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问题——兼论经济学的学科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学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前两年有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过程中，经常被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宏观政策与改革政策的相互关系，人们对宏观政策本身及有效性的讨论，经常被引到体制改革问题上去。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研讨中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经常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即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宏观政策所针对的，以及宏观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变化与调节问题，而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但不可相互替代，各有各在不同“期间”的作用。在理论上搞清这一关系，清理一些方法论上的混乱，对于我们今后深化经济问题的讨论，认识各种政策的作用与局限，应大有好处，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学科分类，也大有好处。本文针对有关的论点（注：卢峰博士的文章《宏观经济学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长期问题？》（见《财经时报》2000年9月6日第3版）对我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本文的一些讨论，就是针对该文而展开的。）进行一些讨论。
一、“特征性问题”与“离不开的因素”
首先要指出的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当然“离不开”或一定会“涉及”各种长期问题。比如“体制”这个我称之为长期问题的因素，我们当然必须涉及。笔者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从头至尾都是在用体制因素说明在公有制条件下为什么经济总是倾向于出现通货膨胀或短缺。我对近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问题的解释，也是将其归结为银行坏债这个体制问题所造成的信贷萎缩。
但是，重要的一个概念问题是：“离不开”或“涉及”那些因素或那些问题，不等于一个理论分支（不是全部理论！）所要研究的就是那些问题，就像我在另一个争论中提出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关键在于存在一个“离不开”的因素与“研究对象”的差别一样，在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领域，也可能有类似的混淆。
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短期问题，不是指宏观经济学要解释经济现象、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策是否会涉及长期问题，而指的是：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征性问题”，即所针对的特殊现实经济问题，本身属于短期问题，即总需求偏离总供给（潜在总供给）导致经济出现波动（过热或失业）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宏观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手段（其他手段都不是宏观经济所特有的），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等“政策手段”，它们也相对来说是“短期”的。
为了说明作为“离不开”的解释因素和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之间的差别，我们不妨对卢锋先生指出的各种因素，一一作些分析。
——“潜在总供给”和“自然失业率”。宏观经济学当然离不开这两个概念，并用它们作为参照系来说明经济是否出现了波动，是否应该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熨平”波动，以使经济恢复到潜在总供给和自然失业率，消除过热或失业。但是，宏观经济学是否研究（解释、分析、对策）潜在总供给和自然失业率呢？显然不是。测度一个国家的潜在总供给，当然是宏观经济学家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总量概念，但是要解释、分析潜在总供给的形成和决定它的各种因素，我们就要研究企业是否有效率，是否有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哪一经济学分支（不是全部！）的研究对象呢？显然这一切是有关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理论，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关于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理论和微观经济学中一切有关资源配置结构的分析。如果宏观经济学也把说明潜在总供给如何决定和如何提高（这是“政策含义”所指的对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把它“拿来”作为一个别人已经说明了的概念，那么宏观经济学就不再是一个分支，而变成了经济学理论的全部。有人或许会说，“供给学派”强调供给（潜在总供给）增长的作用，而那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吗？首先，供给学派理论中如果涉及所谓提高竞争力的研究，那么那部分理论就已经不属于宏观经济学了（一个学派的理论可以是跨学科分支的）。其次，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中，真正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东西是有关税收对供给的影响部分——税收这个短期（可以在短期内变动的）政策因素，如何对潜在总供给的增长这个长期因素产生影响，那是一定要在宏观经济学里加以说明的。
——“稳定货币供给率”与经济实际长期增长率相适应。这一命题的真正含意是不要对货币供给进行“短期”的反周期调整，因此它事实上属于短期问题（请注意，反周期对策问题只能是一个“短期问题”）。
——国际贸易结构。宏观经济学当然也要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外贸活动是GDP重要的组成部分，汇率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正如卢锋指出的，国际贸易结构要由各国的要素秉赋和比较优势等因素加以解释和分析。宏观经济学是否把这些因素也“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呢？显然不能。因为那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的领域就被“剥夺”了。国际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比如说最近的石油价格上涨，当然会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学家们、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密切关注，但是石油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变化，用宏观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潜在总供给”水平的一次性变化（曲线下移），是一个短期内发生的（一下子发生的）变化。它在短期内所引起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和总需求波动问题当然是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但为什么发生石油危机这个问题本身却不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是国际贸易理论以至国际政治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宏观经济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外部条件”(data)的变化来对待，否则，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也会变得太厚而拿不动了。
