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大历论文,文人论文,内涵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历时期，是唐代历史上盛衰转折的重要阶段，大历诗坛，也表现为整个唐代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即以“大历体”加以概括，足见其已形成一种独具体格与诗风。然而，大历时期诗坛构成其实相当复杂，活跃着不同的诗人群体与众多的个体作家。因此，简单地从艺术风格角度概述“大历体”之特征，并不能说明这一时期众多诗人何以形成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风貌。本文则拟由文人心态特点的把握入手，窥探大历诗人群体组合的内在条件与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
一
进入大历时代的诗人，实皆经历开天时代而来，除开天时代主要诗人已经辞世之外，杜甫、元结及《箧中集》诗人都是大历前期诗坛的重要人物。然而，据有关史料看，杜甫及元结等人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如现存十种唐人所编唐诗选本中，杜甫诗仅被选入唐末韦庄所编《又玄集》，《箧中集》诸人亦仅因与元结气味相投而自成一集。在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普遍为人推重的乃是一批汇聚都城吟咏酬唱的才子与游历江南徜徉风月的逸士，亦即以长安、洛阳为创作中心的大历十才子与以江南吴越为创作中心的刘长卿、李嘉祐等人这样两大诗人群体。如专选肃、代两朝诗歌并自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的《中兴间气集》所选的主要是这两大群体诗人作品；另据《唐才子传》引刘长卿语谓当时人即以“钱、郎、刘、李”（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嘉祐）并称作为诗坛代表。具体地看，十才子主要活动于京洛地区，并多依附权门，诗多投赠酬唱之作，江南诗人主要活动于吴越地区，并多流连山水，诗多描摹风月之作。但从总体上看，两者皆处于动乱渐趋平息的转折时期，诗作多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透现出共同的暗淡凄清的心绪。因此，十才子在感伤人生、冷漠功名的同时，亦多描写景物之作，由此更直接与江南诗人群融成一致，胡应麟《诗薮》所谓“诗至钱、刘，遂露中唐面目”，正是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将这两大诗人群视为大历诗风的主要代表。在这两大核心周围还活跃着一些不失为重要的人物。如郎士元、冷朝阳、戎昱、畅当等与十才子交往密切，郎、冷二人甚至被后人加入十才子之列，显然皆属于十才子这一文人群范围。与都城文人相比，南渡文士更多，其中有古文家萧颖士、独孤及、李华，著名文人权皋、刘绪、柳镇等，仅就诗人而言，除皎然《诗式》卷四所列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皇甫冉、严维、张继六人外，至少皇甫冉之弟皇甫曾、长期隐居越州的秦系以及包何、包佶兄弟可以算作大历江南诗人群中的重要人物。
由此看来，作为大历诗坛的主导，这两个诗人群体的各自阵营都是甚为庞大的，其大量的诗歌创作活动，实际上表徵了大乱之后文化复兴高潮出现的前奏。当然，这两群诗人各以南北为创作中心，题材选择重心亦有所差异。但“这期间也有交错，如卢纶、司空曙等也写过南方景色，皇甫冉、严维等也曾在洛阳做官”①，两群诗人多有交往酬唱，创作地域亦呈交互与渗透状态，因此在创作倾向、审美情趣上往往显出共同性的特征，客观上也正是那一时代诗潮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序中自称选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述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二首”，其中就主要是由这两群诗人作品所构成，并对这些诗人皆予高度评价。该书实际上成为大历诗坛最早的客观记录与选粹，从其所选诗人及评语看，十才子与江南诗人正以相似的艺术体貌构成大历诗风的主要倾向，并且共同占据了当时最广泛的影响面。特别是那一特定的时代对士人遭际与心态的共同性的深刻影响与模铸，更使这两大群体、众多诗人共同构成一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大历风范。
二
大历诗人都经历过开天盛世，因而皆曾有过开天诗人那样的功业理想与人生意气。如十才子中的韩翃《寄哥舒仆射》诗云“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李端《赠故将军》诗云“谁道廉颇老，犹能报远警”，正是表达功业理想与报国之志的豪情与壮语；江南诗人中的严维《余姚祇役奉简鲍参军》诗云：“童年献赋在皇州，方寸思量君与侯”，皇甫冉《曾东游以诗寄之》云：“沧洲未可行，须售金门策”，也显然流露了以辅弼为己任、取公卿于朝夕的宏愿与雄心。他如戎昱《上湖南崔中丞》诗写道“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其飞扬的神采与豪侠的气势，全然表现出如同开天诗人“布衣一言相为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那样的精神境界。