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方式”一词，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对其含义争论最多的范畴之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在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讨论中，对这句话的理解争论极大，至今没有定论，关键就在如何理解其中“生产方式”这个范畴。一些学者认为，此地的“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进而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把生产力包括在内。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生产方式”指的是“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从而断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包括生产力。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值得商榷。前者是在用斯大林对“生产方式”的界定来理解马克思；①后者则使这句话在表述上不合逻辑。吴易风教授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对上述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批评，指出应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来看待生产方式的含义。这是最符合马克思逻辑思路的分析。马克思从早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1847年《哲学的贫困》，直到《资本论》第三卷，的确都坚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原理。这个原理表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方式即在特定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中介”。[3](P56)但吴易风教授对这个“生产方式”具体含义的解释我觉得仍然可以讨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形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形式。[4](P10)如果这样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基本上是同义的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工人和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生产物质资料的特殊形式”。结果，这句话中具有中介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内涵仍然是不明确的。②
查阅《资本论》第四卷和1857-58年与1861-63年的《经济学手稿》，发现马克思多次提到“生产方式”这个范畴，表达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主要的用法我认为有两种。第一，指生产的社会类型或型式，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指资本主义的生产类型，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这可称为广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它可以指社会多种生产类型中的一种，也可以指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类型。例如他说：“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5](P126-127)又如：“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再如：“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P83)在这种意义上，“生产方式”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体上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相当。这种广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同时包含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和社会结合方式，但与生产关系的概念更为接近。因为各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类型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们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不同，从而体现各不相同的生产关系，或代表各不相同的经济时代。[5](P44)第二，指生产的劳动方式。这可看做是狭义的生产方式概念。③马克思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7](P495)这种用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最为常见。这一卷提到“生产方式”概念最多，而且大多集中在涉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以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演变为主要内容的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其中的“生产方式”通常用来指协作、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等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如第十一章第一段中就说：“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该章末尾三段中说：“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1](P358、372)(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则改为更简明的表述：“协作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方式”，“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方式。”)[8](P336-337)再如第十二章指出：“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P397-398)他还在一个小注中说：“在《哲学的贫困》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1](P401)第十三章指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1](P421)这里的“生产方式”一词明显指的是机器生产这种劳动方式。上面这些引证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论述劳动过程的几章中所使用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其含义主要是指劳动方式或资本主义劳动方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演变的研究，就是要探讨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演变及其逐渐发展到在全社会起支配作用的过程。④他的着眼点不在劳动过程的技术方面而在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力图揭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如何在资本的控制下不断演变，使劳动从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逐渐发展到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现在回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他在该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的“生产方式”是哪一种含义呢？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从理论上说，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一贯原理，这个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如果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类型”这种广义的概念，并没有具有中介性质的独立的特殊内容；而如果理解为“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因为“劳动方式”恰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媒介，它一方面与生产力和生产的技术条件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直接体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另外，它又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受到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制约。[9](P80-87)“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作为二者结合的中介——劳动过程之中。”[8]“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就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矛盾运动的中间承载体，同时体现劳动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它以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为基础，又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所塑造，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特征。按这种意义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合乎逻辑了。首先，这个“相适应”可解释为“相一致”的意思，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确是一致的。其次，这个“相适应”还可解释为，只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即大规模机器生产形成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得以普遍发展，最后确立其社会支配地位。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是合乎逻辑的，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相吻合。⑤
再从《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看，也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界定。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一般的抽象理论研究之后，花了巨大的篇幅来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考察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如何从它最初的简单协作方式逐渐发展到典型的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方式。在《资本论》第一卷正文第843页中，主要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演变的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共计209页，占了近25%的篇幅，这还不包括涉及工人劳动状况的论述“工作日”的第八章。可见，《资本论》第一卷的实际内容也表明，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指的是“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格林在概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时，把“劳动过程”列为三大理论部分之首(其他两个部分是“价值、利润与剥削”和“资本积累与危机”)。格林的概括是否恰当虽然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了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的研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12](P420-424)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中首先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说明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把对直接生产过程中经济关系的考察放在了基础位置，而不是首先关注分配领域中的经济关系，也不满足于对生产关系的一般抽象的理论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弊端不仅仅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使工人生活相对地甚至有时是绝对地贫困；而且首先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使雇佣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从劳动者的主动行为蜕变为资本控制下的机器的附庸，成为工人的沉重负担和痛苦的一种源泉。马克思的这种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著作。⑥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批判置于首位。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传统，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基本上被忽视和丢弃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布雷弗曼作了深刻论述。