——体制变动。作为一名中国经济学者，我一直在讨论体制问题，从来认为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既用体制问题解释过去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也用体制原因来解释这几年的通货紧缩。但是，把体制作为解释宏观现象的一个因素是一回事，研究体制改革、把体制和体制改革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是另一回事。
在这里我想再次说明一下体制问题与宏观政策问题的区别。我们的经济体制充满问题，它们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导致总需求时而过度膨胀，时而不足，引起宏观经济波动。这些体制问题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通过各种改革加以解决的，而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加以解决（谁能告诉我们几年内如何能彻底解决银行坏债问题、国有企业问题、非国有经济融资问题，等等？）。这时，这个“有问题的体制”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就是一个在短期内“给定的条件”，而我们在这个“短期内”（这里的关键在于一种因素在这一时期内是否可以变化），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要想使通货紧缩不恶化，不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滑入大萧条，就只好通过在短期内（当年或两、三年内）就起作用的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加以弥补，加以调节。这是因为，在这“当年”，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努力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如果只搞改革而不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滑的趋势就不能得到抑制。总之，不能用体制改革的需要来“批判”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当然不可能解决体制问题（提出所谓“扩大财政支出能解决体制问题吗”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概念混淆），但体制改革本身也不能替代短期宏观政策。
在说明以上“离不开的”但并非作为宏观经济学“学科特征”的研究对象之后，我想指出一个目前还放在宏观经济学之内的“长期问题”，那就是总需求的一般趋势。消费者、投资者对收入的“时期之间”的配置（储蓄行为），迄今还一直放在宏观经济学中加以分析，作为解释总需求一般趋势的背景。但最近20年的发展，已使这部分理论越来越成为“增长理论”或“动态理论”的一部分，越来越放在静态的、短期的宏观分析之后进行，在说明总需求的时候所提到的也越来越只是提到这一“背景”，而不是进行全面的分析（全面分析已经较为复杂）。这事实上恰恰提出了学科进一步分类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微观经济学之后应该紧接的是“增长理论”或“动态理论”，专门分析资源的时期配置与经济增长因素等问题，这样在进入宏观经济学时，就有了一个时期效率的理论基础，使消费－储蓄行为有一动态背景，而不是讲了半天宏观经济问题包括需求增长之后，才又回过头来理解"over-lapping generations"之类的问题。
最后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一个理论分支的“研究对象”，不是以写教科书的人为了方便把一个问题放在哪里决定的，而是由我们想解决的“特殊问题”所决定的。宏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消除经济波动”的问题，要使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保持一致，使实际总供给最大程度地与潜在总供给持续地保持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特征是研究“短期问题”的。而其他学科，比如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增长理论等，所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只有在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的调整（最基本的问题是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那条“潜在总供给线”的移动或走势问题！），因此其特征性问题是“长期的”。再要说明的是，长期或短期，不是划分学科分支的标准，一个学科中当然也可以包含各种长期和短期的问题。我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它所针对的特征性问题是什么，它所开出的政策建议的时期特征又是什么？我希望在讨论中，我们都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这样才不会使我们的讨论迷失方向。
二、学科分类：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否是经济学总体的一个“完全分类”？
至此，我想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与卢锋先生的分歧的根源所在。卢锋在他的文章中相当突然地指出：“（不能）把宏观经济领域的长期问题划到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因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从经济研究对象范围角度对经济学总体给出的完全分类”。卢锋在全文中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其他许多东西，偏偏对这个真正最重要的问题只是一笔带过，似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认为我们很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首先，虽然在迄今的教科书中，企业组织、市场体制以至公共选择等体制问题通常是包含在微观经济学的，而计划与市场这一体制问题以及增长（动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通常是包含在许多宏观教科书中的，但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教科书而论）中，至少没有涉及有关经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他们在一个长期以来200-300年）相对稳定的制度条件下所涉及的所谓“结构调整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体制改革问题”具有本质的差异。因此，我以为经济学体系很难用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做“完全分类”，至少还应加上制度经济学（含体制转轨理论）。现在的确有人使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了很多东西，但至少，我们中国人目前面对的经济体制问题，却难以系统全面地在任何一本微观或宏观教科书中加以研究。这至少可以说明，经济学的学科分类问题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也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次，能否按照最原始的想法，就简单地以“个体”与“总体”、个量与总量作为对经济学科进行“完全分类”的标准呢？在经济与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情况看，显然是不够的。比如，像宪法、法治、基本产权制度这样的制度问题，显然是关系到社会经济总体的，但我们很难想象让宏观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每一个教授如何写他的教科书当然是另一回事）。再比如，一国的外贸额，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个总量，但是对于国际经济来说，这只是“一个经济”的一个个量，而一旦研究国际贸易结构、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与全球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我们所要使用的分析工具，其实就都属于微观经济学。萨克斯的教科书仍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虽然是“全球视角”中的一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但显然那本书不是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
