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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描述自然选择时说：最适合生存的是那些能调整自己以适应改变中的环境和新的竞争的物种。这也正是今天的本土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
在面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双重压力下，本土企业不得不针对自身竞争能力的不断下降进行反思。亘古不变的一个定律是，正确的产业判断、理智的自省能力和再造精神，仍会是本土企业在重重困境中寻求出路的护航明灯。
重振企业家精神
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或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中，管理者个人的理想与企业组织的理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企业家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就会造就企业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个人的境界低下或不恰当的夸大理想，企业失败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这也造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企业现象，即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家个人的失败，不仅仅是局限在其个人的失败范畴内，而是同时成为了企业组织的失败。
企业家决定企业的命运。而企业家的人性弱点，又无疑是企业家人生危机的内在第一催化剂。
倪润峰、郑俊怀、黄宏生、万明坚等个人命运的起伏也折射了各自企业的命运。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屡建奇功；他们率领下的企业曾问及鼎峰，兴盛一方；尽管他们率领企业崛起的线路不尽相同，却最终难逃悲剧命运，或败走麦城或晚节不保或蹲监狱……穷途末路的企业家们，以最为残酷的方式给外界以警示：企业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敬重与最大利润，自身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与他共同存在。
国内市场的日趋成熟，国际市场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如果这种“劣根”本性不戒除，那么国货就无法跟国际巨头竞争。
因此本土企业再造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再造。
首先，企业家最需要的深谋远虑，洞悉未来的能力，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鼠目寸光，唯利是图只会是毁掉前程。
面对激烈的竞争，靠匹夫之勇取胜的江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前，国内有些企业家常常容易目光短浅，打下两三个山头就称王。如彩电、手机等行业的争霸战不仅消耗了国内厂商的内力，也让国外品牌乘机全力反击。
其次，企业家精神贵在创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讲的是胆量、９０年代讲的是眼量，而现在更重要讲的是肚量，即包容心态和占有全球资源的野心。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家在夯实企业的基础后，开始以国际化的眼光注视全球同行业竞争态势，便有一种并吞八荒的野心。
尽管ＴＣＬ国际化进入阵痛期，但以并购的方式进行国际化，ＴＣＬ董事长李东生被看成是国内企业的开拓者。“一个用时尚眼光发现商机的经营者；善于包容、不断突破；每一次山重水复，他总能峰回路转；面对贸易壁垒，他逆向思维化敌为友。广东创业２３年，他总在寻找新鲜的螃蟹。”这是２００４ＣＣＴ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委会给李东生的颁奖词。李东生“梅开二度”当选ＣＣＴＶ年度经济人物，同时“梅开二度”获“年度创新奖”。
李东生带着自己的团队一直在走着自己的国际化之路。首先是在东南亚、中东、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以推广自有品牌产品为主，逐步形成自己掌控的销售网络；对于成熟的欧美市场，初期利用制造优势以ＯＥＭ等方式输出产品和服务，积累了一定竞争力后，通过收购跨国品牌最终成为全球消费电子主流厂商之一。
李东生说：“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开放务实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创新、进取、勇于承担责任和接受挑战，担负起实业强国的使命。只有强大的企业才能支撑强大的经济，而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强大的国家。为实现强国梦，ＴＣＬ未来５—１０年的目标就是要将企业从最大做到最强。”
尽管受合资公司尚未扭亏拖累，ＴＣＬ今年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都面临巨大压力。李东生认为，依中国企业现在实力，进行海外并购确实存在巨大风险和难度。但如果现在不做，中国企业将错失良机。因此，明知难也要知难而上。这是中国企业家特有的精神。
第三，本土企业家需要重构合作与尊重对手的精神，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软肋是不会合作，不善于合作。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这是一句让每个中国人听起来都颇感无奈的话，即使在人人都呼吁合作的前提下，中国同行间的不合作，甚至自相残杀的历史也很难被改写。
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上，很难找到堪称楷模的对手，相反，在竞争中给对手出难题、“射暗箭”、“使绊子”，乃至互相拆台、制造丑闻的小动作倒成了“不二法门”，颇为流行。