对此，大历诗人并未完全停留于精神的与愿望的层次，而是进行了实在的追求与进取的尝试，他们几乎无一没有应试、出仕的经历，就清楚表明了这种付诸实践的心理。其中韩翃、卢纶、司空曙等人甚至还曾亲历边塞，从戎幕府，以求由边功进身之路，这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如司空曙《送卢彻之太原谒马尚书》：“榆落雕飞关塞秋，黄云画角见并州。翩翩羽骑双旌后，上客亲随郭细侯。”意气飞扬，境界壮阔，置之高、岑边塞诗中，几可乱真。这类作品，当以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为杰出代表，如二、三两首：“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前者以汉代名将李广射石之故事，写出将军神武之伟力，后者则在对边塞战斗生活与艰苦环境的纪实中表现出众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另如第一首写操练军队时“千营共一呼”的壮阔场面，第四首写战胜庆功时“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的势烈景象，构成边塞生活场景的多侧面的生动的展示。这类作品虽篇制短小，但多选取某一特定镜头加以巧妙剪辑，语言凝练，极富表现力。从其精神内蕴看，不仅明确表达出对建立边功的崇扬，而且创造出壮伟的诗境与昂扬的情调。固然，这类作品，在大历诗人全部创作中仅如吉光片羽，但仅此已足以表明开天盛世精神的深层积淀与延续，正如明人王世懋《艺圃撷余》所云“至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从宏观上对文学发展渐进性规律的把握，也就清楚地划出了由开天到大历诗史进程的转折递介的踪影与行迹。
然而，大历诗人感受开天精神之时毕竟人生尚在稚嫩阶段，他们大多在天宝年间或安史乱后登第，到他们成为成熟的社会角色的大历时代，社会秩序与政治局面实际上已与开天时代形成本质的不同，一方面朝廷不思振作，仅能于内忧外患中苟求太平，远无开天盛世那样的广开贤路搜求经世之才的魄力，另一方面自战乱以来，朝政一直把持在李林甫、杨国忠、元载、王缙等权臣奸相手中，他们有意排斥贤良方正之士，这就必然造就了一种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的士风。大历诗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逐渐暴露出依附权势以求干进的委琐人格。如司空曙附于元载之门，卢纶先后为元载、王缙推荐入仕，刘长卿、张继则附刘晏幕府，严维亦因崔涣而得职，韩翃甚至为李希烈草拟篡夺帅位的表奏。在权贵面前，崔峒献诗“岂能裨栋宇，且贵出门阑”，表示不求为国家栋梁，但求附权相之门，钱起则自云“鹪鹩无羽翼，愿假宪乌翔”，全然一副奴颜婢膝式口吻。诚然，干谒求进乃历代文士所不免，但问题在于，大历文人干进之时既没有杜甫“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那样的激烈忠贞的心志，又缺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样的蔑视权贵的傲骨，他们甚至把自己比作一滩“柔而成性”、“浊而徐清”的“潢污”，以“其明若昧，其壅若退”（钱起《潢污赋》）的处世方式而自得，这显然与开天诗人普遍崇尚冰清玉洁的人格与宏大高远的理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即便如此，大历诗人处在动乱的社会、艰难的时日与黑暗的政治条件下，并未能满足他们幻图的对利禄的追求与希望，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大历诗人大多或出身孤贫，或仕途坎
，或屡遭贬谪，在时代的阴影造成的暗淡的人生道路上，希望失落，理想沉沦，由此滋生出一种浓重的空虚感与幻灭感。一方面，面对由盛而衰的急剧变乱，他们感到仿佛“银杯乍灭心中火，金镊唯多鬓上丝”、“前事成金石，凄然泪欲垂”，希望失落后的哀怨，理想幻灭后的悲伤，时时浸染着他们的心灵，如在写边塞诗时曾充满豪情的卢纶，其《春江夕望》诗却成为大历时代悲凉意绪的典型体现：“洞庭芳草遍，楚客莫思归。经难人空老，逢春雁自飞。东西兄弟远，存没友朋稀。独立还垂泪，天南一布衣。”天涯孤旅，又值夕阳西下，已充满感伤情调，而骨肉分离、亲朋隔世，眼前仅有极富象征意味的飞雁飘蓬，显然更增一层凄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借旅雁抒情，在大历诗人笔下甚为普遍，如钱起《寇中送马归洛》“旅思蓬飘陌，惊魂雁怯弦”，韩翃《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耿
