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在1978~2007年期间,GDP总量从3 645亿元增加到246 61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7 958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不均等的急剧上升。反映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298,1980年为0.302,1990年为0.42,2000年为0.452,2007年为0.485。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2∶1,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2007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为9 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一年[1]。居高不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公共支出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大幅的增长,从1978年的1 12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49 565亿元,而在公共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应用。公共支出不仅没有拉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还具有拉大这种差距的负效用。十七大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阎坤和王进杰认为市场经济基于要素分配很容易导致贫富悬殊,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将收入分配引入公共支出分析,考察了公共支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2]。中国学者利用不同的指标对财政支出的水平、结构对全国居民、城镇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影响分别做了研究。寇铁军(2002),孙文祥(2004)等对中国财政支出水平、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出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并考察了几种财政支出模式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通过国际间财政支出数据比较,给出了中国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比例的建议[3-4]。赵桂芝(2007)、李慧材(2007)分别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与成因,并提出了缩小这种差距的财税政策[5-6]。冉光和(2005)利用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这一对指标对中国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得出,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显著为负[7]。王莉(2007)、冉光和(2007)利用不同指标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对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做了研究,不同的财政支出类别对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呈现不同的效用,但整体上呈现负效用[8-9]。黄涛(2006)利用基尼系数对地区经济分布做了实证分析,指出东中西部差异是中国地域经济差异的主要表现[10]。彭月兰(2003)认为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而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可以从人均GDP、人均收入水平和新经济实力三个指标得到印证,这种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着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她从财政政策安排的角度,提出应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三个方面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11]。笔者通过对中国公共支出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东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公共支出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将要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参考的建议。
二、公共支出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而支出的一切费用的总和。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支出不仅包括狭义上政府部门支出账户上所表现的数额,也包括政府实行的政策和法规所引致的私人部门增加的开支。笔者所研究的公共支出是指狭义的公共支出。
政府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公共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公共财政支出发挥其收入分配职能所形成的不同区域之间、城乡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是扩大了区域、群体与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说明公共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发挥了负面效应,反之亦然。政府公共支出收入分配效应的形成是由于市场经济因为以下原因存在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第一,市场经济运行的目标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各经济利益主体考虑的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外力维护收入分配公平的话,那么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变得严重起来,直至危及社会稳定。第二,在存在垄断的情况下,价格会严重背离价值,从而使部分人获得不合理收入。第三,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不均等导致收入的差别。人们资源禀赋不同,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在这一情况下市场即便在原则上是平等和等价的,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收入的不平等。第四,经济运行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等导致非个人原因的收入差距。第五,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市场要素供求状况的不平衡必然形成要素收入的不合理差距。所以政府财政天然的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而公共支出作为财政手段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所以公共支出必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
政府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原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方向的控制,实现公共财政支出向经济贫穷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倾斜,以转移支付、加强税收调节的方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公共支出的规模决定了政府挤占民间收入的份额。政府投资性支出对行业间的收入分配起到了调节作用,政府消费性支出也决定了政府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转移性支出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支出通过投入到教育等能够拉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领域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往往公共财政支出并不是向弱势群体倾斜,而是向具有更好成长性的地区和个人倾斜,这样反而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背离了公共财政支出的意愿。另一方面,公平的收入分配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然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反方向作用于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当民间投资减少,政府就要加大政府投资性支出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也决定了公共支出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倾斜。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遗憾的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边也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边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西姆斯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的广泛应用。VAR模型是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期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本研究分别从政府公共支出对全国居民整体上的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和对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结构上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以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为指标,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用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指标,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指标,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用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比率为指标(分别用jn,fe,cd,rd表示)。考虑到数据和方程平稳性的需要,分别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分别用ljn,lfe,lcd,lrd,lGDP表示。笔者采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作分析,考虑建立如下方程模型: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对于财政支出的资料,我们选择中国1978~2007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对于经济增长的资料,我们选择中国1978~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而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资料,本研究中将分别考察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对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采用等分法计算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指标(jn);对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我们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作为衡量的指标(cd);对于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我们采用东部地区人均GDP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比率作为衡量的指标(rd)。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到2007年历年并做了相应处理。
