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42-04
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和问题
在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的确认问题上，人们始终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比如，它应该归属某一较成熟的相关基础类学科，以准学科的形式存在；还是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呢？编辑出版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影视传播学、广告学等新兴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似，也需要证明自身的学科独立性。
从学科性质而言，编辑出版学是传播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与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影视传播学、广告学等学科一样，它需要共同肩负对大众传媒的性质、功能、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考察和理论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媒体之间，传媒业与社会发展之间是否良性互动的共时性问题，以确保社会系统在健康的传播环境条件下的稳态发展。不仅如此，编辑出版工作还因担负着积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的跨时代任务，而使其学科关注的论域具有鲜明的历时性特征。
从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言，编辑出版学侧重于解决人类媒体传播行为中“怎样传”的问题，工作重点是对“来料”进行“加工”。这不仅需要考察与验证编辑人“识货”的能力，要求他能正确判断哪些来料是假货、陈货，哪些是创新性成果；还需要编辑人能凭借自己的直觉与才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有所把握，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个体生存质量的提高，提供深思熟虑的指导和有价值的智慧工具。
于是，编辑出版学的宏观视野似乎可以涉及一切经编辑把关而被净化、优化、物化的信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微观视野则只包括纸介质（如图书、期刊、报纸等）媒体的生产与市场消费。
以此为由，有人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人文社科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新兴的独立学科。它以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字整理和编辑加工活动为研究对象，描述人类运用符号传播讯息的历史过程和缔构文化的社会作用。分析客体上可自远古的史官及其文本文献，下可迄当今手机短信的编写手及其信息块，因而主张建立普通编辑出版学。另一些道同见异者则认为，编辑出版学应以职业化、规模化的出版业的生存条件、产业经营管理模式、编辑出版艺术与技巧、从业者的行为特征与职业道德，以及读者消费心理等为研究内容，主张建立应用编辑出版学。当然，也有一些人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与广播、电视、电影产业和广告、网络等传播渠道的受众覆盖率相比，出版业属于小众窄播，即使是一部畅销书，其最高销量也不过数万册。而且传播效果是分散的、隐匿的、非即时性的；其行业行为受到的控制，也更多地来自于意识形态或行政干预而非行业内的自我调控机制等等，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到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二、研究对象的存疑问题
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原有的传媒产业格局大变脸的社会条件下，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发展时期。这使得编辑出版学所需描述的客观事实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今天，人们无需手捧书本就可以阅读；出版机构无需出“版”，也能印、装、订精美的“出版物”；纸介质媒体的严肃性、精英化和个性化被当代人渐渐的集体无意识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媚俗和快餐味儿的阅读期待。如果我们再留意一下，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与那些“妖魔化”的大众传媒产品对当代人群闲暇时间的剥夺性占有，我们还会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坚守纸介质媒体的传统价值标准么？
从传播技术和读者消费心理的角度看问题，有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出版业在现代信息传播产业链中的市场份额呈相对衰落趋势，但是它的编辑功能却扩展到了这个“链”的每一环节。可以说，以收集、选择、优化、物化人类信息及其产品为特征的编辑行为，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有了服务于民、服务于政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全人类的普遍意义。人们经常光顾的网站，天天等候的电视连续剧，爱不释手的卡通丛书，一组组被分享的手机短信，党政机关颁布的政令或通知，还有企业、公司随时送出的各类宣传资料……无一不是经过“编”或“辑”的手段提供给受众的。如果研究者因此而狭隘地认为，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不确定，一些核心概念仍被质疑（事实上是有待重新界定），而导致不再探索创新；或者，对编辑出版学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不自信，那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事情。
三、学科建设的四个科学依据
孔德说，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对客观事实的描述[1]。人们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一事实“是什么”，所以才会去问“为什么”。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化、集团化发展是什么？由此产生的出版业新的资本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组织管理结构、人力资源结构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出版集团化发展模式？为什么迫切需要对出版业实行分类管理？为什么中国出版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创新和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当中国出版改革实践需要理论界作出理性的解释，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法时，编辑出版学就在古代无榜样、国外无依托的困境中，不可推卸地肩负起了以科学的态度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建构的历史使命。
编辑出版学的存在是中国出版改革实践需要的一种必然产物，其学科建设的意义来源于以下四个科学依据。
1.编辑出版学拥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群。譬如，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手稿、书稿、产品的文化选择与物化准则；选题、组稿、审读、加工、设计、发排、校对、印制等工艺流程和营销推广、版权贸易、读者信息反馈等市场消费心理分析……更不用说出版产业化、出版数字化、内容供应商这样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2.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群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信息时代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编辑人的信息把关和文化选择职能存在于一切媒体传播行为中，这种职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不断强化而不是被削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媒体技术对信息传播过程的简略化，只可能是一种传播工序的简约化而不是对编辑把关功能的省约。
