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晓波, 黄卫挺, 朱毅[1]2010年在《理解金融自由化效应:增长与波动》文中研究指明增长与波动是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效应,对它们的研究分别构成了金融自由化原理和实践理论。增长效应源于叁个宏观渠道:储蓄动员、储蓄转化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功能视角下,叁者具有不同的微观基础。波动效应研究源于金融自由化实践反思,主要研究金融自由化的实施条件、速度和次序,以及金融自由化实践中的政府监管。从增长效应研究到波动效应研究意味着金融系统治理理念的转变。
姚枝仲[2]2002年在《市场化的增长与波动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改变了经济的波动方式。与其他研究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文献不同，本文并不试图解释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市场化道路，以及究竟应该选择哪种市场化道路，本文试图理解中国现实的市场化过程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波动的。 本文首先按照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总结的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检验了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和宏观波动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波动也基本符合这些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但是仍有以下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事实：中国改革以后的产出增长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改革以前；改革以后经济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改革以前；改革以后国有经济的产出和资本积累仍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国有经济的资本产出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没有表现出类似奥肯定律的规律等。这些特征事实，需要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来寻找答案。 本文将中国的市场化过程理解为两个过程的结合，一是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二是非国有经济逐步壮大。 基于对市场化过程的这种理解，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两部门模型。 两部门之间存在资源的互相转移，国有经济部门通过工资支出向居民和非国有经济部门转移资源，非国有经济部门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向国有经济部门转移资源。正是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使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增长与波动具有不同的特征。 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居民投资和自己组织生产，会导致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这是中国市场化过程的起点。由于在放松投资管制的过程中，仍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实行了较严格的融资管制，伴随非国有经济成长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使国有经济部门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资源，加速了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放松投资管制在促进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同时，由于国有经济部门能通过银行获得更多的投资资源，导致了国有经济部门资本过度积累，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效率不断降低，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 放松融资管制，将减少国有经济部门从银行获得转移资源，增加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源。但是在非国有经济部门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还需要大量依靠从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源转移时，如果过早地放开融资管制，将损害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从而也会损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潜力，最终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当非国有经济部门得到充分发展，并在产出中占较大份额时，放松融资管制才会促进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整个经济的产出增长。 投资管制和融资管制由于能影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需求，因此，投融资管制程度的变化，将引起总需求波动和经济波动。放松投融资管制能起到扩张经济的目的，因此投融资管制有时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使用。放松投融资管制导致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以后，削弱了总需求膨胀的制度基础，也降低了进行调整的内在要求，这将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同时，由于非国有经济成长伴随着较强的融资管制，贷款的扩张与紧缩更多的作用于只占产出一部分的国有经济部门，这也将降低经济波动幅度。 本文还考察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两种管制形式。一是对国有经济部门劳动力的退出管制，二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管制。放松对国有经济部门劳动力的退出管制将提高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效率，放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管制将提高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并压低工资增长率，提高其经济增长能力。 由于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失业率与产出的关系就不完全符合奥肯定律。本文建立一个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失业率模型，在该模型中，由于经济繁荣时农村劳动力会增加向城镇的转移，因此，经济繁荣时的城镇失业率不一定会降低。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经济很难自动恢复均衡，而利率市场化给经济运行安装了一个自动稳定装置。 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如果能维持住单一的固定汇率，则经济将自动收敛于均衡值。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搭配虽然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并不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大幅度震荡的原因在于一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护固定汇率。汇率不能真正固定才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如果一国能使汇率固定在某一既定值，那么固定汇率、市场化利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搭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遗憾的是，固定汇率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资本自由流动与外汇储备不足是导致汇率不能固定的重要原因，所以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必须特别关注资本的流动性与外汇储备规模。 那种认为用价格、利率与汇率分别调节商品、货币与外汇市场均衡，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均衡的观点是“大国主义”的。对于“小国”来说，由于本国资本相对于国际游资十分渺小，浮动汇率同样无法实现经济稳
