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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亚、非和中东地区的大学相比，美国的大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我们可以谈论学术的界限。当然，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其它大学，学术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而学术职位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这种情况，并成为公开的政治职位。但这并不是指美国学术界的情况，作为其学术成员的我们这个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不存在于那里，但实际上它们又是存在的。大学得依靠政府、大公司、基金会以及个人的资助，因此它与更广大的社会的联系对我们来说是可以看得见和注意得到的。
但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在我看来，学术成员，也即教师、学者和教授，所赖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他／她本人的领域。也就是说，我认为，无须回避这一事实，我作为一位教师在这里发言，我的主要听众是我的学生；因此，不存在什么替代物，不存在任何外部的卓越工作，也不存在任何可改进的地方，那不仅是一种对学生负责的替代，同时也是一种对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学科的严格性的替代。然而，关于这一点所必须得到注意的一样东西就是，始终存在着一种专业化以及已经被人们称作职业化的东西的危险。也就是说，我认为，学界专注学会会员身份的倾向容易约束并限制学者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限制体现在许多事情中，例如，行话的使用，那是一种根本没人能听懂的专业语言。我早先的一部著作——也许并不那么早，但写于或出版于十七八年前——叫做《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本书从某个领域的方法中提取了主要的论题，这个领域也和所有的领域一样，是由自己的一套语言组成的，尽管这一语言本身已越来越远离这一课题的经验和现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东方的语言被认为是围绕着东方在运作的。所以，在我看来，对自己领域的主要教义专一的、带有职业化的并且简直不加分析批判的接受，对于学界内的专业、教师和学者来说都是很大的危险。因此，我认为，平衡并维持这一领域的必然性和课堂纪律为一方与人们所特有的专业兴趣为另一方之间的共存似乎十分重要，也即同时保持作为一个人、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公民所应有的关怀。例如，我写了关于中东问题的许多文字，但在我从事教学的36年里我从未教过有关中东的课程。我总是讲授西方文学和文化面的课程。但是我不得不考虑到，作为一位学者的工作就是始终随着自己的背景而有所变化，随着自己的非学术关怀而作出调整。例如，就我的情况而言，它始终随着诸如流亡、帝国主义和帝国问题这类经验而作出调整，这毫无疑问便触及了现代西方文学所关涉的许多问题。
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教授
在我看来，第二点就是离开学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并提醒自己，我们所尽力，至少是我自己尽力，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并不是要多么尊重权威，或尊重作为老师的我们（当然，这是人文学科——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相对的历史科学的教师——的一大快乐和特权），但我认为，你在讲授一个领域或一个课题或一门学科的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可以讲授。那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一种怀疑的意识，也就是说，你不必不加批判地接受你得到的知识。你并非努力以那种不加质疑和显得权威的意识去教给他们知识，而是同时要培育与这一知识相抵牾的东西，也即一种对权威人士的言论所持的健康正常的怀疑。因此，在我看来，清晰的语言和反讽固然十分重要，并不是要躲避——这是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不是要躲避在模糊的一般性概括或行话中，或躲避在任何人们可以藏匿其中的一种回避决定和立场的方式。
最后，与这一点相关联的是，在我看来，有了这种宗教热情的总体氛围（我不打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称其为基要主义），在人文学科和历史科学中专注世俗主义的重要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了。维科的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观点对所有历史化的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决不可视而不见。
那么始终引导我的第三点便是，随着人们贸然远离学界，因此发展一种并非职业素质而是被我称作知识素质的意识便尤为重要。（我这里应当插入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事物不一定都有清晰的法则；我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什么守则来告诉你应当如何行为。当然，历史是存在的，人们自己的承诺和原则意识也是存在的。）因为知识分子并不单单是一位教授，也并非简单的职业人员，仅仅受缚于权威的阴影和特殊的语言以及特殊的训练，尽管这一切仍很重要，而我也不想贬低它们的作用。但我认为，一旦摆脱出学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知识分子就可以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本质上说来——也许很容易用贬义词来界定它——是共识和正统的反对者，尤其在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更是如此，因为此时共识和正统的权威性如此之强大，而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声音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因而很难让人听到。所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巩固权威，而是理解它，阐释它并对它进行质疑：这实际上是向权力讲述真理的另一种形式，也是我在《知识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你一旦贸然离开学界，就很难不受到当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影响，这就是人类的受难。确实，知识分子的职业本质上说来似乎是要减轻人类的苦难，并且不去欢呼实际上并不需要欢呼的东西，不管那是国家的或祖国的或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任何这类基本的必胜信念的成分。
因此，进入公共领域便意味着不惧怕争议或采取自己的立场。在当今时代再没有比人们说这话更为疯狂了：“哦，不，不，那是有争议的；我不想做这件事”；或者用那种习惯的修饰性陈词滥调，“不，不，我不能签名，因为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会把事情弄糟的，人们会认为我不行的。”但在我看来，进入公共领域便意味着，正如法国作家热奈所说，你一旦写了什么东西，你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领域中了；你不可能假装只是为你自己而写作的。这便使我们想到了那些与传媒有关的论题，也即公开的讨论和出版。
