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角度看论文,占星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子》一书内容驳杂，涉及先秦诸子以及农、兵、医、方技、术数、天文等，涵盖今天学科分类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天文、历法、水利、土壤等自然科学，在近代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当今中国学界有管子学会，出版《管子学刊》，《管子》研究遂成为专门之学，有显学之势。但是，《管子》中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尤其是具体篇章的写作时间，稷下学派与作者问题，成书年代问题等，都没有定论。
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管子》，人们历来重视其中《内业》、《白心》、《心术》上下四篇，而对于《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等篇的阴阳五行思想研究较弱。①特别是《管子》与占星学的关系，至今未见任何专论的文字流布于世。本文论及《管子》与邹衍学派的关系，实质即是《管子》与阴阳五行学说和占星学的关系，涉及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课题。澄清这个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发展和逻辑上厘清上述一些问题。
我在《〈月令〉思想纵议——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一文中曾经论证，《月令》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折时期的作品。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占星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而这个思想只能来自邹衍及其学派。从《管子》对于《月令》的影响来看，这个转折实际上是从《管子》开始的，到《月令》才基本成熟和完备。这个观点能否成立，必然涉及《管子》中的这些思想与邹衍学派的关系。
本文认为，《管子》第一次以哲学的形态表述了阴阳五行说与占星学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不仅是《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等篇的核心观念，也散见于《管子》全书之中，在《管子》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作者只能是邹衍学派。它直接影响了《月令》，还是后来阴阳五行说和占星学结合的秦汉思想之滥觞。
一 《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与《月令》
学界基本认为《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并且是《月令》的雏形和来源。②我们不妨把每篇各引一段，与《月令》对照分析。先看《幼官》：
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时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欧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此居于图东方方外。③
《幼官》把四时(春夏秋冬)与五方(中东南西北)、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音(宫角羽商徵)、五数(五八七九六)、五井(黄后之井、青后之井、赤后之井、白后之井、黑后之井)、五兽(倮兽、羽兽、毛兽、介虫、鳞兽)依次相配。中央没有纳入四季。以12天为一节气，春八节，夏七节，秋八节，冬七节，共三十节气，名曰：地气发、小卯、天气下、义气至、清明、始卯、中卯、下卯、小郢、绝气下，中郢、中绝、大暑至、中暑、小暑终、期风至、小卯、白露下、复理、始节，始卯、中卯、下卯、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寒至、大寒、大寒终。④实际上这里“小卯”、“中卯”、“下卯”、“始卯”各重复一次，实名只有二十六。“义气至”相当于春分，“寒至”相当于冬至。这与我们今天二十四节气很接近。与四时节气相配合，《幼官》中已经有四时政令和禁忌。
“幼官”二字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玄宫”二字之误⑤，他们都认为《幼官》所说的就是汉代“明堂之学”的主要内容，君主每日的衣食住行都在考究之列。因此，《幼官》被认为与《月令》关系最为密切。
应该注意的是《幼官》中没有提到五行。再看《四时》：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獒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⑥
《四时》把四时与五方相配，配法与《幼官》不同，加上了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星日岁辰月)、五气(风阳雨阴寒)、五德(星德日德岁德辰德月德)、五政。东、春与木相配；南、夏与火相配；中与土相配并入夏季；西、秋与金相配；北、冬与水相配。发五政之日春为甲乙、夏为丙丁、秋为庚辛、冬为壬癸，中央辅四时。还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配有骨气肤甲血(与人和动物发育相关，类似《水地》的“五内”)、发赏和收罚(与政事相关)、风暑雨阴寒(类似五性)。⑦
《四时》特别强调时节的重要性，说：“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路”意即失其常居。并以四时作为统领阴阳五行、五德的主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必长，不中死者，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同时还有“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之说。⑧
再看《五行》：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水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卯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雏
，不夭麑
，毋傅速，亡伤襁葆，时则不凋。七十二日而毕。⑨
《五行》除了五行，还有六相(蚩尤、大常、奢龙、祝融、大封、后土)、五钟(青钟，大音；赤钟，重心；黄钟，洒光；景钟，昧其明；黑钟，隐其常)、五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在《四时》中，五行与四时的匹配并不协调，《五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一年分为五节，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与五日对应：甲子木，丙子火，戊子土，庚子金，壬子水，每节72天。时节安排有类于《幼官》的五节。
