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评价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本文就改进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加强学术与现实的联系，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等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一、学术研究要突破同行评价
社会科学研究应由谁来评价？这似乎不是个问题，目前的普遍做法是同行评价(peer review)。同行评价，又称内行评议，是当前学术评价系统中应用最广泛、可信度较高的评价方法或制度。同行评价广泛应用于诸如项目资助、职务晋升、学术奖励、论文和专著出版等学术评价活动中，有学术“守门人”之美称。①同行评价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性很强，一般群众不掌握专业知识，不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没有资格参与评价。再说，他们也未必有兴趣。二是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分工很细，不同学科之间差异很大，在这个学科是专家，在另外一个学科可能是外行。因此，学术成果只能由本领域的专家来评价，由“圈内人”来评价，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但同行评价也有明显局限性，有学者将其归纳为非公正性、非客观性、非合理性等②，除此之外，过于依赖同行评价，还可能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学术研究与社会的脱节。同行评价使学术评价局限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进行，你写的我评，我写的你评，没有社会大众的参与，成果不与社会大众见面，学术成果的优劣，只要圈内人认可就行，不需要考虑圈外人的意见。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容易形成一个个自我循环的小圈子，使同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自我评价”，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由此容易受到忽视。甚至一些学者把自己封闭起来，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其结果必然是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现实是学术的源头活水，学术一旦脱离社会，脱离了实践的土壤，脱离群众的喜怒哀乐，闭门造车，学术的生命力也就枯萎了，研究出来的很可能是死学问，学术之路势必越走越窄。“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③中国学术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要求学者胸怀天下，忧虑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安危冷暖。“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学术不关心人民，人民也不会关心学术；而学术一旦失去人民的关心，其前景就可想而知了。关注现实，从现实中获取研究的价值、选题、资料、灵感，学术才有生命力，学术研究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二是学术研究方向的迷失。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不是在于学术自身的繁荣，而在于用学术成果来影响社会、影响现实。明代学者张载著名的论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的就是学术要关注现实，影响现实，服务现实。即使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学问，“继”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往圣”，而是为了当代，为了后世。如果这种“绝学”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没有价值，又何必去“继”呢？而同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的脱节，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学术研究成为纯粹的“个人事情”，成为一种自娱自乐，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器，学者由此蜕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学术精英、学术贵族。还一部分学者不把做学问当作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当作事业和生命，而是当成一种职业和谋生手段，本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学者，由此可能沦为以出卖文字为生的学术匠人。这样的学者，跟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也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了学问而学问，或者为了利益而学问，其结果必然是学术方向的迷失。
学术只有关注现实，来自现实并服务现实，才是真学问，有价值的学问，有生命力的学问。要改变学术脱离社会、脱离大众的状况，首先要教育、号召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注现实，将个人研究与国家发展、社会需要、人民关切结合起来，使学问接地气，深深植根于现实的沃土。更重要的是，要从改变学术评价机制入手，引导学者关注现实，联系实际。基本做法，是在重视同行评价、改进同行评价的同时，引入社会评价，对学术成果实行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联合评价。可能有一些学者认为，自己搞的是高深的学问，除了学界同行，一般民众根本不懂。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如果它的成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去看，那它就基本上失败了。因为学术的最终价值在于影响社会和大众，如果大众看不懂，或者没有兴趣去看，又如何谈得上影响呢？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促进了知识的普及，民众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素养大大提高，几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专家”，专家学者垄断知识的局面早就被打破了。从现实中看，人民群众并非不懂社会科学，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评判者。社会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同行评价的不足，甚至可以说，只有得到社会大众好评的作品，才是真正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作家路遥。他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文学界和批评界的评价并不高。1986年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评价几乎是全面否定。甚至有人说，不相信写出《人生》的路遥会创作《平凡的世界》这么差的作品。但读者是不会埋没好作品的。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先后播过三次。读者的热烈反响最终改变了评论家们的看法，将《平凡的世界》推向了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1992年路遥去世，20多年后的今天，路遥和他的作品依旧影响力巨大。
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艺术，但无疑是最接近文学艺术的领域，大众参与评价同样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具体做法：一是扩大“同行”的外延，参与学术评价的“同行”，不应仅局限于二、三级学科，还应将一级学科相关专业的学者囊括进来，甚至吸收部分相近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评价。二是邀请社会科学爱好者，甚至普通群众，参与到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中，包括课题立项、结项、成果评奖，也包括对学术专著、论文、学术期刊的评价等。三是重视科研成果发布活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网上公布等形式，定期面向社会展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接受大众的评判，不能让学术成果“藏在深闺人未识”，切实改变学术成果只在学术圈内自我循环的局面。除了少数涉密成果外，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可以进行公示的。要将社会大众的意见和评价，作为课题立项、结项、成果评奖的重要依据。