黄琳婷[3]2017年在《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10月中国放开了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这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一国金融领域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势必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变革成为商业银行当前要面对的客观问题。因此,探讨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为商业银行提供相应的应对建议,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梳理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从利差效应、竞争效应和利率波动效应叁个方面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绩效的机制和路径,运用直接层面与间接层面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1996-2015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程度,实证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并比较了利率改革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冲击程度。从结果来看,利率市场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了显着影响,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利率市场化与非国有银行、地方性银行间的倒U型关系显着,与国有银行、全国性银行间的倒U型关系不显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推进业务结构重整、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强化风险抵御能力等。
田树喜[4]2009年在《中国金融倾斜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就世界各国金融业务方式的发展历史而言,一般是先有间接融资,后有直接融资,二者不仅在产生发展的时间上明显一个在前,另一个在后,而且在业务总量或市场占有率方面也远不是平衡的,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直接融资,形成“金融倾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世界范围内融资方式证券化的趋势加强,直接融资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间接融资,以至于在许多国家,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地接近甚至超过了间接融资,金融倾斜格局发生了“逆转”。随着金融倾斜的逆转,关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种融资方式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比较优势引起了学者们强烈关注。多数研究认为,证券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在风险分散和金融创新方面更具优势,而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在信息获取和监督管理方面更具效率。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政府、银行和企业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极易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银行和企业存在着极大的机会主义空间,企业自生能力极弱,由此出口下降和外资依赖成为必然。而市场主导型美英等国凭借其市场的“活力”,吸引了大量的避险资金流入,证券化的衍生业务飞速发展,截止2007年底,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值得人们关注的是,随着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全球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次贷的主要风险原本在信贷机构,证券化把风险转移到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化产生了CDO(担保债务权证)和CDS(信用违约掉期),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已被放大数十倍的衍生风险又反馈到结算银行。由此,一次“信贷紧缩”通过金融衍生链条积聚成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又在金融加速机制作用下,引发实体经济的剧烈震荡。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国家,资产证券化程度很低。与市场主导型的国家相比,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和“银行主等?欠窕撼辶斯式鹑谖；某寤?退一步讲,即使不发生外部冲击,中国的金融倾斜是否可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自身风险衍生和集聚逻辑又是什么?中国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了中国金融倾斜的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倾斜增长效应的实现有其特定的约束条件:一是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的历史阶段,高投资能带来高增长;二是国家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将显性的信贷风险隐性化;叁是金融资源由国有经济部门“漏损”到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了体制外产出的增长;四是国家对金融资源的价格管制可以降低人民币的实际利率和汇率,这样既可以降低借款人的经营成本,又可以通过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总之,中国的金融倾斜适应并支撑了一个劳动和资金密集型的产出模式,但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要素禀赋的提升,中国金融倾斜的边际产出将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下,本文采用H-P滤波、ARCH模型和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国金融倾斜的波动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的信贷周期与产出周期高度相关,而且紧缩时期信贷冲击的波动效应大于扩张时期的波动效应,由此产生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中国金融倾斜的波动效应根源于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和企业所有者的有限责任。在“考核激励”和“有限责任”下,只要投资的会计周期足够长,企业经理人就可以通过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和地方政府瓜分“红利”,同时还可以将国有银行捆绑为“人质”,由此使宏观调控陷入“清理—援助—清理—援助……”的困境中,而每一次的清理和紧缩,都会急剧恶化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环境。中央政府与地方企业(政府)的博弈解通常就成为通过物价上涨和利率管制,降低真实利率,最大限度的减轻还款人的压力。总体而言,金融倾斜及其逆转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演进过程,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间的比例与结构应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对金融资源的过渡开发(与金融抑制一样)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降低金融倾斜的波动效应,实现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逐步缩减国有金融产权的边界,以缩小“掠夺型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通过完善证券市场体系,为中国企业的股权和债权融资提供“制度供给”,以改善企业的治理??,提高自生能力;通过创造有效的地方金融安排,弱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国有银行资金的刚性依赖,实现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国际和作,形成对金融风险有效的监控机制和化解机制。
李卢霞[5]2009年在《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FDI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FDI的资本积累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相对于这些“显性效应”，FDI的制度变迁效应得到了较少关注，近年来，随着流向新兴市场的FDI数量不断增加，FDI的这一隐性效应开始受到重视。对于正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允许外资进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了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分配理念、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新的企业制度，这一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推”(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和“拉”(诱致性制度变迁作用)两种力量促进了和正在促进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速度，降低了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本。