《四时》、《五行》篇与《幼官》、《幼官图》有很多关联，尤其是四时政令禁忌，与《幼官》相似之处甚多。再看《轻重己》：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牺牲以鱼。发号出令曰：“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钻鐩，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耜耒耨，怀鉊鈶，又
权渠
，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为酒食，所以为孝敬也。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⑩
《轻重己》把一年分八个46天，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主要描述天子祈年的仪式和政令。祭有日、星、月，牺牲有鱼、彘，谷有麦、黍、禾，天子之服色有青黄白黑。
上述四篇都阐述了天文历法、四时节令与阴阳五行的结合，但胡家聪先生发现，“四篇阴阳家作品虽然均属于五行相生的系统，但在五行方位配合四时节令上竟有三种构造方法，反映了阴阳家学者的不同家数”。这三种分法：一是四分法，即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幼官》、《四时》属于这一家；二是五分法，将一年分为五个72日，其节令与五行方位恰好吻合。《五行》属于这一家。三是八分法，把一年分八个46天，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轻重己》属于这家数。(11)
除通常被学者提到的以上四篇之外，《水地》中的五行思想与《月令》关系也很密切。例如：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12)
《水地》中，除五行、四时、五方、五味之外，还有五藏(脾肺肾肝心)、五内(隔骨脑革肉)、九窍(鼻目耳口及下窍)，令人关注的是，它把五行与五脏对应起来了。
从《幼官》把四时与五方、五色、五味、五音、五数、五兽、五井相配，到《四时》加上五行、五星、五气、五德、五政(还有类似五内、五性)，再到《五行》加上六相、五钟、五日，再到《水地》加上五藏、五内、九窍，《月令》中的星、日、帝、神、虫、音、律、数、味、臭、记、祭，基本上完备了。因此，《月令》可以说是它们的集大成之作：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民道，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焱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久。(13)
当然，以上《管子》五篇中的五音、五兽、五脏与五行的对应关系，与《月令》不尽相同。《管子》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角羽宫商徵，羽毛倮介鳞，脾肝心肾肺；《月令》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角徵宫商羽，鳞羽倮毛介，脾肺心肝肾。但这不妨碍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因为《管子》之内的《幼官》与《水地》的五味次序也不相同。《月令》中还有五季(春夏中央秋冬)、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臭(羶、焦、香、腥、朽)、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五居(青阳、明堂、大庙、总章、玄堂)、五食(麦与羊、菽与鸡、稷与牛、麻与犬、黍与彘)，这些《管子》中有些只有雏形，有些则基本没有。而四时政令及禁忌，《月令》与《管子》内容基本一致，有些语言甚至相同，但也有很多不同。总之，《月令》应该是对于《管子》的发展、完善。
《月令》不是简单的历法，而是以十二律为经、五行为纬构成的一种天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五音、无色、五味、五方、十二律与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鱼虫、鬼神祖先、男女老少等交互一体，与季节以及每个昼夜发生特定的关联，同时对于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与士农工商的生活与劳作也逐一安排，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很明显，其中五行思想得到十分成熟和充分的表现。冯友兰先生说：在《月令》中，“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所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因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空间的架子，也是一个时间的架子，总起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14)。徐复观先生说：“天道由阴阳而见，阴阳则运行于四季十二个月之中，所以天道是由十二个月的推移而见。他们于是把认为与四季十二个月中阴阳之气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礼乐及相关的思想，组成一个互相配合的系统，以达到他们‘与天同气’，亦即是天人合一的目的，这即是他们所自称的‘十二纪’。……《逸周书》取纪首为《月令》五十三……淮南宾客采入今日所称为《淮南子》，稍加损益，称为《时则训》；戴圣编定《礼记》时，采入为《月令》第六，遂列为儒家不刊之典，这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所没有的盛事。”(15)
《月令》这个世界图式的渊源出自《管子》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家聪先生所言：“从《幼官》、《四时》的雏形到《十二月纪》的定型，其基本的内容仍以四时教令为主体，但由季扩展到月。论其实质，概括为一句话：让国家机器跟着天体运行的节序而运转，从而‘天、地、人’联系为一个总体，构成世界图式。”这个理论模式后来在汉代得到空前和畸形的发展：“诸如《淮南子》的《时则训》、《礼记》的《月令》和《明堂位》、《尚书大传》的《洪范五行传》、《逸礼》中的《王居明堂礼》，以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明堂阴阳》三十八篇等，都是发挥这种学说的。不仅如此，而且为施行明堂月令的明堂辟雍一座宏伟建筑，到王莽执政时居然在长安城郊建成了。”(16)
《管子》的这个思想影响还不仅如此。侯外庐先生说：“如果不理解阴阳五行学派的世界观、知识论和逻辑学，则对于自汉以下的儒家哲学，也不能够有充分理解。”(17)白奚先生说得更为透彻、深刻：“中国古代文化是以阴阳五行说为框架的。在《管子》之前，阴阳和五行好比一堆零散的部件，《管子》实现了阴阳五行的合流，始将这些部件装配成整体。从此，阴阳五行说采取了新的理论形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严格意义上的阴阳五行说才正式确立。……之后的邹衍、《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董仲舒等，都只不过是循着《管子》开创的道路，对之不断修补、充实和完善而已。这就是《管子》的阴阳五行思想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8)
现在的问题是，《管子》中这些对《月令》和秦汉之际政治、思想和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的作者到底是谁？
