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工资和失业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工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5-0036-08
一、引论
马克思关于工资与失业的理论曾着重考察过这样一种状况或景象：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致使工人所得趋于最低限度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和相对人口过剩规律，在迫使工资下降的同时，也造成工人的失业如影随形。这种景象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描述就是，工人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趋于工人的保留工资，同时伴随着相当数量的失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创见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信奉。尽管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非凡的思想穿透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理解以适合于当今的实际。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十分关注工人的工资和失业问题。他早年沿用斯密和李嘉图的说法，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工资的最低额①，并把它看成是工资的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心；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低工资存在着下降的变动趋势。从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马克思放弃了以往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最低工资”术语，代之以“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工资的最低限度”，并拓宽了最低限度工资的内涵，提出最低限度的工资应由身体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学术界普遍将这一最低限度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在现代经济学中，它通常被解读成工人的保留工资。
关于失业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1] (P691、707)这就是说，资本积累与内生性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导致就业相对减少，造成人口相对过剩。总之，作为一种趋势，资本积累必然会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失业队伍。
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始终将工资设定为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这种设定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工资假设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设定有助于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以便既符合逻辑又贴近现实地解说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大厦，同时还将“以相对贫困化为基础的失业理论”有机地糅合于该理论大厦之中。
现代经济学既有的关于工资和失业问题的分析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见解不一致。现代经济学通常认为，在“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的供求分析框架下可以解释现实中劳动供求均衡，但在笔者看来，尽管通过供求曲线的移动可以解释工资的下降，却难以解释工资不仅下降而且总是趋于保留工资的现象。因为在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中，随着工资的下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逐渐减少；当市场工资处于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趋向于零。这就是说，均衡工资处于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的均衡供求量必为零。显而易见，现代经济学既有的理论解释与马克思观察到的现实大相径庭。
作为一种探讨，笔者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现代经济学通常使用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由此解析出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较之于这段劳动供给曲线而言，如果劳动需求不足，劳动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失衡，直至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同时，还造成一定数量的失业。显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在于最低必需支出，即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生存条件而必须支付的刚性支出②。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将传统经济学一分为二：前者逐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者则演绎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亦称主流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理论常常被描述和渲染成完全相抵牾。其实，就分析的逻辑和学理而言，它们都在力图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倘若拨开遮蔽的枝叶和萝蔓，以经济学本身来说，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可贯通和互补之处。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所考察的这种景象不仅出现在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而且也显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本文旨在阐明，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所构建的工资与就业决定模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沟通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工资和失业理论的桥梁，并期望在现代经济学形式下将马克思的有关精辟见解作为改进我国现阶段关于工资和就业政策的思想材料。
二、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
构建一个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可以分为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推导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第二步，建立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劳动供求分析框架，探讨由此形成的工资和就业决定问题。
在进入推导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作出一些相关的说明。不言而喻，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是以条件极值的形式来表达的，其一般形式(记为条件极值Ⅰ)：maxU(Y，R)s.t.Y+wR≤M+wT。其中，U、Y、R、w、M和T依次表示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以及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条件极值Ⅰ表示市场工资率与均衡的劳动时间之间形成一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中的CBA曲线。其中，A点所对应的工资率w[，r]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保留工资率。