《赋得沙上雁》“还塞知何日，惊弦乱此心。夜阴前侣远，秋冷后湖深”，更是“尤有寄托”，“读之令人凄然”②。这样的时代巨变，对于大历诗人心理来说，显然不仅仅是凄凉伤感，而是一种无法理解、难以接受的困惑与迷惘，这在张继《重经巴丘》诗中典型地表现出来：“昔年高接李膺欢，日泛仙舟醉碧澜。诗句乱随青草落，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冥微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去，秋风回首泪阑干。”诗人有意将昔年纵酒欢歌的豪情与当时秋风泪落的悲慨聚合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划出视人生如聚散之云，观世事如冥微之梦的心理感受历程。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的艰难生活与流离处境，大历诗人大多“贫病期相惜，艰难又忆归”、“贫困催年齿，风法掩姓名”，普遍感到一种“生涯难自料”的生活的艰难与苦闷。在羁旅途中，他们感到“流荡飘摇此何极”、“江汉路长身不定”的飘流不定，在端居怅坐时，他们又感到“独坐不堪朝与夕，高风萧瑟乱蝉悲”、“愁人待晓鸡，秋雨暗凄凄”的孤寂凄凉。从大历诗人的实际经历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并未陷入难以为计的窘境，因此，其诗中笼罩着的浓厚的凄苦情调，从本质上看主要是历经战乱、谪贬、高散之后所形成的心理的孤独与精神的苦闷的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的与个人的条件下，大历诗人对人生与世事虽亦有过“家国身犹负”的责任感与“谁念为僧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的不平之鸣，但更多的却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厌倦，对功名事业的淡漠，逐渐呈显一种由对现实世界的疏离转而进入内心世界的体验的趋势。如果说，皇甫冉的《张芬见访效居作》“愁心自惜江篱晚，世事方看木槿荣”，深刻揭示了其个人的内心感受，那么，严维等人《一至九字诗联句》“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厌问城中喧喧多鼓鼙”，则显然代表了这一诗人群体的意识倾向。即使是在已入仕途的情况下，大历诗人亦往往表现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如钱起《县中池竹言怀》就很能代表这种心态：“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荷香度高枕，山色满南邻。道在即为乐，机忘宁厌贫。却愁丹凤诏，来方漆园人。”至于耿《春日游慈恩寺寄畅当》诗云“死生俱是梦，哀乐讵关身”，更以一种消极虚无的思想表露灰暗冷漠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卢纶在屡试不第之时，竟然写出“才大不应成滞客，时危且喜是闲人”的诗句，面对危难的时局，为自身逍遥闲在，无须负担社会责任而庆幸，这与杜甫“临危莫爱身”的无畏精神相比，何啻天壤之隔。
三
大历诗人都经历过安史之乱，有过动荡飘流的生活遭遇，目睹了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因而其诗歌作品中也显然带有战乱的时代烙印与纪实的创作倾向。试看耿《宋中》：“日暮黄云合，年深白骨稀。旧村乔木在，秋草远人归。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唯余近山色，相对似依依。”如实反映了安史之乱在宋中一带造成的严重破坏。又如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寄耿拾遗李校书端》：野日初晴麦陇分，竹园相接鹿成群。几家废井生青草，一树繁花傍古坟。引水忽惊冰满涧，向田空见石和云。可怜荒岁青山下，惟有松枝好寄君。”也形象地再现出战后农村一片荒凉破落的景象。他如李端《过宋州》“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为雎阳守城将士血染城池之事而作，钱起《别张起居》写于至德元年六月，所记正是安史叛军陷长安、玄宗奔蜀之事，诗中“风涛初振海，鹓鹭各辞林”喻百官鼠窜无所依归，“旧国关河绝，新秋草露深”则与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慨同一唇吻。与中原相比，江南地区虽未直接遭受安史兵祸，但也受到严重波及与影响，如永王之乱、刘展之叛，因战争负担加重赋税而造成广大农民的破产与逃亡，以及朝廷为平复各种叛乱而进行的多次战争等，这些情形在其时逃亡江南的诗人笔下也都有所反映，如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南浦菰蒋复白萍，东吴黎庶逐黄巾。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远岫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独伤春。那堪回首长洲苑，烽火年年报虏尘。”此诗所写的是上元、宝应年间唐王朝镇压袁晁起义的战争对苏州一带造成严重破坏的景象，诗中通过江南春光依旧如画的自然描写，更深刻地反衬出“人家尽空”的惨痛的社会现实。又如刘长卿《送朱山人放越州贼退后归山阴别业》：“越州初罢战，江上送归桡。南渡无来客，西陵自落潮。空城垂故柳，旧业废春苗。闾里相逢少，莺花共寂寥。”这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透过这一特定的视角，展现的却全然是一片“罢战”后的残破城池与寂寥氛围。他如皇甫冉《使往寿州淮路寄刘长卿》、张继《阊门即事》、朱放《乱后经淮阴岸》等诗，所写皆为江淮一带战乱之后的荒凉景象。