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吸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30年代大萧条、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作，而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率增长和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工会运动的走向，工人把更多注意力转到对劳动产品占有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已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由于生产技术和经济水平落后，农民散漫的劳动传统根深蒂固，共产党人更加羡慕发达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生产制度和有组织的劳动过程，并以敬畏的心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是它必须去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而且如果苏联要赶上资本主义并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话，它就得模仿这一榜样”。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采用一种仅仅在细节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总之，“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以谨慎的保留态度论述的资本主义技术，和他以激烈的敌对态度论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现在都成为相当可以接受的东西了”。[14](P11-15)布雷弗曼的研究终于打破了这种倾向。这位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资本论》的传统，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后续性的深入研究和批判。他于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应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作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若干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根源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劳务，同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构成资本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现实基础。资本家和工人首先在市场上发生契约关系，资本家以提供一定工资报酬为代价，购买工人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使用权。这是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交换，而后便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开始了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既然工人的劳动力使用权在此期间已让渡给资本家，工人的劳动当然只能在资本家的管理下进行，他们支出的劳动以及所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归资本家所有。由于工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价值超过了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品价值，其剩余部分便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关系。设剩余价值中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的比例已定，则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量越大，能够进行积累的资本量也越多。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积累最大化的无穷欲望驱使下，资本家的本能就是要让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
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所进行的劳动过程，必然包含着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的利益目标。资本家的愿望是让工人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价值与剩余价值，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希望工资尽可能低，劳动时间尽可能长，劳动强度尽可能大，劳动效率尽可能高，以达到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的目的。工人的想法则不同，因为付出更多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并不归他们所有，自然没有工作积极性，而是希望工资越高越好、劳动时间越短越好、劳动强度越小越好。这种不同利益目标产生的矛盾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尖锐：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是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使用权，是潜在的劳动力而不是现实的劳动量。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比如说一天8小时，工人工作努力与否，所提供的实际劳动量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对资本家来说，管理劳动过程经常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工人的潜在劳动力转化为最大限度的现实劳动量。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技术过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要在特定技术条件下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通过分工与协作进行集体劳动。任何集体劳动都需要管理，以协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技术配置以及各个劳动者之间的生产步调，这就如同一个乐队需要有一个指挥来协调一样。由劳动过程的技术关系所产生的管理要求作为起协调作用的管理职能，是任何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劳动都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管理来说，仅有协调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协调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不一定能保证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后面这一点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要求。“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1](P36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就需要控制劳动过程。协调是技术上的需要；控制则是社会关系的需要，正是它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本质特征。布雷弗曼非常形象地指出：“像使用缰绳、马笼头、踢马刺、胡萝卜和马鞭子的骑士一样，资本家从小受到的训练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竭力通过管理进行控制。控制的确是一切管理制度的中心思想，这已为一切管理理论家所承认，或是默认，或是直言不讳。”如一个叫莱劳韦尔的人就说：“有效的管理就是控制。这两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没有控制的管理是不可想象的。”[14]近来有一则信息可与这种高论相呼应，一位电子工业的巨头(他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被批评为“血汗工厂”，或被称为“压力锅”)私下对人说：“management这个词翻译成‘管理’不好，应该译成‘管控’。”
由资本家组织、指挥和管理的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关系下的一种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被认做为一个控制体系。这是雇主管理劳动场所的手段。一个资本主义的劳动场所几乎从来就不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它自上而下地运行。既然雇主组织劳动的原因是生产商品以获得利润，控制体系就被设计用来增强雇主榨取工人劳动的能力。”[15](P278)企业中的控制体系体现了资本对工人的直接控制，包括大体同时存在但在不同场所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的几种主要控制方式。第一，强力监督。在小企业中，老板往往直接监督生产；在大企业中，雇主则建立科层式的等级制度，由管理者对雇员进行层层监督，车间和工段都有工头或领班监管工人劳动。其监管方式可以是温和的劝诱也可能是粗暴的强制，对不努力或不称职的工人采取呵斥、处罚甚至开除的办法，迫使工人紧张工作。这是最原始也最普遍的控制制度，从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出现直到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第二，机器驱使。当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机器的应用开辟了监督工人劳动的新手段，并使这种监督变得更为容易。机器作为工人劳动的工具，反过来成为控制工人的异己力量。资本家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就能驱使工人更迅速、更紧张地工作。从早期的单个机器加速运转，到后来广泛推行的生产装配线，再到现在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运程监控，无不体现了资本运用机器控制雇员劳动的巨大力量和广泛的可能性。第三，利益激励。资本的控制从来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利益激励通常比强制监督更为有效，也更容易激发工人的自愿配合与合作。资本设计出许多激励制度，如计件工资、超额奖励、任务包干，甚至给雇员少量股票等等。在激励制度下，工人越努力就能在一定时间内拿到更多工资或得到额外收益，他们自然就会努力干活。此外，在科层制企业中，雇主可能实行一种按照资历逐渐提高雇员工资(有时与逐渐提高劳动等级或工作职位相结合)的制度来激励雇员忠诚于企业，为保全企业职位而积极工作。⑦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资本对第一种控制方式的使用在相对减少，而更多依赖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控制方式的运用。
资本在企业中对工人的直接控制通常由于资本借助劳动市场施加的间接控制而加强。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大量失业工人对在业工人形成巨大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臣服于资本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凭借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也形成了一种对劳动的控制力量。这不是单个资本家对其工人的直接控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客观控制力，但它无疑对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有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可能出现失业率下降甚至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最终会使这种形势根本扭转，导致失业队伍重新扩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工人之间的市场竞争，在工人力量分散和工会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尤为激烈。当工人因对工资、劳动强度或工作条件不满而试图挑战雇主的监督和控制时，资本可以用解雇、关闭工厂或搬迁企业等手段对单个或全体工人进行威慑。资本的流动性远胜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世界，资本的流动早已超出国界。资本所有者可以把工厂迁往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不迁厂的情况下把部分生产任务外包出去。这不仅在国内制造出更多失业者，而且把不计其数的国外劳动力纳入到劳动市场的竞争当中，大大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客观控制力量。
很多学者认为，劳动组织、劳动方式或劳动过程决定于生产的技术条件，特别是劳动工具的性质，属于生产的技术结合方式。技术是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制约着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以及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可否认，技术条件对劳动过程具有一定约束，例如用纺织机器织布时就不能用操纵手工织布机的劳动方法。但是，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制约又并非想象的那样严格：同样是手工工具，可以采用家庭手工业的劳动方式，也可以采用工场手工业的劳动方式。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劳动过程并不是单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它还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要按照它自身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生产利润和进行积累去组织由它支配的劳动过程。它不仅要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而且要对劳动过程施加改造，使之符合资本的利益。正如布雷弗曼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生产方式’，即组织和进行劳动过程的方式，是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关系的‘产物’。”[14](P24)