图1 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但是，该模型隐含着如下假设——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实际上，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有自身的规定性。譬如，一旦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其最低必需支出，最低必需支出就将对其劳动供给行为构成刚性制约。由此，笔者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相应地，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记为条件极值Ⅱ)：maxU(Y，R)s.t.Y+wR≤M+wT，Y≥Y[，E1]。其中，Y[，E1]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后，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出现了拐点F，而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异为FK段和KJ段。这里的拐点是指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变换的转折点③。FK段曲线可以写成
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
在拐点视角下，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变为CBFKJ，但鉴于CBFKJ到目前为止仍只是代表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因此，如果将其应用于宏观层面上的分析，则需要进行变换，变换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与此类似，见图2。将变换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劳动力需求曲线相结合，就可以分析它们相互作用的状况，继而聚焦于由此形成的工资和失业(就业)问题。
图2 劳动力供求组合图
根据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下两种组合状态④：
组合1：需求曲线D[，1]位于供给曲线CBFKJ的左边，见图2。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力供过于求，迫使市场工资率下降；当市场工资率低于w[，F]后，劳动力供给曲线进入向右下方倾斜的KF阶段，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劳动者为获得最低必需支出需提供的劳动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也相应地增加。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已经就业的人在制度劳动时间之外加班或谋取其他兼职，或者他们家人中原本不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某些成员，例如家务劳动者、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辅助劳动力，也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求工作。尽管劳动力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但由于需求曲线位于供给曲线的左边，劳动力的供求缺口始终对市场工资率形成向下的压力，使工资和失业正反馈向右下方发散振荡，趋向于需求曲线D[，1]与保留工资率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的交点H点，结果是工人的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同时产生HJ数量的失业。我们将组合1称为“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本文第三部分将用它解读马克思关于工资和失业理论所描述的景象。
组合2：需求曲线D[，2]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见图2。在此状态下，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获得稳定的均衡，这也是以往现代经济学所着重考察的。在笔者看来，由于现代经济学疏离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导致迄今也难以解析出低工资中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形不成组合1状态，从而也就难以解释马克思所论及的那种景象。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探索上必定是相对立的，而可以是分析视角和分析重点上的差异。实际上，组合1仍然可以归类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形式上看，它只不过是在既有现代经济分析模型中加上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条件而已，但是，如此一加，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联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工资和失业理论。
三、对马克思有关工资和失业论述的现代经济学解读
从经济理论的现实描述和逻辑推理两方面来考察，工资和就业(失业)是劳动力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联立结果。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所揭示的工资和失业方面的景象也可通过本文构建的基于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尤其是可用组合1状态来加以解读。
追溯工业化初期的史实，资本原始积累曾摧毁了以往那种自给自足、自我雇佣的制度，促使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与劳动相比，(物质)资本具有质押功能、信号功能和可计量性；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资本更加稀缺，人力资本的存量又不大，于是，资本便自然而然地在劳动力买卖的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在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使当时的国家权力完全站在了资方一边；在国家权力支持下，资本原始积累用暴力手段加速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例如，英国颁布了许多血腥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等，把因破产而流浪的农民赶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劳动力一旦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更加表现出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上的隶属⑤。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后来机器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组织和技术的变革，一方面导致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另一方面则造成更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对成年男工的替代，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的失衡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由于资本家掌握着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所有权，他们通过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尽量延长到工人身体和社会法律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以获得更多的剩余。无论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冲动，还是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都会驱使资本家尽可能地压低劳动成本；在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资本家的逐利行为还会不断侵蚀和损害工人的正当权益。于是，马克思的研究视角也就自然落在维持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决定方面了，但这一研究结论却涵盖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社会和自然的规定性。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引用官方各种资料曾对工人恶劣的生产条件、微薄的工资和艰辛的生活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对英国进行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于1849年写就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感性和直接地描述了工人群众所遭受的困苦。梅休还揭示了一个冷酷的政治经济学“规律”：低工资造成了过度的劳动，而过度劳动又导致了低工资。这实际上描述了工人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发散的态势。汤普森也以织工为例进行过类似的论述。[2] 马克思的工资及失业理论则概括和总结了上述现象。