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江经济带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沿江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国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当数沿江经济带。该经济带的综合优势、树形发展格局，以及浦东和三峡工程，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牵动作用。为此，沿江经济带要坚持以互补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思路，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先导，实行从资源要素协调到产业部门、市场体系及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并以此促进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沿江经济带 综合优势 发展格局 协调发展
一、沿江经济带崛起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世纪之交，沿江经济带（严格地说，长江流域经济带与沿江经济带二者外延是有区别的，前指长江流域与七省一市行政区域，后指长江流域七省一市沿江地区或沿岸地区。本文为研究方便，未作细分）崛起在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不仅要分析沿江经济带的综合优势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支柱作用，而且更要着重分析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格局对全国东中西部发展的特殊意义，以及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建设两项跨世纪工程，对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巨大牵动作用。
1.沿江经济带综合优势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支柱作用
人们常讲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轴线之一，这还不够。从其综合优势，包括现实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看，沿江经济带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并对全国经济协调发始终起支柱作用的主轴线。
从现实经济优势看，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通过长江大动脉，将沿海的经济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其发展起着沟通东中西部的三大地带、牵动大半个中国的作用。它主要表现为三个“重心”：一是沿江经济带是我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重心。1994年，在全国1001.71万个工业企业中，沿江经济带有442.67万个，占全国44.19%，工业总产值达28680.08亿元，占全国的37.2%，拥有宝钢、武钢两大钢铁基地，上海、南京两大石化基地，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四大汽车生产基地。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沿江经济带的发电量、钢产量、生铁、化学纤维，汽车、纱和水泥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3.13%、41.63%、32.64%、55.8%、47.07%和34.94%。二是沿江经济带是我国商品农业发展的重心。沿江经济带长期是我国粮、棉、油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粮、棉、油等商品率较高的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1994年，沿江经济带农业总产值3645.62亿元，占全国的39.76%。在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6.66%、39.28%和39.76%。三是沿江经济带是我国现代商贸的重心。沿江经济带有大中小城市170多个，占全国的33%；居民点密集，商业机构林立。1994年，沿江经济带批发零售商业机构达515.06万个，占全国的37.63%，从业人员总计1375.43万人，占全国的36.11%；商品零售总额6253亿元，占全国的38.45%。这一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96.76亿美元，占全国的20.98%，其中出口总额288.42亿元，占全国的23.83%。
从发展潜力看，沿江经济带以其横贯东中西部的区位优势、丰富的硬件与软件资源，尤其是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将成为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并率先走向世界的地区之一。它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巨大潜力：一是沿江经济带具有空间开拓的巨大潜力。沿江经济带区位条件优越，东靠大海，西连边疆，北接华北，南邻珠江三角洲，国土面积达180.7万平方公里，超过黄河、珠江、海河、辽河和闽江等流域的总面积，既有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长江三角洲，又有发展中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回旋空间大，抑或向东向西开拓，抑或向南向北辐射，均有较大的余地。与同是横贯中国东中西部大动脉的珠江、黄河比较，这种辐射、开拓作用尤为明显。南部珠江，僻处一隅，辐射面主要在秦岭以南。北部黄河，流域面积虽有75万平方公里，由于水量季节变化很大，通过河流进行辐射的功能受到诸多限制，它所依靠的主要是陇海、兰新铁路与公路交通，辐射面基本局限于秦岭、淮河一片地区。而长江沿江经济带横跨西南、华中、华东三个大区，其辐射面涵盖了中国发达的商品粮基地，最发达的工业基地，科技文化普及程度遥遥领先全国的地区。二是沿江经济带具有资源开发的巨大潜力。沿江经济带从硬件资源到软件资源均很丰富。硬件资源中，除经过40多年建设已在沿江经济带建成门类齐全完整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外，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水能资源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其水能资源理论储藏量达2.68亿千瓦，可开发能源1.97亿千瓦，年发电量1万千瓦时，仅次于巴西，居世界第二。丰富的水资源、水能资源为发展农业生产、发展高耗水、高耗能、大运量工业提供了十分有利条件。沿江经济带灌溉面积已达1800.59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69.63%，占全国灌溉面积的36.9%。三是沿江经济带具有流域协作的巨大潜力。沿江经济带以长江为中心的内河航道总长72661公里，占全国66.6%，沿岸有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武汉和重庆等大港，它们与铁路、公路、航空相结合，构成了经济带流域协作的较完整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尤其是加快浦东开发开放后，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由东向西迅速展开，它表明以浦东开发开放、三峡工程上马为巨大启动力和支撑点，沿江经济带分层对外开放和流域协作的格局已初步形成。成立于1985年底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已发到26个，包括邮电、社科、物资、商贸、科技、金融、信息、环保、航运和旅游等10个方面的专项协作。10年来，协调会共达成经济协作项目8832项，可新增产值139.62亿元，实现利税22.96亿元，资金融通2703亿元，转让科技项目13229项。其中，南京经济协作区促成重点经济项目4220项，武汉经济协作区完成经济项目823项，完成科技转让项目8156个，重庆经济协作区达成经济协作项目2789个。上海与沿江经济带各自的经济合作项目达2.54万项。多种形式的流域协作和联合开发强化了沿江经济带的整体优势。