二 上述《管子》五篇与邹衍学派
现代学者基本上否定了《管子》一书的作者是管仲本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一书主要是稷下学者撰写的，而且是由很多不同学术观念的学者所著。(19)郭沫若先生考证出《管子·弟子职》篇是稷下学宫的“学则”，更是说明了这一点。(20)但是，具体到《管子》中各个篇章的作者，学界意见又不尽相同。罗根泽先生曾经对于《管子》各篇的作者作了考证，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见解。本文关注的是，《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等篇的作者到底是谁？(21)换言之，这些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阴阳五行家究竟是谁？
学界一般认为，邹衍及其学派把上古素朴的阴阳和五行思想进行改造，创立了阴阳五行哲学，成为最早的阴阳五行哲学家。(22)吕思勉先生说：“阴阳家大师，当首推邹衍。”(23)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管子》这几篇的作者就是邹衍及其学派。朱伯崑先生说：“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者邹衍，以阴阳观念为核心，创立了阴阳五行学派。……属于邹衍一派的著作，被保存在《管子》中。《四时》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名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五行》说：‘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所以视其离。’此两篇，都以阴阳二气的盛衰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又《管子·幼官》也属于这一类著作，以阴阳五行为间架，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及人们应做的事情。《幼官》同《礼记·月令》为一类的历书，都属于阴阳家的著述。《月令》解释夏至说：‘阴阳争，死生分’；解释冬至说：‘阴阳争，诸生荡’。此即邹衍的‘阴阳消息’之意。……《吕氏春秋》有《应同》和《召类》，此两篇都是阴阳五行家的著作，讲‘类同相召，气同则合’。”(24)他直接把《管子》、《月令》与邹衍学派联系起来。
近年来，有些学者虽然承认邹衍及其学派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但却认为《管子》中这几篇阴阳五行学说的篇章是邹衍之前的作品，并且是邹衍思想的来源。例如，胡家聪先生一方面说：“《管子》中四篇五行相生的阴阳家作品，与著名的阴阳家邹衍学派不会没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否定这四篇是邹衍学派的作品。理由是，第一，这四篇中五行相生说已趋于成熟，而五行相胜说似尚未兴盛，可判断写作时间早于邹衍，大约在宣王、湣王时期(前319-前284)。第二，“刘向编定《管子》八十六篇时，邹衍、邹奭的著作俱在。刘向博览群书，不会把二邹的作品编入《管子》。因此，《管子》中的《四时》、《五行》等篇不会是邹衍、邹奭之遗作。”(25)白奚先生看法与此相近：“若《管子》果为稷下先生的‘论文集’、‘著作总集’等，则这些稷下先生中自然应包括司马迁列举的邹衍、慎到、田骈、尹文、接子等人。但事实上，这些著名的稷下先生们均有自己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皆有著录。刘向早于班固，他编定《管子》时，这些书均未亡佚，民间所献之《管子》书不会包含这些人的作品，刘向博览群书，也不大可能将这些人的作品编入《管子》。故而依托编辑《管子》者，必为佚名稷下学者。然而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最盛时先生与学士多达‘数百千人’，究竟是其中哪一部分人于哪一段时间编集了《管子》，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综而言之，《管子》是齐宣王、闵王时期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编集创作而成。”《幼官》等“这几篇作品先于邹衍，是邹衍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26)
这种观点似乎言之有据，颇有道理，但是，仔细分辨起来却难以成立。第一，根据刘向《管子叙录》的说法：“所校雠中《管子》……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564-484=80，为什么《管子》书是八十六篇？多出的六篇是什么原因？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猜测，却没有最终答案。这说明刘向《管子叙录》肯定有讹误。第二，刘向校《邹子》、《邹奭子》时的《叙录》至今未见，我们不知道刘向编纂邹衍、邹奭著作的确切情况。第三，《管子》的编纂及成书过程和时间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在刘向校书之前，《管子》已经流传，《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法者家有之”即为证。文献学资料记载《管子》的卷数、篇数以及所在类别多有不同：《汉书·艺文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法家《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旧唐书·经籍志》：“《管子》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法家《管子》十九卷”；《通志·艺文略》：“《管子》十八卷，齐相管夷吾撰，又十九卷，唐尹知章注，旧有三十卷，又二十四卷，唐房玄龄撰”；《通考·经籍》：“法家《管子》二十四卷”；《宋史·艺文志》：“《管子》二十四卷，齐管夷吾撰。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今本《管子》二十四卷，与房玄龄本同。(27)因此，还可以进一步说，现存《管子》与刘向的关系也无确证。冯友兰认为：《管子》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形式上很整齐，因此，“《管子》是经过一番有计划的编辑工作的。这个编辑工作，可能不是刘向、刘歆作的。因为先秦称为某子、某子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他们父子二人整理、编辑的，可是除《管子》外，都没有这种形式”。这种情况与《吕氏春秋》类似。(28)冯说很有道理。
在文献资料尚无确证的情况下，从思想史的发展来推论这个问题，甚至更能展示其内在逻辑和确定性。我认为，阴阳和五行的说法虽然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提出，是在《管子》这几篇首先出现的。(30)而提出这样思想的一定是大哲学家，不可能是一般普通的学者。这样的哲学家在稷下或史籍上不留下真名几乎是不可能的。稷下很多著名学者至今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著述，但依然被史籍记载。整个西方哲学史也是如此。邹衍在史籍上被作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代表，从根本上说明了他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在关系。
