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的漕运、地域格局与国家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漕运论文,地域论文,格局论文,国家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3-0048-09
魏晋南北朝漕运史一直处在相对薄弱的研究状态，而六朝漕运更是缺乏充分的研究。《中国漕运史》的作者李治亭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成“漕运的局部发展”，对桓温、刘裕等利用漕运支持北伐的事迹有所论述，对魏晋南北朝管理漕运的职官名称有所考证。①马晓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漕运管理制度，对漕渠做功能类型分析，认为漕运的管理形成了皇帝权臣决策，地方郡守和军事将领执行的机制，在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以度支尚书为中心的中央管理机构和以专门职官与地方郡守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漕运事业初步形成了有机管理体系，由于军事斗争频繁，使得军事将领对漕运从决策到执行、管理各环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②我认为漕运是传统集权政治重要的统治工具，漕运的变化也反映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六朝的政权政治和地域关系的历史很是曲折，也影响了漕运的发展，故选择六朝漕运系统建构与长江上下游间地域格局间相互关系为切入口，对六朝漕运与国家权力之关系作一研究，以图发现六朝漕运的特点，求正方家。③
一 六朝漕运的理论问题与历史形势
专门史研究需要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的内涵，漕运史研究大的对象，不仅有漕运活动和漕运制度，还应该有漕运系统作为同等地位的元素。漕运系统和漕运体系等词语都在已有的论著中出现过，但分布散，使用广，缺乏明确和公认的内涵。我的学力有限，想要协调认识，提出精确定义存在着困难，故据个人理解提出认识，以便于论文的展开。论文中用的“漕运系统”按照构成要素可以看成是由漕运线、漕仓仓场、运口等组成，是一个具备运输和储备两种功能的系统。全国(以及分裂时期的政权统辖范围)漕运系统结构下可以按地理区域分不同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各有一条运河作交通主干，或沟通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的漕运运输，或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漕运交通动脉。不同的漕运(子)系统由漕运线联结成为全国的漕运系统。在帝制时代，全国有着一个漕运主干线，它是某个比较重要的漕运系统或是一条沟通各地域漕运系统的大运河线。对漕运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判定因时代条件而定，如北宋是汴河，元明清则是京杭大运河，又如隋朝的漕运系统是由永济渠系统、通济渠系统、江南运河系统等漕运系统组成，永济渠系统包括了自曹操以来河北地区逐步形成的运河网和水运线路，以永济渠为主干，通济渠系统则包括了保留到隋朝的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网，以通济渠为主干。“漕运体系”则是包括漕运管理制度、漕运活动和漕运系统、漕运管理部门的整体。
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是漕运系统的建构和漕运活动形式变化究竟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到底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六朝是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运作透过对漕运的操控，也体现出复杂的变化，我相信选择六朝漕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会有助于理解问题。
六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并未完成，而六朝只能利用南方的经济资源，因此南方经济发展的限度制约了六朝财政运作，决定了漕运系统的建构不能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尽可能降低运输成本。六朝漕运系统的建构主要是以其都城和军事重心为中心展开的。有限资源不仅要满足军需也要满足国用，这导致了六朝漕运系统运行的内在矛盾。六朝能在南方立国已经是南方经济发展的极限，太大规模的军需就很难开展。漕运制度本是为维护大一统服务的，使地方资源可以为国家所用，如果中央政权不能有效的控制各地域，会影响漕运体系的运作效果。六朝时期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比前代都有新的变动。按照已有的研究观点，六朝时期南方主要存在巴蜀、江汉、三吴三大型经济区，另有次一级的豫章、岭南、闽江三个新兴经济区。④经济发展也会促进社会的变化，会有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各个地域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必将不仅使漕运钱粮的来源分布发生变化，也影响漕粮物资的输送。