可见，以一定技术为基础的劳动过程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正是这种以特定技术为基础并具有特定社会特征的劳动过程，包括劳动组织和劳动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可以称之为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即资本家组织工人进行劳动的方式。劳动方式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范畴或生产力范畴，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作为劳动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是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微观方面，以企业中的大规模集体劳动为特征；宏观方面，以社会各部门劳动的相互依存为特征。这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个根本区别。劳动过程的社会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具有逐渐提高的基本趋势。在这个基础上，从工人自身的劳动行为来观察，其劳动方式有以下若干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第一个特征，是工人之间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这种工人之间的分工早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它属于企业内部的分工或个别分工，而与社会分工相区别。马克思指出：“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分工是所有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个别分工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产物；社会分工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个别分工却由资本主义管理强加于工人；社会分工的前提是生产的分散化，个别分工的前提依赖于生产的集中；社会分工以不同部门的商品交换为媒介，个别分工则以资本家把工人作为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1](P392-394)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分工在现代工厂中已经发展到极高的程度。
生产中的分工首先是从劳动过程的分解开始的。把劳动过程分解为若干不同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在于，它不仅分解劳动过程，而且进一步分解工人，即让不同工人从事不同的劳动操作。这是两个步骤。[14](P69-71)亚当·斯密在谈到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优越性时说，它可以减少频繁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所浪费的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的确是分工的一个巨大优越性，但它主要发生在企业内分工的第一个步骤即劳动过程分解这一步。以斯密所举的制造扣针为例，即使没有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个体手工业者也不会在制成一根完整的扣针后再做第二根扣针。他可能已经把劳动过程进行了分解，通常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一段时间集中于一项劳动任务到另一段时间集中于另一项劳动任务，如首先抽出制造成百上千根扣针所需要的针条，然后将它们集中拉直，然后集中截断，然后集中削尖针条的一端，等等，这同样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所以马格林说：“节约时间至多只需要每个工人在一个单独的活动中每次持续数日，而不是一生都花在上面。节约时间意味着任务的分割和活动的持续，而不是专业化。”[16]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则是尽可能地分解工人，使不同工人只从事不同的局部操作。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就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从事局部操作的工人之手。[1](P381)
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工人劳动的片面化、畸形化，成为局部工人。这是资本主义分工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简单协作大体上还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1](P399-400)
资本家之所以要在工场中发展专业化分工，关键在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专业化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加强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进行生产活动。”“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1](P399)
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最重要特征，是在大规模机器生产中工人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庸。机器生产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现代大工厂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典型生产单位。在工厂中，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原则继续存在，“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结果是，工场手工业中旧的分工制度，“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1](P460、462-463)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的劳动方式彻底改变了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这种劳动方式对工人造成的伤害是全面的。“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值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P463-464)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基本特征的主要描述。概括地说，资本主义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社会化的机器生产为基础，细密的分工，工人劳动的片面化、简单化和畸形化，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⑧这些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和严重程度在不同工人之间会有很大差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显著变化；但作为基本特征，在多数工人身上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这种基本特征根源于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控制工人劳动的需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性影响。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劳动方式的影响与塑造，同时也阐明了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终确立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一种相互决定的辩证过程。对这一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第一篇第六章开头的一段话讲得最为清晰：“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关系，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资本改变着生产方式的形态，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被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资本本身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19](P36)这段话是对前三章(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的简要概括。而这三章手稿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基本素材。正是在这几章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在最初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条件下，只是资本同时雇用较多工人，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劳动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主要采用绝对剩余价值方法，工人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只是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形式使工人处在资本的剥削之下。但这时劳动已开始从属于资本，工人已必须在资本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劳动，因此，“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随着简单协作条件下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人人数的增多，资本出于增加剩余价值和加强控制的需要，开始在工人中实行分工，典型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工人的劳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分工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工人劳动的片面化和畸形化，也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但还没有发展到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的程度。“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但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最终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工人的劳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但不排斥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可能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高度，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形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建立和最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工人已成为机器的附庸，才真正实现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的从属。“在这里不仅是形式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物质生产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构成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1](P372、399、406、379)[19](P7、18)由此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在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得以应用和发展，也正是这种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应立足于劳动范畴加以规定”。[3](P56)
弄清马克思关于资本与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他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关键。否则，我们就会产生疑问：既说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由资本主义关系决定的，又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这岂不是相互矛盾？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辩证的，由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那个总结性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20](P993)这样，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不会引起什么误解或者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19世纪中后期，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否仍然具有《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基本特征呢？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呢？这正是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要回答的问题。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大大不同于19世纪，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已经大为改善，19世纪大多数工人那种悲惨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已不复存在，但布雷弗曼还是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马克思所揭示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继续发展。工人分工的日益细化不但可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而且有利于降低劳动成本。布雷弗曼强调了后一因素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分工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亚当·斯密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一原因从未得到明确的论述和强调，直到查尔斯·巴贝奇的著作问世。