稷下学宫随秦灭齐而终结，大约经历三个时期，即桓公午、威王时期，宣王、湣王时期，襄王、王建时期，从公元前374年至前221年，除中间战乱，历时130余年，在其中进行学术活动的著名学者有：淳于髡、孟轲、彭蒙、宋钘、尹文、慎到、接子、田骈、环渊、兒说、荀子、邹衍、邹奭、田巴、鲁仲连等。邹衍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在稷下讲学是最后一个时期。(30)至今的资料表明，在这些学者中，创立并宣讲阴阳五行学说的只有邹衍和邹奭。(31)
我们先考察史籍中关于邹衍等人的记载。《史记·孟荀列传》叙述稷下学者首推邹衍：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由此可见邹衍在当时的地位及影响之大。关于邹衍的游学情况亦见于《史记》其他篇章。例如：“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魏世家》)“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平原君虞卿列传》)“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召公世家》)邹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的学说：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封禅书》)
据此可知邹衍及其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宣扬五德终始，其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学说。《文选·魏都赋》注引刘歆《七略》语：“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盐铁论·论儒》云：“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语：“五德之次，从所不胜。”因此，邹衍及其学派的著作被《汉书·艺文志》载入“诸子略·阴阳家”是理所当然的。
史籍还有一些关于邹衍的记载，例如：《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语：“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疑为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众皆称善。”此外，《汉书·严安传》引邹衍语云：“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这些文字记述了邹衍的学识和见识。
还有些史料有神奇夸大之嫌，属后人杜撰，例如《后汉书·刘瑜传》注引《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32)《列子·汤问篇》还记有：“邹衍之吹律。”张湛注：“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
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邹衍的基本思想无疑是‘五德终始’论。这是他‘深观阴阳消息’有得的理论，也是他轰动当世‘王公大人’的主张。”(33)这些思想的出现与邹衍及其学派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其次，除邹衍及其学派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其他当时的思想家，包括稷下著名学者与阴阳五行学说关系的资料。这表明，《管子》中相关阴阳五行的篇章的作者只能是邹衍及其学派。退一步说，即使这些篇章成文在邹衍之前，我们用邹衍学派称之，也丝毫不影响思想史的描述与表达。而从枝节上论证《管子》这几篇的作者不是邹衍本人或其学派成员，实际上既不能证实，也没有意义。
侯外庐先生还推论：邹衍“所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在战国末期本来不是显学，故荀子、韩非子都没有直接对它加以批判(如《非十二子篇》及《显学篇》等都没有提到它)。然而，它似乎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例如吕不韦所‘集论’的《吕氏春秋》就受了它不小的影响，并替它保存了所谓‘五德终始说’”(34)。徐复观先生说：“《十二纪》的成立，是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结果。”(35)因此，有些学者还认为邹衍的后学直接参与了《吕氏春秋·月令》的撰述。
《周礼·夏官·司爟》云：“四时变国火”，郑玄注引《邹子》语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与此相同的是《论语·阳货》云：“钻燧改火”，何晏《集解》马融注引上述邹衍之语，并称作是《周书·月令》之文。贾公彦《周礼疏》又说：“邹子书出于《周书》。”(36)可见汉人对于《邹子》与《逸周书·月令》之间关系已有纷争。侯外庐先生解释说：“不管是否‘邹子书出于《周书》’，总归邹子已经有过这种见解；而这一见解则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一样，是五行相生的序列，即是加季夏于四时之‘中’以配五行的。”而且，“从‘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看来，邹衍的学说在秦必甚显赫，五德终始说见采于《吕氏春秋》是很自然的，说不定还有他的信徒参加了《吕氏春秋》的‘论集’”。他认为，《吕氏春秋·荡兵篇》云“黄炎故(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这些话可能是邹氏的遗说。(37)胡家聪先生也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应同》、《召类》两篇，应是来在吕不韦门下的邹衍后学所写，他们可能是出于稷下之学的齐国人。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所记：‘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其中所说‘齐人奏之’，可能就是写作《应同》、《召类》的邹衍后学之流。”(38)这些观点与前面所述朱伯崑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
我们基本上论证了邹衍及其学派是《幼官》等五篇的作者。然而，邹衍学派在《管子》中的作品，也不仅仅只是这五篇，而且，他们的思想也不仅仅是阴阳五行学说，还有占星学。(39)
三 邹衍学派与占星学
邹衍学派也是当时的天文学家或曰占星学家，《史记》可以为证。《历书》云：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役。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祥废而不统。……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
