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原因和契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契机论文,原因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为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后又为何能为全党所接受，并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弥漫全国的“中国化”思潮？它的提出为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怎样的重要思想前提？这就需要研究这一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契机。
总的来看，毛泽东当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具体化”、“民族化”、“应用化”的先期酝酿的概括和集成，又是对20年代以来“中国化”这一概念本身发展的总结；而且，此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其国际和国内的具体历史原因。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理念的形成，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建立，我们不能不分别考察“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等话语的由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形成和提出，从其内涵的思想源流来看，可以说有两个源头及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和源头是：它与“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早已形成“中国化”概念。30年代前期，文化界已提出文化、科学、教育、学术等的“中国化”。早前提出的“中国化”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泛指外来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中国化”。
另一条线索和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可以说是直接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现实化”、“本土化”等提法密切相关。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概念衍化而来，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进一步引申和更深邃的诉求，是其更形象更准确的表述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提法的进一步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涵义，首先来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从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现实化”，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国内思潮激荡起伏的背景，而且有国际的背景。从国内来说，先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新哲学”的“具体化”、“民族化”、“大众化”、“现实化”的呼声，在毛泽东之前形成过陈伯达——陈唯实——李初梨——艾思奇的思想传递之链。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觉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不自觉、半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经历了从朦胧到清醒的过程，而这是与建党后中国革命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总结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已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国情结合，按照中国具体情况去运用。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在建党初期对此都有过多种论述。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有这方面的初步自觉；但是对结合必要性认识的自觉程度还不高，特别是如何去进行结合，还没有经验的积累。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什么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中心问题提上了日程。“八七”会议对失败教训的总结，实际上已涉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时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与“左”、右倾错误进行过反复较量和激烈斗争，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1930年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先导，是关于中共成立以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实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预示着这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将可能被自觉提出和解决。特别重要的是：此时，毛泽东已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开始走出一条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结果。这是后来得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原因和现实前提。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未找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特别是“中国化”这种概念。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一页，开始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觉醒。毛泽东坐下来进一步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从理论上总结党成立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从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唯物辩证法(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全党已认识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和极端重要性。
二、动员全民抗日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上日程的重要历史契机
1935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中共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开始了全民抗战。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复杂的、艰苦的、持久的民族生死存亡斗争，迫切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特别是，抗日战争需要广泛发动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这就不仅需要在宣传动员上采用为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中国文化因子，采取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中国式宣传动员教育方式，而且需要高扬中华民族精神。
1936年9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部署下，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旨和目的在于动员全民抗战，尤其是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怎样动员？这就需要大众化的民族化的文化，需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尤其需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积极内容来发动全民抗战。因而，新启蒙运动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精神的同时，提出尊重文化的民族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
与五四运动高举“世界化”旗帜不同，新启蒙运动打出的是“民族化”、“中国化”的旗帜，以“追求民族的自觉与自信”为基本目的。这种“中国化”的前提和显著表现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和本土文化的尊重。这种“中国化”意识的兴起，与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民族觉悟空前昂扬分不开。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深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而且“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P455)“中国化”口号的响亮提出，正是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这种“中国气”的张扬与恣肆。
为了实现文化上的“中国化”，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采取不同于五四运动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中就提出：“捍卫国土，要能如张巡、陆秀夫、文天祥、史可法的守节。对于民族的仇敌，要能如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每个人在民族的和社会的事业的面前，应该不是从盲从和迷信出发，而是从理智出发，来发挥这种集体的道德，而成为自觉的战士。”[2](P56-57)
从1936年到1938年，新启蒙运动曾一度达到高潮。此时“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提法，不一而足，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1941年郭沫若发表《四年来之文化抗战或抗战文化》一文，在总结“抗战文化”与“文化抗战”的经验时，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提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地方戏做实验公演；音像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做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3](P190)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脱颖而出，确实把握住了抗日战争时代的脉搏和主题。也正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毛泽东就一直在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这一点与陈伯达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宗旨可谓不谋而合。如此一来，新启蒙运动者为克服理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倾向而提出的‘中国化’口号，理所当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4](P277)
