因素，笔者愿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要正确看待历史问题
我国历来强调：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自1982年教科书事件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本总有极少数右翼势力不断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其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翻案，导致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近年来，在日本有一种所谓“谢罪疲劳”的说法，说什么中国一再强迫日本“谢罪”，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日本国民的“抵触和反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采取一种拒绝态度。还有人对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分歧和摩擦，不是从日本自身找原因，而是歪曲历史问题的真象，把责任推到中国一方。例如，有的人声称，中国所以抓住历史问题不放，是要利用“历史牌”在外交上压制日本；或者说是企图在历史问题上作文章，使日本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更荒谬的是有人把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说成是中国企图把“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主题”，树立抗日的正统地位，维持“一党统治”。（注：日《呼声》杂志2000年1月号）这种种谬论，不仅歪曲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本意，更误导了日本的舆论。近几年，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产生误解与此类歪曲宣传有密切关系。其实，我国一直主张中日关系要向前看，不算历史旧帐。早在1961年周恩来总理就曾说过：“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1972年，中国捐弃前嫌，同日本复交，也希望从此把不愉快的历史之页翻过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回顾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发生矛盾的历程，不难发现几乎所有问题的发生其责任都不在中国方面。教科书事件也好，日本首相参拜摆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也好，内阁大臣们的种种“失言”也好，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先在日本发生，而后中国才不得不表明态度。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问题上是十分敏感的。这种敏感归纳起来集中于两点：一是民族感情问题，二是担心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翻案，如不加以制止，最终会导致日本重蹈历史覆辙，再度为害亚洲。众所周知，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数十年的侵略，尤其是二次大战中日本侵占大半个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的疯狂翻案活动，例如炮制为东条英机歌功颂德的电影，举行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的集会，
以及出版在日本一些政客中流传的系统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等等，无不引发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痛苦回忆，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慨。至于中国人民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大搞历史翻案活动抱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要通过翻案，树立所谓“正确的历史观”，恢复“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为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奠定理论基础的“翻案鼻祖”林房雄，1965年就其撰写《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的目的曾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日益繁荣，但民族之魂的旗帜尚未飘扬起来。历史被强制性地割断，战争犯罪意识使大多数日本人处于软弱无力状态”，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在‘东亚百年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日本人的自豪与自信”。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针对日本前述种种肆无忌惮的翻案活动，痛下针砭，多次谈及历史问题，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其结果是使日本方面在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例如，去年4月，对日本制定外交政策颇有影响的一个智囊机构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外交政策建言中说：“日本的对华战争就整体而言，确确实实是日本单方面的侵略战争”，“从大局判断，日本人必须接受这一基本事实。”（注：日《世界周报》杂志1999年6月8日）
二、台湾问题回避不了
台湾问题是中日之间另一个原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两国应遵循的基本立场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明确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不久前，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27年间，日本一次也没有违反过中日联合声明，既没有越过《中日联合声明》这条线，也没后退过。”（注：日《世界经济评论》杂志1999年10月号）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过去发生的事暂且不说，近几年又发生了把我国台湾地区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范围内的问题，使中日之间围绕台湾问题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1997年9月日美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周边事态法》都规定：一旦“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对日本和平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美军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将提供“后方支援”。也就是说，届时日美将采取联合行动。日本政府在对我国政府作解释时一再宣称：“这不是地理概念，而着眼于事态性质”。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解释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而使用障眼法而已。两三年前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曾公开承认，《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适用范围包括我国台湾省。1997年8月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在一次电视发言中公然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防卫范围不应具体规定”，“台湾海峡位于菲律宾以北，属于远东地区，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和台湾的纠纷当然应包括在日美联合防卫的范围这内。”（注：《人民日报》1997年8月19日）1998年5月，日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在国会作证时也作了类似发言，因而丢了乌纱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实质是阻挠我国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日本有人希望台湾地区长期维持现状，不愿看到中国统一，认为两岸统一对日本不利。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国力日渐强大，引起了日本某些人的担心。如果继香港回归之后，实现了两岸统一，那么两岸三地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会改变亚洲经济实力对比，这是日本某些势力不愿看到的。第二，日本进口石油的80%要通过台湾附近海域运回日本，日本有人担心，一旦两岸统一，其生命线会控制在中国之后，对日本十分不利。第三，至今日本仍有人抱有浓重的“台湾情结”，不甘心台湾回到祖国怀抱。1994年日本一位有名的作家在其《台湾纪行》一文中称：“台湾除原住民以外，是17世纪以后由（外来）船民构成的无主之地”，“1