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始终，要素积累、技术进步、教育水平、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稳定、法制效率、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先后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这一点在制度转型的国家应尤为突出。2007年的“次贷危机”诱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使得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深陷危机。抑制衰退、降低经济波动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些转型国家解析危机、寻找根源的时候，FDI似乎又成了经济波动的助推器而非增长的推动力，FDI正扮演着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深入探讨FDI与一国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又回到制度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上。同时，FDI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从注重对增长过程的关注这一角度拓展了以往对经济增长研究单注重趋势的传统，一方面切合热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角。本文尝试性地在转型经济的特定环境中探讨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并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FDI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转型国家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关系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全文共分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做了说明，并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概念做了界定。第一章为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国内外FDI与制度变迁，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FDI、制度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做了归纳和评述。第二章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利用FDI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并对两类国家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和相关资料，选取波兰、捷克、匈牙利3个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3个有代表性的独联体国家，从各国利用FDI的经济背景(各国经济私有化进程)、FDI的流入阶段、FDI的投资方式、FDI的行业分布、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吸引FDI的优惠政策、主要投资商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并对各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比较分析发现两类国家在主要引资因素、利用外资的规模、FDI的产业结构、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几个方面存在差异，总结起来，可以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制度导向型”，而流入独联体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第叁章首先阐述了FDI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FDI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既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也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既在宏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也在微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FDI进入也通过影响转型国家意识形态这一途径间接作用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一连续过程，该过程存在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详尽分析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作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特色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FDI进入影响了东道国企业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变迁几个方面。第四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制度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针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PME(Private Property—Market Economics—Enterprise ManagementSystem)指标化制度分析模型。根据该模型，利用来自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12国1992-2008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转型国家各层次制度变迁的作用。结果显示，FDI总体上推动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私有产权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企业制度质量的提高，但FDI并未加快CIS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FDI对转型国家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结果还显示，东道国商业竞争氛围越浓，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效应越明显，同时东道国与母国教育水平差距越大，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也越大。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引入FDI与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将制度与劳动力相结合引出有效劳动的概念，扩展了基本的索洛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FDI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影响制度从而影响有效劳动的数量，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结论还表明，FDI进入转型国家，影响了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制度变迁速度、有效劳动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第六章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全面检验了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加入相关制度因素之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着，这一方面说明FDI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更好发挥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是颇为必要的。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样本期内未发现私有产权界定对当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检验中发现产权界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体制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也有“时滞”；企业制度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显着。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检验表明，制度变迁效应在独联体国家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PME模型，本章最后对转型国家的“FDI—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路径”做了剖析性总结。第七章将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深化，扩展到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即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FDI与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至此，本文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从趋势和过程两个层面展开。