六朝皇权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东晋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门阀士族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⑤南朝的政治形态是东晋世族政治向隋唐皇权政治的过渡形态，“其中，具有地域色彩的政治、军事力量即地域集团是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多个地域集团并存、交织及其活动，在为南朝政治增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⑥地域势力和中央政权的角逐影响了皇权对地域的控制，也影响了漕运的运作。具体地看，六朝漕运系统主干线是长江，而影响六朝漕运体系的地理因素，主要是都城所产生的经济需求，三吴地区的经济优势，荆湘地区政治势力的离心倾向，中下游间潜在的地域竞争，岭南边区的发展及其与统治中心联系的加强，南北间军事斗争所导致的江淮间和江汉间军事经济力量聚合，其中最具影响力者为上下游间地域关系，这也是论文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 上下游间军事重心的变动对六朝漕运系统的影响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有限，军事重心则不稳定，造成了兼顾“国用军需”的漕运系统结构不稳定。
都城是漕运活动的重要目的地，其选址可影响甚至是决定漕运系统的建构，而选择范围大体不出军事政治重心或是漕运便利的经济重心两者。古代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自西汉以后往往处于分离状态，军事重心和都城一样是漕运活动的重要目的地，经济重心则是漕运物资的主要来源。有的朝代注重军事优势，建都不惜远离经济重心，长途高成本漕运，元、清都是典型的例子，有的朝代则建都于经济发达或接近经济重心之地，以降低漕运成本，宋代是典型。六朝疆土比较稳定的部分是长江中下游，中游常为其军事重点，下游则为其境内经济发达区。长江贯通东西，可顺流和溯流运输的成本大不相同。六朝主要是在下游建都，接近三吴地区，便于漕运，只在初期(东吴初年与末年)和晚期(梁陈之际)较短时期内定都上游，都是非常情势下的选择。
东吴是六朝首创政权，其都城反复迁移的历史反映六朝漕运系统和军事重心的关系。在东吴都城问题上有学者提出过观点。陈金凤认为决定孙权两次建都和撤都武昌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军事因素，⑦黄惠贤则认为决定孙权建都和撤都的都是军事因素。⑧赖萍认为建康成为东晋南朝都城是因为地利优势和东吴留下的都城资源、军事条件，以及两百年来积淀的正统地位。这些观点都没有考虑漕运成本的因素，而我认为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尚未完成，下游江南部分在六朝时尚不能做到独力支撑中央集权国家财政，中游荆州也发挥相当的补充作用，甚至后来东晋南朝江州在漕运来源中也占有重要份额。由于国力局限，漕运活动规模受限，六朝随军事重心变化而迁都具有难度。东吴和萧梁一度定都上游，但因漕运成本太高，吴主孙权和孙皓都曾把都城迁回建康。六朝失上游梁益地区的时候，其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上游，而当梁益地区不存在强敌或为六朝所有的时候，军事上的重心则可能在下游江淮间，是军事活动和后勤漕运的重点。
虽然东吴国力可以维持政权的存在，但还不足与北方决战，故其国策为“划江以守”，防御重点在长江中游和江淮间变动，政权依靠的基本经济区却是在下游三吴。孙权占有荆州后，立国条件成熟，选择武昌作为统治中心，因为武昌与蜀魏边疆都邻近，利于组织攻守，特别是防范刘备前来复夺荆州，故胡三省以为“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⑨但从经济和漕运的角度看，建都武昌的成本要比建业高得多。
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稳定下来，孙权乘机称帝，迁都建业，一是由于防御重心已经转移到和曹魏对垒的淮南，二是为降低漕运成本的需要，即把首都放在发达的三吴地区周边，使上游的钱粮也可顺流而下。魏吴两国都在江淮之间投入大量兵力，屯田、积谷、兴水利漕运。故北魏人袁翻说“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⑩
东吴国力有限，孙权甚至无力在建业另造宫室，而要挪用武昌宫殿的建材。赤乌十年(247年)“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11)说明孙吴政权很珍惜国力，长期漕运武昌确实使他捉襟见肘。
孙权集中力量在江东进行漕运建设，在建业周边开凿了连接三吴的运河，“丹徒水道，入通吴会”。(12)赤乌八年(245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13)即破岗渎运河。孙权开凿这段运河，既有发展经济的动机，“通会市”，繁荣沿岸经济，又有为军国服务的措施，“作邸阁”储存粮食。
