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世界金融市场的新星_金融论文

新兴市场国家:世界金融市场的新星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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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球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景象。外资的流入使接受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一段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些国家在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同时,成功地调整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进行本国经济建设。因此,人们给这些国家冠以一个极为形象又生动的名词——新兴市场国家。这一名词的诞生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独特道路。

八十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吸引外国投资,但是吸引的外资数量却极为有限。八十年代末,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迅猛增长,资本净额从1989年的450亿美元,发展到1993 年的2000亿美元。1994、1995两年虽稍有下降,但总额仍维持在1700亿美元的水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私人资本主要是贷款,而且发放对象仅限于公共部门。近几年则大批涌入证券市场,形式包括债券、股票及其它货币市场工具。除数量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外,资本的流向在地域上也出现不平衡现象。比如,亚洲现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外资投资热点区域,而非洲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吸引到一些外资;中欧及东欧地区各国由于进行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直到1992年以后才开始大量吸引外资。过去的十五年间,亚洲地区吸引外资的形式一直以直接投资为主,拉美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额也较大,但形式却以证券投资为主。

外资的流入大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缓解了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及国家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但是,大量外资的流入也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尤其是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似乎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利用外资的风险性一面。然而产生这种风险的原因却并非墨西哥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新兴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缺乏某种畅通的联系渠道。九十年代外资的逆向流动及其原因与八十年代毫无二致。金融市场的波动与不稳定、反应过于敏感等等不仅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国内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及外汇交易市场的重要特征。

早在1993年就曾有人对外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可能给后者国内经济产生泡沫效应表示过忧虑,而且理论界也一直在争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究竟是由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萧条、国际市场利率下降所致,还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实行了市场化改革才触发了他们的投资热情和兴趣。其实,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额正好成反比这一点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1994年初,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就明显受到影响,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特征变得昭然若揭。这与八十年代初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也是由于利率上升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债务危机。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

墨西哥金融危机及智利、泰国的经历都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与否是吸引外资的根本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自身坚实的基础为后盾,不但外国资本可以一夜之间从这个国家全部抽走,而且外汇头寸也会逆向流出国门。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经常项目的赤字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且仅依赖短期债务融资来缓和危机, 加之比索汇率过高、财政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经济形势恶化、恰帕斯州政治动荡、总统大选结果未明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94、95年土耳其、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因为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都相继出现了国际收支危机。

相反,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健康不仅能吸引外资,而且还有助于将金融市场中的投机分子拒于国门之外。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拍售发展中国家证券的狂飚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但是,同在这一地区的智利所受到的冲击却极为短暂。此外,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一直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健康稳定,财政、货币政策稳健谨慎,居民高储蓄、高投资率以及具有竞争性的外汇汇率,因此,国民经济始终能够沿着良性发展的轨道高速运行。

墨西哥危机也波及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菲律宾和泰国。菲律宾的经济由于结构问题根深蒂固,受到墨西哥危机的连带影响不足为奇。但是,泰国在墨西哥出现危机之前,经济一直健康有序,进入九十年代后,也一直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速度达到10%,但通货膨胀率却只有6%。对外债务率与偿债比率都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然而,随着墨西哥事件的影响和震动,泰国经常项目的赤字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短期债务占了全部债务的50%。 泰国的变化使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和短期债务比例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际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价泰国的国家信用等级。

现代金融市场评估标准不一、反应过于敏感及公众的随波逐流心理等都是导致市场出现波动的重要原因。墨西哥政府在危机出现之前一直以为其经常项目的赤字并未到达恶化的境地,而仅靠私营企业就足以弥补其差额。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危机改变了墨西哥的一切,同时也使经常项目存在巨额赤字的其它国家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反应而惊恐万状。去年10月、11月墨西哥比索兑美元的汇价再次下滑,从1美元兑6.75比索,跌至8.30,之后虽稍有攀升, 但直到今年年初也始终未能突破7.40的水平线。比索币值的波动反映出投资公众对政府政治、经济政策心有余悸——是维持比索币值,降低通货膨胀,使墨西哥经济逐步走上复苏的良性循环,还是将比索进一步贬值,从而加剧通货膨胀?

墨西哥事件一方面说明现代金融市场极不稳定的特性,但同时也提醒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新的风险。价格大起大落且波动无常是证券化工具交易市场的基本特征,而在这个市场中又充满着受风险——收益诱惑而进行投机的人。金融界、学术界现在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市场波动与政治、经济等基本因素缺乏稳定、公众的随波逐流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及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毫无所知,又无法预测时必然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即注重周围的人并作出相似的决定。这虽然是每个个人的一种避险本能,但它对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等却能产生难以想象的震荡和冲击波。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和风险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由于投资者的突发性情感反应,受害最大、最直接的往往又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及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因而也难以有效规避、抵御现代金融市场各种无始无终又无法预测的风险。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为发展经济它们推行经济改革并对外开放;但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又不得不紧缩银根,甚至采取硬通货政策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使政府政策陷入二律悖反的困境。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提高本国居民的个人储蓄率。无数事实证明,持续的财政失衡必然导致储蓄及投资率低下。但如果这个时候国内利率被迫提高,大量国外短期资本就会剩虚而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实际上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面临资本流出及其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委内瑞拉、巴西、土耳其、菲律宾、印度、匈牙利等国家都饱尝过这类风险的滋味。因此,如果对财政失衡掉以轻心,经济改革与政策又缺乏必要的连续性,那么危机和灾难就随时可能从天而降。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基本因素是决定该国国家信用以及能否保持资本流入的关键,其它外部因素,如,世界经济周期、利率变化、商品价格变化等也同样会对一个国家利用外资工作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融资往往采取证券化方式,从而使新兴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正是因为这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现在新兴市场国家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国际金融市场固有风险的影响和冲击。在这种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一国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政策就不但成为能否吸引、稳住外国投资资本、不断提高本国国家信用等级的关键因素,而且还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参照物。

今、明两年,估计还会有1—2个国家将出现新的危机。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治、经济政策还存在许多旧经济体制不可避免的固有弱点,这些弱点很可能演变成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其次,金融市场价格、风险变幻无常也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因素进行的一次又一次淘汰性考验;最后,也是难把握的就是,金融市场反应敏感,投资者随波逐流的盲动心理将始终伴随金融市场而存在,从而使市场变化更增添了一层谲诡。

近几年,社会各界都在呼吁研究新的、更加完善的早期风险预警系统以保护新兴市场国家,墨西哥危机之后这一呼吁变得空前高涨和响亮。这种呼吁实际上从反面表明,各国并未对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全面、审慎的检讨和评估。传统的国家风险分析方法就是一套极有价值的早期风险预警系统,它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确定、评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如果人们能够真正掌握并且运用现有的各种分析理论和评估方法对自身定期进行全面、客观的检讨与评估,适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冷静客观地分析预测市场走向并作出明智的决断,又何须骑驴找驴,四处奔走呼号,甚至狼烟起而磨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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