从理论上分析，FDI流入可以经由资金供给平稳化等几个作用机制降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也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与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性等机制提高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使东道国经济增长更容易遭受来自FDI母国的冲击。实证检验表明，样本期内，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现代企业制度质量、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等制度变迁因素影响着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同时，本章实证研究也关注东道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国内政策对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影响。第八章利用前文的分析框架，在对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经验及预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探讨了“次贷危机”中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独联体国家“资源导向型”的FDI与其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及银行业外资控股程度较高的国家，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对比分析表明，FDI的制度变迁效应有一定平抑波动的作用，但并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开放之初较小的经济规模、较差的工业基础和原材料出口对GDP贡献度较高的国家，在危机中更易遭受打击。第九章是结论部分，在系统总结前文各部分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
刘冬梅[6]2017年在《利率波动效应的测度与分析》文中提出2003年,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近几年,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进行。在2015年10月,我国存款利率上限开放,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利率市场化就是从总体上提高利率弹性,使利率充分反映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引导资金流动合理化效益化,并以此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实现金融市场化。利率作为一个市场调节工具,利率波动效应是否显着,对检验是否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以投资和消费为视角,对利率波动效应的概念和测度方法进行梳理。在以经济理论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利率波动机制和利率波动效应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并基于该机制分析,在相关指标数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利率波动的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进行测度。通过对测度结果的分析,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协整检验、var等统计方法,对利率波动效应不显着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利率波动对投资和消费产生的效应不显着,并且对此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因为利率波动的程度。成因分析结果表明:汇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变动均为利率波动的投资效应不显着的成因。而利率波动的消费效应不显着的成因为汇率、物价和GDP增长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提高利率波动效应的建议:提高投资和消费对利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深化汇率市场改革,增大汇率变动幅度;提高货币市场的开放程度,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稳定物价,以免过高的通货膨胀。
李甫伟[7]2015年在《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周期》文中指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在经济周期中扮演的角色,反思金融发展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可能存在的“两面性”。即金融发展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金融风险进而加剧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成果显着,银行业规模迅速增长、资本市场持续扩张,金融改革不断推进。那么,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周期中又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又或者更进一步地,中国银行业发展、资本市场的扩张以及金融改革的深化,对经济周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存在着“两面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在对我国金融与经济波动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以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同层面为切入点,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究银行业、股票市场和金融改革影响经济周期的渠道及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对于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周期,在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发现,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垄断银行部门会强化金融加速器效应。且在某一限度内,随着银行垄断程度的提高,金融加速器效应不断增强,银行垄断溢价的逆周期行为愈发显着,两者交互作用放大外生冲击,进而加剧经济波动。在宏观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金融中介规模的增长可以平抑产出波动,但它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却是非线性的。即贷款总额与GDP比值若超出1.135,其对产出波动的边际影响将为正。然而,中国目前贷款总额与GDP比值已超出阀值,这意味着银行金融中介规模的增长将加剧经济波动。进一步利用构造的银行业效率指标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金融中介规模的增长之所以会加剧产出波动,根源在于其对公与对私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已有研究已经肯定银行业发展的增长效应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发现银行业规模的增大会加剧经济波动,进而证实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周期影响的“两面性”。尽管如此,随着民营银行准入的开放,银行业垄断程度降低,使得垄断银行放大外生冲击的能力将被削弱。二对于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周期,在微观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具有长期资本依赖程度较大、预期收益和成长性较高、技术和经营风险较大等行业特征的上市公司的较快发展。具体而言,股市规模扩大的增长效应强于股市流动性增加;股市发展对高技术、创新型产业的促进作用比对于资本密集型或高附加值、高成长性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然而,在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却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市流动性冲击和收益率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显着,且影响的持续时间在变长。本文从微观行业层面为股票市场发展的增长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在宏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却发现,股市流动性冲击和收益率波动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有着正向影响,从而证实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周期影响的“两面性”。叁对于金融改革与经济周期,在宏观层面,金融改革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而在微观层面,金融改革则表现为金融创新。