当然，要求学术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并不是要学术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学术来自现实，却是独立于现实的。学术关注现实，并不是要求学者跟着现实走，被动地适应现实，或者片面迎合群众的喜好，更不是要求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从学者角度说，学术的独立性是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它只根据自由理性进行思想、判断。”④要求学者从现实中获取研究的价值、目标、主题、对象、灵感等，丝毫不会影响学术的独立性。同时，学术成果要致力于影响现实、影响大众，而要影响现实和大众，就必须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否则根本谈不上影响。要求学者关注现实，也不等于将学者与社会大众混为一谈。学者发表的观点，必须能够体现学术的视角、学术的高度、学术的水准，如果学者谈论问题跟社会大众完全一样，和普通网民一样，那就没有学术存在的必要了。
二、人文社会科学要研究与传播并重
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学术要经世致用，就要在搞好研究的同时，重视成果的传播，提高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当今时代是重视影响力的时代，学术成果质量再好、水平再高，如果没有及时传播出去，而是躺在学术殿堂里睡大觉，它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对于学术成果而言，其影响力由内向外、由小到大依次表现为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层次。(三者关系见图1)
作为学术成果，毫无疑问，首先要提高学术影响力，在学界站得住脚，影响和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应当说，在重视成果的学术影响力方面，科研机构和学者普遍做得较好。目前的成果评价机制，侧重于学术评价，因为学术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科研单位和学者在学界的地位、声誉、利益，直接与经费、课题、职称等这些科研资源的分配挂钩。因此，科研单位和学者们普遍重视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其成果在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次是提高决策影响力。过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于应用对策研究，对于用成果影响决策，不是很重视，做得也不好。近年来这方面情况已有了很大改观。各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普遍重视应用对策研究，重视成果报送，重视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做了很多努力，2011年成立了信息与情报研究院，专门负责成果信息报送。此外，还成立三大战略研究院，侧重于战略对策研究。2013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世界各国智库排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排名中列第17位，较去年上升11位。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领导重视外，学术评价的导向作用也很明显。过去，不少研究所对上报信息不重视，《要报》文章不算作科研成果，不列入年度绩效考核。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数研究所都将《要报》文章作为科研成果对待，在绩效考核中给予相应的分值。此外，还加大了对优秀对策成果的奖励力度，给予较高额度的奖金。这就极大激发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应用对策研究、撰写对策类文章的积极性。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领导班子作出明确指示，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强智库建设。做好这项工作，离不开进一步改革学术评价机制，引导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应用对策研究，提高对策类成果质量，提高科研成果的决策影响力，这方面应当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提高上报信息在学术评价中的分值，引导科研人员多写作和上报优秀对策类成果。如果该成果得到重要领导人的批示，对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妨给予与核心期刊文章和学术专著同样的分值，这样更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是提高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即用科研成果影响社会，影响大众。社会科学成果要影响大众，首先要让人们接触和了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就需要做好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社科普及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必由之路，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基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⑥普及主要是以群众能够理解和便于接受的形式，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的社会科学素养。宣传，则是向社会大众展示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宣传社会科学人才，让人民群众关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科学的宣传和普及，2004年中共中央3号文件有专门的部署，“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更及时地应用于实际。要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⑦但这方面工作一直比较薄弱。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科研和课题上，对普及和宣传相对比较忽视。
要改变轻视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的问题，也需要从改变学术评价机制入手，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科普类著作和文章、宣传类成果，也列入科研成果评价的范围，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应有的分值。专著和论文主要是给圈内看的，而要给大众看就必须有科普读物。实际上，优秀的科普读物，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至少不低于)学术专著和论文，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了好几代理论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对于特别优秀的科普著作和文章，不妨给予等同于学术专著和核心期刊论文的分值。同时，将科普读物和文章列入学术评奖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人员从事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和传播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二是重视利用现代传媒。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科普，除了通过传统的图书、报刊等，还应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相对于书本、报刊这些平面载体，广播、电视、网络的影响面更大，辐射力更强。