司马迁历数从上古到战国的占星学家，邹衍不仅名列其中，“独有”二字还表明，邹衍在当时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战国时期承前启后的唯一占星学家。《史记·孟荀列传》还说：“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因此被齐人称颂为“谈天衍”。《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汉书·艺文志》阴阳家录《邹子》四十九篇，班固自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衍被称为“谈天衍”，即以天文学家之名号行世。《玉函山房辑佚书》收晋束皙《汲冢书钞》中有《大历》一篇，谓“邹子谈天类也”。《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也证明邹衍学说中有术数、方技之类。
由于邹衍的著作几乎全部亡佚，我们今天无法具体了解他的学说，但对他描述较详的《史记·孟荀列传》还是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所谓“惧然顾化”，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曰：“谓衍之术皆动人心，见者莫不惧然驻想，又内心留顾而已化之，谓欲从其术也。”邹衍的学说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应该与占星学相关。(40)
因此，后人除了“五德终始”、“五行相胜”、“大小九州”之外，也论及邹衍与占星学的关系。《盐铁论·论邹》云：“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昭旷”即宇宙，星空当然在其内。刘向《说苑·尊贤》记邹衍语：“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声音之风，感而动乎心。宁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峰，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见不违桑阴，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说明了邹衍与占卜的关系。
因此，冯友兰先生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可见他有一个相当大的自然观体系。他对于天文也有丰富的知识，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41)朱伯崑先生明确指出：“邹衍也是当时的天文学家。”(42)侯外庐先生说：“总而言之，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其基础建筑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上。”他把邹衍看作子思、孟子到董仲舒的中间环节。(43)
正是用占星学作为基础，邹衍学派的学说才能够迅速兴起，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始皇身边“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他建造的阿房宫模仿天象，“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而秦始皇最终也采纳邹衍五德终始说，秦德水，将黄河改名为“德水”。并改历以十月为一年之首，衣服旌旗尚黑，度以六为纪，音大吕。两汉亦基本如此。这些基本上就是《月令》中的世界图式。由此证明邹衍学派的学说不仅对于秦汉之际思想、学说产生的根本影响，还改变了政治家的观念，因而改变了国家的体制。而《管子》则是这个思想的源头。
胡家聪先生在论述了《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关于一年四季的不同分段方法后说：
从三种构造方法和三个家数的分析看来，稷下阴阳家学者可能通晓天文历法，懂得占星术，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受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在五行相生学说的构造上或承袭旧说或造作新说，所以才有四分法、五分法和八分法的不同家数。(44)
在我们论证了邹衍学派与《管子》文本的密切关系后，胡家聪先生的论断进一步证明了邹衍学派与天文学——占星学关系，也深刻揭示了他们把占星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情况。
因此，上述《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水地》等篇中包含占星学思想，应是符合逻辑的。例如《四时》曰：“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从五方、五色、五味、五音、五数、五兽、五井，到五行、五星、五气、五德、五政、五性，再到五藏、五内、九窍，在这几篇之中，阴阳五行说与占星学基本上融为一体。
四 《管子》其他篇章中的占星学及阴阳五行思想
除了上述五篇，《管子》其他篇章中也有很多与占星学相关的论述，几乎俯拾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邹衍学派与《管子》之间的整体关联，以及《管子》与占星学的整体关系，我们谨录入部分，作为佐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45)
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46)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擁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47)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48)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49)
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50)
管子入复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国有恸。风重投之哉，兆国有枪星，其君必辱。国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战，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见于齐之分，请以令朝功臣世家，号令于国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请有五谷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国且有大事，请以平贾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献其谷菽粟泉金，归其财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谓乘天啬而求民邻财之道也。”(51)
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52)
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53)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54)
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55)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56)
