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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哪一个时代的希腊社会？这个所谓的“荷马社会”①问题是古代希腊史研究领域里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国内外古典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样一种学术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下，一直醉心于荷马社会研究的晏绍祥教授最近推出了他的新作《荷马社会研究》一书②。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荷马社会的专著。
该书对两部史诗基本内容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后，马上就转入了关于荷马史诗作为史料的可行性的讨论（第1章）。作者认为，史诗在整体上显示了非常强的统一性，这表明最后编定者曾对史诗传统进行了统一化处理，其结果是编者所处时代的资料更多地进入史诗之中。因此，史诗能够被看作一个整体，具有反映编者及其稍前时代社会的史料价值。作者将史诗主要反映的年代认定为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8世纪（第2章）。在作者看来，史诗中的农业、定居城市的生活方式等情况反映了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等迁徙浪潮结束后的社会状态。而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希腊人已经大体定居下来。根据史诗反映的诗人对西部地中海地区和埃及了解不多、国王和贵族执政、人民大会的软弱、文字的缺乏等情况，断定史诗所反映的时代的下限应在公元前8世纪。
在第3、4和13章，作者从总体上表述了他对荷马社会的重构。他所复原的荷马社会的整体图景是：私有制已经确立，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已经成为私有财产；社会已分化为贵族、平民和奴隶等不同的阶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各种政治机构已经设置但都还相对原始，城邦制度刚刚萌芽。城邦萌芽是作者关于荷马社会的解释模式的重点，城邦萌芽的具体过程是：迈锡尼宫廷国家的崩溃和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小农的独立成为可能；希腊人在几乎不受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政治试验；到公元前8世纪，城邦开始兴起。在作者看来，在荷马时代，在萌芽状态的城邦中，后世希腊城邦的基本机构，特别是那些代表民意的机构如人民大会、长老会等已经出现；巴赛列斯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但没有发展成相对成熟的君主政体；在面对敌人入侵时，共同体会表现出惊人的团结和共同抗敌的决心；共同体修建的神庙、道路等，明确标示了它的疆域。
在对荷马社会做了两章（第3、4章）的总论之后，作者在随后各章中又对之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细化论述。其中关于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论述就长达5章，分别对史诗中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第5章）、史诗中所反映的早期王权（第6章）、巴赛列斯的经济地位（第7章）及其权力的社会基础（第8章）、长老会、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第9章）这几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在接下来的3章里，晏绍祥又对战争与军事组织（第10章）、家庭、婚姻和妇女（第11章）、宗教和信仰（第12章）分别详加论述，考察了荷马社会不同于迈锡尼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常备军的消失，业余军队的兴起，个体家庭的产生，神意解释权的下移。以上这些对荷马城邦内部结构的全方位考察和剖析也凸显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对荷马时代的城邦的继承关系。在结语（第13章）中，作者除重申了希腊古典城邦萌芽于荷马社会的观点外，还对荷马社会和商、周之际的变革这两个不约而同发生的历史转折做了一番饶有意义的比较，指出希腊文明走了一条不同于西亚、埃及和中国等文明的发展道路，强调了希腊城邦产生的特殊性。
晏绍祥这本新著最突出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种关于荷马社会的新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强调荷马社会中已经出现城邦萌芽。关于荷马社会，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界长期公认的“经典”理论模式认为：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为“荷马时代”，此时的希腊社会是一个实行军事民主制的氏族部落社会。这种理论模式直接来自前苏联学界，最终来自摩尔根。在不断涌现的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方法面前，该模式实际上早已显得陈旧，然而它在教学中的“经典”地位至今仍未动摇。不过，在学术研究中，它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一些新的解释模式被提出来，如黄洋的“贵族国家”模式、郭长刚的“酋邦”模式。与这两种新模式相一致的是，晏绍祥的新模式也对“经典”模式所坚持的荷马社会氏族部落和军事民主制性质给予了否定。鉴于其强调的重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城邦萌芽”模式。
“城邦萌芽”模式之所以能够提出，原因在于晏绍祥能够不囿于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大量吸收国内外关于荷马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实证的方式从整体上将对史诗的文本解读和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考察和复原历史。例如，在“经典”模式当中，史诗中出现的genos，phretre和phylon分别被等同为氏族、胞族和部落；而晏绍祥通过清点文本发现，将genos，phretre和phylon直接联系起来的情况在史诗里从未出现过，史诗中缺乏氏族组织存在的证据，因而荷马社会不是氏族社会。
晏绍祥的“城邦萌芽”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解读荷马社会的理论模式，将会推动国内古典学界关于荷马史诗、“黑暗时代”、城邦形成等希腊史领域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例如，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习惯于将“荷马时代”等同于“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公元前776年）的同义语，将其时间定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这是对前苏联学界提法的一种沿用，但实际上国际古典学界对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即所谓“荷马时代”的起迄年代有很大分歧。仅就晏绍祥对于将“荷马时代”定年在黑暗时代中晚期和古风时代初（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8世纪）而言，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荷马时代”的起迄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以往不加论证地将“荷马时代”和“黑暗时代”对等起来的做法也许有些从主观和概念出发之嫌。
荷马史诗主要反映的是较晚近时代的看法是当前国际古典学界一种颇有影响的认识倾向。晏绍祥把握学术新动向，将荷马社会定位于城邦萌芽的历史范畴之内的研究取向，无疑开辟了研究荷马史诗的一种新视野。对迈锡尼宫廷国家的崩溃使农民获得独立、“黑暗时代”希腊世界的孤立等因素对于城邦形成的作用的强调更是其“城邦萌芽”模式中的理论亮点。而对于他所认定的能够反映城邦出现的史诗证据，也势必会有学者去仔细审视和检验，有关荷马社会性质的新一轮讨论也许会因此而到来。另外，他在阐述其荷马社会的“城邦萌芽”模式时，虽然对“酋邦”模式进行了一定的辨析和反驳，但关于“酋邦”的理论探讨略显简略。这实质上也间接地影响了其论证的效果，因为“酋邦”模式目前毕竟在国际上拥有市场，要想使“城邦萌芽”模式具有说服力就意味着要系统而彻底地颠覆“酋邦”模式。总之，《荷马社会研究》是一本能够激发新思路和新争论的希腊史研究新著。
注释：
①“荷马时代(the Homeric Age)”和“荷马社会(Homeric society)”都是从传统文献角度使用的名词，一般说来，分别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主要反映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两者在时间上应该是吻合的，意义相关联，即“荷马社会”是“荷马时代”的社会，“荷马时代”是“荷马社会”所处的时代.
②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