学者参加广播电视节目，不仅提高学者本人的知名度，还能提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知名度，要鼓励学者参加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并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必要的分值。特别是网络媒体，近些年发展迅猛，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大陆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⑧与此同时，纸质媒体的市场份额和营业收入出现大幅萎缩。这种趋势是世界性的，已对传统媒体形成了显著的冲击。2012年4月26日人民网官方微博的一条博文引出数千次转发：“微博女王”姚晨让人民日报人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据称一位年轻编辑在社内培训时举出姚晨粉丝1955万的事例，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不可避免受到网络的影响和冲击，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如果不重视和利用网络，就有可能被动落后，甚至被淘汰出局。为此，要办好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网站，使网络成为学者获取研究资料、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同时，鼓励学者通过网络发表成果，将在重要学术网站发表的文章列入学术评价范围，在绩效考核中给予适当的分值。还要鼓励学者开微博、博客，直接与网民交流互动，传播和普及社会科学知识。
提高学术成果三个方面的影响力，除了重视和做好传播，社会科学研究自身也需要作出相应改变。一是增强思想性、原创性。目前的学术评价过于注重形式，反而对作品的思想性、原创性重视不够。从表面上看，中国学术繁荣一时，每年出版大量专著和论文，但这些成果从形式到内容雷同严重，思想深刻、原创性强的成果并不多。这种学术假繁荣很大程度上同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有关，是行政不当干预制造的“学术泡沫”，很难产出精品力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形式说到底是为内容服务的，缺乏思想性、原创性，造成了学术成果“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尴尬局面。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学术成果的思想性、原创性，重形式，更重内容，让形式为内容服务。
二是在表达方式上要增强可读性。目前学术成果的可读性普遍不强，不仅社会大众不爱看，学术圈内的人也未必爱看。2011年，中宣部在新闻战线启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对社会科学界也提出了同样要求。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提出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⑩在学术界，实际上也存在大量的形式主义，存在着学术空话、套话。一些学者故弄玄虚，以把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为荣，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水平。实际上，“论文是写给外行看的。因为是写给外行看的，所以遣字用句，尽量平实；行文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尽量做到引人入胜。切忌理论先行，概念先行。”(11)笔者曾听到有学者抱怨，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人们都热衷看网上的东西，看图片。不可否认，现在整个社会确实很浮躁，人们没有耐心去读经典作品，看大部头著作。但民众不爱读书，学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学者们著书立说，为晋升职称而写，为做课题而写，为完成考核任务而写，有几人在写作的时候还考虑过，自己的作品除了给同行看，还要给社会大众看？而要给社会大众看，就得有可读性，吸引大众去看。现实中，大量的学术作品内容枯燥、语言晦涩，连作者自己都不喜欢看，怎么能指望大众喜欢看呢？因此，要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学界也需要改进文风，抛弃学术空话、套话，多写言之有物、清新朴实的学术作品。真理是朴实的，有水平的学术成果并不意味着必然晦涩艰深、玄奥难懂，在不影响学术严肃性、准确性的前提下，学术作品适当的生动表达也是必要的。
强调重视学术成果的普及和宣传，也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重视社会影响，重视可读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研究。实际上，研究是普及和宣传的基础，研究搞得越好，成果质量越高，越能吸引大众，宣传和普及越能产生好的效果。第二，重视利用现代传媒和网络开展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并不是鼓励学术炒作。要警惕少数学者浮躁虚夸，借助现代传媒进行学术炒作，保持学术的客观、理性、纯洁。
三、学术殿堂要给思想者留下空间
“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是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明确要求。要实现这“三个定位”的要求，就需要培养和使用好相应的人才。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需要高水平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建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需要一流的学者；建成国家级的智囊团，需要高水平的专家。而建成国家级的思想库，需要什么人才？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将思想库和智囊团混为一谈，认为智囊团就是思想库，有了专家，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就能建成智囊团，也能建成思想库。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思想库与智囊团应当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思想库，主要出思想、出理念，侧重于宏观层面、战略层面、理论层面；智囊团，主要是出思路、出对策，侧重于微观层面、战术层面、实践层面。建成智囊团，需要专家；而建成思想库，则需要思想者或思想家。没有思想者或思想家，怎么可能建成思想库？
为了说明思想、学术、对策三者的关系，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在科学概念体系中，思想好比是“顶层设计”，处于最高层，高于理论和学术。先有思想，后有理论和学术，因为只有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的思想，才能成为理论和学术。从事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是理论家和学者。再往下，就属于知识的应用层面——对策研究，所对应的职业是专家。从知识层次看，从上到下应当依次是：思想/理念——学术/理论——思路/对策，所应对的人才是：思想者/思想家——学者/理论家——专家。思想、理念处于宏观层面，理论、学术处于中观层面，思路、对策处于微观层面。(思想、学术、对策三者关系见图2)从另一个角度看，思想和理念解决的是“道”的问题，规定着学术和理论的方向、性质，处在最高层面；学术和理论是对“道”的阐发和论证，处在中间层面；而思路和对策是“道”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相对处在底层。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成思想库，必须要有思想者、思想家，专家、学者、理论家都代替不了思想者、思想家。思想者与专家学者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区别：一是知识和兴趣的广博性。专家学者往往专注于一个领域，而思想者兴趣广，知识面宽，不局限于一个专业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各个学科相互渗透，互相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破各学科的界限，发展交叉学科，这也是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专注于一个领域，有利于深入钻研，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而思想者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二是现实敏锐性。