在合作上，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学习日本企业。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海外市场开创出一片天地，合作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基础。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国际市场开拓虽然潜在利益巨大，但是风险重重，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面前，日本企业变得空前团结。日本企业在进行新产品研发时能够做到通力协作，即使是最尖端的技术也能完全共享。日本企业能够相互长期合作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点：一是在日本国内市场有限时，合作开发国际市场符合多数日本企业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市场空间有限时，合作研发的体制能够创造出足够容纳每一家日本公司的巨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企业需要的合作是在共同开发国际市场和共同发掘国内市场潜力这一高层面上的合作，而不是在国内现有的有限市场上拙劣的价格同盟。
由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与发达国家不同，在经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又面临更残酷的市场经济的考验，特别是我国加入ＷＴ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营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必须最大限度地遵循“与时俱进”的法则。
品牌在忧患中升华
近期，在欧美抡起反倾销、特保的大棒下，本土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
商务部官员曾表示，反倾销已经成为中国品牌扩大出口的重要障碍。的确，反倾销是盾，它保护了本地企业，而将别国（或非关税同盟国）产品拒之门外。
近年来，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的案例一宗接着一宗，从节能灯、彩电、洗衣机、木制家具到钢材、纺织品、打火机等等。截至２００４年底中国已经受到各类反倾销起诉逾６００多起，连续９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国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
不过，也并非遭遇的反倾销调查都是对方在“找茬”，有些时候是国内企业自寻短见的结果：国内一些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得知同行在某一国际市场出口成功便蜂拥而上，“扎堆”现象加之对无序竞争缺乏引导，导致了我国企业之间互相杀价，恶性竞争，这也正好给国外以反倾销的证据。
当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一抬头，中国制造似乎乐不起来了：曾经拥有的巨大优势，突然间变得岌岌可危。
目前，中国企业有个很大的特点，做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很多企业直到今天，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生存上，企业没来得及做大。部分脱离生存危机的企业，面临着企业做大做强，往往在人事、资金、销售、重组等方面忙得一头雾水，品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这样一来，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他们仍然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市场，就这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美国市场上有不少中国货，在纽约，从最低档的９９美分连锁店到第五大道的服装店，都可以看到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虽然中国企业的产品已经打进了美国市场，很有可能这家企业仍然站在这个市场之外。
忧患之中的本土企业似乎不甘心轻易地倒在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铁蹄下，遭遇打压后，纷纷扛起打造品牌的大旗——通过创新和改进，从而摆脱廉价低质的品牌形象。
目前，中国企业正加大力度向海外销售品牌产品——许多企业本身也确有理由要在发达国家树立自己的品牌。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对价格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压力，而品牌产品则可以比ＯＥＭ产品更为有利可图，同时参与海外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除旧布新，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说起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打造自有品牌的企业，华为是第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
在网络领域，思科是一个帝国。在这块地盘上，它已经让无数前来挑战的竞争者折戟沉沙，然而，在通信领域年纪尚轻的华为，却偏偏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的对手。在一场无所谓输赢的知识产权官司中，思科以一场诉讼正式承认华为作为其全球竞争对手的资格。
２００４年华为销售额约有２２．８亿美元来自海外市场，这个数字占到了全部销售额的２／５，完成了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到以国际市场为业务增长重点的转变。