由于亲历战乱生活与自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大历诗人对战乱造成的民生疾苦亦有较为深入的体察，如钱起在《观山人牧山田》诗中，以客观写实的手法，记叙了当时贫苦农民为了交纳租税不得不辛苦开垦贫瘠山地的情形，表达出“顾惭不耕者，微禄同卫鹤”的忧民情怀，成为其后韦应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白居易“自渐禄仕者，曾不事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流人鹤”那样自惭性忧民方式的直接先导。又如其《秋霖曲》在描写了一幅秋雨成灾、生灵陷溺的阴惨画面之后，以“公卿红粒爨丹桂，黔首白骨封青苔”的强烈对比，揭示了一面貂裘玉食、炮炙熏天，一面饿殍遍地、白骨蔽野的社会现实，在鲜明爱憎中构成对贫富不均现象的有力鞭挞，与杜甫大约写于同时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正显示了兴起于那一特定时代的写实思潮甚至在禀性完全不同的诗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共时性的渗融效应。他如卢纶《逢病军人》、《村南逢病叟》，李端《代村中老人答》、《宿石涧店闻妇人哭》，耿《路旁老人》、《赠山老人》等，皆通过对万里归乡的伤兵、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寡妇、流离失所的孤老的凄惨遭遇的描写，揭示了战乱带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与深重的民间苦难。
然而，大历诗人毕竟与以杜甫、元结乃至其后的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的在写实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诗人显然不同，他们触及现实的作品，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大多未能正面剖视重大政治问题与社会现象，较多地体现出一种侧面着笔、引起个人身世之叹或注目于乱后残迹下的风云月露的构思特点与表现方式。比如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对于战乱留下的创伤，诗人并未直接去描写、再现，而是通过个人身世之感叹以及“旧国故关”、“寒禽衰草”的画面构成一种低沉暗淡的情调氛围来加以曲折的反映。又如卢纶的《送万巨》：“把酒留君听琴，难堪岁暮离心。霜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空阴。人愁荒村路细，马怯寒溪水深。望断春山独立，更知何处相寻。”在荒芜破落的乡村环境背景下抒写悲秋离别之情，固可见战争创损与民生凋敝，但整首诗却构造出一幅把酒弹琴、霜风落叶、马涉寒溪、青山隐映的生动图景，在这样的诗境中，社会现实问题显然仅仅表现为诗人主观感受中的一继暗淡的情思而已。钱起在逃难途中，甚至仅注目于“日昃石门里，松声山寺寒”、“清钟扬虚谷，微月深重峦”的空灵景致。即使是面对历经战乱后的故垒废墟，大历诗人也往往以旁观的角度与冷静的态度将之作为自然景象来加以描写，如卢纶《过华清宫》“见说只今生草处，禁泉荒石已相知”、耿《晚次昭应》“藤草蔓古渠，牛羊下荒冢”、李端《芜城》“风吹城上树，草没城边路”、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李嘉祐《晚发江宁道中呈严维》“蝉鸣独树急，鸦向古城多”等等，无论是草生荒冢的京畿故迹、精灵出没的破败城池，还是萧条冷落的江南村野，在这里实质上都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观照对象，被涂抹上一层唯美的色彩，成为大历诗人清雅理致与疏淡风调构成中的重要的物象因素。这些皆如前引耿的《宋中》诗一样，客观上虽然反映出战后农村一片荒芜破败的形貌，但从诗人心理深层及其观照方式看，显然只有“唯余山色近，相对似依依”那样的富有诗意的荒冷感受才是其真正的兴味所在。
正是由于这样的观照方式，以及其“不能自远权势”（《唐音癸签》）的委琐心态的形成、经邦济世的雄心大志的丧失，使得大历诗人面对山河破损、满目疮痍的社会，虽然不得不裹挟于写实的创作潮流之中，但现实本身却并未引发他们积极进取的入世热情，最多只是勾起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从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反而极力走向避世之途，使隐逸成为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如李端曾居终南山草堂寺，后移家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其《送皎然上人归山》诗云“适来世上岂缘名，适去人间岂为情。古寺山中几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云阴鸟道苔方合，雪映龙潭水更清。法主欲归须有说，门人流泪厌浮生”，实际上正道出了十才子的共同心绪。他们即使在为官期间，也往往“为郎头已白，迹向市朝稀。移病居荒宅，安贫著败衣”，过着稍离市朝、迹近效野的以官为隐的生活方式。江南诗人更是远离动乱的中原，“风景随摇笔，山川入运筹”，沉溺于自然山水之中，有关山水写景题材占其全部诗作大半，对此，皎然即称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刘长卿在《首夏于越亭饯奉韦卿使君赴婺州序》中自云“白云芳草，尽入诗兴”，表明了这样的创作心理与兴味所在；顾况《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亦称朱放“能以烟霞风景，补缀藻绣，符于自然”，则概括出这样的创作倾向与特征；甚至在直面战乱中原的伤感之中，他们仍然采取“独向西山聊一笑，白云芳草自知心”的态度，更清晰表明了其有意识地逃避现实世界、借自然性相体悟内省世界的心态。