巴贝奇通过分析揭示出：在以买卖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里，划分工艺会降低其各个部分的工价。换句话说，为了用廉价劳动力代替较昂贵的劳动力，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尽可能地细分劳动工艺，将较复杂的技术性劳动分解为各种简单的重复性操作，从而把从事简单操作的工人的工资大大减低。“巴贝奇的原理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发展的基本原理。它所反映的不是分工的技术方面，而是分工的社会方面。……用市场术语来说，这就是：能够完成全过程的劳动力，作为各种分离的成分来购买时，要比作为一个工人的全部能力来购买时便宜。巴贝奇的原理最早应用于手工业，后来又应用于各种使用机器的行业，终于成为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劳动的基本力量，不论这种劳动的背景是什么，也不论是处于什么等级。”[14](P75-76)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继续了分工细化的趋势。20世纪1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开始实行汽车组装的装配线生产。在汽车装配线上，工人被安排到各个不同的劳动岗位，各自分别从事整个装配工作中的一个不断重复的局部环节，成为进行某种简单操作的熟练工。在福特公司的较早年代，劳动过程主要是由技术工人控制的，他们通常能决定劳动的强度和生产效率。但在1913年10月标准的装配线开始运转并经过仔细的动作研究后，汽车底盘的装配工作在140个装配工人间进行了分工，他们沿着150英尺长的装配线一字排开，在一天9小时劳动中要完成435个底盘配件的安装。[21](P202)福特公司的装配线是一个首创，此后装配线在其他汽车公司和许多制造业部门广泛推行，并且逐渐推广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使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装配线成为战后资本主义装配制造企业生产的突出特征。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使普通工人日益成为单纯操作者的趋势，布雷弗曼用“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来概括这种趋势。“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是泰罗所开创的科学管理的核心原则，尽管泰罗制声誉不好，实际上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基石。布雷弗曼把泰罗制的科学管理概括为三条原则。第一条是“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开来”。其方法是搜集工人过去所有的一切传统技术知识，加以分类、列表使之变成规则和公式，将其简化为具体的操作规则。这就为劳动过程与工人传统的知识和手艺相脱离提供了可能。第二条是“使概念和执行分离”。即把一切脑力工作从车间转移出去集中到计划或设计部门，而让工人成为单纯的操作者和执行者。工人的劳动不再在自己的概念指导下进行，他们便失去了劳动的自主性，只能按照资本所规定的要求和速度工作。第三条是经理部门“利用这种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管理部门事先订出计划，向工人详细说明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以及工作时所用的方法。这表明劳动过程的一切因素已进行有系统的预先计划和计算，完全由管理部门控制。上述泰罗制的三项原则中最核心的是第二条，布雷弗曼将其概括为“概念与执行分离”而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是因为即使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办公室工作，也要服从这一概念与执行分离的原则。[14](P103-110)当资本把“科学管理”原则应用到办公室工作，使办公室也受到所谓“合理化”过程的影响时，思考和计划等职责就日益集中到办公室内越来越少的一些人身上，而对于大多数雇员来说，办公室就像工场一样也成了体力劳动的场所。
多数工人的劳动技能趋于简单化和程式化的现象也继续存在。这被称为工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由于在工人中不断进行细密的分工使之成为局部工人，由于把劳动中的概念和知识尽可能转移到管理部门，这些工人必然丧失(或者从未掌握过)其生产知识和技能，退化成只会进行局部简单重复性操作的熟练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熟练工是机械操作工，并因为他们在使用机器，被认为是具有一定技术或技能的。这是一种误解。熟练不等于技能，虽然技能包含着熟练。“技能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是和精通一种工艺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既要懂得进行某一种生产工作时所需用的材料和过程，在实际操作时又要做得纯熟灵巧。”掌握技能意味着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并通常需要几年的学习训练，再经过若干年的实际经验的积累。西方传统的学徒工学徒年限很少低于4年，甚至有的长达7年之久。相比而言，简单的操作工或熟练工通常只需要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训练，就能掌握一种操作，几个月的培训期已被认为是非常高的要求了。[14](P397-398)
工人劳动的去技能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现象被“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称之为劳动的“均质化”(the homogenization of labor)。他们指出：美国的劳动均质化主要发生在1873年前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劳动均质化的技术基础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机械化和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提高。美国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指数在1870年为18.4，到1930年已大幅上升到100.0，1970年进一步提高到136.0。劳动均质化意味着多数工人的劳动技能下降，技能差别趋于缩小和接近。其具体表现是熟练工(即统计上所说的半技能工人)和粗工的比重迅速扩大。在美国制造业全部男性雇员中，操作工和粗工所占的比重从1870年的38.6%提高到1900年的42.0%，再到1930年的55.0%。[22](P230)这种劳动均质化所形成的关系也被称为“驱赶制度”(drive system)，它涉及三个主要层面：由机械化和职业调整所促进的工作重组导致生产工人的就业日趋均质化；规模迅速扩张的工厂中工资劳动者更加失去个性化特征(impersonality)；工头作用的不断扩大使新的控制制度具有更强烈的监督功能。[22](P1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伴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新兴科技的兴起，生产过程逐渐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这个新科技革命对劳动者的影响比较复杂。由于研究与开发活动激增、更复杂机械系统的应用等等，对科技专业人才和高端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多数普通工人仍然无法摆脱分工细化和劳动去技能化的命运。就美国来说，发轫于战前而形成于战后的这种趋势被“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概括为劳动市场的“二元化”。[22]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已分化为一级劳动部门和二级劳动部门，前者指核心大企业的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以生产技术先进、白领雇员较多、平均收入较高和就业相对稳定为特征；后者指边缘企业的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以生产技术水平较差、普通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比重较大、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和就业相对不稳定为特征。一级劳动市场通过资本与工会的合作建立起劳资议价谈判的新的控制制度，以雇员工资随劳动生产率增长而适当提高为条件，换取资本对调整劳动组织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二级劳动市场则仍保持着较早期的控制方式即“驱赶制度”，主要利用生产机械化和提高劳动强度实现机器控制，广泛实行监工制，减少对技术工人的依赖。一级劳动市场，又可分为独立的一级劳动市场和从属的一级劳动市场，前者主要指核心企业中的专业工作、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这些雇员多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知识，劳动中的技能含量较高，其劳动报酬也较高，工作更稳定；后者主要指核心企业中半技术的蓝领工人和白领雇员，他们的教育程度较低，大多是在企业工作过程中获得的技能，主要从事比较常规性的和相对重复性的工作任务，因而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工作稳定性也较差。在这种劳动市场二元化的情况下，就工人的劳动方式而言，独立一级劳动市场的雇员其劳动技能是趋于提高的；而从属的一级劳动市场和二级劳动市场的工人，多数仍经历着分工细化和去技能化的趋势。从统计分析来看，在美国全部非农业就业人员中，独立一级劳动市场雇员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27.8%上升到1970年的32.8%；从属一级劳动市场雇员从37.2%下降到31.0%；二级劳动市场雇员从35.0%提高到36.2%。[22](P211)
生产自动化对工人的影响可以机器车间为例来说明。数字控制和其他许多控制系统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电子革命开始的。[14](P176-182)电子革命为控制仪表提供了廉价而可靠的电路系统。它从晶体管开始，而后有了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可组合大型集成电路的集成电路块。其批量生产使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而效能迅速提升，构成了控制工艺发生变更的基础。1968年成为转折点，当时数控机床只占1%，而该年装运的新机床中配备了数控附件的占到20%。数控机床提高了效率和精度，使金属切削过程自动化，本可以将其使用过程统一到熟练机工手中，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程序设计所需要的实际知识。但实际上，由于数字控制下的机械过程提供了分解劳动的机会，结果是工人进一步被细分，掌握技术的熟练机工被三种工人所代替。第一种是“程序设计员”，他们把工程图转化为设计图，要求看清工程图上的各项规格并记录到设计图纸上，这只需要具备手艺学徒在头几个月所学到的能看懂蓝图的知识，加上基本的加减法演算知识和使用机器性能的标准数据知识。第二种是“程序带穿孔员”，其任务是把设计图表变成机器可读的形式，通常用简单的编码机制成穿孔纸带。这种工作用少女即可，几天就能学会，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即可达到最佳效率。第三种是“机床操作工”，只需拥有简单的技能就可以胜任，尽管他们需要了解所使用的设备，接受应有的训练，懂得几种已规定好的简单的例行工作，但并不具备熟练机工的技能。结果是，工人的细分使每个部分的劳动都简化了，其工价也必然降低。程序设计员和穿孔员的工资要大大低于原来的熟练机工自不待说，现在机工的工资也会比原来的熟练机工低。因为培养和训练一个用常规方法和常规机器来制造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与培养和训练一个用数字控制的机器系统来制造同样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之比大约是12∶1。自动化对工人的影响及其控制方式并不限于金属切削机器，它也发生在多种生产工艺和生产部门中。关于生产自动化对工人技艺的一般影响，布雷弗曼引用了布赖特的研究结论：“技艺条件与自动化程度之比越来越往下降，而不是往上升，这一点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有人甚至没有加以考虑。”布赖特把工业的机械化程度由低到高分为17级，指出：机械化处于1～4级时，工具完全由工人控制，技艺水平是上升的；5～8级时，虽采用机器控制但仍要靠工人，所以有些技艺水平上升，但许多技艺水平下降；9～11级时，机器处于外部控制，大多数技艺水平下降；12～17级即最后的6个级别中，完全自动化，机器自动更改动作，这时从知识和经验直到做出决定等每一个技艺指标，都急剧下降。[14](P193-196)
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不仅影响车间的蓝领工人，也影响到办公室的白领雇员。早期的办公室职员的数量很少，且都是全能型的工作人员，要处理业务流程的所有环节，包括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执行各种不同任务，并通常要承担广泛的行政责任。当时办公室的工作组织让职员的技能得到发展，他们被视为某种专家或经营者的一部分，地位和收入都较高。现代大型企业办公室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公司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办公室工作的规模急剧扩大，主要从事生产的研发、设计、安排和控制，价值转移的记录、计算和审计，投入品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等等。办公室工作已转化为大规模的独立劳动过程，资本便开始把生产车间使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推行于办公室工作，使办公室雇员的分工不断细化。大量职员被组织到不同的下属职能部门，各部门的职员又按照任务进一步细分。因而在大型组织中“书面工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任务的精心细密的分工和职员工作的极端专业化。例如，在美国一个大型保险公司里，2 000名职员分别具有超过350个不同的职位名称。[23](P53-54)当一些办公室机械特别是计算机系统陆续引入企业后，大多数办公室工作便逐渐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计算机首先用于大规模例行的重复性工作，如关于工资单、账单、收付款、抵押账目、存货控制、保险统计和红利计算等工作，很快又应用于新的复杂任务，如推销报告、成本会计、市场研究、佣金计算直到一般会计工作。办公室会计程序的计算机化把整个体系的那些熟练人员特别是簿记员的地位削弱了。例如在银行业办公室里，由于电子簿记机的使用，簿记员几乎完全变成机器操作员。出纳员曾经是银行中的重要职位，但由于附属于机械电子设备，他们已变成类似超级市场货币柜台上的结账员。此外，如管卷宗的办事员、打字员、拣信员、电话接线员、存货管理员、接待员、编制工资单和计时办事员、装运和收货办事员等等，也都得从事或多或少机械化了的例行工作。大多数办公室人员实际上成为操纵各种办公机械的工人，他们的劳动趋于简单化程式化，劳动紧张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各种办公机械和计算机的应用，办公室的管理部门也可以像工厂一样把办公机器作为一种控制武器。[14]不断扩大的办公室工作也日益成为女性的主要劳动领域。美国在1900年时办公室雇员主要是男性。但从1900年到1977年，美国办公室职员从77万增长到1 610.6万，由占全部雇员的2.6%提高到17.8%；其中女性职员从20.4万上升到1 271.5万，由占全部职员的26.5%提高到78.9%。[23](P55)以女性为主体的办公室职员由于工作的片面化、机械化和简单化，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明显下降。1900年时，美国铁路和制造业办公室雇员的年平均薪金约为生产和运输工人年平均工资的两倍；而到70年代初，美国办公室专职工作的通常每周中等工资已低于各种所谓蓝领工作的工资。[14](P393、260-261)