三、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新高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新的理论生长点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一个高潮。在这一波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中，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113种，唯物辩证法更是“风靡全国”。哲学上从20年代初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到30年代初进而传播唯物辩证法，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全面的了解，并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需要。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复杂和变化多端的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以阶级矛盾为主向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变的时期，为了如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所说的，做到“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抓住重要的政治关节”，“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1936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时，在这一讲授提纲中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哲学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中国唯物辩证法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到30年代中期，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很好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在30年代为中国人掌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艾思奇也指出，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青年都需要一个信仰，以之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南，而“辩证法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潮便狂风暴雨的风靡了整个哲学界。”[5](P60)
“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译介、宣传和运用，从而成为30年代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生长点。正是在新哲学运动中，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哲学之大众化”、“普及化”、“具体化”等要求与实践，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脱颖而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过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1936年陈伯达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提出“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的主张。同年，陈唯实率先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6](P7)他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与艾思奇1935年出版的《大众哲学》相媲美。提出“中国化”最为人所知的是艾思奇。艾思奇从1934年底到1937年在上海写作出版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三本哲学书籍，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的语言、浅近的事例，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使抽象深奥的哲学原理具体化、通俗化，成为广大青年对“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怎样才能生活下去？”等疑问的哲学解答。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贵的重要尝试。正是这种实践，使艾思奇在1938年4月接着陈唯实更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获得相当成果的。”[7](P387)他提出，在抗战的形势下，哲学“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1937年9月，艾思奇到达延安，从此直接参与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活动。这就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作了某种思想和理论铺垫。不仅艾思奇，而且李达、沈志远等人在30年代都做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努力在知识青年和广大工人、店员和普通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实际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工作，已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起点、必要准备及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基础和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李初梨1937年在延安发表了《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率先提出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叶青1939年发表的《论学术中国化》一文，借口中国的“国情论”，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依据中国的特殊经验，把外国的东西根本修改，使之变成另外的东西”、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化、“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等观点，艾思奇指出，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5](P553)
陈伯达、陈唯实、李初梨、艾思奇等人在新哲学运动中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重要的前期思想准备。
四、30年代中期复起的文化的“中国化”与“世界化”之争，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另一文化铺垫
“中国化”概念是30年代文化争论中的一个突出概念。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化”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名噪一时，最早应从梁漱溟说起。1920年梁漱溟最先提出“西方化”、“东方化”等概念，并进而运用了“中国化”的提法。
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关系，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成为一个热点。杜威、罗素当时来华讲学，都提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梁启超所作《欧游心影录》，“里面也说了东西文化融合的话”。1920-1921年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继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后，讨论东西文化之差异及沟通问题，并总结了18世纪末、19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化”过程，首次着重比较了东西文化的异同。他着重提出了“西方化”和“东方化”的概念。他将“西方化”定义为对“西方的根本文化”的接受。他说：“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8](P12)不仅欧美各国，而且东方各国也如此。梁漱溟指出，“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8](P15)这里他运用的“中国化”概念，其实就是指中国文化，正如“印度化”、“东方化”、“西方化”，还有“新化”、“故化”等概念，不过是印度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新文化、旧文化等的简称，并不含有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中国化”的含意，并非指西方文化运用到中国，与中国实际情况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具体化、本土化、民族化、实用化。但他的确又思考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这是他提出这些概念的出发点。他的这种观点，与3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化”概念，既有根本区别，又有某些渊源联系，有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共同含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1923年胡适等人发表文章评论此书，也大量采用书中的“东方化”、“西方化”、“中国化”、“印度化”等概念，如：“他(梁)并且预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后，还可以中国化，还可以印度化。”这里胡适用的“中国化”，同梁漱溟一样，也是指中国文化。
在梁漱溟“东西文化之辩”后，再次提出“中国化”概念是1933年至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以后。先是1933年陈序经发表《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指出：“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9](P627)他还进一步对什么叫“中国化”进行了分析。他说：“假使能合中国的需要和国情，就是叫做中国化。”而中国“国情”主要指的是“中国固有的中国文化”。接着1935年1月，萨孟武、何炳松、王新声、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下文简称《宣言》)，从而挑起了国内继五四运动和20年代的争论后又一拨中西文化的大争论。这就使“中国化”、“西化”、“世界化”等概念重新浮上水面，成为热门话题。
萨孟武等人在《宣言》中主张，中国文化应据守中国本位。“中国本位”，即“存其所当存”；而对西方文化要根据“现代中国的需要”，“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吸收其所当吸收”。接着他们又在《总答复》中表明，他们在所谓顾到“此地”的需要下，是不主张“全盘承受”资本主义文化，也不主张“全盘承受”社会主义文化，明确表明“反帝”，也明确表示不能模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此时此地”的“迫切需要”，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
《宣言》发表后，胡适、陈序经、吴景超等一批人写文参与讨论。1935年3月，胡适发表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批评十教授表面折中的论调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于6月11日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十教授的《宣言》后，胡适于6月22日又发表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承认自己提出的“全盘西化”口号有些不妥，太遭人反对，所以宣布放弃这一口号，而采取“充分世界化”的口号。[10](P199)
这次争论，实际承袭了始终贯穿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古今中西之辩”，即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关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以及它们如何从相互冲突走向彼此涵化、合理对接的争论，特别是承袭了20年代初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以来的争论。同时，这一争论比20年代初的讨论又更深入了一步，不仅反映出“中国化”已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常用的一个词，而且“中国化”已非泛指“中国文化”，而与“世界化”、“全盘西化”等概念相对应。
30年代中期陈伯达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提出的新哲学的“中国化”，与当时教育界、科学界等提出的学术、教育、科学的“中国化”是互相呼应的。张申府和柳湜等人在1938年也都曾专门写作《论中国化》的文章，对中国化问题进行过集中论述。可见，30年代“中国化”的提出，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指西方文化、文明的中国化，是针对“全盘西化”的批评以及对外来文化思潮的进一步反思。不过到1937年后，这一争论则已不是笼统地针对东西方文化或将“中国化”等同于“中国文化”，而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