四
避世内省的心态，与佛教借助对象化力量摒弃外在形相、凝心体悟、忘我忘物以求心理超脱的思维方式恰相契合，因此，“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③士大夫间形成一种与僧道交游的普遍风气，这也正是佛教特别是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禅宗与以湛然为代表的天台宗在大历、贞元间兴盛一时的重要原因与社会基础。当时，湛然门下“受业身通者三十九人，缙绅先生位高名崇、屈体承教者又数十人”④马祖门庭更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⑤，形成一股强大的佛学思潮，大历诗人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中受到佛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浸染。如司空曙“素有栖禅意”，虽一生浮沉于仕隐之间，最终仍是“心归尘俗外”；钱起在逃难途中，也正是通过“噫我朝露世，翻浮与波澜。行运遘忧患，何缘亲盘桓。庶将镜中象，尽作无生观”那样的尘外之想而于磨难之中达到心灵超脱之境。江南诗人与僧道交游更为频繁，如刘长卿《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仍空世谛法，远结天台缘”、《送薛据宰涉县》“既将慕幽绝，兼欲看定慧”，显见对天台教义的皈依，朱放亦“精好涅槃维摩经”，严维自称“无生久已学”，此外，皇甫冉有《福先寺寻湛然寺主不见》、皇甫曾有《题赠云门邕上人》等诗，皆与湛然师待多有酬唱。
固然，天台、禅宗自有宗派之别，但在认识方式上，两宗却多有相通。如天台止观学说最终结论就是万法唯心，智顗《摩诃止观》卷一云“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如工画师造种种色”；禅宗同样主张自心是佛，以自心为万物之中心，如马祖道一承慧能学说，在“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的基础上提出“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⑥，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恰与天台宗“唯于万境观一心”⑦之义暗合。大历诗人“病中贪好景，强步出幽居”，徜徉山林，向往隐逸，正体现了这样的以主观心灵的体验与自然物象的形貌相叠印沟通的思维特点，如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李嘉祐《题道虔上人竹房》“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皇甫冉《题高云客舍》“世事徒纷乱，吾心方浩荡。唯将山与水，处处谐真赏”等，自然景物显然都在心灵化的观照中形成内省体验的媒体，创作主体也正是凭借这种“一片清机”⑧、“空色俱了”⑨的艺术境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精神的超脱。
当然，由于大历诗人自身的因素，他们的隐逸趣尚与开天诗人并不相同，开天时代的王维、孟浩然固亦不免仕隐进退的矛盾缠织，但却始终坚持独善的原则与高洁的品格，大历诗人则既无独善之志，亦无隐逸之实，他们所称道的隐逸实质上是以不抛弃利禄追求为前提的“迹向尘中隐”式的生活，弃其量也只是逃避灾祸的一种方式。从大历诗人既无不应试出仕甚至依附权贵以求进身，又几乎无不曾有隐逸之想与避世之举的事实看，可以说，他们的隐逸本身正是其暗淡人生与矛盾心态的产物与表徵。
具体而言，众多的大历诗人虽然或经历各异，或“或品格差肩”，但其处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而形成的委琐多重的人格与复杂矛盾的心态，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他们得以在“风尘追游向三十载”的密切交游中形成气味相投、诗风相似的文人群体的根本基础。而通过对其复杂心态的剖视，在作为其赖以植根的时代性特征得以曲折呈显的同时，作为其心灵创造结晶的诗歌艺术体貌及审美性态赤已随之朦胧映现出来。
注释：
①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23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③ 《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
④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3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⑤ 《五灯会元》卷三《道一传》。
⑥ 《祖堂集》卷十四。
⑦ 湛然《止观义例》卷上。
⑧ 乔亿《大历诗略》。
⑨ 周颋《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