在办公室职员以外，另一个似乎和生产车间工人不同的劳动群体是服务业工人。20世纪以来，服务部门的劳工在全部雇佣劳动中的比重不断扩大。1900-1970年，整个就业人数的增长不到3倍，而服务行业职工的增长则超过9倍，达到900多万人。如再加上零售业中的大约300万人，服务人员和零售人员就构成1 200多万人的劳动大军。当时在服务业职工中，大多数工作集中在清洁服务和看管房屋，以及厨房和食品服务两大领域。清洁服务、饮食服务加上个人服务三大类人员共计超过600万人，占到服务业劳工总数的67%，其中女性超过男性。服务业中，除警察警官、消防队员、高级厨师、高级美发师、航空乘务员、实习护士等几个特殊类别外，大部分人所从事的是比较简单的和重复性的劳动。他们所需要的训练是最低限度的，向上提升的阶梯几乎不存在，而失业率却高出一般水平。就零售业来说，商业形态的变革和新技术的应用，已使许多零售工作人员大体上成为类似工厂里的机械操作工。例如在零售食品业，以前需要全能的食品杂货店员、水果蔬菜商人、乳制品商人、屠夫等等；而现在，这种需要已为超级市场中的一种劳动结构所取代，即卡车卸货员、货物上架员、结账员、包装员和切肉员，他们中只有切肉员还保留一点类似技能的东西，其他人全都不需要关于零售业的一般知识。商品均附有条形码，结账员运用扫描器迅速结账，现金收入记录系统已为计算机化的自动结账系统所代替，结账柜台已把形式最完整的装配线或工厂速度采为己用。多数服务劳动和零售劳动已经简单化、程式化和部分的机械化，从他们的平均工资等级也可得到证实。在服务性职业中，挣工资或薪金的工作人员通常每周收入的中间数比农场工人以外的任何职业类别都低。1971年5月，这个中间数是每周96美元(不包括50万私人家庭仆役，加上他们是91美元)；而办公室人员为每周115美元，非农场劳工为每周117美元，机械操作工为每周120美元。在同一月内，专职零售人员工资的中间数是95美元，表明这一类别更接近于服务性职业，而不接近于其他任何重要职业类别。[14](P328-329)
布雷弗曼的著作问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复兴。他在赢得高度评价和众多赞同者的同时，也受到大量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并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有关劳动过程问题的长期争论。
第一类批评涉及工人阶级的反抗和阶级斗争问题。一些批评者指责布雷弗曼忽视和低估了阶级斗争在劳动过程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在他的描述下，资本似乎可以不受抵抗地单方面地对劳动过程实行控制，泰罗制和技术似乎可以随意被引进作为统治工人的强制性制度。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泰罗的著作不过只是泰罗的想法和理论，布雷弗曼却将其解读为仿佛是真实的过程。[24](P28-30)批评者还引用实例说明工人对泰罗制的顽强抵抗，以及泰罗制往往并不能成为实际的控制方法，等等。应该说，这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雷弗曼著作的一种误读。《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的目的，是探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演进的客观趋势，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的基本状况。论述的出发点当然是资本主义对抗性的阶级关系，但重点却不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已经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现在让我赶快给它定个轮廓分明的界限。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的觉悟、组织或活动的水平。这是一本关于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书。我明白，在许多读者看来，似乎我已把这一主题中最紧要的部分略去了。……首先需要的是，按照资本积累过程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形象如实地描绘工人阶级。”[14](P29)即使布雷弗曼做了这种限定，他在著作中还不时提醒读者，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仍要受到工人阶级反抗的影响。例如他在第八章论述管理部门设想把工人当做机器来操纵时特别加上一个小注说明：“这里是从管理部门的观点来描述一种‘理论上完美的’系统，并不是试图描述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姑且略而不提工人是难于驾驭的，也不提生产的平均速度多半要经过一番——不论有组织的还是没有组织的——斗争才能规定出来。因此，管理部门操纵的机器有其内部的摩擦，不论以机械为机器还是以人为机器，都是这样。”[14](P161)齐波里斯特在为布雷弗曼辩护时也指出：布雷弗曼完全了解工厂工人的反抗和泰罗制的各种变体，以及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控制劳动过程企图的局限性。他并没有十分注重泰罗制的细节，而是关注于泰罗制作为资本主义管理意识的表现，以及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和工作场所基本重组的反映。他对管理部门的时间、动作研究感兴趣不是因为实际上可能对每个工人的动作进行详细控制，而是因为它反映了资本把工人看做是机械部件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25](P13)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引入阶级斗争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国家不同部门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企业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方式可能会有重大差别。如英国由于工联主义的强大，棉纺织工业部门的技术工人保持了对技术选择的较大影响和对车间劳动过程的一定控制权。这形成英国棉纺织业与美国同类部门(以管理层控制为特征)在劳动过程上的差异。[17]虽然英国资本家选择技术工人控制而不是管理层控制当时符合资本的利益，并且技术工人(机器看护工)控制意味着非技术工人(大小结线工)承受更沉重的劳动负担与剥削，但它终究对技术工人有利，并且体现了技术工人有组织力量的作用。因此，拉佐尼克强调生产关系中的具体权力结构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是有道理的。
第二类批评涉及工人阶级的主观性问题。批评者认为，布雷弗曼把劳动过程研究限定在客观主义框架内而不考虑阶级的主观层面的方法是错误的。由于布雷弗曼将阶级的主观内容等同于阶级自身的觉悟、组织与活动，他就完全忽略了在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展现出来的工人的主观性因素。[26](P15)布若威断言：“如果说工业社会学从问题就提错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坚持认为强制是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手段。……布雷弗曼聚焦于工作‘去技术化’的历史变迁，却忽视了工作层面的主观性。”布若威根据他于1974-1975年期间在美国联合公司(前身为吉尔公司)机械车间做工人的实际体验和调查，研究了1944-1974年企业劳动过程中生产政体(regime of production)的变迁，强调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代表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种不同类型：前一种是专制的工作组织，威压明显地胜过了同意；第二种是霸权的工作组织，基于同意压倒了威压。他认为工人的这种“同意”就是在生产场所“制造”出来的，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他论述了“生产”同意的三种机制：劳动过程被组织成一种(在计件工资基础上)争取超额的游戏；(企业)内部劳动市场通过按资历调配有利工作岗位培育了工人对企业的承诺；(企业)内部国家则通过联合使用申诉制度和集体议价制度具体调整了工会与资方的利益。“所有这些促成了个体主义的成长、等级冲突的散布以及资本家与劳动者、经理与工人之间利益的具体协调，从而也就促成了掩饰并赢得剩余劳动。”[27](P12、3、50、193)对于布若威的上述批评应当有所分析。事实上，布雷弗曼在书中强调的资本主义管理的本质特征是控制，而控制并不等于强制。他在论述“管理的起源”的第二章中，特别谈到资本主义早期的管理需要运用强制方法，采取了种种苛刻而专横的方式，包括工厂内部法律上的强制做法和超法律的惩罚结构。而在现代条件下，(他引用历史学家厄威克的著作说)“整个控制过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时，工厂的所有者或经理，也就是人们说的‘雇主’，必须从‘雇工’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服从，或者能够使他实行控制的合作。”[14](P61-64)这里所说的要从工人那里得到某种程度的服从与合作就意味着工人对劳动过程的“认可”，和布若威所说的“同意”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布雷弗曼并没有把现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等同于单纯的强制，也完全了解工人主观上一定程度的服从与合作在形成现代劳动过程中的意义(尽管他没有展开论述这一点)。当然，布若威也指出：“虽然始终既有一些强制又有一些同意，但它们的相对比例以及它们的清晰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了”。意味深长的是，距他在联合公司工作的30年后，布若威也坦率地承认：“1944年与1974年之间生产组织令人惊异的稳定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便利。但却引导我关注解释细小变化，忽视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和显著的变化。……由于我僵化了产生它的外部力量，我把生产的霸权政体变为了一个自然的永恒的形式。……敌视劳工的一对双胞胎——首先是市场，其次是国家——使霸权政体从一个固若金汤的支配形式(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美国劳动关系史中转瞬即逝的片刻。……所以，我未能预料到美国制造业的衰亡、工会运动的衰亡(至少在私有部门)，当然还有生产的霸权政体的衰亡。”[27](P2-5)
第三类批评涉及资本主义管理的策略。安德鲁·弗里德曼对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提出一种理论上的修正，认为资本对劳动的管理策略有两种基本和对立的类型：“直接控制”(如泰罗制)和“责任自治权(responsible autonomy)”(如团队生产或具有更多自主决定权的小组等)。在他看来，企业购买的工人劳动能力是一种特异商品，其特异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工人是分别“可锻塑的”(malleable)，一旦被雇用可使其从事超越雇佣合同所规定的许多其他工作；第二，工人最终怀有独立的并通常是(对企业)敌对的意愿。“劳动能力的这两种特异性便引出了两种类型的策略，它们被高层经理用来维护对工人的管理权威。”采用第一种策略意味着，管理层着眼于劳动能力可锻塑性的这个积极方面，赋予工人一定的责任、地位，以及温和的监管，激发他们对企业的忠诚等等。采用第二种策略意味着管理层力图实行紧密的监督，事先详细规定每个工人必须执行的具体任务，以减少单个工人所承担的职责。[28](P178)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做出以下评论。首先，他作为引出策略二分法根据的对劳动力商品特性的分析并没有抓住要害。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作为分析劳动过程的出发点，并认为这个特殊性主要在于劳动力与劳动的区分以及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量的不确定性。如里特勒指出：由于存在这种劳动潜力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其他的办法来解决。“为了把(对劳动力的)法定所有权转变为(对劳动的)实际占有，雇主必须建立对劳动的控制结构。”[24](P31)汤普森也认为：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始于认识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具有独特的不确定性，因而资本积累就要求把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创造利润的劳动”。由此引出的原则之一是，“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调节劳动过程，而必须通过管理系统进行控制，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29](P10)其次，弗里德曼批评布雷弗曼“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行使管理权威的一种特殊策略错当做管理权威本身。……泰罗的科学管理并不是行使管理权威的唯一可用的策略，考虑到工人的实际反抗，它通常也不是最合适的策略”。[26](P12)其实，不是布雷弗曼混淆了管理权威和运用管理权威的策略；而是弗里德曼把控制意图和管理策略割裂开了，以为有的管理策略可以不体现控制意图。控制是资本主义管理的基本特性，而管理部门的控制策略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谓维持对工人的管理权威，不外就是维护管理部门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权和对工人的控制权。因此，他提出的两种管理策略只是实行控制的不同方法，并非是实行控制和不实行控制这样两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再次，布雷弗曼非常清楚在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管理理论、管理策略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方法。他写道：在工人对劳动的不满情绪显著增长、旷工率和离职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已经提出了各种补救办法和改革措施，有些已由有特别迫切问题的公司在一些工人小组中加以试验，其中包括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或实行工作轮换制，组织工作组，协商或工人‘参加管理’，集体奖金和分红，放弃装配线技术，取消生产计时钟，以及‘自己的工作由自己处理’计划等”。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很多是在“使工作人性化”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在公司的管理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使工作人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他们注意，因为它以旷工、人员流动和不符合他们的打算和期望的生产率水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虽然大公司接受了一些微小的改进措施，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成千倍更加迅速、更加大规模、更加广泛地再造成目前的劳动过程”。[14](P37-4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布雷弗曼和弗里德曼观点上的区别，即他们对于所谓“人性化工作”策略的相对重要性有不同的诠释：布雷弗曼把“工作人性化”包括在基本的控制策略之内，弗里德曼则把它具体化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劳动过程组织方法与管理策略。最后，应该承认提出管理策略多样性问题对于分析劳动过程具有一定意义。资本主义管理的控制意图和本质通常不会改变，但管理部门的控制策略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生产技术和产品特性、社会文化意识传统、不同政治思潮和力量的影响、企业的市场赢利状况，乃至(前已提到的)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消长等等。因此不能否认，不同国家、不同部门或企业的管理层从最终有利于资本利益出发，可能采用不同的控制策略和劳动组织方法。