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57)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58)
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故曰：参于日月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59)
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
，合阴阳，而天下化之。(60)
此外，涉及到与阴阳五行以及《月令》相似的文字，在《轻重甲》、《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国蓄》、《山权数》、《地数》、《揆度》、《地员》、《枢言》、《霸言》、《度地》、《乘马》、《七臣七主》、《禁藏》、《正》等篇多处可见，数不胜数。例如：
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蘖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抅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61)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
杀草薉，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工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迁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刚不立。昼日益短，而夜日益长，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时以得，四害皆服。(62)
这些与《月令》文字几乎如出一辙。
历来讲《管子》哲学，思想局限在儒家心气论、道家黄老之学、齐法家、名家、墨家等问题上，没有对于邹衍学派思想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给予充分评价。以上所引的《管子》篇章不仅属于哲学和思想类，多数属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由此可见，邹衍学派的思想和观念对于当时整个知识界所产生的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虽然不能确定邹衍学派的思想在全部《管子》中的位置和意义，但决不能忽视或排除它的巨大影响力。实质上，邹衍学派的阴阳五行说与占星学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当时的各种学问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63)经学、诸子、方技、医农等等，无不接受这个根本观念。
《管子》之后的《吕氏春秋》、《淮南子》，不仅都把《月令》收入其中，它们对于邹衍学派的占星学观念也有很自觉的意识。《吕氏春秋·序意》云：“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64)
同样，《淮南子·要略》云：“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所谓“上考之天”，就是如“《天文》者，所以和四时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泰族》又云：“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阴阳之节，以辟疾病之灾。”(65)
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与占星学的具体关系，本文也就点到为止，以俟来日再论。
注释：
①白奚先生说：“《管子》一书，以其内容丰富和颇具独创性在先秦子书中独树一帜，而其中最具独创性的文章有两组：一组是以精气理论著称的《心术》上下、《内业》、《白心》四篇；另一组以《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为代表，其中有丰富的阴阳五行思想。学术界对于《心术》等篇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成果颇丰，而对《幼官》等四篇的研究相比之下却显得较为冷落，不仅专门论文寥寥无几，而且涉及于此的亦不多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4页)
②陈沣曰：“《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皆有与《月令》相似者。《四时篇》‘春行冬政则雕’云云，尤与《月令》无异，故《通典》云：‘《月令》出于《管子》。’其书虽不韦之客所作，其说则出于《管子》也。汉儒以《月令》为周公所作，郑君不从其说，以《月令》之文明见于《吕氏春秋》，不能舍此实据，而以空言归之周公也。”(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3页)郭沫若说：《幼官》“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雏形。“十二纪”以十二月令为篇首，每纪附文四篇。此则以五行方位纪时令，而以一篇政论文字割裂作双重，分配于五方”(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上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胡家聪先生说：“稷下阴阳家学者承继上述之类的五行说又糅合法家学说，写成了系统的论文如《四时》、《五行》及《幼官》等篇。……这就是所谓四时教令。……这样五行相生不够完备的四时教令，应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雏形。”(胡家聪：《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巫宝三先生说：“如果我们将《十二纪》与《四时》篇对照细看，不难发觉《四时》篇所列举诸农政，在《十二纪》中都可看到，因此，可以说，《四时》篇至少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所根据的思想资料之一。”(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总论》，载《十家论管》，司马琪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
③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146—152页。
④胡家聪先生说：“义气”当释为“和气”“阳气”，“义气至”为“阳气至”；“卯”作“卵”，指动物交配；“郢榆”即“逞儒”，亦即“盈缩”；“小郢”释为“小盈”，与“小满”相当；“期风”系“朗风”之误，“朗风”即“凉风”。三十节气与《夏小正》合，也与彝族历法相同。他还认为《幼官》、《幼官图》实为一篇(胡家聪：《管子新探》，第241—242、444页)。乐爱国：《〈管子·幼官〉三十节气与二十四节气的阳历日期对照表》，《〈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系统》，统计了节气名、活动和时段日数。可参阅。(乐爱国：《管子的科技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95页)
