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市研究与实践推动规划发展——在2004城市规划年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规划论文,年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规划不仅是做设计方案、写规划文本，以及通过评审与得到批复的过程。规划作为日常工作，做好了不容易，需要下大力气，而要做得更加出色和优秀，更有赖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积累。要提高城市规划的质量，城市规划工作者就务必要从日常事务中走出来，以学术研究推动规划，
以创造性的实践提高规划的科学水平，不断学习，推动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是专业的学术团体，推动规划事业的科学发展是学会的基本职责。
1 认识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规划的发展与建筑颇为相近，即1940—1950年代，学术思想比较单一。1933年《雅典宪章》发表，塞特（J.Sert）历经10年，将会议素材加以编辑出版，揭示时代性的城市问题，提出了“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存在”（Can our city survive？）的反思和质问，并阐述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交通、休闲，号召“功能分区”；在大城市规划方面，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问世，在当时看来，这些近乎是解决大城市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随着时代变迁，科技革新，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需要从多方面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技术变化过程，及不同国家特殊的发展背景，共同影响着规划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全球规划文化呈现“纷杂的”景象（hybrid planning culture）（注：Bishwapriya Sanyal.Hybrid Planning Cul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Global Cultural Commons[A].In： Bishwapriya Sanyal（ed）.Comparative Planning Cultures[C].New York：Routledge,2005.）。在这重要的社会变化与全球联系增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高瞻远瞩，把握前进的方向。
著名学者彼得·霍尔在《城市文明》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公元前500年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19世纪的巴黎等21个城市，跨时2500年，发现这些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具有一个短暂的、10—20年的关键发展时期，“处于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大量的新事物不断涌现，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他称之为“黄金时代”，正是这个时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发展。我对霍尔的见解很感兴趣。由于他对中国城市并无研究，所以没有谈到中国。但对照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对应清朝末代状元张謇对南通的经营，从1895年大生纱厂起到1920年，短短20多年时间，张謇及其惨淡经营的南通，从发展工业到推动农村棉植业，在区域发展、城市文化、城市福利等现代化建设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时代有纲领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的佳例。我们不妨说，这20多年也展现出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一个“黄金时代”，我曾经誉之为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注：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J].城市规划，2003，（7）.）！
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快速发展，这种机遇不常有，可以说一个较大范围的全新的“黄金时代”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关键的10—20年期间，若能抓住战略机遇，就可以作到跨越式的发展。今天，中国城市建设面广量大，大小的决策如何避免重大的失误，这是城市规划重要的问题；在重要的发展变化时期，如何掌握“变”与“不变”的规律，分清哪些必须随时代变化，要“与时俱进”，哪些又不要变，不能变，也正是规划工作的难点之一。
2 以问题为导向
城市规划工作者，要有哲学家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从历史经验，现实矛盾中预测未来。敢于接触问题，分析和研究问题。切中时弊地解决老大难问题，就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创新。不面向实际，不去思考问题，就事论事地对付问题，就不可能取得突破和创见，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创新。现在城市规划在很多方面都存有误区和难点，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如果有所解决，很可能就成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现在的情况是，往往很慢“上面”，有主见不敢说，甚至跟着某些错误观点说话、做事；有些事情，人们陈陈相因，常常被习惯的思考埋没了自己的创造性天才。最近，我听到法国行政学院一位教授在清华的讲演，他有一句话说，“今天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就是明天问题的根源所在”。同理，我们不能够回避昨天的问题，否则就阻碍了规划学术的前进。西方城市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比较活跃，对于历史、现实，可以不止有一种说法，这样可以有助于思考。而相比之下，我国城市规划对历史每每含糊其辞，若不改变这种现象，城市规划科学就很难前进。我们研究历史对事不对人，包括当时的决策者和技术参与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历史时期的人，受时代局限，更何况城市规划工作错综复杂，决策人的决策多少受前任、前前任的影响，问题有所继承，决策有所局限，我们无须苛求前人，正确的态度是要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以走出当前的困境。