第四类批评涉及工人的去技能化问题，即布雷弗曼所说的“劳动的退化”。根据克耐茨和威尔默特的概括，这些批评主要有：布雷弗曼把手艺和手艺劳动在工业中的地位过于浪漫化了，他得出的去技能化过程主要是从有利于这种发展方向的特定条件中归纳出来的，他低估了过分依赖劳动退化策略所带来的严重矛盾，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会影响资本去选择和寻求其他替代的积累策略，他忽视了劳动的实际隶属也要依赖于技能的保留与创造，他未能看到“默会”技能的存在和主观重要性，他也没有注意到内部和外部劳动市场的功能，等等。[26](P10-11)在罗列了各种批评后，作者写道：“尽管有这些纷乱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都处于关注琐碎细节的水平上，它们已超出布雷弗曼的分析范围。应当记住，《劳动与垄断资本》是要提供一个关于趋势的概述，以推动和复兴有关劳动与阶级的批判性研究，而不是要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各种形式的组织和控制做出精确的详细说明。记住这一点，至少一位有影响的评论者的论述是值得引用的，他在审视了各种批评后得出结论，仍表示同意布雷弗曼的核心命题：工人的技能‘通常成为资本充分利用生产资料的一种障碍’，因而去技能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中主要的趋势性现象’。由于生产的持续革新，新的技能不断出现，而一旦它们得到发展，在同样的生产革新过程面前，这些技能又将变得脆弱和易受伤害，因为就资本积累来说，如没有更具吸引力的机会，生产的革新过程就会大力降低与再生产相关的成本和(对技能的)依赖。”[26](P11-12)从汤普森最近的一篇论文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论。“布莱顿劳动过程小组”(Brighton labour process group，BLPG)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隔、等级制度和层级控制、劳动的碎片化和去技能化，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规律”，应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固有的”和“基本的结构性特征”。汤普森则原则上反对把这些现象看做是规律，认为“社会科学家只能对趋势做出断言。”他指出不能把这些现象当做内在规律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上靠不住，在概念上会引起混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确实存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隔，但其边界会随着外在压力和内部的政治斗争而变动，将其看做是“固有的”对我们解释这些变动的能力毫无帮助；等级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专有的结构特征，层级控制虽然是所有权关系一般水平上的特点，但并非必然要进行细节上或操作上的控制，例如资本可以利用向团队授权或者规范性的自我约束(特别是对高层次雇员)；最后，可测量、可标准化的常规性工作虽然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经常看到的一种特征，但也不是对所有的劳动形式都适用，甚至去技能化也不一定是标准化的必然路径。他还说：“过去25年实际劳动过程研究向我们展示的是，资本一直在大力推动对雇员默会知识和技能的利用并使其增值，还有劳动力尚未被开发的其他方面，如情感和身体特质。这些已在各种实践中有所展现，包括团队作业、知识管理、情感化和美学化的劳动。坦率地说，用概念与执行分离和去技能化的所谓内在规律是不可能充分理解这些变化的。”[28](P9)从上面的引文看出，汤普森的观点好像有些变化，但他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存在体脑分工、层级控制和去技能化等现象，认为它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特征，似乎也隐约承认它们是某种“趋势”。他反对将其看做内在的或固有的“规律”是因为它们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劳动形式，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新现象。
对于上述争论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应否认分工细化和去技能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存在着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增长的另一种趋势。布雷弗曼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对这种趋势的估计可能是不足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包括白领雇员)的分工细化和去技能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某些高新技术部门和高新技术职业对高知识高技能雇员和管理人才的需要在增长，但就多数蓝领和白领工人来说，仍存在着技能退化的一定特征。这种劳动结构的分化现象在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中已经有所反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勃兴，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我们可以美国为例来观察不同时期雇佣人员职业结构的演变趋势。(见表1)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系列D182—232，1970年英文版第139页；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劳动力报告(2001年)》表10。百分比是作者算的。由于美国统计部门在长时期内数次调整统计口径与统计分类，数字没有精确的可比性，只能反映大体的变动趋势。此外，由于职业统计和部门统计不同，此表中的服务人员并不代表服务部门的人员；在20世纪下半期，服务部门的就业实际上已占到全部社会就业的大部分。
通过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900-1970年期间职业变动的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农业就业人员急剧下降，他们大幅度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第二，非农业部门中，白领雇员相对于蓝领雇员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显著增长，但增长最大的是普通职员，他们和大多数销售人员一起，基本上属于低技能的白领工人，两者合计占全部白领雇员的比重从42.8%上升到52.4%；同时专业技术人员也有较大幅度增长。第三，蓝领工人的绝对量迅速扩大，但相对量只有少量增长，其中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操作机械的熟练工，他们在整个就业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只是由于粗工的增长缓慢，所以作为低技能的操作工和粗工合计在蓝领雇员中的比例有所下降。总的来看，整个雇员中技能退化的趋势仍是明显的，但已经出现了新的现象，表明战后的新技术革命开始增加了对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
但是，1970-2000年期间结构变化的新特征就非常突出了。可以看到：第一，白领雇员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继续大幅度提高；而蓝领雇员的绝对量增长接近于停滞，相对量则迅速下降。第二，在白领雇员中，高知识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迅速增长，特别是其中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增长幅度最大，成为白领雇员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在白领雇员中的比重也有显著上升；相反，低技能的普通职员则增加缓慢，尽管销售人员增长较快，但他们总体在白领雇员中的比重还是明显地下降了。第三，在蓝领雇员中，技术工人继续有所增长，但低技能的操作工数量却减少了；操作工和粗工在蓝领雇员中的比重也在继续下降。
上述20世纪70年代后的雇员职业结构变化从赖特的经验研究中也可得到佐证。根据赖特的数据，在1960-1990年的30年间，美国工人(普通雇员)在全部就业中的份额从58.08%降低到54.15%，其中低技能工人从44.59%下降到41.38%；而经理、专家和监督者的比重则从28.56%上升到35.96%。如果在就业人员中减掉所有者的人数(包括雇主和小资产者，他们在1960年占13.4%，在1990年占9.9%)，仅看在全部雇员中的比重，美国工人的份额从1960年的67.0%下降到1990年的60.1%；经理、专家和监督者的份额从33.0%上升到39.9%。[29](P101)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职业结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提出了疑问：是否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发展改变了工人阶级劳动技能退化的趋势？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环境的复杂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确实增加了对高层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专家、金融专家、法律专家等高级人才的需要。这不仅发生在日益缩小的物质生产部门，也发生在日益扩大的服务业部门(主要是其中的社会和政治服务、科学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部门)。这些高级人才数量的更迅速的增长减少了普通雇员(包括白领雇员和蓝领工人)的构成比例。至于普通雇员中技术性雇员和低技能雇员的相对消长，是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还是一种暂时现象，仍有待于观察。赖特指出：“正如各类‘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引人注目的新生产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发展趋势。在这点上，各类专家和管理者的阶级位置的信息技术的含义尤其重要。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来讲，人口比例的减少是必要的，而且在仍受雇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们中，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人口将占据负责、专业和自主的位置。……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时期而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永久重构。一旦这些新技术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适合地位，那么一个系统的降低技能水平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可能再度支配阶级分布中的变化。但这些新的生产力也可能稳定地产生出一个区别于早期工业技术的阶级结构。”[29](P537-539)
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于上述现象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此次经济全球化固然以金融的全球化为突出特征，但同时也包含着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把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再通过商品进口满足国内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或“产业空心化”趋势。由此导致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由于大规模生产转移到国外，随生产增长而增加的工人就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数量因而相对缩减(有些部门甚至绝对缩减)。这样看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通雇员的相对减少可能并不表明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已经改变，只不过被国别统计的现象掩盖了。赖特就对这种可能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说：“人们很久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表明理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转变的适当分析单位应是世界而不是具体公司、国家甚至区域。例如，可能的情况是，美国的世界范围的公司中的工人阶级雇员的比例可能增加了，但工人阶级的雇佣已经转移到美国边界之外。这样，尽管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加速无产阶级化的特点，但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有这种特点。”[29](P537)第二，发达国家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和生产环节，通常需要数量众多的低技能操作工，它们甚至把一部分低技能的服务劳动也转包到国外。这样一来，就把本应在国内大量增长的低技能的蓝领工人和白领雇员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在工人阶级相对缩小的同时，低技能工人和雇员也必然有更大比例的缩减。因此，发达国家工人的去技能化现象看似发生了逆转，很可能也是一种国别统计造成的错觉，它掩盖了低技能工人和职员大量增长(只不过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趋势。