第四点，我这里仅举出十分有限的几个例子，我认为，活跃在当今公共领域里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以一种公共记忆的身份而发挥作用；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去联系那些似乎是固定了的“真理”的东西，并将其语境化和概括，我是说那些东西就是报纸上和电视上的东西，声音的字节，孤立的故事，要将它们与更大的过程相联系，因为这些过程或许已经造就出了我们所谈论的那种形势——不管它是贫困者的困境，或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之现状，如此等等。你可以理解，我现在所说的是符合左翼或右翼知识分子的实情的。这倒不是政治上从属的问题，而是一般的问题，就像我所说的“公共的”记忆，为了这一记忆，在一般来说互不联系的和各自为阵的公共领域中，知识分子便可将那些隐蔽着的联系建立起来；为错误的政策提供另外的选择；提醒那些越来越以工具化和讲求实效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读众——我这里是说，当今的政治语言中的宏大的标语口号是实用的，是真正政治性的(real politik)，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如此——使读者听众想起原则，使他们想起那些也许深藏在公开辩论的喧嚣和嘈杂声中的道德问题。最后，作为公共记忆的这一方面之一部分，要挫败必胜信念论的主张，有如本雅明所说，记起历史通常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撰写的，胜利的浩大行列是尾随在被人忘却的失败者的遗体之后行进的。我认为，把这些东西当做作为社会公共记忆的知识分子作用的一部分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点，既然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喜欢与否，都从属于一些事物：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的成员，都是这个或那个专业组织的成员；我们通常都得奖，这不禁使我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我自己所获的那些奖项也产生怀疑，因为我认为，对公共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超越学术界限的某种独立意识，也即你真正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并从你自己的信仰意识出发来发言，你可以尽最大努力去不与我们社会的极权者合作。我所说的实在是这一特定的时刻，因为我们此时很容易加入那些权力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提供关于已必然成形的社会政策或外交政策方面的辩论。我突然想起，要想居于边缘而非居于某个官方制定政策的中心，是既困难却又是必须的。显然，做一个多管闲事者不停地批评他人是不难的，但我要说的是，居于中心在那里作出判断几乎是更为容易做到的。就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更富于挑战性的作用就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的专制极权保持一段距离，尽管知识分子显然不得不同时处于两个位置。
最后，也就是我想指出的第六点是，超越学术的界限，似乎有一种绝对的必要使自己与别人联系，给自己定位，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或某种竞争——比如关于哥伦布问题的辩论，究竟是否要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这些均是阿瑟·施莱辛格在他的那本论述美洲分裂的书中提出的问题，也即民族历史标准的问题。说到底，所有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并不只是这一点和那一点。当然，我能看到力图在极端的主张之间裁定的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只须做到那一步，并且使那种话语得以发展；而是意味着他／她必须采取一种立场。我想不会有比自己的例子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了。这就是作为一个过程之一部分的意识，不管这一过程是发展一种声音以便努力谈论听不见的东西，还是力图改进许多不幸的和被压迫人们的生活，都是如此。还有一种存在并可回答这种存在的意识，这并不只是一个不负任何责任地说自己想说的任何东西的问题，也不是需要接受批评并以这种成分来投入辩论或对话的问题。当然，这同样也提出了这种成分究竟为何物的问题。在此我只想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几句，我始终住在这个国家，既是美国人同时又来自阿拉伯世界；我总是感到，尤其在最近几年里，真正属于两种文化或三种文化或不同成分的意识总是不断地引发出一些本身十分有意思和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我是说，假如一个人也没有受它们之害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将带给他一种审美快感。你将如何讨论这些成分？说某样事情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七、八年前关于赛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引起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我感到，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明确地采取一种赞同表达自由的立场是重要的。但后来，几个月以后，我碰巧去了阿拉伯世界。我去了埃及，那里的公众的态度是，那本书是被禁止的，并被认为是亵渎上帝的。于是，在一个公开集会上有人问了我一个关于拉什迪的问题，我立即面临着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你向一群肯定会反对你的观点的听众说不同的事吗？或者说你会尽力维护你的立场但同时又以一种不同的语言去向一群不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吗？我想这一选择迫使我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却尽力以适合场合的语言来加以表达。那样一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尽力创造一个新的听众成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种观点不受欢迎的话，或者如果某样东西不说出来，那么你就可以尽力通过说出来以便为之创造一群新的听众，这群听众在那里也许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在结束讲演时想说，如果一个人想追随学界之外的某个这样的事情，而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受其保护的话，那么我想，很有可能，尤其是如果你认真对待需要强调的那些被人忘却的东西和或许不受欢迎的东西时，受人欢迎和成功便成为可争议的问题了。我认为那样一来你是不可能交很多朋友的。所以，随着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逐渐变老并开始思考舒适地退休时，整个争议又重新挑起了，这只是一种优雅地退入黄昏暮年的方式。但那与我自己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认为，学界之外的知识分子的正当态度应是某种抵抗的态度。虽然很难坚持做到这样，但是我发现那是一种活力的来源，因此我认为，如果允许我做这番最后的同时也是全然大不敬的评论的话，那么，这要比再获一次奖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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