任正非曾经说过：“海外市场拒绝机会主义”。华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什么是国际领先，认识到自身的差距，并点点滴滴地积累着国际竞争的经验。
目前的华为已经开始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和服务，从拼价格到树品牌，从非主流到跻身主流设备提供商名单的嬗变。
华为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
“未来的行销是品牌的战争。”美国著名品牌专家、现任麦当劳执行副总裁兼全球市场推广总监赖特（Ｌａｒｒｙ Ｌｉｇｈｔ）告诉我们，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重要，而拥有市场的惟一途径，就是拥有强势的品牌。
突围低端产业链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知识产权的严重性渐渐退居于反倾销之后。但随着中美贸易逆差加剧以及中国假冒品的泛滥，知识产权问题再度升级。
４月下旬，中、美相继推出的两份知识产权报告，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得出了颇具差异的结论，亦可视为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升级的前奏。
新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波特曼更称要“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首要解决的是知识产权问题。
在当今全球知识产权保卫风暴中，如何为中国赢得发展的空间，不仅是对新一代的贸易谈判代表的考验，也是对迈过ＷＴＯ过渡期的整个中国经济的考验。
多年来，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的指引下，我国引进了大量技术。但我国在历次五年计划的规划中，一直忽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导致我国企业一直在产业链的低端徘徊：芯片在美国，协议软件和电路设计在欧洲，整机设计在韩国，而生产，则在中国。
以液晶显示产业为例，发达国家以特殊玻璃沙为材料，制成面板输入中国，赚取了液晶产品利润的大约８０％－９０％，而由于此类半成品全部需要进口，使得中国生产的液晶电视，其价值的８０％以上发生在国外。这就造成了中国电视机企业始终处于科技产业的末端。
可叹的是，国内企业在提起中国手机、彩电、空调业时，无不大为骄傲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世界有三分之一的手机、一半以上的彩电和空调在中国生产制造”。但是，冷静地想一下，就会感到大为悲哀，中国只是通过生产来获取盈利，这种单一、低端并且极易被替代的盈利模式，赚取的仅仅是整个产业链中，被瓜分得所剩无几的残汁冷羹。
更可悲的是脆弱的产业链怎能支撑我国产业的长久发展？果然，在国际品牌的封杀和国际市场的变动之下，国产手机供应链危机大规模爆发，这严重影响了国产品牌的推陈出新的速度，这也是今年国产手机商集体失语的一个根本原因。
令人庆幸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联想是国产手机阵营里的一枝独秀。联想在供应链危机产生之前，就利用自己在ＩＴ行业中的优势与微软等大型供应商组成协作伙伴关系，形成大联想同盟，构建了较为完善和流畅的产业链。
无论“手机生态链”是否会改变中国手机业未来的命运，手机市场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格局，都不可否认，联想的选择既可以说是未雨绸缪，也是国产手机对抗国际手机巨头的先行之举。
国产手机确实也想过在价值链上有所突破，期待向价值链的更高端迈进，然而，核心技术缺乏就像一只拦路虎，吓倒了一批挖一桶金就走人的投机者。虽然，有少数勇士如ＴＣＬ、波导、迪比特者仍然继续努力。
本土企业必须突破被全球化竞争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才能赢得未来。在低端领域大战犹酣的彩电巨头们也开始将目光往产业链上游漫溯。
近日，创维宣布进军６英寸半导体芯片产业，与之遥相呼应的是：３月初，ＴＣＬ携手住友进军显示器领域，长虹与中华映管合作切入平板电视面板也在积极酝酿当中。彩电厂商一场“上游”大戏正悄然上演。
创维集团总裁张学斌透露，进军半导体将为创维下一步涉足芯片设计奠定基础，而在未来世界彩电业的竞争中，只有具备芯片设计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强势企业。
中国的电子组装业发达，但如果只是单纯的整机加工厂，随着入世后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本土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将会逐渐消退。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补上核心技术的“短板”，成为它们纷纷争“上游”的一个主要动因。
而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的明显好处在于：首先，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其次，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打击竞争对手。
是负重前行还是全面退缩？处于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本土企业正在尝试着寻找“新坐标”的巨大使命：首先是本土企业要以设计制造能力巩固国内市场地位。其次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施国际化战略。利用产业分工的有利条件，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战略联盟等手段积极整合国内外资源，包括设计、生产、渠道、品牌等，在较短时间获得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