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周期的新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因素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为创造了长期高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的繁荣景象，而被一度认为有可能告别经济周期的美国“新经济”，2000年开始放慢了脚步，并终于在2001年3月进入衰退期。斯蒂格利茨在评述过去几年美国经济的繁荣时认为，美国经济属于超卖(oversold)，与其说是经济繁荣，不如说是经济泡沫。现在泡沫破灭了，人们战胜经济周期的过度乐观又一次被现实嘲弄。然而一切并不是简单的翻版，确实“每次经济扩张仍为自身的破坏埋下种子”，[1]但是经济扩张幅度越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衰退的程度就越严重。与长达107个月的扩张相比，本次经济衰退表现得相当温和。而且，2003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率高达8.2%，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这个数字将保持在4.1%-4.2%左右，复苏的引擎似乎已经加足了马力。
经济周期表现出的这种不对称，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财富效应在改变了经济本身运行结构的同时，也赋予政策调节过程新的特点。另外技术创新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对经济体的影响也将不容忽视。下面，笔者将结合本次经济衰退和复苏的情况，对各方面作具体的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等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和开放，使世界经济在范围上和内容上得到明显扩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经济体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要求不断地调整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尽管可能是不自觉或不情愿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作用，促使新的经济结构形成和发展。美国作为占世界经济总量1/3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并在那个位置享受变化带给它的新的有利条件，承担新的必然义务。这些变化在本次美国经济周期中也表现了出来，包括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新的经济体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比如中国的产品和印度的劳务。2002年美国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总额累计3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中的各种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在微观上保证了美国企业的低成本，2000年至2003年，美国国内采购价格指数（除去食品和能源），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9%以下。成功的成本控制即使在经济波动中也维持了企业的利润，并为复苏营造了良好的环境。2003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启动时，全美900家企业在销售增幅只有9%的条件下，利润同比增长41%。而同样的低价格在消费者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宏观上，“外包”(out-sourcing)和进口抑制了通货膨胀。美国前财政部长、哈福大学校长萨默斯将2001下半年结束的这次经济衰退区别于战后美国所经历的九次经济周期[2]。相较而言，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更具二战前美国经济多次低落的特征，即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的过热和负债率攀升。而较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因此提升起来的高利率则是战后历次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尤其是在70、80年代，伴随着高通胀的经济周期深重地打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且使本应起到平稳周期作用的经济政策制定起来进退维谷。这种恶性僵局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得以避免，2000年至2003年间美国GDP价格指数（除去食品和能源）的年增长率最高仅为2.1%。得益于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通过“外包”实现的低成本，复苏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带来了对美国经济结构弹性的挑战，使美国人额外地丧失了一部分就业机会和收入，特别是在此次低就业复苏中矛盾就更加突出。经济衰退在2001年11月份就已经结束，失业率却直到2003年第三季度才触底6.1%，而到此时美国在经济衰退期间已失去了270万个工作机会。尽管布什政府预期2004年会新增260万个工作机会，而根据官方的就业统计二月份新增就业机会的数量仅为21000。然而，由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所导致的失业比重并不大。在此次衰退期间的失业登记中可以归因于“外包”的甚至不超过1%。[3](p.49)收入受此影响也很有限，在这次周期中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2001年至2003年个人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3.8%、5.2%、4.5%。中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转入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以前，技术含量的提高为劳动力带来了高附加值，劳动收入必然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最小化全球化推进过程的副作用，美国应该致力于提高部门间的资源流动性，于改革继续教育制度，使美国工人得到适当的培训以适应新工作。
在短期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技术工人，必然对政府施加压力使之采取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然而从有利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最优的政策取向相反应该为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度，因为如此才能促进资源在经济中重新分配的效率，使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利用。以中国为例，低价的竞争促使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密集型部门，从而在国际市场享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自由的贸易环境会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整体福利、进出口、工人实际工资等多方面受益。[4](p.33-35)