我们说以问题为导向，不是说就事论事地应付，而是说要从问题出发，作为切入点，剖析问题的相关方面。因为遗留下来的问题总是复杂问题，所以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最近在“北京交通讨论会”上，哲学家金吾伦先生说，不能就交通论交通，“交通的瓶颈是城市复杂性的整体表现”，交通问题涉及到城市设计、管理、市民素质等问题，所以要用复杂性科学来解决问题。复杂性科学是一门比较新兴的学问，进展很快。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土地资源、水资源、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的污染等种种社会问题困扰着我们，各种问题交叉，就显得更加复杂难解了。复杂性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学习和探索，如果陷于盲目性，就不知如何着手。
在清华大学与云南省省校合作开展的滇西北项目中，曾对滇西北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环境的脆弱，以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文化丰富而经济又极其贫困做了考察和研究。由于区域旅游开发，城市急剧发展，滇西北成了近些年社会关注的重要地区之一，被称作为“香格里拉”的中旬地区就迫切需要规划。当时云南省科委邀请了包括地理、生态、旅游、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好多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他们对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很有研究，但各学科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如何开展工作，就有些茫然。考察之后，我们集中分析问题症结所在，综合研究纲领，赢得了与会专家的认可，最后形成了“预研究”报告。事后我还发表了《严峻生境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论思考——以滇西北人居环境规划研究为例》（注：吴良镛.严峻生境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论思考——以滇西北人居环境规划研究为例[J].科技导报，2000，（8）.）一文，说明当初符合复杂性科学“软硬结合”简化求解方法的运用，还是有助于大课题研究的推进。
因此，城市规划思想上可以海阔天空，但是毕竟是治用、经世之学，要立足现实，直面问题，找出矛盾，处理矛盾，理解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只有认识，理清问题的复杂性，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适宜框架。
3 整合、统筹、整体性、可持续概念
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为本、两个面向、五大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整合、统筹、整体性概念是当今城市规划的要义，也是“科学发展观”方法论的灵魂。
科学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整体的观念之上。前述关于复杂性科学的运用就是基于此点，要看到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已从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向跨学科的趋向发展，广义建筑学中提出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也遵循于此。城市发展涉及学科已如此广泛，葡萄牙著名建筑师西扎（A.Siza）甚至向建筑师提出“无专业”境界，很值得我们思考。对建筑学来说尚且如此，城市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就更为宽广了。
整体的概念在国际城市发展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例如法国在2003年12月通过了新的《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简称SRU），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对法国过去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公共政策、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整合。我国建设部基于同样的理念，正在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城乡规划体系的研究与编制。
要多方面统筹，在专业上整合多种专业的视点，综合地解决问题；在管理体制上要整合不同部门发展因素，协调解决问题，使经济、环境、社会、政治、教育等各项方针能更具综合性发展，区域的概念和人居的思考统筹；还有空间上的整合，不是孤立地看待问题的战略性视角，而是以城市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全球层面对照统筹。总之，学术研究要渗透到各个方面，不这样做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无法涉及问题的核心。基于同一理念，20世纪初，身在南通的张謇尚能够认识到管理一个城市，要有全省的视野，处理一个省的问题要有全国的视野，处理好国家的问题要有世界的视野，体现了他的统筹思想和空间上的层次观。身在21世纪“地球村”中的中国城市科学工作者，更应以更高的哲学境界研究问题。由于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加之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领域，不仅需要改变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需要改变城市规划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方法，如何以问题与目标为导向，通过有效的规划途径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客观上成为城市规划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4 城市发展走向科学与人文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在科学和人文两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应认识到，在整体上还是比较滞后的。