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政府宪政时期的党政矛盾与蒋介石逃离大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南京论文,蒋介石论文,党政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1-0075-06
宪政时期是指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施行至1949年10月1日南京政府统治结束，历时将近两年。
国民党推出“宪政”，一方面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受国内一些所谓民主人士，及海外言论压迫所至，实为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则试图借用“民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配合宪政，国民党在统治手法上进行了调整，一改往日的“以党控政”，采用了“以党透政”的方式，力图通过“从政党员”在各级政府中的努力，使国民党的决定成为政府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但事与愿违，实行宪政，却引发国民党内的固有矛盾，使国民党凝聚力减弱，离心离德，造成党政关系矛盾重重，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本文通过对南京政府宪政时期党政矛盾的分析，来探讨国民党失败的体制原因。
一、党政矛盾的产生
宪政的实施，客观上为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广泛参与政治拓展了渠道，为他们进入权力中枢提供了合法途径，造成了国民党内的参政热潮，众多势力加入决策系统，使本已有限的政治资源争夺得日趋激烈，国民党内的固有矛盾也凸现出来。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内涌动着一股暗潮，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内部民主，这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
1946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系发动了革新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普遍响应。革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总裁要民主”[1]，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一）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为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方式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二）总裁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俟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三）中央常务委员会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各部会正副首长，由总裁提名经常委会通过后任命。[2](P173-174)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2](P174)，迫使革新运动无疾而终。但蒋已感到他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提出：“你们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出来”。结果虽是全体起立，但邹鲁等二十余人则退出了会场。[3]5分册(P669)就六届二中全会而言，国民党内部已出现了政治危机，蒋介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使自己的威信日益下降。
随着形式发展的不断恶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受到了更大质疑，作为国民党统治招牌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权威，“一般国民党员和无党派分子，可能包括大多数文武官员，已经相信只有得到比过去见到的更多的自由，更有效和有力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渡过目前危机”。[4](P603)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5](P603)。它表明蒋介石已“在实际角逐中失去了支配党内权力资源的优势”[4](P603)，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受到动摇，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治态势趋于不稳定，“预示着国民党政治自我解体的开始”。[4](P603)
派系的激烈角逐加大了国民党内的分裂之势，也使蒋介石无法自如地操纵国民党。派系政治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普遍模式”[4](P596)。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众多派系，在大派系中又有小派系，每一派系都反对其他派系。国民党政权运作遵循着“以领袖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4](P596)规则，通过各派系的利益交换来使国民党政权正常运作。周恩来认为：“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6](P535)尽管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下令解散党内所有“小组织”，但派系仍以某种半合法的形式悄悄存在，而且它们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如C.C.系与政学系，三青团、黄埔系与C.C.系等等，尤其是三青团与C.C.系的矛盾是愈演愈烈。蒋介石设立三青团本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吸引青年而设，但它产生之后却屡次与国民党发生磨擦，争执。为此，蒋介石于1947年9月实行了党团合并，但党团依然对立，互相倾轧更趋激烈。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更加深了党团冲突。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三青团与国民党选举之争，最为激烈的要算湖南，在那里有几个国民党员被三青团的人暗杀了。三青团在衡阳地区造成了一种恐怖统治，使地方党部不得不要求为党员撤出该地区提供充分的保护和保证。[7](P262)白崇禧承认：“有国民党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暨友党党员，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最甚。湘西因争执激烈，党团内讧而闹出命案。”[8](P345)在副总统选举时，由于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到国民大会组织党团，帮助孙科竞选，出于对C.C.系的怨恨和“刺激蒋对自己的领导作风有所改变”[2](P182)，三青团和复兴系、政学系、朱家骅派等反C.C.系把票投向了李宗仁，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到的，这也说明激烈的权力斗争使蒋介石也失去了驾御各派系之上的绝对能力。蒋介石痛斥：“不幸的是党团统一组织，不能达到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相反，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7](P135)
1948年下半年，桂系趁蒋介石主力消灭殆尽之机，趁机发难，逼蒋下台。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怒：“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9](P479)并严责陈立夫：“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发誓再也不登中央党部的大门。[10](P300)