把生产方式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弄清《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所说“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的确切含义，劳动方式问题一直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劳动方式作为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既包含人与物的物质技术关系，又包含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因为把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通常看做是单纯的物质技术问题，很自然地就把它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马克思的确说过：“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的任务一样，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19](P56)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一开始也是把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分开和并列地进行分析的，似乎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无关，只有价值增值过程才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上述引文中马克思所说的“实际的劳动”，是指单纯从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考察的劳动一般，“它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19](P65)这样的实际劳动过程当然只能是工艺学的对象。但马克思还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20](P999)因此，一旦从抽象的一般的劳动过程转到具体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分析时，经济关系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就不但不能舍弃掉，而且成为重要的考察内容了。
劳动过程、劳动方式和其中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在西方由于布雷弗曼著作的推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布若威还特别把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复杂关系称之为“生产中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而与直接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相区别。[27](P14)在布若威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考察中，“生产中关系”不仅包含工人和资本家(管理层)之间的对抗、斗争与合作，还包括工人之间的分工、协作、矛盾与竞争。他根据亲身体验与观察，生动描述了机床操作工与车间计划员、库房值班员、叉车司机、设定工、检验员和工头等之间的协作和摩擦，以及在组织超额游戏和内部劳动市场中不同熟练工人、不同资历工人、新老工人之间的矛盾与竞争。他强调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地模糊和掩盖工人与资本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而激发工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样，“资本与工人的冲突被转变成了工作组织所导致的竞争和团体内部的斗争”，从而“将等级的支配转变为横向的对抗”。[28](P80)这是促使工人形成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一定程度“同意”与“合作”的重要条件。布若威的研究丰富了对劳动过程中生产关系的考察。
关于劳动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入的研究论著，但也早被某些卓越的理论家所关注。平心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多篇论生产力性质的论文，提出“生产力二重性”的命题，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体系的组成一方面必须依靠许多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就使它带有适合当时生产需要的物质技术属性；另一方面必须依靠许多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使它带有体现当时劳动特点和生产社会结合的社会属性。”他所说的“社会属性”涵盖的意思很广，但明确包括“生产力结构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并认为“生产力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构成体系，实现运动”。[30][31]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张闻天同志的遗作(撰写于1963年)“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又提出了“生产关系二重性”的命题，认为生产关系“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可称之为“生产关系一般”；而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则是“包括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的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在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同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的矛盾，也只能在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中表现出来”。[32](P34、36)表面看来，平心和张闻天的观点正好相反，但实际上他们都强调了通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劳动过程中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这反映了他们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但由于他们没有着重考察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并且都把这类社会关系(如分工协作)实际上归于生产力范畴(张闻天虽将其划入生产关系，仍把它看做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因而他们都没有对企业劳动方式及其关系的特殊社会性质进行深入研究。
就我看到的文献，在我国首先按照马克思的原意诠释“生产方式”概念的，是马家驹和蔺子荣两位教授。他们说：“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本身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他们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非常重视对于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把它作为分析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基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篇中专门对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所作的详尽而周密的考察当中，他总是首先分析劳动方式的某种变化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进而再去分析它又如何成为资本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劳动方式的变化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在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的种种变化。”[33](P65、71)可惜的是，他们在正确诠释“生产方式”概念时，主要进行的是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加之他们认为劳动方式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作为所有制关系的生产关系”，[33](P66)因而未能深入分析特定生产关系对劳动方式的制约，以及劳动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但他们的论文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已经触及到这个重要问题了。
在我国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的学者极少，⑨对于中国企业劳动过程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则几乎近于空白。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已有大量学术论著，我们应该借鉴，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大力开展这个领域的实际考察和理论研究。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成果对于我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很长历史阶段将存在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但私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方式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无异，很多企业甚至更接近早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残酷状态；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等，也基本上沿袭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方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许多弊端，如层级控制、细化分工、工人劳动的碎片化和去技能化等等，在我国企业中已是普遍存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惊。我们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努力探索劳动组织和劳动方式的变革，逐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建立更人性化的有利于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也许有人认为，现代大机器工业中的等级控制、专业化分工、生产方法简化和常规化等等都是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生产的内在要求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途径，属于现代企业的必然状态和正常现象，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看法反映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也昭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支配地位。马格林在探讨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起源时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工厂等级制度和专业化分工并非技术变革的必然要求，而是产生于资本控制劳动以保证利润的需要。马格林说：“剥夺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权的两个决定性步骤——(1)精细劳动分工的发展……和(2)集中化了的组织的发展，这是工厂体系的特征——都不是主要因为技术上的优越性而发生的。……等级制工作组织的功能不是在于技术上的效率，而是在于积累。”[16](P170)诺布尔以自控机床这种新设备为案例，深入讨论了一种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对于自动控制的不同技术设计，大公司所以选择“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系统而不是“记录回放”(record-playback)系统，以及在采用数字控制系统的劳动安排上，由技术人员控制程序设计而让工人单纯从事机器操作，其原因除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因素外，都充满了管理层加强控制工人和减少对工人技能依赖的考虑，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34](P18-50)这个案例表明，现实中某些创新可能有多种技术选择，推行某种技术也可能有多种劳动安排，而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和什么样的劳动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布雷弗曼在论述机器发展对工人影响的一章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实际上，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地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一个自动机器体系使人数较少的工人队伍有可能真正控制一家生产力很强的工厂，只要这些工人的工程技术知识达到能够掌握机器的水平，并且自己能分担从技术上最先进的直到最平凡的例行业务。使劳动社会化，并把劳动看做是技术成就很高的一种工程技术事业，这种趋势抽象地看，是充分发达的机器的一个特点，远比其他任何特点都引人注目。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每进一步，这个发展前途就重复展现一次，但受资本家的阻挠，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因为资本家力求从分工的一切最坏的方面去重新组织、甚至加深分工，尽管这种分工已经日益过时了。”[14](P207-208)