城市要走向科学和人文的复兴，对城市规划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1）科学问题。远在上世纪初张謇经营南通时就开始注意到组织队伍，研究现状，进行测量，绘制地图。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更是具备多种科学手段，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等信息手段，使得我们能够在城市尺度、区域尺度，甚至全球尺度上更加清晰地观察对象，并相应地完成所需要的信息数据统计。城市规划工作者要有热情的科学精神，要随时随地关注科学的发展，探求多种新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人居环境规划的时空概念上。事实上，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如北京空间发展研究中提出的首都第二机场问题，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航空港本身的发展和可能条件，如地面气象、场址条件、轨道交通线连接条件以及北京周边的空域问题等，还应与航空城的可能发展、区域的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世界航空事业的发展等联系起来，对于港口的发展也如是。1950—1960年代，希腊学者C.道萨迪亚斯开始敏感地受到“系统论”等影响，意识到人类的聚居结构与相应的时空观的变化，并关注到生态环境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规划工作者只有具备科学的视野、对生活环境的敏感性，思想才会超前。
（2）人文问题。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口号下，城市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人文方面的发展不一定像科学那样敏感，但当今的全球化带来许多积极与负面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新的人文问题。由于时空距离的缩小，人们活动的地域距离起了重大变化之后，如何克服突如其来的文化距离就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商贸、金融的流动，科技的发展，全球化改变了地方的性质，我们所处的地方秩序面临转型，需要随时随地思考文化的传播和接受问题；另一方面，要保留和保护自己的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和精华，避免因在不知不觉中忽略地域文化而出现所谓的“世界趋同”问题，这一点近20多年来已成为新的关注点，正如芒福德（L.Mumford）所说，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保管者和积攒者”，因而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我们要重视对城市地域文化的整理和保护，不能让城市在大建设的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建设性的大破坏和“文化自残”。应该看到，文化也是资源，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比如旧房子就是一种资源。1978年我访问美国波士顿时，同行们送我一幅招贴画，上写着“旧建筑是宝贵资源”，当时并不太理解。今天看到北京旧城天天在拆，看到如何破坏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感在西方经历了极大教训才认识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接踵而至了，只是慢了几拍。对大自然的保护也是如此。最近看到日本将它的大地景观、梯田等自然遗产，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种优美的大地景观在我国也有许多，而不论是历史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需要得到认真的保护。但求不再继续破坏，箭在弦上，已非常之难。就以北京旧城保护而言，破坏的机制强于保护的力量，要真正地解决问题还要作极大的努力，这可从会上印发的北京旧城保护研究报告中看出来（注：清华大学.北京旧城保护研究报告[Z].2004.）。对自然的保护也是如此，只要从三峡大坝区沿江往白帝城而上，看一看无序的开发，就令人心焦。建设中很多现象在困扰着我们，今天已不能就事论事，需要更宽阔深邃的视野，要把着力点放在文化问题上。
首先要以更高的视野审视当前的文化现象。最近，我有机会重访20多年前曾经逗留过的一些欧洲城市，那里都能尊重传统的空间秩序、城市肌理，并顺应新的文化发展，做到整体协调，因而不同城市都能凸现其独到之处，构建其特色，不把关注点置于标志性建筑的数量。而我们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情况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强调城市特色而走入误区，以为有几幢标志性建筑就能构成特色，但事实上，并非有几幢“新”、“奇”、“怪”的标志性建筑，就能构成特色了，并非依赖西方建筑师“想法多”就能构成特色，其结果反而使得一些建筑从合理走向荒诞，从常规建设走向浪费，未增添了城市美而是恰恰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特色美！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曾从“中国城市地图集”中选了几个著名城市的中心区，并列在一起，而结果谁也辨认不清它是哪一个城市，这是当今城市建设的悲剧。当前，如何从“反传统”“反束缚”这一股潮流走出来，“回归基本原理”，看来少不了一场大辩论。
出路在于不能就建筑论建筑，还是要如前所述，以问题为导向，从文化深层结构中探讨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1938年芒福德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后展拓至《城市发展史》，至今被公认为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1995年彼得·霍尔出版了《城市文明》一书，认为文化“更为清晰化和代表着更多的矛盾冲突”，着眼于“城市与新事物间的持久动力关系”。认为城市在人文创新中有四个独特的表现：第一，城市的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新；第二，技术的进步；第三，文化与技术的结合，第四，针对现实问题寻找答案。以上四点就是前已述及的“黄金时代”的契机。从霍氏的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当今我们正是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我们要更加敏锐地看到新事物的涌现，并创造性地迎接我们新的“黄金时代”，这时代的到来不仅要借助建筑艺术，更要高瞻远瞩地致力于文化的创造。1979年哈维·佩罗夫（Harvey Perloff）提出“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中说，“使文化在21世纪中完成最重要的功能，把和谐的方法带入我们的生活”，凡此种种，都以更为宏观的视野看待城市文化创造。基于“文化资源与文化需要”在城市规划中融入新的内容，近20年来形成了“文化规划”的新领域，即运用文化资源促使城市
