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几大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大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我国经济“软着陆”以后，近三年的经济运行实绩及近期趋势表明，经济止跌启动异常艰难，经济运行正面临着转轨以来积累、集中起来的多种矛盾和巨大困境。
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的矛盾
经过20年的积累和发展，经济进入供给相对过剩的新阶段。从表面上看，是经济总量过剩，但实质上却是结构短缺。从城乡二元市场结构来看，一方面，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已由80年代初期的70%左右下降到1996年的48%，用于衣着等一般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处于稳定数量、提高质量和档次的阶段。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已超过85%，用于交通、通讯、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例如，目前彩电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0%左右，农村彩电普及率只有20%，彩电供求是买不起与卖不出并存。其它商品的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也普遍如此。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民消费水平的比值，1978年为2.3∶1，1996年为3.2∶1，市场的层级不断拉大以至两者“断裂”。只占全体人口不足30%的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与占全体人口70%多的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凸现总量过剩的一个基本因素。
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来看，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市场萧条。居民金融资产分布状态能够集中地说明这个问题。如1998年居民全部金融资产已达到7万亿元。1997年的资料表明，其中8.7%的居民占据60%以上的份额，而据有20万元以上的1.3%的家庭（全国户均2.23 万元）就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31.5%，相反，43.7%的家庭却只拥有其中的3%。这表明，大部分购买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扩大消费份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住房来说，目前缺房户有近300 万户，但商品房积压却达到7000多万平方米，空置率高达16%。包括现在已“拥有”住房但是以实物形式分配的，如果真的商品化起来，也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能买得起的无需再买，确实需要的无力购买。在体制内收入分配尚未进行市场化改革，或者在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的薄弱基础上，包括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到位，面对这种严峻现实，中低收入阶层把“保命钱”看得愈来愈重要，即期消费能力变得越来越弱。作为市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不足是凸现总量过剩的另一个基本因素。
传统计划体制是供给主导需求，市场体制是需求主导供给。转轨以来，计划体制下培育成长起来的供给系统因其所固有的刚性，对于日益市场化的需求结构变化作出的反应具有重大缺陷。一方面，原有产品需求减少时，其供给数量的减少必须以强制性的资产存量大量闲置为代价；另一方面，需求结构变化对新产品提出需求时，供给系统却迟迟无法予以满足，造成供给短缺。例如，纺织行业只有通过中央采取强制措施，才能使其生产能力削减收缩。地区之间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中部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 %， 西部与中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7.9%。发达国家的市场供应商品在150万种以上，我们只有40 多万种，而且更新速度极为缓慢。在市场供应的商品之中，名优商品和适销对路的商品及受群众欢迎的新产品并不多，而一般商品、过时商品大量积压，如男衬衫积压20亿件，皮鞋40亿双，摩托车几千万辆。因此从供给系统的结构来看，在总量过剩的背后，商品供给品种、商品供给规模、商品供给重点调整都存在着严重的短缺。目前的总量过剩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近期刺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的矛盾
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迫使政府必须尽快运用宏观政策手段启动经济增长。最紧迫的是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1998年底城镇结转的登记失业人员达610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2%，如果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1998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接近2000万人。有估计说实际失业率已达到10%以上，按国际通行经验，一国失业率若高于12%，即为恶性失业，若此我国失业率可能正接近临界点。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隐患也该注意。历史地看，长期以来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正常投入的货币而没有生产出足够的商品和劳务与之对应，在市场上应该表现为总供给水平低于总需求水平，在目前的经济实际中这种过剩的需求集中表现为银行中居民储蓄，这些过多的需求积累为物价上涨的基础；更具危险性的是，在当前出现了“供给剩余”之后，这部分商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压必定贬值或通过其它途径“处理掉”，与之相对应的那一部分需求又失去了对应的实物。这两部分叠加在一起，占现在银行储蓄的很大一部分，当它积累到一定限度后，总得要释放。释放的途径，就是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这是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规律。
换一个角度看，银行一方面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储蓄，另一方面贷给经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银行对这些贷款是软债权，形成不良资产，银行最终兑付给储户的一定是贬值的“钞票”。实际一点看，目前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国有企业经营普遍困难、民营企业“稚弱”难以支撑整个经济这样一个微观基础“断档”的条件下，难以起到“汲水”作用而全面启动投资；如果未来经济结构不能实质性改变，企业产出效率不能实质性提高的话，这样通过财政赤字或债务直接进行的公共投资，将会给未来经济留下通货膨胀的隐患。在生产资料价格转跌回涨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必然全面传导到下游产品中去，以物价指数下降为表现形式的通货紧缩将不会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却是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甚至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必须高度警惕。
宏观调控的艰巨任务与调控能力软弱的矛盾
财政和金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手段，面对启动经济的艰巨任务，显得力不从心。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其实现调控目标以财政自身的能力为前提，但目前财政状况十分困难。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结构未能适应所有制结构和财源结构的重大变化，依然沿袭传统体制下的财源结构，过多偏重于国有经济，并对居民金融资产“开发”不足；税收体系的不完备和被冲击，造成税收累退性；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伴随政府财政性资金严重分散和非规范的“体外运作”，使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状况对于整个政府系统真实财力状况的反应的解释能力不足。致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严重偏低。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1979年为28.4%，1995年已降为10.7%，1998年也没有超过13%。这一比重的持续下降，是财政能力下降和财政调节能力衰弱的集中表现。
从财政支出角度来看：财政承担了包括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城镇职工工资、解决冤假错案知青返城等遗留问题、恢复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补贴企业亏损等诸多有关宏观稳定任务的“改革稳定成本”支出；财政用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文卫、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发展配套方面的支出，都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支出只能增加；行政管理因政府规模膨胀具有极大的刚性；财政肩负了减税让利、物价补贴、工资改革、既得利益刚性支出等增支减收的“改革支持成本”。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财政支出力不从心。1979～1998年20年间，财政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而且财政支出中用于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多，而能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越来越少。
从赤字状况看，入不敷出赤字庞大。1979年财政收支开始出现了170.6亿元的巨额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的13.4%， 以后财政连年赤字，一发不可收拾，除1985年有少量结余之外，各年度全是赤字，一直到20年后的1998年达到969.7亿元。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财政被迫大量举债。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逐渐升高，1994年全国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存度达到20.3%，即已突破国际公认的20%的水平。1998年为启动经济，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今后几年还本付息压力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财政很快就进入了财政收入能力下降、财政支出刚性不减，连年赤字，债务攀升的困境，财政宏观调节能力随之衰弱。而金融业累积风险巨大，也给货币政策的调控带来威胁。改革以来，财政和企业直接注资的渠道相对大大缩小，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渠道向企业注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占企业注资来源的95%以上。近二十年的运作过程中，银行系统累积了大量不良资产。在证券市场上，很多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前途令人担忧；遍地开花的非银行机构和金融活动也是不可小觑的潜在风险。
另外，财政、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财政、银行两大部门，宏观调控地位未能提到应有的位置。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的职能界定不清，尤其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很弱，越位代替财政。在制定调控政策时，常常掣肘、空档；在经济运行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域配合不够，主要表现为财政和银行调控目标模糊不清，政策性银行缺乏清晰的定位，财政信用混乱，对国有企业资金供给这个重大问题至今模棱两可，财政发行国债与银行竞争存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