蜀国灭亡后，东吴西北边关压力大增，荆州成为军需漕运重点。吴主孙皓把都城迁回武昌，又因为漕运成本高引发的尖锐矛盾而再度迁回来，反而使社会负担更加加重。“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漕运逆流而上，成本苦高，难以建立充足的粮储，故“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陆凯说“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14)道出了吴国国库的空虚，说明东吴所能积聚的漕粮很有限。社会矛盾因此尖锐起来，宝鼎元年(266年)，“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15)当年底孙皓迁都回建业。
西晋杜预任荆州都督后上表请伐吴，指出东吴军事困境：“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西晋灭吴作战中，上游的重镇成为重点攻击的目标。
军事重心转移以后，东吴随军事形势的变化而移动都城于上下游之间，却事与愿违。南方经济发展有着自身的限度，后勤支持十分勉强，这可以从东吴军事活动以防御为主体现出来，也可以从漕运供应的吃力状态中察见。在魏晋控制江汉上游后东吴即无力对抗，没有足够的兵、粮同时守御长江中游和下游，难以同时满足国用和军需。这对于以后的东晋南朝，形势是差不多的。
东晋建都建康，除了一度受前秦全盛期的军事压迫外，上游无强敌，还曾数次出兵夺取梁益地区，故军事重心常在江淮间。三吴漕运北上至京口，向西即是京师，沿江转入运河可直趋淮域。军事重心、建康、三吴大致呈一条直线，都城位置稍稍偏离，但南北基本成列，漕粮运往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都较便利。东晋经历了几次兵变，常有人建议迁都。如苏峻之乱后，“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豫章是长江中下游之间要冲，水运条件良好，会稽地处三吴，经济条件优越。执政者王导说：“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16)从军事重心和漕运的关系角度看，王导的观点也是有理由的。如果东晋退步迁都，南迁会稽等地，北方政权南下相逼，东晋会因统治中心远在南方而策应不及，则成“敌进我退”之势。常言道“两军对垒勇者胜”，后来的南宋曾因金兵兵锋相逼，从应天府、扬州、镇江一路南退到临安，气势上已是输了。胡马连年临江临淮之际，东晋若迁都远南，非但军事上失了气势，而且漕运成本也会加大。如果定都三吴，国用所需之漕运需要向东南，而军需所需之漕运需要向淮域，有限漕粮在防御重心和都畿的分配上肯定要起矛盾。如都豫章，则三吴漕粮为国用者逆江上行，三吴漕粮为军需者入江后要转运淮域，两者平时分流易，遇大战时也不好分配比例。如不迁都则三吴漕粮北运和上游漕粮东下，都在建康周边集合，留下供国用者，将可供军需的份额转北运。都城在建康，而军事重心在沿运河向北的淮河流域，则都城和军事重心的需求容易得到保证，运输路线殊途同归，避免反复，漕运效率高，漕运系统结构较合理。故东晋南朝迁都问题关键不在于都城本身，而在于迁都会改变漕运系统结构，改变漕运供需平衡。
梁末曾暂时定都上游，原因是多方面的。承圣二年梁元帝下诏将还建康，遭受中游籍人士反对，发生激烈廷议，“东人劝东”，“西人欲西”。最终“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17)对这段史事从不同角度有不同阐释。从军事重心和漕运的角度来看梁元帝的考虑具有一定合理性。一个重要理由是“建康凋残”，也包括了三吴衰落。侯景之乱对建康和三吴菁华之区的破坏很大，“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18)“自晋氏度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19)“是时，唯荆、益所部尚完实”。(20)下游的经济中心地位已经动摇。且西魏夺下益梁地区，深入江汉，六朝军事防御重心自淝水之战至今又回到江汉间。元帝定都上游，本好集中资源防御。可是西魏完全取得了中游的战略优势，南陈只能回建康建都，虽然国家安危系于上游，也不可能积极有效的守卫，更毋庸说像东吴那样迁都中游以集中资源守卫边关。
三 上下游之争对漕运活动的影响
六朝曾长期存在上下游竞争的格局，上游(长江中游)的荆州具有仅次于下游扬州江东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成为第二个重要漕粮来源。这使六朝政权很难脱离荆州而独立生存。荆州有很多北方移民，军事力量强大，位居上游，有“高屋瓴水”之势。不能控制中游会使六朝在军事政治上处于危险境地。东吴荆、扬两州相对，“均分”长江流域的局面分明，东晋南朝分割荆州，以致湘州、郢州等州先后出现，而江州在荆、扬两州之间出现，使长江漕运沿线格局从东吴的“一分为二”变成三者排列，这增加了地域关系的变数，影响了漕运系统的建设。一旦荆湘地域出现了反对朝廷的力量，处于下游的中央政权往往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不仅仅是由上游的强大军事政治力量决定的，也与荆湘江州漕粮的重要性有关。
东晋建立之始，“王与马共天下”，王敦先为江州刺史兼江、扬、荆、湘、交、广六州都督，后为江州牧，加荆州牧，权势熏天，甚至发动兵变攻入都城，挟持天子，开创了大族占据上游的先例，从此上游的兵、粮很难为朝廷掌握。晋康帝时庾翼上疏主张东西两路北伐，西路以襄阳为基地走汉水、涢水、丹水等道，动摇关中，东路自广陵北上。(21)不待朝廷同意，庾翼自行出兵：“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时欲向襄阳，虑朝迁不许，故以安陆为辞。”(22)庾翼为荆江雍司梁益六州都督，江州也是庾氏势力范围，则六州人力物力调动权在庾氏之手。