3.编辑出版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职群，它因控制社会信息而控制着世界。也就是说，编辑出版业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它通过出版物直接向社会讲话，发挥着为社会组织、群体、个人授予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地位的职能。应该说，其他任何社会权力都不能替代传媒舆论监督的权力。
4.对编辑出版实践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可以使用定性、计量的科学方法。即使用描述、解释、预测、控制这四个具体的评估目标，客观、中立地分析中国出版改革的绩效或问题，提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任务，从而优化编辑出版职业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进步并提升其理性化程度。
四、评估指标与学科任务
实际上，“描述”、“解释”、“预测”、“控制”是科学研究缺一不可的四项评估指标。它作为一种通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编辑出版学依据这四个指标，同样可以明确其学科发展的具体任务。
描述 即归纳已知的事实是什么。没有客观、中立的描述，人们就无法确定认知对象，当然更谈不上去解释对象。因此，对中国出版业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作出准确的描述，是编辑出版学科的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至少包括：出版产业的体制创新、数字化与多媒体联营、选题策划与赢利冲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选择与控制建模等问题。
解释 即用已知的事实解释另一些已知的事实，并回答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研究者寻找到了事实与事实之间恒定的因果关系时，规律就被发现了。研究者就能以此作为理论框架，去分析那些相关的“为什么”了。编辑出版学要建立自己的基础理论，就是要解决出版制度、出版技术、编辑人、读者市场之间恒定的因果关系。
预测 我们知道，理论是一组经过概括和系统化的相互关系的命题和结论，以及提出可供验证的新观点。理论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而科学正是以其可临摹性（即可反复实验）和可证实性，与虚假和偏见划清界限的。所以，对编辑出版学科而言，建立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编辑出版改革实践的过程和效果。
控制 即怎样将前面三点所提供的原则、理论、设想变成事实的过程。这里涉及两层意思：一层指编辑在对稿源是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决策时所进行的干预和影响，是编辑人主动对书稿施加的控制（施控）；另一层意思指编辑人受其时代与社会的制约，不得不屈从于外界施加于自己身上的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压力，从而成为某种意志的代言人，在处理书稿时被动地受到外力控制（受控）。因此，要研究编辑人的施控行为，应重点解决编辑把关的原则与效能问题；要研究编辑人的受控行为，应分析其行为的环境制约因素，把重心放在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上而非战术性问题的研究。就后一点而言，今天的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突出，所以实业界更需要那些宏观把握或前瞻性的对策建议，而不要（或不急需）那些照搬来的行动方案。因为精致成熟的战术性研究方案，只有在社会发展合理减速并平稳推进时才会出现。最后，控制研究还要解决对本行业及其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制约（自控）问题。
中国编辑出版学用以上四个指标来检验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探索，或许我们就会收回怀疑的目光，而深感任重道远了。
五、编辑出版学教材出版中的问题
与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专业教材的编写与使用问题。作为一个学科门类，规划和编写规范适用的专业教材既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任务，也是学科发展的必备条件。笔者在四川大学组建编辑出版专业已20余年，一直身处教学科研第一线，深感专业教材在编写和使用中所存在的混乱已严重影响到了学科的健康发展。而各自为政的圈地指标，国家资源的一边倒政策和教育部评估体系的过分行政化，是中国出版学发展及其高等院校专业教育严重落后于中国出版实践的根本原因。
就目前使用中的编辑出版学教材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10种类型：
1.更多授之以鱼的内容，注重结论性内容，而缺乏授之以渔的方法教材。
2.稀缺在脚踏实地的调查实证基础上撰写的，以中国出版现实为对象的研究型教材。
3.教材没有形成体系，低水平的编著泛滥，非学科和学术的权利竞争挤压了学科建设和学术争鸣空间。
4.缺少经典教材，以前的教材大多年代较为久远，很多问题已经需要重新阐述。
5.没有针对不同学历而进行教材编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用同样的教材。
6.稀缺以全球传媒生态学的视角，系统介绍和研究国外出版产业的机构类型、经营管理、出版政策、出版理念与编辑实务、版权贸易及一些出版商应付国际国内市场考验的对策等内容的教材。
7.核心主干课程与选修课程的教材混用，甚至出现两门以上的课程共用一种教材的情况。
8.由于教材编写者的身份局限，致使一些业界专家编写的著作未达教材编写体例要求，在大学的教学节奏和重点难点把握上无法平衡，学生很难知识过手；而一些高校教师（特别是新上岗的青年教师）又因缺乏出版产业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所编教材难免空泛或玄论。
9.缺少既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考研的辅助教材，又可作为推荐在读研究生的重要参考文献的有关出版与社会各维度独立的、系统的探索类教材。
10.出版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我国学者们热切关注的研究课题。尤其当中国出版产业改革进入体制创新这一纵深层面时，国外的经典理论往往轻易成为被照搬的模本。然而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欧美出版学框架，其出版制度、出版人控制理论如果被直接对应到中国的出版现实，就可能出现要么一味批判，要么胡乱比较的问题。因此，相关教材应该如何处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国际化前提下的本土化，还是本土化前提下的国际化？
鉴于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作为教材而非一家之说，似乎应该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教材编写者应在一个值得信赖的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会同教育部教学（按学科划分）指导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人教司讨论并制定全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教材编写规划；评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校已选用教材的使用效果指标，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在全国认定有足够条件完成新教材编写任务的高校，在五年时间内推出一套适用的统编教材。
2.对出版学的各个新兴领域应予特别关注，如数字出版学、平面媒体设计学、发展出版学，等等。
3.作为一门后起的，以跨学科、交叉性为特征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叙事学、符号学甚至哲学，都可以成为研究出版现象的合理视角和切入点。然而，国内的出版学教材完全放弃了对这些可能的研究进路的介绍，仅仅粗浅地涉及历史学、图书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符号学。当然，这种现状的形成与中国出版学的早期研究者的个人学科背景以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不过，今天的教材编撰者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些纠偏和完善呢？
4.加强出版研究方法论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有了科学的分析工具，并掌握这种工具，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元理论才有望建立。
总之，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的正式度决定着这个学科建设的正式度。
收稿日期：2008-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