长期的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国得以利用源源不断流入的国外资本，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大力推进信息产业主导的高新技术经济期间。国际资本进入创业和风险投资市场，极大地刺激了新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从而带来了黄金般的十年经济增长。
即使是在陷入衰退以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仍必须在中期得到维持。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经济受惠于大量的进口，但其巨大的规模成为当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重要的原因。而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依赖资本项目的平衡。截至2003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5420亿美元，几乎占当年GDP的5%，而当年国民储蓄率约为1%，[5](p.44)这意味着3.5%左右的融资缺口需要国外资本来弥补。进一步扩大缺口的还包括不断攀升的政府赤字，2003财政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7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造成赤字的主要原因包括布什政府颇具力度的减税计划和由拖沓的伊拉克战事引发的国防开支上升等。减税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政策手段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政府开支的增加也为经济复苏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分别在下文具体论述）。
“双赤字”已经成为本次经济复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并且有短期内的存在合理性。而为了平衡“双赤字”，美国经济必须依赖外国资本的流入。但是这种“双赤字”和融资结构存在着巨大的隐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在目前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经常账户赤字比财政赤字蕴藏着更加巨大的风险。[6]因为正是亚洲的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债券，把贸易盈余转换成了外汇储备，同时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到2003年底，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为日本和中国大陆，其他亚洲国家也排名靠前。然而随着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日趋稳定，欧元会继续保持对美元的强势。实际上现在的欧元汇率，仍未达到在欧元启动前欧元区各国货币兑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的最高值。《经济学家》、高盛集团以及美联储的研究报告均认为美元兑欧元汇率存在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因此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结构很有可能发生调整，降低对美元资产的持有，从而大幅提升美元利率，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和危机。
尽管如此，支持“双赤字”的国际融资结构还是可以在中期找到内在的稳定因素。目前亚洲多数新兴地区的美元外汇储备量已经超出了贸易需要，大量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维持了美元的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活跃的投资促进了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技术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美国经济保持了巨大的活力。作为首尾相接的最后一环，持续繁荣的美国经济又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市场。此外，由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均实行了对美元的高频小浮动盯住制度，绝对地降低美元储备在短期内成为不可能。如果这种国际贸易结构可以被称为“全球失衡”的话，至少也是一种稳定的“失衡”，斯蒂格利茨将之称为可以维持的稳定状况[7](p.45)。
二、凸现的财富效应
在本次经济周期中占美国GDP值2/3的消费支出的积极表现，成为了美国经济最后的防波堤。从2000年经济出现阴影到2004年第一季度结束，期间即使出现了股市崩盘、9·11事件等可能严重挫伤消费者信心的负面打击，美国私人消费支出仍然保持着有力的增长。由于消费面保持着持续的振作，本次经济波动相当温和，并且很快走出低谷进入复苏。本次经济萧条的时间是美国经济历史上最短的，仅为8个月。支持消费的主要因素除了减税带来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还包括经济中明显的正“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在经济学中最初是指是由哈勃勒、庇古和帕廷金提出的一种消费支出理论。该理论认为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将在消费者总支出方面引起变动，主要解释价格水平变化对人们手中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的影响，即“庇古效应”。随着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弗里德曼和莫迪利亚尼分别在永久收入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中引入了个人积累的物质财富变量，提出了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其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8](p.265)如下：
公式中，C为消费，WR为实际财富，包括人们以货币、存款、股票和债券等形式持有的金融资产以及房产等实物资产，YD和
分别为现期和前期可支配收入。
由于股票财富在近十年中骤增了3倍，已经达到美国家庭净财富总额的1/4，所以金融资产方面，我们主要关注股票市场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1999年，美国家庭财富实际净值增加了大约15万亿美元，增长率超过50%，其中超过60%的财富创造来自于家庭持有股票价值的攀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持有股权的家庭数量也同时上升，这表明股市行情的影响范围已明显扩大。据美联储的公告显示，1989年至1999年间持有股票的家庭比率已经有32%上升至50%。另外，尽管股票收益的增加可能对个人储蓄产生替代效应。但是实证研究表明，1985年以后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的同时个人财富相对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显著上升[9]。
然而，金融资产在美国社会的分布十分不均等，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了所有私人持有股票的一半。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消弱股票资产价值变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部分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也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表示出怀疑[10]。不过随后，肯定但相对温和的观点占据了主流，Starr-McCluer通过分析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数据认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是存在的[11]。另外Ludvigson和Steindel通过1953年初至1997年末的数据对消费函数中的股票财富变量做了系数估计，得出股票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完全样本周期内为0.040[12]；朱文辉和陆寒寅(2004)[13]用同一样本期间的数据对误差校正方程进行系数检验的结果为0.012（90年代以后为0.030）。