后桓温任荆梁四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掌控上游大权，永和元年又出任都督荆雍司梁益宁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23)“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时康献太后临朝，温将发，上疏而行”。(24)桓温西征，根本不等待朝廷同意，以船只运送兵粮直接出发，《晋书·穆帝纪》说他“拜表辄行”。(25)桓温嫉恨朝廷重用在下游北伐的殷浩，“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26)八州人力物力，包括漕运的资粮，都被桓温把持，朝廷无法支配。八州除桓温所都督六州外应包括交、广二州。虽然桓温自都督六州至此，并未加都一州或加刺一州，可是当时交、广两州资财北上先经荆州而后入江州，桓温可以截留。殷浩于淮北屯田积聚军粮，并用降羌姚氏为武力，足见在桓温阻难下，确有兵粮难筹的苦衷，东晋用殷浩北伐实际上只有长江下游的人力物力可用。
桓温子桓玄，先被封为都督交广兼广州刺史，后又加封都督荆州四郡，其兄出任南蛮校尉，掌控荆州的精兵和漕粮。桓玄袭取荆州刺史殷仲堪，迫使朝廷“诏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修为江州刺史”。(27)桓玄上书争取到都督包括江州的八州和扬豫八郡，加江州刺史，“自谓三分有二”。(28)东晋执政谋图桓玄，“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粰橡。”桓玄截断上下游间交通，则朝廷失去与三分之二国土的经济联系，来自上中游的漕运断绝，无力与之进行军事对抗。
刘宋以后皇权渐渐强大，东晋极盛的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南朝实行“宗王掌方镇”，宋武帝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29)南朝宗室为争夺皇权，不惜骨肉相残，上下游间仍会有激烈斗争。一旦上游出现强大的政治势力，则上游漕运不但又不能被朝廷控制，反而又被作乱者为向下游的进攻提供支持，故南朝坚持在上游分立更多的州，分化上游重镇，也使之对国家漕运活动的危害降低，但上游漕运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如萧衍在萧齐为宗室族亲，建武五年出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掌握上游要地，自以为“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30)“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永乐二年起兵，有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31)次年拥立南康王为相国，以“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32)打到竟陵后，他围攻鲁山，打通沔汉，称“郧城、竟陵间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萧衍明了军事交通大势所在，以为：“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络数州。”
又如，侯景之乱发生后，陈霸先率岭南兵力北上勤王，借助长江中游漕粮作军粮平定下游，利用巴丘仓转运军粮。故封赏他的诏书称：“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蠡泽，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丰，壶浆之迎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舻舳相望，如运敖仓之府，犀渠贝胄，顾蔑雷霆，高舰层楼，仰扪霄汉，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33)巴丘仓为长江中游之最重要仓储，其在六朝漕运史上有特殊地位。(34)
四 上下游“夹缝”中的江州漕运
六朝时期，巴蜀和岭南以及长江下游的山区，豫章地区，闽中地区社会经济都有一定进步，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来源，也影响着地域格局。巴蜀梁益地区距离统治中心较远，六朝不能长期保有，其地域对六朝形势影响远不如其他地区。交广与江州地域对漕运系统影响是值得深入的问题。江州地当军事要冲，“自六朝以来，州常为中流雄镇，得其人守之，未尝越浔阳一步也”。(35)东晋设江州，既顺应了江州的发展，又隔离了荆扬两重镇。如果把长江漕运线比作常山之蛇，则扬州为头，荆州为尾，江州为中腰，地理位置很敏感。来自荆州湘州的漕运必要经江州到达扬州，江州还是岭南通往统治中心的近便水路。长江与赣江汇合处的豫章不仅是新兴产粮区，也成为东、西、南三方向政治势力沿水路争夺的焦点。岭南也呈发展态势，在南朝后期当地社会势力也有“异军突起”的倾向。梁陈之际，来自岭南的政治力量数次越岭北上，参与六朝全国范围内的权争。“自南昌以南诸郡之水悉合于赣水，而委输于鄱湖。地势南高而北下，上流之重恒在南方，故岭峤发难，赣江上下千里之间皆为战地，振古如兹矣”。(36)为控制江州和岭南，控制长江漕运线，掌握上下游的平衡。江州在六朝地理格局中的“棋位”如何及对漕运系统发生影响同样也受统治者高度关注。东晋在江州发展的漕运系统不但负担了上下游间转输的重任，还成为维持当地军事力量的重要保障。
首先，豫章郡周边粮食生产自三国以来一直有所发展，就地就可在周边聚粮，这也是建立仓储的客观基础。