在宏观区域层面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对消费波动的影响存在阀值效应。即在其初期,金融自由化可能带来消费波动的加剧,但从长期来看,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降低消费波动。然而,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水平较低,金融自由化指数仍未达到12.33的阀值,对消费波动的边际影响仍是正向的。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短期融资券成为企业潜在的融资工具之后,能够利用短期融资券的企业融资成本下降,负债水平增加,投资水平急剧增长,进而加剧企业业绩波动。在已有研究已经肯定中国金融改革的增长效应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发现金融改革可能带来经济波动的加剧,证实了金融改革对经济周期影响的“两面性”。尽管如此,长期来看,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均衡发展,将有利于经济的稳定。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从银行业发展、股票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叁个层面探讨金融发展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仅在微观行业层面为股票市场发展的增长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更是揭示出当前中国银行业发展、股票市场发展以及金融改革加剧经济波动的事实,从而证实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周期影响的“两面性”。即虽然中国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会加剧经济波动。
吕海彦[8]2016年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主要发达国家都曾实施过严格的利率管制,旨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金融稳定。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思潮等力量的推动,诸多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70-80年代,都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并于2015年10月23日全面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至此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对作为金融业重要主体的商业银行会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影响机理怎么表现?到底呈现什么冲击效应?对此我国商业银行又应如何面对此冲击?基于上述问题和利率市场化现实,本文探索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利率市场化、银行经营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研究成果。其次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进行量化,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同时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评价。然后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机理,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假设。最后基于国内16家商业银行2005-2014年的样本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创新性地引入利率市场化指数的二次项,重点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得出主要结论为:我国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U”型关系,即利率市场化前阶段会损失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后阶段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提升。主要原因为:在利率市场化前期,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波动、利差收窄和过度竞争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盈利和经营环境,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在利率市场化后期,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隐性层面的影响效应促进经济环境改善与商业银行改革,进而提升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据此,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监管部门应严格实施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以降低商业银行受到利率市场化的短期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应调整规模、优化结构,加快中间业务发展、实现业务转型,同时加强管理与提高创新能力;从长远看,商业银行应朝综合经营方向发展。
胡家连[9]2014年在《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利好现象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货币政策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都未形成统一意见,争论尚在持续,在此大环境下厘清我国货币政策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一个包含货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实现从理论上论证货币属性的目的,也就是考察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数值模拟表明在稳定状态下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我们以中国经济数据为例,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不仅证明了理论分析与经济实际的一致性,也证明了货币政策效应的稳健性。也就是说,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并非表现为中性或超中性,而表现为更复杂的倒U型,这就为社会计划者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提供了约束准绳,应避免过犹不及现象的出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果对货币政策的研究仍局限于国内范围的话,研究成果必将饱受质疑,于是研究不同国家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和影响的性质问题逐渐演变成学术界一大热点,这其中就涉及货币政策的波动效应研究。为了能够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本文将美国货币政策细化为传统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分别从波动效应的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构造F统计量检测传统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存在问题,同时引进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存在问题。实证结果在证实理论分析合理性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稳健性。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负的波动效应,鉴于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当前社会计划者应重点做好以下叁方面工作：继续推动内需经济,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以增强经济系统的抗冲击能力：继续推行区间货币政策,保持政策实施连续性,以提振市场信心；继续推进正向市场操作,冲销量化宽松后遗症,以稳定市场预期。