(三)实证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确定财政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称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笔者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如果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将利用变量的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以展开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Y1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2的预测,则说变量Y2是由变量Y1格兰杰原因引起的(Granger-caused)。格兰杰因果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会导致检验结果的错误。在该项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按Schwarz评价标准SC确定。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由表1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1978~2007年间公共财政总支出、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东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不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他们的一阶差分(D)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由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知道,ljn、lcd、lrd、lfe和lGDP时间序列均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相应的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趋势项和常数项。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SC准则可以确定ljn、lcd、lrd、lfe和lGDP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同时,我们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在1978~2007年的样本区间内,ljn与lfe和lGDP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θ=(1.000 000,0.232 713,-0.370 530,2.761 333),则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jn=-0.232 713lfe+0.370 530lGDP-2.761 333
(0.050 210) (0.045 987) (5)
[4.634 792] [-8.057 28]
方程(5)表明在1978~2007年上述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中可以发现,ljn与lfe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由于基尼系数是小于1的,所以对其取对数之后的数值为负,于是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也符合1978年之后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政策。通过对ljn与lfe单独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均衡关系,说明政府公共支出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整体上具有稳定关系。
同理对方程(3)、(4)做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cd与lfe之间,lrd与lf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结果中还可以看出,lcd与lfe之间,lrd与lfe之间都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于是可以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政府财政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从结构上看,随着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呈现扩大趋势,这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东部地区先发展和城市经济先放活的政策。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lfe与ljn、lcd、lrd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我们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间的关系予以分析。表3检验的是政府公共支出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3可知,在最优滞后期时,无论是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还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和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比率,在5%的置信度下都没有成为政府公共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引起政府公共支出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政府公共支出却是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和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比率的格兰杰原因,这也符合前面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在1978~2007年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发挥,反而起到了负面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比,东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都呈正相关,说明伴随着中国公共支出的增长,中国所有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区域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了相对应的增长,表明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对应的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在因果关系检验中,政府公共支出是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变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变化和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GDP比率变化的原因,说明政府公共支出在居民收入分配上起到了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对中国公共支出的结构和规模做必要的调整,以实现中国公共支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不断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
(一)尽快完善公平效率兼顾的收入分配机制
为了发挥公共支出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公共支出要向贫困人口、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倾斜。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要想缩小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首先需要缩小城镇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马斯格雷夫的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公共支出的结构要发生相应的改变,需要从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支出阶段,逐步转向以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为主的支出结构。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二)高度重视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必须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财政支农扶贫力度,给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机会、就业机会、培训机会。教育在长期促进平等中具有重要作用,让农民子女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增加农村教育医疗投入,加快城镇化发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加快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基层县乡的财政困难。切实解决县乡财政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充裕度。从2006年起免征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费用,已经为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另外加大对农业及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增加农村农民的收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用于对农民的培训,促使其更快更好地向第二、三产业人员转变。
(三)继续完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均等化机制
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是要继续贯彻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策,加大公共支出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力度。推进东西互动,鼓励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并给予这些企业财政上的优惠,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加大企业补贴等。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水平。提高西部地区资源的价格。在西部有条件的城市共建海外归国人才创业基地,为吸引东部地区人才包括海外归国人才到西部地区创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投资于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项目,凡符合国家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的,享受以下优惠政策:在项目审批、核准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土地供给依法保证;国家给予贷款贴息或投资补贴的项目优先考虑;企业享受国家确定的鼓励类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积极给予金融支持;国家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鼓励担保机构对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投资设立的中小企业开展担保和再担保业务。东部地区可设立东西互动专项资金,鼓励本地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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