895年以后的50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在1945年（与日本）分离以前，在那里出生、受教育的台湾人是十足的日本人。”（注：日《朝日周报》1994年5月6～13日）第四，日本在台湾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有人担心两岸统一会使其经济利益遭受损失。从这一角度看，《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周边事态法》的出笼是中日关系的一大隐患。
三、防范心态有损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时代，两国关系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过“中日蜜月时代”。冷战结束后在一段时间内也大体维持了这种关系。然而，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以及两国追求的国家目标相左和意识形态不同，冷战时代被共同防苏这一战略目标所掩盖的矛盾日渐突出，开始对中日关系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矛盾的加剧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互不信任和防范意识抬头。这一点在日本对华政策上表现尤为明显。据报道，1996年日本防卫研究所曾拟定一份题为《安全环境长期预测与日本防卫应有状态》的内部报告。该报告预测：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备的大国”，届时，中国将“同日美形成军事对峙结构”，对日美构成军事挑战。该报告称，要以此种形势为前提制定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一）维持和加强日美安保体制；（二）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以加强对中国政策的战略立场；（三）同区域内各国合作，建立起遏制中国霸权行为的屏障；（四）加强自卫队的情报搜集能力、航道和岛屿防御能力、反弹道导弹能力，如有可能，要为确立对中国的遏制力量而建造核动力潜艇。”（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这份报告反映了日本方面的某些战略考虑和政策趋向。第一，日美强化同盟体制是“以（对付）中国为前提的。”（注：日《世界》杂志1996年5月号）第二，1997年7月，桥本龙太郎首相曾提出日本要开展“欧亚大陆外交”的口号，表示要“从太平洋的角度看待欧亚大陆外交”。最近，有的日本报刊指出，桥本首相提出开展“欧亚大陆外交”是“出于强烈意识到中国的战略考虑”，“今后日本将努力改善和加强日俄关系，大大加强同中国‘背后’的中亚各国的关系”。（注：日《世界周报》杂志1999年1月19-26日）第三，有迹象表明，近几年日本表示要同东盟及各成员国加强政治和安全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中国政策的考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外交动向并不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中日关系会走向对立和对抗，但不能否认它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四、有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滋生和蔓延。所谓“中国威胁论”自1992年产生以来在日本时起时伏，有时闹得十分嚣张。近年来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消失。预计今后还可能以某种形式出现，影响中日关系。在日本，关于“中国威胁论”有种种说法。第一种是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宣传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费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并引进俄国先进飞机和舰艇，着重加强海空兵力；说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将对日美，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构成威胁。第二种是“中国军事大国化论”和“经济威胁论”。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法推算，199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据此，日本有人宣传，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将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很快成为军事大国，从而对美日构成严重挑战。同一时期，在日本和美国有人预测，到21世纪前10～20年，中国将出现能源和粮食的严重短缺。届时，中国可能为争夺周边海底石油而同邻国发生军事纠纷，或因抢购石油和粮食扰乱国际石油和粮食市场，从而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石油和粮食进口国构成威胁。第三是“中国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论”。1996年6月日本一个智囊机构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这是危险的。”据称该报告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政界要人和经济界领导人的观点和看法”，“在日本领导层引起共鸣。”（注：法新社1996年6月5日电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滋生和蔓延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恶劣影响，它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喧器，加上有人利用中国“六·四风波”、核试验和1996年3月在东南沿海搞军事演习等问题大作文章，使得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据1997年2月日本总理府公布的一份舆论调查，在日本，对中国“不感到亲切”的人达51%。而在80年代以前，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人一直保持在70%左右”。（注：《朝日新闻》1997年2月23日）
关于“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国内外学术界有种种说法。日本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威胁论”与其说有什么现实根据，不如说很大程度上出于战略需要”。“所谓威胁，有历史形成的，但同时往往是有意制造和人为操纵的”。（注：日《世界》杂志1996年3月号）
五、在新的政治基础上推动建立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所列举的几个问题，已经或正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国际环境和双方国内形势的变化，预料上述问题今后还可能发生。如果处理不当，会进一步对中日关系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以便防止问题的发生或在发生时予以妥善处理和解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消极因素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次要方面。
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仍处于主导地位。第一，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这是维系中日关系的重要纽带。中日贸易在经历了1998年的下降后，1999年又恢复增势，达到661.8亿美元，超过1997年的638.2亿美元的最高水平。到1999年4月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241.1亿美元，居中国引进外资的第四位。据日本调查，日本厂商对中国入世后的投资环境环境看好。同时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及其先进技术对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仍起很大作用，需要继续引进。第二，两国在政治、外交上互有需要。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再次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第三，为了发展各自的经济，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第四，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灾难，两国人民不愿再看到两国发生严重冲突。日本方面提出的“中日不再战”表达了日本人民维持中日友好的愿望。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会继续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当然，应该看到，由于中日关系全面发展的战略基础业已发生变化，中日关系应寻求新的增长点。那就需要在新的政治基础上，即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寻求共同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把一个相对稳定和健康的中日关系带进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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