他在《资本论》一开篇就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者注)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 (P8)在《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这一节中，马克思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指证了工人恶劣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事实上，即使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饮食仍不够维持健康，食谱中只有很少的肉类，马铃薯是主要食物，水果很少消费，很多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也把水果视为奢侈品。[3] 此外，许多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都曾揭露过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人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普遍的贫困。显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们打工挣钱尚处于追求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阶段，他们的劳动供给行为也势必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因此，工人们的劳动力供给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处于图2中的FKJ段。换言之，马克思关于19世纪工人阶级劳动供给、需求及工资状况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蕴涵着劳动力供过于求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下倾斜的余味，即包含着劳动力供求处于图2所示的组合1状态的理论底蕴。
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英国工人生活水平问题，史学界特别是英国史学界曾进行过影响广泛的大争鸣。20世纪中后期，一些学者反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的说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阿什顿(或译为艾什顿)的《1790年至18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⑥、哈特威尔的《1800—1850年间日益提高的英格兰生活水平》。关于阿什顿文章中的数据问题，汤普森曾有过批评性评论。[2] 笔者则进一步提出，即便我们把考察范围限定在平均数量方面，以下两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对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考察。譬如，德国经济史学家于尔根·库钦斯基的研究表明，英国工人自1749年至1832年间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4] 笔者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数据计算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结果表明，自1802年至1850年，特别是到1840年，英国工业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确实在工资的最低限度附近徘徊。胡放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保留工资(生存工资)。[5]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目光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那么，阿什顿等乐观派的观点也就与我们很接近了。阿什顿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某些统计数据》中指出，1810年、1820年、1830年、1840年和1850年，棉纺工业工人(经历了技术上的巨大变化)的工资(1900年=100)分别为58、57、52、51和51；建筑业工人(技术上没有本质变化)的工资(1900年=100)分别为57、57、53、57和58。显然，这些工人的工资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不大，棉纺工人的工资反而有所下降。
第二，就本文的分析框架而论，在组合1的状态下，即便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劳动者的保留工资率略有攀升，只要劳动力的供求仍然处于组合1的状态，那么，“工人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的命题依然能够成立。显然，假如我们把工资决定的经典命题“工人工资趋向于生存工资”，重新理解为本文提出的“工人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命题之古典表述，那么，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阿什顿和哈特威尔等人以工人生活水平略有改善为由所提出的质疑。
总之，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本文所说的组合1状态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工资和就业状况的常态，即工资趋向于其下限，或者说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失业也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微观上看，这种状态凸现了劳动者的困顿处境；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由此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社会再生产和循环，加剧了经济波动。诚然，我们不能完全以英国19世纪工人的历史数据作为对当今劳动者最低必需支出之理论描述的依据，但这些历史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本文所分析的组合1状态。
四、分析结论及其启示
通过构建基于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本文解释了“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并伴随着相当数量失业”的景象。它与马克思的工资和失业理论相比，有以下一些可供深入分析的特点：
首先，本文所构建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突出了工资和就业“同时决定”的特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工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外生假定”。笔者推测，马克思当时之所以这样处理，很可能限于当时的分析工具，无法同时分析众多因素，只能固定其他因素，着重分析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情形。但分析方法上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分析内容和分析结论必然与现实相脱节或相矛盾。本文的分析表明，把工人工资趋向于工资的最低限度作为分析结果而不是分析前提或假设，或许能够减少分析和论述的模糊性，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其次，本文所构建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特别是对其中组合1状态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展示了马克思所论及的这种景象的普遍意义。这种景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期，而且也显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般性和现实性。不论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汗工资制，还是现阶段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产业化启动前和启动时的情形，[6] 这种现实性都是很明显的。从中国的现状来看问题，农民工“工资被压低至保留工资水平”的现象已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察觉。[7] [8] 纳克斯(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也都可以看作是本文所刻画的组合1状态在宏观上的一种理论反映。应当指出，本文的考察对象集中于低收入者尤其是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马克思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暗含着类似的意思。我们考察低收入者或者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状况之共性时，需要注意不同社会背景和经济状态下低收入者的特殊性，更不能把马克思笔下的工人与中国当今的农民工完全不加区别地等量齐观。为了深入研究具体的特定的低收入者及其行为，我们应该从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去整体把握。
再次，马克思论述的这种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归“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这种失业新类型。马克思论述的失业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分析的失业是有区别的。工资刚性或粘性固然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因素，但组合1状态下，即使工资具有可伸缩性，也会出现失业，形成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这就为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减除乃至消除失业问题，打开了思维和政策的新空间。