还可能有人提出，即使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分析是正确的，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意见和尝试目前在我国也许过于超前，因为中国现在劳动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劳动方式是否人性化，而是大批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很多企业缺乏基本安全和健康的劳动条件(如频发矿难、大量职业病、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相当数量工人的工资收入不合理，许多法定的工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和落实(如不遵守最低工资标准，不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和5天工作周制度，不按规定给工人上保险，职工加班不付或不按规定付给加班费，不认真落实国家规定的带薪休假制度，等等)，甚至还有血汗工厂和黑砖窑、黑煤窑等非法企业。因此，解决这些更基本的问题是更为迫切的任务。这种看法可以理解。确实，上述不合理、不合法现象在我国不仅大量存在于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要促使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的法律法规，国有企业尤其应该发挥制度示范作用。为此，还应加强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建立工人与管理层的议价谈判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企业的主动监管，对于不遵守国家劳动法规的企业给以惩罚；加强职工和舆论的社会监督。但是，在争取工人这些最基本的劳动权益的同时，关于探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更根本更长远的任务也应提上日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索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体现“以人为本”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首先就要以劳动者为本。使全体人民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很多人并未理解。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包括国有企业官员，他们头脑中并没有“以劳动者为本”的思想，他们有的是“以利润为本”、“以速度为本”、“以GDP为本”、“以政绩为本”，甚至“以资本家为本”等等。在经济建设中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已成为某种痼疾。这不仅导致粗放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导致产品质量低劣和豆腐渣工程，也导致对劳工基本权益甚至基本安全的漠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没有一定的速度虽然不行，但前提是保证产品质量，保证经济效益，保证职工的安全、健康和权利。因此，不论是在推动我国劳动关系的健康发展上，还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中，关键都是要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
可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它的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改变的，除非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还看不到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改革现有劳动过程的努力不会有什么结果。这种观点似乎完全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布雷弗曼，在揭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和弊端时，并不是在宣扬宿命论，他们从未排除工人阶级的抗争和力量对具体劳动方式形成可能产生的影响。诺布尔指出生产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因果联系从来就不是自动的——不论原因是技术，还是它背后的社会选择——而总是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结果说到底仍要取决于参与双方的相对力量。……因此，生产技术会先后两次被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决定：首先，它要按照决策者的思想方式和社会权力来进行设计与部署；其次，它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还要受到车间阶级斗争现实情况的制约”。[34](P19)为了说明这第二层意思，若布尔举了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s，即CNC)的例子。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中引进这种最新的CNC系统时，机器操作工是不允许编辑程序的，只有监督雇员和程序设计员才能编辑程序，管理者唯恐失去对车间的控制。而挪威康斯伯格的一个国有武器工厂虽然基本情况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大体相似，但在引进同样类型的CNC设备时，机器操作工却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安全、效率、质量和便利标准，常规性地从事所有程序编辑工作，他们可以改变操作顺序，增加或减少操作，有时还改变整个程序的结构以适合自己的意愿。当他们对程序感到满意并完成一组部件的制造后，按下按钮生成一个订正了的磁带，在经过程序设计员的认可后便可入库作永久储存。他们接受数字控制编程的训练，但仍然是机器操作工，他们与专职程序设计员的冲突也减少了。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技能，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什么同样是引进一种新技术设备，挪威的工厂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会与美国的工厂完全不同呢？这有若干原因，挪威的钢铁和金属工人工会是国家最强大的产业工会，在康斯伯格当地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挪威的社会民主立法鼓励工人参与涉及劳动条件的相关事务，给予工会以获取技术情报的权利，当地工会并早已加入到一项“工会参与计划”中。面对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和控制系统应用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会已经采取步骤学习如何应对。在实践中，工会创设了由工人担任的“车间数据管理员”职位，负责严格审查新的技术系统，另有一名工人则被指派对他进行监督，以确保其不至违背车间工人利益；同时在单个公司和地方工会之间以及全国工会和雇主联合会之间，建立正式的“数据协议”，以界定工会参与技术决定的权利。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在康斯伯格，工会经过长期斗争成功确保了所有车间人员利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和存货系统的权利。[34](P48-49)实际上在挪威，90%的有组织工人都被涵盖在“数据(处理)协议”之下。它规定，在引进一种与计算机相关的新技术之前，管理层必须事先向工人通报其意图，用工人能理解的语言说明这种新技术和它对工作的影响，并要有工人代表参加新技术规划小组。[17](P15)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力量足够强大，国家通过立法和监督对企业劳动关系施行有力干预，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时也可能形成更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和劳动方式，在管理层(或资方)与工人之间建立相对协调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方式不但有利于促进工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注释：
①斯大林说：“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2](P158)
②吴易风教授在论文中列出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独立内容：如“考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前提和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剖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抗”。但我认为，《资本论》中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来揭示的。此外，吴易风教授和孟捷教授的论文都试图从“生产方式”这个范畴来论证马克思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离开具体的经济制度来研究资源配置的错误方法。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正是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如价值规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等)来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而并非借助于对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这个特殊范畴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
③就直接生产过程来说，舍弃掉少数产业中自然力独立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时间，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本是同一过程。生产过程是从结果和产品的角度来看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是从能动主体的角度来看的生产过程，所以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也可以是同义的。
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8]
⑤在上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引文后面，马克思紧接着写道：“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这句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改为：“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有学者根据这一改动认为，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是从生产的社会结合方式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的。[10][11]但我认为，如果这里使用的两个概念具有同等意义，前后紧密相关的两句话中“生产方式”一词就应都改为“生产”才对，为什么马克思只改了后一句话呢？这或许恰好证明，前一句话中的“生产方式”是在“劳动方式”这种意义上使用的。接着在指出英国作为一种典型时，就不应限于这种狭义的理解上，而应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类型即广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为了区别，将后一句话中的“这种生产方式”改为“这种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就更为明确和准确了。
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两个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他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3](P94、93)
⑦以上分析参考了塞缪尔·鲍尔斯等著《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13章第一目。但在基本控制方式的分类上我与他们不尽相同。
⑧对于马克思的这些描述，拉佐尼克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马克思过多地受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恩格斯对40年代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的影响。恩格斯的这些描述连同当时政府大多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进行的对工人工作环境调查的陈述，让马克思坚信英国资本家已把工人剥削到了“身上只剩下锁链”的地步。拉佐尼克以英国19世纪棉纺织业的详细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强调车间的技术工人不仅掌握着有关生产的知识，而且控制着生产的组织形式，他们已不能仅仅被称作机器的附属品了。对此有必要澄清两点。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在第八章和第十三章)中引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实证资料，除了有关工作日立法的历史论述外，绝大部分都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实际情况。由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还指出，他不打算把该书的叙述延续到当前，原因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可见，说马克思主要根据19世纪中期以前的资料得出结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二，拉佐尼克也承认那些掌握车间控制权的男性技术工人依靠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成为“工人贵族”，但其人数在19世纪后期只占到英国劳工的10%～20%。既然如此，当时80%～90%的普通工人又如何呢，他们能彻底逃脱马克思所描述的悲惨命运吗？恩格斯在上述“序言”中实际上已谈到这一点。他指出：19世纪下半期有两种受到保护的工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当然，在澄清上述两点后也应该说明，我们无意否定拉佐尼克著作的学术价值。他强调权力关系在塑造劳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对英国、美国和日本工厂中劳动组织不同特征的比较分析也具有理论意义；但他把英国的衰落、美国的崛起，以及战后一个时期日本的竞争力暂时超过美国的事实主要归因于企业劳动组织和车间竞争优势这种微观层次的差异和变化，似乎也过于简单化了。离开更宏观的经济背景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全面科学的解释。[17](P70-71)[18](P276、280-281)
⑨就我所知，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富胜副教授，他已有专著和一批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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