国民党内的互相倾轧，给国民党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使国民党四分五裂，在政治上陷入半瘫痪状态，而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也反映到政府的实际运行中。
二、党政矛盾的表现与影响
随着国民党内离心倾向大张，凝聚力减弱，国民党已无法有效地控制从政党员，致使党政出现脱节，而党内的派系斗争又制约着政府决策的作出和实行，使党政迭生障碍，制约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削弱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行宪国大的闹剧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围绕着行宪国大代表和副总统选举闹出了不少政治风波。
为了控制选举，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中央党部提名，“凡经中央常委会决定为本党候选人之同志，各级指导会报，应即发动党员团员专员以全力支持其当选；其未经中央内定为候选人之同志，应由各级党部劝告其自动放弃竞选，并嘱其将所有选票集中于中央决定支持当选同志，其有不听命令自由活动者，应受开除党籍或团籍之处分”[11](P810)，“中央决定支持之同志未获当选者，各级承办选举之同志，应由中央查明情节，课以责任”[11](P804)。但这一规定却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抵制，有六百余名国民党员未经中央提名而通过选民签署参加竞选，获得当选，致使民、青两党代表被挤掉大半，国民党中央提名者也有二百五十六名落选。国民党中央下令数百名已经当选的非中央提名的国民党员让出国大代表资格，让给“友党”和“本党由中央提名而未中选者”，这更遭到党内的强烈不满。台湾省参议院致电蒋介石：“若保证各党派当选名额，是无异于分赃主义，势必强奸民意”[12]，湖北省选民护宪会也致电抗议“因民青两党之要挟，由国民党滤尔代让，显系破坏宪法，剥夺民权”[12](P165)。由此出现了“圈定代表”与“签署代表”之争，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双方疏通也无济于事，最终宣布签署当选者为有效，纠纷方告平息。代表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民党中央缺乏权威性，丧失了对党内资源的有效支配，也暴露出国民党内存在着权力核心与非权力核心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副总统的选举再起风波
为了能控制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提出正副总统的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内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13](P3-4)但是，党内提名却遭到了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几位候选人的反对，“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14](P623)，李宗仁提出如果在国民党内不被提名，就在党外搞独立竞选。[5](P859)反对副总统由中央提名的主张还得到了反对CC系和孙科的复兴系、三青团干部的广泛支持。因此，国民党中常会临时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下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本党应在3个月以前召开全代大会，决定本党候选人，并通告全党同志一致遵照。”[15](P1196)
为了能使孙科当选副总统，蒋介石无论在金钱上，还是政治资源上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李宗仁还是利用“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最终当选。[13](P9)
(2)立法院内的争斗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拥有听取行政院施政方针与施政报告、变更行政院重要政策及对行政院院长与各部会长官提出质询之权，对总统提名的行政院长和审计长人选行使同意权等。立法院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个派系激烈争夺的场所。
在立法院内形成了三个主要势力集团。C.C.系组织了“革新俱乐部”，政学系组织了“民主自由社”，三青团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组织了“新政俱乐部”。为了与革新俱乐部对抗，“民主自由社”与“新政俱乐部”合作组成了反C.C.的大联合。当然，在立法院中还存在着其它派系的活动，如桂系、孙科的太子系等。这些派系相互倾轧，各以自己派系的利益为取向，造成政治风波不断。
立法院副院长人选问题
1948年5月8日，第一届立法委员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常委兼立法委员举行了午餐会，就立法院与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应受党的约束。蒋介石提名孙科任立法院长，没有反对意见，而问题集中在了副院长人选身上。蒋介石提名陈立夫，黄埔系以“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13](P9)为理由进行反对。并且黄埔系联合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委相约举傅斯年为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但最终陈立夫当选，反C.C.的联合阵线失败。
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
对行政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属意张群，但是C.C.系却极力想搞掉张群。C.C.系利用自己在立法院中的优势力量，主张用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供蒋介石参考。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被迫以“省亲养疴”为名离京飞渝。蒋介石无意让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致使行政院院长一职一时搁浅，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蒋介石提名翁文灏，才获立法院通过。“行政院长之争的结果由翁文灏坐收渔人之利，一方面意味着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危机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的办法，目前的结果只是一时的拖延手法”。[16](P246)
立法院院长人选问题
1948年11月26日翁文灏下台，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这样就空出了立法院院长一职。C.C.系乘机想拥陈立夫为院长，程天放为副院长。而反C.C.系联合阵线则举吴铁城为院长，刘健群为副院长与之相对抗。但由于孙科极力拉陈立夫、吴铁城入阁，致使C.C.系改变初衷，推出李培基，反C.C.系联合阵线则举出童冠贤。最终选举结果，反C.C.系联合阵线获胜，童冠贤任院长，刘健群为副院长，C.C.系失败。
(3)李、蒋矛盾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是国民党内的重大分裂。
蒋介石的“暂时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9](P513)。这就为蒋介石重新上台埋下了伏笔。
为了架空李宗仁，蒋介石在“引退”之前，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掌握实权。经济方面，命令俞鸿钧将国库价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在人事部署上，蒋介石任命了一批亲信出任地方军政长官，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在政治上，蒋介石以“总裁”的名义，利用国民党中央对李宗仁进行牵制，以“党统”来压制李宗仁。李宗仁不甘心作一个有职无权的代总统，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与之相抗。李、蒋矛盾实际上体现为党政矛盾。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自言面临三大任务：“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14](P655)。而蒋介石为了“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处处拆李宗仁的台，使其没有一件事情办到，致使党政矛盾积重难返，政治危机越发难以收拾。