最后，本文所构建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所形成的多种组合状态已经直观地表明，任何一种劳动力供求的组合状态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只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工资和就业也概莫能外。这就在经济理论上为马克思批驳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提供了有力的逻辑和现实支撑。作为对19世纪劳动工资理论的一种梳理，关于工资趋向于最低生存工资水平的命题，早在配第的论述中已具雏形，李嘉图将其明晰化，拉萨尔则加以绝对化。如果将该命题作为对现实经济现象的一种描述，或者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规律性概括，马克思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该命题不能被超越历史地绝对化，冠之以所谓“铁的”或“永恒的”规律。实际上，它只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所呈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正是从这一角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驳斥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这种说法。
如果说以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偏聚于不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时的情形，侧重于经济性因素的分析，那么，马克思所考察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劳动供给和工资，着重剖析了造成这种景象的制度性因素。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贯通性和兼容性。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对组合1状态进行了论证，并将其视为两种经济理论互补和沟通的“桥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马克思对工资问题的洞见在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和语境下用于改善劳动者境况和改进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当然，这个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经济处于组合1状态意味着它在短期内仅仅依靠市场自身力量是无法有效改观的。劳动力市场失灵尤其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失灵，集中凸显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关于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比较分析，诺斯曾有过深刻的分析：“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9] (P68)马克思曾将造成庞大的失业后备军和工人悲惨境况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力主彻底打碎它，尽管其后的历史进程存在某种程度的变形，但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实际上也正是从马克思等人的揭露和批判中觉察到市场失灵包括劳动力市场失灵，加深了对自身痼疾和弊端的认识，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进。就本文的分析启示而言，就是要通过建立并有效实施最低劳动标准、最低社会保障和劳资关系立法，把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向下发散失衡、劳动者工资有可能锁定于保留工资的情形，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这是本文所内蕴的有关我国现阶段最低工资问题的带有政策性启发的理论见解。
从理论回到现实，要改变引致组合1状态的社会经济条件，应采取包括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在内的多种措施，尽力将处于组合1状态的劳动者推向组合2状态。这可以从劳动力需求、供给和动态三个角度展开：从需求角度看，基本思路是增加劳动力需求，努力使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KF段尤其是FB段相交。通过增加有效总需求拉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包括资本积累、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经由增加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来增加有效需求。从供给角度看，除了有效降低最低必需工资率和拐点工资率，使劳动者尽可能地摆脱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外，还可以用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方式来使KF段劳动力供给曲线左移。从动态角度看，我们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更迅速而有效地匹配。
注释：
①更准确地说，这里“劳动的价格”是指“劳动力的价格”，只不过当时马克思尚未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②最低必需支出是不管劳动者收入多寡都需开销的支出，包括劳动者作为社会人获得最基本“体面和尊严”的支出。在经济理论史上，与最低必需支出相关联或相类似的术语和思想由来已久。比如，早期理论中就有糊口工资、生存工资、或最低生活费(subsistence)的提法。配第、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也有过论述，不过，他们主要是从劳动或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角度展开的。从理论思想的衔接性考察，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淡化乃至忽视了对最低必需支出问题的研究。
③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上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可以视作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而追求效用最大化则可归类于第二层次即更高层次。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而产生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涵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④更一般地说，在组合1和组合2之间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状态。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暂将对其他状态的分析略去。
⑤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德文“Lohnarbeit”直译是“工资劳动”，但中文将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个词意译为“雇佣劳动”是十分贴切的。马克思有一篇文章德文原文叫“Lohnarbeit und Kapital”，翻译成中文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是指工人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意指(物质)资本统治劳动。英文“hired labor”可以直译为“租用劳动”，但也不及“雇佣劳动”表达得更贴切。马克思曾生动而辛酸地描绘道，“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阿什顿的这篇文章已有中文译本(阿什顿：《1790年至19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载于哈耶克编，秋风译《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不过，依笔者之见，这个译本中所说的年份(即“1790年至1930年间”)与原文有出入，应改为“1790年至1830年间”。理由有二：一是阿什顿的原文及其出处为“T.S.Ashton,‘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supplement Ⅸ(1949)”；二是哈耶克将这篇文章收录到《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一书中时仍然沿用原文的标题：“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1790—1830 by T.S.As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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