“汉末战乱，豫章是东吴立足三吴的后院，夺取长江中游的前进基地”，东吴在这里兴修水利，大搞屯田，东晋时豫章成为江州治所，“一跃成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新兴经济区”。(37)豫章产粮可经赣江及其支流汇集入长江漕运。刘胤任江州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苏峻之乱后，“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38)江州如此重要，地域控制权包括江州漕运控制权自然为上下游所争夺。
其次，江州本地漕粮不仅要转运下游统治中心，也会因军事需要而转输上游，成为中游的有力支持，也会因此为中游大族势力操控，削弱中央权力。
东晋六州都督兼荆州刺史庾翼曾想自武昌移镇乐乡，王述便提出“又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39)
前秦苻坚强盛起来后，襄阳不保，东晋大员桓冲把荆州治所南迁，每年漕运三十万斛供军需：
“冲既到江陵，时苻坚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于是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40)
苻坚步步进逼，桓冲只得请求朝廷加强夏口守卫，加强江州，并兼领江州刺史以备沿江上援，原因是单凭上游的兵粮已经难以抵御前秦：
“冲既惮坚众，又以疾疫，还镇上明。表以‘夏口江沔卫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1)
第三，史书记载中江州当地有三个漕仓，均设在交通要冲，规模都是全国一流，其选址均含有深刻战略考量，像钓矶仓的设置也有上下游间权力角逐的色彩。
江州的钓矶仓和豫章仓，按《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和京城太仓一样“并是大贮备处”，(42)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重要仓储，其战略价值可以由所处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观察。豫章仓顾名思义设在豫章，晋成帝以前豫章郡是江州州治。秦朝的时候，郡县已经普遍设仓，豫章仓也就是江州州仓。
钓矶仓又名钓圻邸阁，钩圻仓。(43)《水经注》记载东晋南朝度支校尉也以鄱阳湖口的钓圻邸阁为治府：“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44)《水经注》流传年代悠久，文本有错讹遗误。史料原文末句的“校尉豫章”一语略有不解之处。按豫章本为郡名，抑或度支校尉名字与所治郡名巧合？又或本来记载是讲豫章郡本地的都尉、郡尉或校尉，或言他事，因文本传播年久字迹缺失？难以考证。汉末孙策割据江东，曾在豫章当地分原“豫章都尉”或“豫章西部都尉”六县，设一建昌都尉，(45)未知《水经注》原本所指是否为此官职。邸阁前以石头筑成长六十丈的可容纳几十艘运粮大船的码头，也反映出仓储规模之大和转运能力之强。
为何陶侃把邸阁移至此处，校尉又为何要大事建设？陶侃在东晋时曾统领八州，总揽上游大权，威震南国，但其辖地多在西方，占据上游，虽曾参加平乱，但也都是自西向东用兵。他在长江由上游向下游转折的豫章设立度支校尉治所有他的独特用心，是为扼住这一军事要冲服务。自秦汉修筑跨南岭南北的交运系统后，自岭南北进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向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进军，自湘江转入长江，另一条路则是越大庾岭向赣江流域，即今天的江西，都可以走水路或水陆并进。后一条路沿南康、庐陵走到豫章就可以自赣江入长江航行，直接进入江东地区的水上交通系统，是岭南交广地域和六朝统治中心联系的捷径。因此岭南叛军直接进入政治中枢的快捷方式是夺取豫章，切断来自上游的援军，直捣建康，而对于中央政权则要守住豫章，阻挠叛军北进，或顺流越岭南下平叛，保持好上下游的联系。如东晋末刘裕就曾与卢循叛军围绕豫章作过一番周旋。刘裕北伐，徐道覆劝卢循趁机北上：“……若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将军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倾其根本。”卢循越岭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朝廷震动。“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刘裕卷甲兼行而回。(46)另，侯景之乱后，梁大宝二年，陈霸先越岭北上勤王，“陈霸先引兵发南康，灨石旧有二十四滩，会水暴涨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霸先进顿西昌。”(47)胡三省考证东江发源于汀州新乐山，会于章水，西江导源于南安大庾县之聂都山，与贡水合，会于赣水。“二水合而为赣”，则陈霸先可溯水越岭北上，符合当时水文地理的客观情况。陈朝建立后，岭南萧勃北上争衡，于太平元年走南康北取豫章：“自广州渡岭，顿南康，遣其将欧阳頠、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于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平之。”理解了豫章的地理重要性，也就可以了解在这里设立大型漕仓的意义。
钓矶仓的水运腹地至少包括整个赣江流域，据《通鉴》胡注：“钩圻米，南江(即赣江)之运所积也。”(48)直到明清此处仍是漕运要地。(49)