以上结论意味着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在可观察的程度上影响着消费。2000年信息产业推动的股市泡沫破裂时，个人股票资产价值相对于当年第一季度的历史峰值发生了严重缩水。随后整个经济衰退和复苏期间，美国股市始终低迷不振。纳斯达克曾一度缩水过半，代表性较好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也下跌30%。因此在本次经济周期中个人消费始终受到股票资产价值收缩的拖累，但有利的房地产因素使其影响变得相对有限。
此次经济周期中另一个对强势消费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美联储连续的降息，将房屋抵押贷款利率钉在了5%-5.5%的30年历史低位，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需求。一路走高的美国房产价格，继而增加了家庭财富，即使在剔除了不高的通货膨胀率之后。由于房产等有形资产同样占到美国家庭净财富的1/4左右，所以房地产市场的逆周期走强使家庭总资产已经恢复到4.5亿美元。这填补了美国家庭资产在股市上的损失，有力地支持了消费支出。
低利率带动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同时也催生了房产价格的泡沫和家庭的高负债率。美国目前的房价／收入比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比过去的30年平均水平高出20%，同时2003年家庭负债超过9000亿美元。[14](p.37-28)这种信贷推动的资产市场繁荣严重依赖目前的低利率。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这种几乎为零的实际利率只能在短期维持。事实上，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股票市场对升息的顾虑就已经十分明显。一旦失去低利率的支持，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泡沫很可能破裂，重蹈股票市场的覆辙再次将经济送入危机。
经济周期中扮演了与房地产市场类似角色的还有债券市场。作为对股票市场具有传统替代效应的金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也因低利率的刺激而市值大幅上升。特别是随着长期利率达到历史低点，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已经和同期股票收益率持平。当然，债券市场同样面临着美联储变动利率的风险。
三、潜移默化的技术创新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被赋予了知识和信息的名称，以彰显新技术在经济中所起的突出作用。在经济发展方面，高新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有效地缓解了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完成了新国际分工环境下的自身调整。在经济周期方面，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也能够有效地调节供需矛盾，对经济波动起到良性的稳定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有力地支持了本次复苏。尽管在衰退的前期信息产业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恢复仍然应归功于经济中高新技术的普遍发展和应用，特别是信息技术。一般可以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解为三个方面原因：资本深化、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技术的进步对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主要方面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尽管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老龄，导致劳动质量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劳动质量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不大。由于技术因素的推动，美国劳动生产率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会保持增长趋势，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在需求方面，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类高新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同样为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着有利的市场条件。据统计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在九十年代骤然提高了4个百分点，大大超过之前30年的增长总额。首先，新技术具有越来越大的特异性。比如微软和甲骨文同为操作系统开发商，由于其不同的技术特性，两者几乎没有共同的竞争领域。因而随着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技术密集程度显著提高，其可替代性大幅下降。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和国内，美国厂商可以垄断每一块新技术开辟的市场，避免了很快陷入激烈的低利润同质竞争。另外，信息技术的升级速度显著上升。如目前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平均每一年提升一倍。新产品的出现必然创造新的需求，因此快速的技术发展使现在市场的扩展速度明显快于以往。
由于信息技术的特殊性质，它的发展不同于以往的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比，更同时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舒缓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分离的各经济运行层面之间的摩擦。信息技术的在现代商务中的具体应用使美国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变动表现出很好的适应性。企业的经营开始以需求为导向，对市场的细分和调查使生产和供货更加精确。最明显的表现是库存的比例不断下降。本次经济复苏期间，较快的库存消化也加速了企业投资的重新振作，2002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私人非居民设备和软件投资就出现了增长。但考虑到本次经济周期的特点仍然是典型的决策信息不对称，即过度投资使供给和需求出现摩擦，所以技术进步并不能彻底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然而，应该承认新的技术对于经济的平衡和润滑作用已经不仅是纸上谈兵了。
四、有力的经济政策