⑤关锋说：“何如璋考证‘幼官’乃‘玄宫’之误，他指出‘玄宫时政犹明堂之月令’，郭沫若同志也同意这个意见，并从‘禹鼎铭’提出了‘玄’误为‘幼’的有力证据。”(关锋：《管仲遗著考》，载《十家论管》，第393页。)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玄宫是否就是明堂，则存在疑问。首先，玄宫图有本图和副图之分，从语言文字来看，‘本图’讲德礼，‘副图’讲刑兵，本图与副图的文字是有差别的。明堂图和玄宫图的相似，主要是明堂图和玄宫图本图的相似。……其次，与《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言时令不同，《幼官》、《幼官图》毫无疑问是‘图书’，但它是否为宫室图，《幼官》、《幼官图》均无说明，不像《礼记·月命》有明确的宫室说明。”“《幼官》中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的四虫，依次是羽、毛、介、鳞，而在明堂图和后世五行搭配中依次是鳞、羽、毛、介，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成为古代文化中的重要观念，如《淮南子·时则训》也是依此而列。但《淮南子·天文训》又说：‘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根据古人‘春阳秋阴，夏阳冬阴’(《经法·称》)，《幼官》中四虫的排列更为合理，羽、毛属阳，居春、夏；介、鳞属阴，居秋、冬。这也说明玄官图与明堂图有区别。在明堂图式或月令中，五方配五帝，而在《幼官》和《幼官图》中唯一提到的是北方玄帝，其合理的解释就是玄官图特别重视北方。”(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80—82页)
⑥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第842—847页。
⑦参见乐爱国：《〈管子·四时〉的阴阳五行说》列表，《管子的科技思想》，第47页。
⑧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第837—838、857、855页。《四时》“令有时”与《齐语》“令夫工……审其四时”相似(见胡家聪：《管子新探》，第313—314页)。
⑨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第865—869页。
⑩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第1529页。可参见乐爱国：《〈管子·轻重己〉的节气与二十四节气的阳历日期对照表》，《管子的科技思想》，第97页。
(11)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15页。《淮南子·天文训》中的二十四节气，除了立春到春分、立秋到秋分、立冬到冬至各比《轻重己》少一天外，其他时间划分与《轻重己》完全相同。《轻重己》多了3天(368天)。(参见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第89页)
(1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第815—816页。参见乐爱国：《〈管子·水地〉中五行与人体脏器相配合》表，《管子的科技思想》，第171页。
(13)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0—421页。乐爱国先生综合以上几篇，把《管子》中的阴阳五行与《月令》进行列表比较：《〈管子〉的阴阳五行说》，《〈月令〉的阴阳五行说》，《〈管子〉与〈月令〉的物候知识比较》(见乐爱国：《管子的科技思想》第48、49、125页)
(1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
(15)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6—47页。
(16)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18、127页。
(17)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5—646页。梁启超也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
(18)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248—249页。但他认为《黄帝四经》又是《管子》中阴阳五行学说之源：“把阴阳范畴引入社会领域，提出四时教令的思想，是《四经》对阴阳思想的重要发展。”“把阴阳之理应用于政治领域，首创了阴阳刑德的理论，是《四经》四时教令思想的主要内容。”(前引文献，第108—109页)
(19)冯友兰说：“从《管子》这部书称为‘管子’这一点看，《管子》这部书必定是和齐国有关的。因为管仲是齐国最大的人物，所以这部齐国的书成为‘管子’。而当时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的人才聚集的组织，只有稷下学宫。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管子》就是稷下学官的‘学报’。”(《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103页)张岱年说：“《管子》一书应是稷下之学推崇管仲的学者们撰写的。”(胡家聪：《管子新探·序一》)白奚先生说：“鲁文化最终孕育了儒家学说，齐文化则有《管子》为集中代表。《管子》一书，学术界一致认为非一人一时所作，其创作完成虽是在稷下时期，但其反映的部分内容却可以上溯到管仲本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管仲身后，就不断有推崇管仲的齐人在进行着追记管仲佚事、收集管仲遗说、阐发管仲思想的工作。”(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170—171页)详见胡家聪：《管子新探》，第9—24页；池万兴：《管子研究》第一、二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固也：《〈管子〉研究》绪论，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20)见胡家聪：《管子新探》，第360页。胡家聪先生说：“郭氏的意见是卓越的。精心研究这篇文献的内容，它确是田齐都城临淄稷下学宫的学则，从学弟子们，均应遵守。由此，发两千多年的隐微，澄清了前人若干误解。”
(21)罗根泽先生认为，《幼官》为秦汉间兵阴阳家所作，《四时》是战国末阴阳家所作，《五行》为战国末阴阳家所作，《轻重》为汉武昭时理财学家所作，《水地》为汉初医家所作(见司马琪主编：《十家论管》，第63—65页)。
(22)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24)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页。更有人认为这几篇是邹衍的遗著(见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25)他推测：“邹衍本是齐国人，出自思孟学派的儒家，在稷下之学起先并不被人多么重视，后来他对阴阳五行学说认真钻研，精通了《管子》中的五行相生说，而又与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衍成为以五行相胜论证改朝换代的新说。这套崭新的造说适应了战国后期人民渴望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需求，因而风行起来，邹衍由此名显于诸侯。”(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24、118、114、125页)