发展，用艺术提高城市生活。文化规划有其社会、经济、美学的目标，并致力于城市复兴和大发展，倡导用全面贯通及融汇创新的观点与行动为导向来解决城市问题，以寻求对一个地区在经济、体形环境、社会及自然环境条件上的持续改善。
现在的城市发展都希望振兴经济，规划也在大力关注经济发展，研究城市经济结构等，但有一个重大的忽略或不足，即相当多地方部门的领导，以至规划专业人士不能理解文化资源也是宝贵的财富，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包括手工艺以至非物质文化资源等。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甚至包括城镇周边的文化遗存等，也都是了不得的宝贵资源，可资利用发展，可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例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博物馆的建造，以奇异的建筑造型以及多种的文化场所，吸引游客，成为旅游胜地，从而振兴当地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所以在城市规划的新理论中，除了社会、经济规划外，出现了文化规划，这是城市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城市规划工作者不仅仅需要具有一般的文化常识，更需要具备高度的文化修养，高瞻远瞩地看到当前的动向和未来的发展，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予以创造发展。规划工作者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加强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规划布局，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本文对人文问题着墨甚多，因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问题论述甚多，而我们却重视不足才赘述之。
5 城市管理机制的变革
大会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和综合协调面临空前的挑战”，因此规划管理机制与规划政策问题不能不加以强调。
胡锦涛在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到：第一，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第二，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第三，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国已确定了本世纪头20年的发展奋斗目标，这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强调行政管理必须要民主化、科学化，城市的发展、规划，建设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科学化。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国家体制的改革，也是城市体制应走的道路。城市的管理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在发展方面有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市长的正确决策，城市有没有一个良好的正确的政策，法制是否健全，哪些是市长的本职工作，哪些并不需要市长太多费心，是否越位，领导的执政能力，是很关键的敏感问题，涉及到城市发展的保障等问题；第二，规划工作者是不是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如何当好战略参谋，这也涉及到城市工作的内部体制改革，例如我们在一些所参与的城市空间战略研究中，从概念规划到行动计划的思考，就是规划工作者在职责范围内，敢于“献言”和“荐言”。要管“闲事”，多管“闲事”，况且很多事情往往并非“闲事”；第三，要重视并借助社会力量，实行公众参与，推动社区的发展，推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规划工作者要有良知，要与市民同呼吸，更多地关注大众的生活。
管理制度很重要。现在由于城市建设法制的不健全，致使市长的权力过大，决策每每轻率地“想当然耳”，失误的事情常有。可以分析一些管城建的市长“出事”的案例，那些“出事”的城市，除了弄清相关人事并予以一定的纪律处分外，其中也必有部分存在封闭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应予以反思。我曾多次建议城市要建立总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经济师的制度，目的就是做好城市发展战略，起到市长参谋的作用。当然，促进民主化、科学化方面，还要广泛地吸收地方的专家能人。我以前在不同场合都一再强调，“美好的城市要与美好的社会同时缔造”，仅有物质环境还不够，还需要好的政治、社会环境，还需要政治文明。
霍尔教授曾经批评英国的城市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是保守的与内视的（inward-looking regen-eration policies），这同城市复兴本身的开放性取向是不平衡的。在诸多方面正是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城市或地区的衰落，所以提出了开放的政策框架，涉及政府层面、机构安排、空间尺度、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环境活力、居住等方面。例如，在政府层面，焦点主要是政策；在机构安排上，强调区域范围（region-wide）合作，横向的与纵向的机构间的联系；社会凝聚力方面，如明确目标，克服社会的排他性与相互指责；环境活力方面，克服衰败地区的物质环境，吸引新的居民，加强地区活力与吸引外来者；等等。所有各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统筹”与“整合”。
以上说明，城市规划不只是一种物质（形体）规划，尽管物质规划的重要性不能低估，要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更要以科学的发展统筹社会发展中多方面的问题，广义地对待规划的内涵和功能。一个美好社会目标和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西方学者热衷讨论的“良政”（good governance），值得我们关注并结合本国本地情况探讨。