盆口，又作湓口，可算是长江中真正的交通要冲，地属江州治所寻阳郡境，即长江入彭蠡口，彭蠡即鄱阳湖，长江在此段北有雷泽，南贯彭蠡，彭蠡下接赣江，有盆城，又作湓城。江州治所本在豫章，晋成帝改为寻阳郡，庾翼为刺史则又改为豫章，很快又回到寻阳，州治在盆城。盆城仓也是州仓。读史者如果细心检索，会发现在东晋南朝的军事史上这个地名出现的频率很高，主是因为这里是一个长江航运的“三岔路口”，向西溯流入荆州，向东顺流入扬州，向南越彭蠡而可入赣江，在这里置漕仓一是因漕运便利，便于积蓄，接近州城，二是为军事活动而预备储粮。我认为盆口与钩圻如同江州当地漕运网的两个“眼”，活了荆扬之间的一盘棋。湓口仓之战略价值也可通过湓城体现，可试举数例。
东晋时，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自领江州。荆州牧陶侃“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50)这是以湓口为争夺江州的必须。又如后梁太清二年韦粲伐侯景，献计江州刺史萧大心：“上游蕃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实宜在前；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直且张声势，移镇湓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萧大心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之。(51)又如梁元帝遣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其部驻扎湓城，并依靠陈霸先借巴丘仓和湓城仓转输漕粮供军：
“僧辩军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高祖(陈霸先)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时僧辩已发湓城，会高祖于白茅湾……”(52)
以上史料中巴丘、湓城、豫章三个军事与漕运要地都出现了。自上游转输向下的漕粮进入江州先储盆口仓是必然，胡三省认为“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53)则盆口仓之水运腹地包括长江中游产粮区。
第四，鉴于江州漕运的重要性，在六朝时期，像钓矶仓这种漕仓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在皇权加强的驱使下。
刘宋时“时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始兴公臧质握疆兵，据冲要，辄散钓矶仓米，心惭不安，乃要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司州刺史鲁秀等说南郡王义宣”，按史文意，臧质怕朝廷追究，竟要拥戴刘义宣谋反。(54)臧质不经朝廷允许而私散其米的还有盆口仓：“时世祖自揽威柄，而质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55)
五 结论
漕运本是加强大一统国家统治的工具，故漕运的发展与国家中央权力强弱密切相关。六朝皇权比较不稳定，左右地域内与地域间漕运活动，争夺漕运活动所承载的经济资源，成为皇权与异己力量的斗争手段之一。交通运输系统拥有腹地和吸引范围，漕运系统也不例外，六朝地处南国，以舟楫为车马，漕运系统的腹地可以覆盖几乎全部疆土，漕运系统不仅成为抽取各地菁华的“管道”，又可以根据军事需要向各地运兵运粮。因此漕运系统的功能和地域控制也紧密联系。这样的战略价值不仅为六朝中央政府所关注，也为其他立足地方的势力所觊觎。在六朝皇权相对软弱的背景下，漕运系统建构的操控权有机可乘，当然成为不同力量积极利用和争夺的对象。历代发展漕运，都有地理局限性，六朝也不例外。南北对峙，上下游经济发展不平衡，都是影响六朝漕运活动供需地理的因素。一个政权建构漕运系统不是随心所欲，要尊重经济地理因素，才可能最大地降低漕运制度运行成本，提高漕运的效率，甚至要根据地理因素变化来调整。漕运活动的规模、范围与国力的大小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程度毕竟有限，六朝国策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漕运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战略工具，其变迁在六朝时期受到了国家权力斗争和地域格局的重大影响。
注释：
①李治亭：《中国漕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82-92页，第94页。
②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魏晋南北朝的漕运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至今没有专著出版，也缺乏专门论述六朝漕运的论文。
④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5页。
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⑥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⑦陈金凤：《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析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⑧黄惠贤：《公元三至十九世纪鄂东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见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⑨《资治通鉴》卷69，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94页。