五、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重要催化剂
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除国内种种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国际背景，这就是1935年9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的报告。可以说，这是促成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一重要概念的另一个直接原因，也是这一概念提出后能迅速为全党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国际”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它与各国共产党建立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际”的决议。1934年起季米特洛夫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在法西斯主义逐渐甚嚣尘上的国际形势下，他向斯大林提议改变“国际”的工作方式，改变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对各国党实施统一指挥的领导方法与作风。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1934年7月以来的建议及七大闭幕词等，指出共产国际已无法集中统一领导世界各国65个党的工作，应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由各国党“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本国党的日常领导工作；要帮助各国党学会“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共产国际的路线，对苏共的经验“也不可机械模仿，因袭抄写”。《决议》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强调各国党要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反对给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情况“一个万用的药方”。它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思想，其根据正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名言。
1935年，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精神，当即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共产国际关于避免套用别国经验、学会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中去、“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等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回应。尽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尽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探寻和找到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尽管毛泽东30年代初已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毋庸讳言，在共产国际未改变领导方法、领导态度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正是乘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东风，开始响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口号，并在国内思想理论界通过新哲学运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呼声中，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命题、理论和原则。有学者指出：“由于共产国际开始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前中共在长征路上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有一年多，长征途中通过遵义会议的思想路线斗争使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做法获得了党的领导层大多数人的接受……这一切因素的综合促成了中共在结束长征之后，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公开而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且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11](P50)事实确实如此。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影响，不仅在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报告文件的传达，而且还在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季氏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12](P182)这一明确指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路线的正确性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自1927年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努力方向的正确性。这就为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作了组织基础方面的准备。
中共对共产国际七大的回应，首先表现在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会议尖锐地批评了不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的错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问题。当时中共总负责人张闻天多次谈到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问题。1937年《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明确提出了“具体化”的要求。毛泽东更是从1936年冬至1937年夏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前者集中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由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以及由这些特殊规律所规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杰出范例，从而深刻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后者则是直接源自30年代国内的新哲学运动，并且是对它的总结、提高与发展。在这一讲授提纲基础上整理发表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矛盾论》着重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实践论》则着重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的关系。这些总结与写作，不能说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无关。实践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凝练和集焦，是它的关节点和理论基础。
中共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同样有共产国际七大的背景。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所作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13](P80)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风格”等。不仅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讲“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而且王明在10月20日发言中也说：“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14](P997)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30年代以来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作了总结，着重论述了“民族化”和“全盘西化”的对立。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P107)1943年毛泽东还指出：“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15](P22)
1943年，中共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15](P23)这就明确指出，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就是对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贯彻和执行。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为标志，载入历史史册。
综上所述，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其历史背景是：(一)从中共来看，这是从党创立前后，经过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直到遵义会议，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正反面经验的反思与总结的升华。(二)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晚清以来，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之争这一中心话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与组成部分，特别是对20年代初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30年代上半期关于中国文化“世界化”、“本位化”、“本土化”讨论的延续。实际上在30年代初，“中国化”概念已成为频繁出现的话语。这些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三)伟大的持久的抗日战争，需要动员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全民抗战，这就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使文化宣传的“中国化”、“民族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正是把握了抗日战争的时代脉搏和历史契机。(四)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的传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要求，这就为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重要思想铺垫。(五)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背景和重要导火索。
由此可见，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非偶然，其实这个思想早在酝酿之中，但要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则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创新，而到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可以说已基本具备。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进行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毛泽东此时已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理论基础，加之当时的其他具体情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或命题的提出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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