6 规划工作者的思想修养
本文开篇就述及规划有个境界问题。规划工作者也要有思想境界，要有理论思维、伦理思维（该做的与不该做的），违反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与规划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不相称。好的规划工作者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业务家、实践家，过去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要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
“科学的发展观”，总结50年来的建设经验，力剖时弊，作为多方面改革的新起点，关键是“以人为本”。要以广大群众为主，主流群体的利益为依归，关注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伊斯坦布尔“人居二”会议、2001年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伊斯坦布尔+5”特别联大以及联合国人居署等都在积极号召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适宜的住宅，改善人居环境。规划工作者要有勇气，为人民利益敢为天下先。规划工作者既是政府的参谋，就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当前一片形势大好下，要有忧患意识，有大智大勇，敢于揭露时弊，更需综合创新。一个规划工作者，他的工作岗位也许属于某个政府事业单位，受不同部门管，属不同辖区，对本部门、本地区要敬业，但考虑问题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全地区、全民族和全世界。规划工作者要对现实有杞人忧天的精神，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探索的精神，改革现实，对未来有高度想象力的创造。自己有了人文素养，对人文的感情，对当地文化的关怀和挚爱，增加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修养，就能够在规划实践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希望规划界要有良好的学习风气，要有崇高的追求和情操，面向中国的实际问题，走中国学派之路，探索自己的学术体系，造福中国人民。现在有条件到国外学习或者出国访问及国外学者来华交流日多，这是一个好现象。学术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中心的形成，因素很多，离不开交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地域之广大性，中国人应以更高的社会责任感，以更为艰苦之努力，求得问题创造性的解决。所以我常讲，对中国文化，要有文化的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只有做到这个，才能赢得世界的尊敬，也才能在城市规划上自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是规划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在这次新老交接的任务胜利完成之际，颇有感慨。我们城市规划的学术研究组织出现较早，成立于1950年代中期，当时王文克同志任组长，我作为副组长，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很好展开工作。文革后第一次的城市规划学术会是在兰州召开的，当时出席人数不多，学术报告似乎有2—3篇，对比这次会议出席近700人，论文集两大本，真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在此请允许我讲几句肺腑之言，并向有志于规划工作的同志多提些期望。
对年满60岁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同志来说，我们要向曹洪涛老、郑孝燮老学习，他们从岗位退下仍然著书立说成果累累，堪称楷模。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对60—80岁的人来说，阅历丰富，思想成熟，既“无案牍之劳形”，又由于物质条件的丰富和医药卫生的进步，有了“青春之延长”（elongation of youth），因而可以继续生命新的创造时期。前人说“思则老而愈妙”（孙过庭《书谱序》），正说到实处。就我自己来说所有的学术工作是从60岁退下来之后进行的，20多年来感到生活很充实，因此我总是劝退下来的同志要爱惜自己的学术生命和新的创业机遇。最近一些同志纷纷出书，就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对于正当盛年的专业工作者来说，你们是这支专业大军的主力军，这一学术舞台的主要演员，也是较早地能够成为中国学派的建设者。前人云，“医以济世，文以载道”，艺讲“艺德”，建筑师规划师应有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为未来生活的美好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全然改变现实，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应非常明确，规划是神圣的事业，要远离歪风邪气。
我们在进步，但还有更多的事业有待开拓。在城市规划方面，除了加强政府部门和学校研究机构和相关组织外（这方面的实力在不断加强，水平在提高，这是主力），还需要有一批非赢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涌现，我们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和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就是这样的机构。我们的课题经费微薄，但以自己可能达到的学术质量，赢得了信誉，作为非政府组织，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伊斯坦布尔+5”特别联大会议，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认可和赞扬。我说这点的目的绝不是自我标榜，而是希望在中国有更多的非盈利组织和更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机构不断蓬勃涌现出来，当中国大小研究机构涌现之日，也就是中国城市规划学派繁荣之时。
最后赠四句话与同行共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取中外之长，成一家之言。”（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其中第三句系笔者所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