学者强调平和、理性，甚至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思想者与现实结合紧密，随时把握社会的脉搏、群众的情绪，能够发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超前考虑多数人还没来得及考虑的问题。三是批判性。学者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建构和阐发，创立一个理论，构建一个模型，形成一个学派。而思想者，更多是对现实的反思，甚至批判，指出现有理论、体制、制度的问题和弊端，提出改进的思路和办法。可见，思想者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而非为了批判而批判。四是非职业性。专家学者大多是职业的，或是大学教授，或是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做学问、搞研究是其职业，甚至是谋生手段。而思想者，分布在社会各个行业，既有专家学者，也有领导干部、企业家、普通职工、大学生等。他们大多在工作之余思考问题，思想是其兴趣爱好，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事业。也正是因为他们不靠做学问谋生，使他们能够超脱现有的学术流派、学术规范、学术定势的束缚，能够更自由、更大胆地思考和研究问题。由于思想的基础是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因此，思想者的主体还是知识分子，但并不限于体制内的专家学者。
实际上，人们对“思想者”这个词并不陌生。考察古今中外历史，就会发现，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更大的可能是思想家，而非专家学者。比如，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是孔子，但如果说孔子是专家学者，恐怕没有人会认同，历史对孔子的评价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是马克思，马克思著作，令无数学者汗颜，但他显然也不是专家学者，至少按照目前的学术标准衡量不是，并且马克思本人也没有在大学当过教授，或者在什么研究机构当过研究员，只是一个自由职业者。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什么身份？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12)。显然，在恩格斯看来，最适合马克思的头衔是思想家。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展了“千年思想家”评选活动，马克思高票当选，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这实际上再次肯定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思想家。(13)
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重视学术成果，忽视思想成果；重视培养专家学者，忽视培养思想者、思想家。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按学科专业设立，彼此独立性很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科学的支离破碎，超越具体学科和专业的研究人员，无处容身。二是学术评价方面，重视学术著作、论文，没有明确专业归属的思想性著作和文章，往往不受重视。学者们也对这种评价机制习以为常，写与学术无关的文章，写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文章，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应当说，学术评价机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固定化，则会扼杀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创见。有人开玩笑，孔子如果活在当下，就凭1万多字的《论语》，按照现在的学术量化考核办法，恐怕连副研究员都很难评上。
目前，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不能涵盖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两者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思想研究。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没有思想性，学术就缺乏精气神，甚至成为行尸走肉。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也许能培养出一大堆专家学者，但难以产生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实际上，中国的专家学者，就其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是名列前茅的，中国也是世界上博士群体最大的国家，但中国一直未能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性思想学术成果。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与思想和思想者在学术界、理论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很大关系。为此，应当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在学术殿堂里为思想者留下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是要有宽松的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思想和学术问题上不打棍子，容许思想者的存在，让他们独立思想，给思想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二是学术评价上，要逐渐改变过于刻板僵化的做法，鼓励学者发表思想类的研究成果，只要有思想价值、有社会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即使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也应当予以重视，给予肯定和好评，甚至可以作为绩效考核和晋升职称的依据。此外，还要将思想类的研究成果列入社会科学成果评奖的范围。三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超脱于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超脱具体学科领域的思想层面的问题，出版发行思想类的学术期刊，使思想者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和发展空间。
注释：
①林培锦：《权力与利益视角下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优化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11期。
②徐刚珍：《同行评议在科技期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9年第4期。
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25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④殷小平、曹铭、王文莉：《关于学术独立性的探讨》，《学术交流质量与科技研发创新——中国科协第三届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5月。
⑤王安丽：《2012全球智库排名公布 中国社科院蝉联亚洲第一》，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3年1月21日。
⑥孟照星：《要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理论观察》1989年第1期。
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1月5日。
⑧《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网站，2013年1月15日。
⑨祝华新：《人民日报称因姚晨有危机感 受众仅其粉丝数1/7》，《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8日。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中国新闻网2012年12月4日。
(11)曹树基：《学位论文的性质、内容与形式》，“社会学视野网”2011年7月29日，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yanjiufangfa/dingxingfangfa/2011－07－29/13017.html。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13)张雷声、冯颜利：《马克思：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