再者，如果按照卢锋所说的“完全分类”，宏观与微观本身也会变成不可分的，因为一方面，像总需求和潜在总供给等许多宏观问题的分析直接关系到许多微观经济理论分析，而在另一方面，个人、企业的行为又受到利率、税率等宏观变量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体制问题，既可以包括在微观理论中，也可以包括在宏观理论中，比如国有企业行为问题、政府管制问题等，就既是微观问题，也是宏观问题，在卢锋所说的那个层次上，你事实上无法将这一类问题归入微观理论或宏观理论任何一个。
整个科学和思想发展的历史，都是使学科越分越细，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分类上。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是20世纪上半叶在发达国家“大萧条”背景下完成的事情。尽管后人总是在研究“宏观问题的微观基础”，或“微观问题的宏观背景”，这一分类毕竟是一进步，使得各方面的分析得以由分工而深入。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什么呢？一大批国家发生体制变迁，发展中国家力求发展，以及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在由此引出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理论体系中，有许多体制、发展（落后国家的增长）、技术进步（扩散）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被涵盖，需要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于是就一方面出现了现有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越写越厚、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相互重叠也越多、却又都不够深入全面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分类面临新的挑战。
三、特征性问题与经济学进一步的学科分类
研究与发展经济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因此在讨论经济学学科划分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来认真思考一下经济中都面临哪些大类的问题，或者说，对一个具体经济问题来说，都可能有哪些类的决定因素在起作用，由此来抓住学科分类的线索。
决定一个经济体系运行得“好”或“不好”、有效率或没有效率，大致上是由以下几类因素决定的：
——基本制度，如宪法、法治环境、政治体制，产权制度，等等；
——一定经济机制下（如市场或计划）经济行为主体(economic-agents)的行为方式，这涉及到收入分配、企业组织、市场机制与结构、市场规制、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等等；
——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包括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增长；
——总供求关系与经济波动，这主要是由于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或就业率的变化；
——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公共政策：一定政治体制下与公共物品有关的资源配置如何决定；
——全球经济与国际市场：什么决定着进出口贸易、国际分工、资本和其他要素的国际间流动，等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的特殊问题是，如何才能在“处处落后”的条件下增长得比发达国家还快，从而实现“趋同”（这在“南北差距”因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越拉越大的时候，似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的真正挑战）。
在笔者看来，现代经济学已经到了进一步“分裂”的时候，一个更加“完全的分类”似乎就可以由分别研究上述七个方面的以下七个学科分支构成：(1)制度（转轨）经济学，(2)微观经济学，(3)经济增长理论，(4)宏观经济学，(5)公共选择理论或政治经济学，(6)国际经济学；(7)（以以上各方面理论为基础但又集中研究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的）发展经济学。
这七个（特别是前六个）分支学科基本在一个层次上，处理不同方面的问题，可以有较为确定的学科界限，又涵盖了经济学目前所知的全部问题。我们当然还需要仔细地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学科分类结构在基本逻辑关系上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正因如此，当有的宏观经济学家力求“超越”原有的研究范围使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包含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则更倾向于回到凯恩斯最早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狭义的”定义，即集中研究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失衡和经济波动问题，而将其他问题“交给”其他学科去加以“专业”地处理，以求我们能对其有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几十年发展之后的进步。
与此同时，各分支学科的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交叉“涉及”，也会更加重要，更加明显。这是因为，由于认识的深化，方法的进步，对任何一个分支中的特殊问题的分析，都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因素，即作为其他分支研究对象的因素。说到底，经济学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正如瓦尔拉斯在近200年前所说的那样，非洲一个山里的一个蝴蝶扇动一个翅膀，也许会引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人类理论和思维的发展，说到底就是对这些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认识的深化、全面化。也正因如此，一方面，理论越来越复杂，我们不得不对其不断细化分支，另一方面也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假定其他不变”这一通常用语意味着什么，越来越广泛地“援引”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本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更加专业的同时，我们也得要求一个经济学家更加“博学”，因为你得清楚地知道一个问题、一个因素究竟在经济学庞大体系的哪一个角落，而它与其它所有因素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样才不会发生逻辑混乱和概念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