李宗仁一上台就面临着财政危机。为了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李宗仁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陈诚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抗命不从。李宗仁政府只得靠大量印发“金圆券”，以应一时之需。这直接造成了币价贬值，金融恐慌，经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为了表示和谈诚意，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一）把全国“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13](P45)行政院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其他予以照办。也因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而造成无一项落实，行政院的指令成为废纸。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14](P657)为了不受国民党中央的牵制，李宗仁事先并未把此电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讨论。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指示陈立夫把中央党部迁往广州，策动孙科内阁随往，并引诱部分立委到广州复会，制造了“府院分裂”。蒋介石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无法进行和谈。李宗仁在大多数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支持下，通过拉拢广东地方实力派向孙科施压，才使孙科内阁将行政院迁回南京，这场政治风波得以解决。
李宗仁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操纵，3月3日，先委张治中到溪口劝蒋介石出国，未果。继而，又请居正、阎锡山赴溪口，带去一封信，以辞职相挟，也一无所获。
而蒋介石蓄意破坏和谈，利用国民党中央加强了对政府的牵制，终使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无所作为。
在防守长江上，李宗仁政府的战略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长江上下游延伸，由桂系部队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作，阻止共产党过江。但蒋介石已准备放弃大陆，经营台湾，于1月31日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要求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和杭州三角区，对南京地区不设重防。汤恩伯遵从蒋介石的意旨，把重兵屯积在长江防线外围，引起李宗仁的极大不满，要何应钦下令撤换汤恩伯，何应钦不敢，李宗仁对此毫无办法，因而造成长江防线一触即溃。
李宗仁痛陈，在蒋介石的幕后操纵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用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14](P694)
鉴于此，当南京政府迁往广州时，李宗仁飞往桂林，不愿到广州受蒋介石的摆布，国民党政府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蒋介石数次派人促李宗仁到穗主政，李宗仁借机向蒋介石摊牌，提出六项要求：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二、依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命令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三、依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13](P86)在蒋介石答应了李宗仁的部分条件后，李宗仁才到广州主持军政。但那只是蒋介石的表面敷衍，实权仍旧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李宗仁到广州后，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何应钦内阁正面临着财政、军事等诸多难题。由于财政危机，政府难以维持军事开支和官员吃饭问题，而蒋介石却命令运往台湾的金、银、外汇不许动。军事指挥更是一片混乱，政府难以驾御军事将领，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表示，“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14](P683)
何应钦内阁辞职后，李宗仁欲提名居正担任行政院院长。李宗仁认为居正“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是比较理想的人选”[14](P700)。但蒋介石却反对居正出任行政院长。当李宗仁向蒋介石征询居正任行政院长一事意见时，蒋介石说：“处此动荡时期，内阁不应多所变更。”[17]当李宗仁正式提名居正出任行政院长时，蒋介石暗地里授意C.C.分子设法阻挠，使居正在立法院未获通过。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的属意人物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在防守广东问题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再次发生巨大分歧。政府力图保住华南地区，而蒋介石却把防守重点放在了福建和沿海岛屿上，坐视华南战区不管。1949年7月，李宗仁亲赴台湾向蒋建议，由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集中兵力守广东。蒋介石借口胡宗南、宋希濂反对，不让白掌国防部，对守广东一事，则以兵力有限加以否决，致使政府保卫广东计划流产。
三、结论
正是由于宪政时期党政关系矛盾的深化，使国民党党政军体系无法统属，出现重大决策上的歧异，这是蒋介石败逃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权退出了大陆。
宪政时期的党政关系，本质上依然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宪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是党国不是民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党政关系的决定因素，不是宪法，而是蒋介石，“不管蒋介石在党、政府和军队里的正式位置怎样，他在总体具有凌驾于这个政权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8](P151)。权力运行的核心是蒋介石，党政徒俱形式。
但蒋介石缺乏“政治权威”，国民党内又无有效的约束机制，以致于热衷于权力利益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严重消耗了国民党的力量，也削弱了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内的离心离德，使国民党难以成为强有力的执政党，政府也不能成为“万能政府”，党政矛盾重重，步履维艰，无法应付时局的发展。
而蒋介石尽管认识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但只有斥责：“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政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7](P262)，对此却毫无办法，因为他无法认识到是他的独裁体制“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19](P605)。
国民党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
［收稿日期］200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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