⑩《魏书》卷57，《袁翻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9页。
(11)《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5页。
(12)《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
(13)《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第1146页。
(14)《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第1400-1402页。
(15)《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第1166页。
(16)《晋书》卷65，《王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1页。
(17)《资治通鉴》卷16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104页。
(18)《资治通鉴》卷163，第5039页。
(19)《资治通鉴》卷163，第5045页。
(20)《资治通鉴》卷163，第5046页。
(21)(22)《晋书》卷73《庾亮列传》附《庾翼列传》，第1933页。
(23)《晋书》卷8《晋穆帝纪》，第192页。
(24)《晋书》卷98《桓温列传》，第2569页。
(25)《晋书》卷8《晋穆帝纪》，第193页。
(26)(27)《晋书》卷98《桓温列传》，第2569页。
(28)《晋书》卷98《桓温列传》，第2590页。
(29)《宋书》卷68《南郡王义宣传》，第1798页。
(30)《梁书》卷1《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页。
(31)《梁书》卷1《武帝本纪上》，第4页。
(32)《梁书》卷1《武帝本纪上》，第6页。
(33)《陈书》卷1《武帝高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页。
(34)可参见拙作《〈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84页。
(3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85页。
(37)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38)《晋书》卷81《刘胤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114页。
(39)《晋书》卷75《王述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962页。
(40)《晋书》卷99《桓玄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89页。
(41)《晋书》卷74《桓彝列传》附《桓冲列传》，第1951页。
(42)《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74页。
(43)钓矶仓的“矶”和钓圻仓的“圻”同义。下文引用《宋书》《臧质传》史料中又有钩圻仓，也是在江州，“钩”字与“钓”字字形相似，字义相通，都与钓钩有关，所以三个漕仓应是一个仓储，史书对仓名记载有误。“矶”按照《辞海》(《辞海》，第16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的解释，是水边突出的岩石。矶头则是“保护河岸、堤防和滩地的靠岸短建筑物。”如古代南方称呼江边的景观，采石矶、燕子矶，孟浩然诗《经七里滩》云“钓矶平可作，苔磴滑难步。”“圻”义为“方千里之地”，又“通‘碕’”，意为“曲岸”。(第527页)谢灵运诗《入彭蠡湖口》云：“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我想无论“钓矶”还是“钓圻”，大概义同“钓鱼台”的意思。
(44)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9《赣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922页。
(45)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46)《宋书》卷1《武帝本纪上》，义熙六年条，第17-18页。
(47)《资治通鉴》卷164，第5069页。
(48)《资治通鉴》卷128，第4011页。
(4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89页。
(50)《晋书》卷66《陶侃列传》，第1775页。
(51)《梁书》卷37《韦粲列传》，第606页。
(52)姚思廉：《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第5页。
(53)《资治通鉴》卷128，第4011页。
(54)许嵩：《建康实录》卷13《世祖孝武皇帝》第47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55)《宋书》卷74《臧质列传》，第1914-1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