(26)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218、221、246页。相同观点还见池万兴：《〈管子〉研究》，第223页；张固也：《〈管子〉研究》，第293页。
(27)参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序论》。
(28)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102页。
(29)白奚先生也非常肯定这一点，认为“《幼官》等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框架的阴阳五行模式就是在这几篇中定型的。……《管子》实现了阴阳与五行的合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234页)。
(30)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7页。也有学者认为孟子没有在稷下讲学。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七章第一节。
(31)郭沫若先生说：稷下著名学者之中，“孟、荀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钘、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其学无所主’是一位无所谓派。此外有确实可考的如兒说是倡导‘白马非马’的人，田巴服徂丘，议稷下，离坚白，合同异，当然都是名家者流。派别可以说是很复杂，或者也就是很自由，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
(32)今《淮南子》无此文，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将此列入逸文。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57页。
(33)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648页。
(34)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645—646页。
(3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3页。
(36)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6—2397页。
(37)侯外庐、杜国彬、杜国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650、652页。
(38)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27页。
(39)白奚先生对《管子》中除上述四篇之外的其他篇章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乘马》、《势》、《侈靡》、《形势解》中有阴阳而无五行思想，《水地》、《地员》有五行而无阴阳思想，《宙合》、《七臣七主》、《揆度》、《禁藏》中阴阳与五行思想始有结合，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比以阴阳为内容、以五行为形式的一堆砖瓦，如果再依五行相生之序，配之以东南中西北五方，便可以将阴阳五行的世界图式架构起来了。这个关键性的架构配当，是由《幼官》、《四时》等篇完成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239页)他也是从思想发展的逻辑来梳理这几篇的时间顺序。但是，他丝毫没有涉及《管子》中的占星学思想。
(40)笔者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两汉经学观念与占星学思想——邹衍学说思想史意义探幽》，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534页。
(42)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卷，第34页。
(43)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651、646页。
(44)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17页。他还说：“阴阳家设计的四时与五行配合，由统治者依季节时令而实行‘四时教令’，有其一定的科学的合理因素。但是，阴阳家又设计了‘四时禁忌’，并强调违禁会造成种种灾祸，这是骗人的货色。……研究阴阳家此类天人感应之说，应对其中科学的和迷信的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前引文献，第316页)他的说法实际上也把邹衍学说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联系起来了。
(45)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167—1168页。
(46)同上书，第1178页。
(47)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188—1189页。
(48)同上书，第931页。
(49)同上书，第945页。
(50)同上书，第199页。
(51)同上书，第1487页。《说苑》云：“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所贵？’对曰：‘贵天。’桓公仰观天。管仲曰：‘所谓之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占星学的隔膜。根据笔者考察，占星学兴盛是在战国中晚期，邹衍时期达到鼎盛。春秋初期的管仲不可能有占星学的观念。这里的管仲是邹衍及其学派的臆造。
(5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235—236页。
(53)同上书，第128页。
(54)同上书，第902页。
(55)同上书，第909页。
(56)同上书，第912页。
(57)同上书，第886页。
(58)同上书，第1196页。
(59)同上书，第1203页。
(60)同上书，第1507页。
(6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017—1018页。
(62)同上书，第1062—1063页。
(63)有人统计：“在《管子》中，‘天’总共出现了824次，‘天’有时指与地相对的天空穹隆……有时则指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池万兴：《〈管子〉研究》，第92页)庞朴先生认为，五行、八卦、阴阳“三大文化发展到了邹衍时代，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融合的一切准备工作”。“所以，邹衍在先秦文化史上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64)许维遹：《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4页。
(65)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00—701、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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