吴海霞[10]2014年在《能源市场与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原油始终是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资源，原油安全关系着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脚步。从世界原油储量和消费增长趋势判断，原油储量减少和消费扩张使得原油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原油的不可再生性和价格持续走高趋势，导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致力于新能源的探索。在此背景下，基于玉米、甘蔗等生物质的燃料乙醇，作为重要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在能源危机凸显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得到重视和发展。原油是现代农业生产及经营中的重要物资投入，原油价格从生产、运输、消费等各个环节影响农业的产出及农产品价格，因而原油价格上涨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础性因素。另一方面，燃料乙醇产业与玉米产业密不可分，燃料乙醇产业发展推动玉米价格及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能源价格与玉米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在新能源经济结构下变得错综复杂。同北美和南美新大陆国家、欧洲国家、非洲欠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农业资源禀赋缺乏优势的国家，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和农业净进口国，而且原油价格波动及新能源发展诱发的谷物结构波动，已经成为抑制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输入型因素。因此，在新能源扩张背景下，准确理解世界能源结构转型与玉米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机制、传导机制，分析、测度两类市场间的波动关系，并从优化相关政策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能源危机与挑战为背景，第二章和第叁章分析了世界及我国能源产业、玉米产业的发展现状。考虑到国际原油分布不均和我国原油高度依赖进口等实际问题，以及美国在世界玉米和新能源产业生产、消费和进出口市场的主导地位，论文第四章基于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燃料乙醇价格和我国玉米价格的宏观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与我国玉米价格波动的整合关系，以及国际能源价格对我国玉米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国际能源价格与我国玉米价格波动存在高度整合关系。估计结果也验证了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国际原油价格和玉米质燃料乙醇价格对我国玉米价格都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作用。同时传统OLS回归结果表明，国际原油价格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内玉米价格将上升0.4403个百分点。国际玉米质燃料乙醇价格的估计系数为0.0495，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性（1%显着性水平显着），但其经济意义并不显着。在我国体制及经济背景下，原油价格、玉米价格和燃料乙醇价格的市场波动特征和波动关系也有别于国际市场。针对这种差异，论文第五章运用中国原油价格、玉米价格和燃料乙醇价格的宏观周数据和GARCH模型、ARCH-M模型和EGARCH模型，分别分析我国原油、玉米、燃料乙醇的价格波动特征和波动风险。结果表明：我国原油、玉米和燃料乙醇市场均表现出显着的ARCH效应，即原油、玉米和燃料乙醇市场的价格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原油市场和玉米市场体现出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说明原油市场和玉米市场的大部分交易者在做出决策时具有理性投资特征，但由于国家的财政补贴效应，燃料乙醇市场并没有体现出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同时，对玉米市场和燃料乙醇市场而言，价格下跌信息引起的波动明显大于价格上涨信息引起的波动，因而为稳定新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需特别关注那些可能引起市场价格下跌的因素。通过文献分析与评价，发现原油价格波动显着影响玉米价格波动的观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原油市场与燃料乙醇市场、燃料乙醇市场与玉米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随着国别的差异和所用数据的差异，其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论文第六章采用静态叁元BEKK-MVGARCH模型，对中国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市场和玉米市场具有显着的静态波动溢出效应。国家鼓励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和玉米在燃料乙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汽油中添加燃料乙醇作为清洁能源的初期成果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样本期间表现出燃料乙醇市场向玉米市场显着地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也导致玉米价格波动部分通过燃料乙醇市场对原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原油作为农业生产重要的投入要素，其价格变化影响粮食价格变化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在本研究中也得以验证。针对静态模型难以表达随着时间推移导致的变量动态变化问题，论文第七章分别利用分阶段BEKK-MVGARCH模型和DCC-MVGARCH模型，构建动态联动性模型，分析能源市场与玉米市场间价格波动的动态联动效应。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市场和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关系具有动态差异性。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分别在2008年7月18日、2008年8月22日、2008年10月10日出现显着的断点效应。根据断点检验结果，将整个样本集划分为两个样本子集，即2003年9月-2008年10月、2008年7月-2013年6月。采用分阶段BEKK-MVGARCH模型分析结果表明：2003年9月-2008年10月期间，仅存在原油市场向玉米市场、燃料乙醇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以及燃料乙醇市场到玉米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2008年7月-2013年6月期间，我国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明显增强，存在叁市场间显着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AR(1)-DCC-MVGARCH（1,1）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上半年以前，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间不存在动态相关关系，2008年下半年起，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明显增大，叁市场间的协调程度增强，市场分割程度减弱。论文第八章采用情境假设法，分析原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燃料乙醇产量和粮食价格上涨及粮食安全的影响。情境模拟结果表明我国燃料乙醇产量会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急剧增多。同时，若不考虑政府干预，原油价格的上涨和燃料乙醇的扩张将会大幅增加我国居民在食品支出方面的生活成本，影响居民的福利水平。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仅考虑我国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而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燃料乙醇的发展给我国带来的正面效应将远大于负面效应。本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为：（1）将一次能源、新能源及粮食生产结合起来，在一次能源危机和新能源扩张背景下，研究世界一次能源危机和新能源扩张对我国玉米价格波动的影响。（2）将ARCH类模型、BEKK-MVGARCH模型以及DCC-MVGARCH模型应用于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关系的研究中，突破了ARCH类模型应用的领域。（3）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多种粮食价格波动存在共向同时的特征，本文根据原油价格上涨的程度，模拟在原油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我国燃料乙醇的发展速度、玉米及相关食品的价格波动状况，模拟原油危机和燃料乙醇扩张对我国粮食价格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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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率波动效应的测度与分析[D]. 刘冬梅. 河北经贸大学. 2017
[7].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周期[D]. 李甫伟. 浙江大学. 2015
[8]. 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D]. 吕海彦. 福州大学. 2016
[9]. 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研究[D]. 胡家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
[10]. 能源市场与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及其效应研究[D]. 吴海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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