美国政府在本次经济衰退中适用的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动，加速了经济复苏。在这些总体仍然传统的政策工具中，最出人意表的应当是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2001年初的6.5%降到45年来的最低值1%，几乎使实际利率成为负值。及时的货币政策在变数最大的危机初期，挽住了可能坍缩的国内投资，并保持了投资者的信心。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在低利率的保护下私人投资已经从政府手中接过了接力棒。那么，是什么为美联储和“神奇”的格林斯潘赢得了充分的政策空间呢？传统但有力的货币政策是否通过新的渠道发生了作用？美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适应性是否发生了变化？
此次降息无论是幅度还是速度都堪称战后利率调控之最。如此手笔在高通胀的七八十年代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货币当局还肩负着稳定通货的第一职责。确实，和危机同时的通货膨胀，使通过调低利率和增加货币量来刺激经济不啻于饮鸩止渴。值得庆幸，美国经济在本次周期始终拥有良好的通货环境。2004年第一季度GDP价格指数增长仅为2.5%，而这个数字在之前两年甚至不足2%。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束缚美联储的高通胀和今天为货币当局赢得政策空间的低价格指数增长，有着共同的特点，即输入价格主导。正如世界市场的高油价推动了70年代的高通胀，全球化的发展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则是揭示目前低通胀的关键。格林斯潘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讲话时，也强调了经济结构变革（包括全球化和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对货币政策决策日益重要的作用。[15]
另外在新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似乎也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传统上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曾分别给出了不同侧重点的解释。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利率，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投资，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影响总需求。而货币主义则把货币供应量视为货币政策的核心，货币供应量通过改变人们持有的货币余额影响消费和投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融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适应技术主导型经济的特点，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幅增，传统的商业银行逐渐让位于股票和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此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像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观点的混合。货币当局的中介目标仍然是联邦基金利率，不过美联储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银行系统。事实上，格林斯潘的一段“暗示”都可能会成为主导资本市场行情的因素。资本价格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上文已简要分析），而且通过“托宾之Q”作用于投资[16](p.115-132)。这样，通过“财富效应”利率开始以某种弗里德曼的方式影响着消费和投资。作为最高货币当局，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的美联储，也表示会更加注意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15]
在刚刚提到的提升了的资本市场中，一个显著而且本质的特点是市场价格的剧烈变动。其显著性可以由纳斯达克创立以来的市值变化说明，而这一特点之所以是本质的，是因为美国作为“创新驱动型”[17]经济，在享受高收入的同时必然承受相应的创新风险。既然资本市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作用过程的一环，那么这个市场上的波动就会对货币政策产生相当的干扰。单独而且轻微的利率变动很容易为资本市场的起伏所抵消。因此，美联储制定的利率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危机时，将更倾向于连续的调整。
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克林顿政府留下了良好的基础，本届政府得以放手采取积极的政策。减税和政府支出的扩张在经济复苏中通过各自的乘数效应拉动了需求，同时也刺激了劳动供给。支出乘数和税收乘数在各种分析中，虽然有一定的变化的幅度，但是基本保持了正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分析还指出，与税收相比政府支出对需求的作用更明显。供给面显然也受到减税的积极影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指出已有的减税方案会在中期为GDP提供2%-6%的潜在增长[18]。但是接踵而至的也包括财政状况的迅速恶化，2000财政年度结束时，美国财政盈余2360亿美元（占GDP的2.5%），而根据预测2004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5210亿美元（占GDP的4.5%）。[19]这样的转变在美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将给经济的前景平添一份不确定因素。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必然导致美元利率的上扬。利率的变动又将会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对汇率构成升值的压力，促使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尽管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不平衡可以被视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但由于其政治和社会的敏感性，这种不平衡的自然均衡很有可能被人为扭曲。比如，出于压力而贬值的美元会在长期严重损伤国内消费，因为国内消费者将面临提高的进口价格。因此，早地补偿赤字似乎是目前最谨慎的政策选择。
总结
从本次经济周期来看，支持浅衰退深扩张的因素基本上属于结构性的。即使是相关的政策选择也受限于全球化和财富效应等方面的变化，并表现出了相对的适应性。因此可以说，向下的经济周期波动在某种程度上被“熨平”了。但是，在分析那些支持因素时不难发现不确定因素仍然普遍存在着。比如，“扎眼”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工作“外包”始终刺激着美国社会的失业神经（尽管它们之间是否真的有必然联系仍存在疑问），由此可能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最终会损人不利己；“财富效应”在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成为美国经济救生衣的同时，也靠借贷吹起了另一个危险的经济泡沫；即使在平衡供求方面起积极作用的技术因素，也可能因为集中的创新高风险，使资本市场甚至整个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如果高涨的财政赤字不能及时得到偿付，利率提升引起的负面因素最早在2010年就会显现出来。既然引发经济周期的根本因素——决策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均可能为新的经济周期作嫁衣，保证经济周期频率会下降的证据显然还不足。所以，下一次经济震动并不必然离我们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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