2.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格局对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特殊意义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较快发展，往往是与一些著名的河流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大河岸成了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大河干流及其支流为枢纽的树形发展格局对经济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由长江孕育的沿江经济带之所以始终是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轴线，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长江及支流作枢纽的树形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而在加快开发开放条件下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格局的加强和完善，必将在世纪之交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中进一步发挥脊梁作用。
第一，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格局是一种发挥沿江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并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力布局。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格局，实质上是依托江湖水系，以中心城市为增长点，而逐渐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如果把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比作大树干及小树干，那么沿江的大中城市就是大树干及小树干上的干枝。以长江干流“大树干”为例，对沿江中心城市这些“干枝”按其规模和辐射功能，至少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大干枝，即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是多功能综合性的特大城市，市区人口200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00亿元以上，其功能和辐射范围往往超过所在区域而波及全经济带乃至全国许多地区；第二层次，中干枝，即合肥、南昌、长沙等省会城市，人口100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主要对本省沿江区域有较大辐射作用；第三层次，小干枝，即南通、苏州、无锡、常州、芜湖、九江、岳阳、宜昌等，它们依托邻近特大城市的辐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总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有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所在省份省会城市，但由于受邻近特大城市覆盖的作用，在流域中的支撑和扩散的效应相对较弱。这种以长江干流为树干，以中心城市为干枝的树形发展格局，在孕育、发展了沿江经济带一批老工业基地、老农业基地的基础上，又极力促进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成长。实行沿江战略后，一批新经济增长点伴随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进程而显著加快。除浦东开发区和三峡工程这两个最大新的增长极外，下游江苏的苏锡常及宁镇扬，浙江的杭甬温，中游湖北的武鄂黄，江西的昌九走廊，湖南的岳阳和长株潭，四川的万县等，都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沿江经济带这棵大树上独树一帜的新的增长极。
第二，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格局是一种把东西协调与南北平衡结合起来的纵横发展格局。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从总体上看，具有协调东西、平衡南北的功能和基础，也就是既有利于解决东中西部协调发展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国国经济发展总格局中的南北矛盾。在我国50、60～70年代经济建设中，由于要准备对付外部侵略等多种原因，在战略部署上的重内地，轻沿海；重北方，轻东南，因而逐渐形成了国民经济中重工业、大型企业多集中于北方，轻工业、中小型企业多偏于南方，即北重南轻、北大南小的基本格局。随着改革逐步深化，开放力度逐步加大，而以上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又逐渐带来了北部计划经济作用较显著，南部市场经济作用较明显，北部行政权力干预继续得以维持，南部价值规律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北部大中型企业效益渐次下降，南部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大批乡镇企业充满活力这样一些新矛盾。如果说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那么南北部的矛盾则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不同和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差异。而地处中国南北之间过渡地带的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包括上海在内，兼有南北部的特点，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并重，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配置资源与计划经济调节作用结合也较好。因此，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布局作为一种纵横结合的发展，其着力点就绝不仅仅是解决本身下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而且也必然要解决南北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从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看，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所导致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促使北部向南部学习，加快企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以更好地发挥重工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优势；从解决经济管理体制矛盾看，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导致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转换，促使北部向南部学习，加快企业改革和市场体系发育的步伐。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包括证券、资金、房地产、劳动力、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企业自主经营、政府间接调控，积极同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格局是一种由沿江经济带局部联动到全国东中西部整体联动的协调发展格局。沿江经济带诸种区域优势齐备，为沿海、沿边及其他地区所不具有，其以集聚增长为特征的树形发展不仅导致自身的局部联动，还将促进全国东中西部发展的整体联动。这是一种优于沿海、沿边地区，可以充分发挥辐射扩散作用的积极联动态势。沿海、沿边地区的集聚增长，运作得好是辐射扩散，运作得不好则是分散离异。而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地区分居东中西部核心部位，且是各部的经济核心区和发达地区，不论怎样集聚增长；都不会导致离异分散，只会扩大辐射，客观上具有影响全国、带动东中西部的基本功能。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促使由局部联动到整体联动，主要途径有二：一是由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地区资源要素的流动到全国东中西部资源要素的流动。沿江经济资源要素总量不少，但分布不平衡，下游地区资金、技术资源较丰富，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而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但资金、技术资源较缺乏，与全国东中西部情况大抵类似。在封闭的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资源的结合，往往是单向地流向资本和人力资源相对密集和区域，或者是通过行政力量流向自然资源区，但要付出高昂代价。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诸种资源要素在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流动已是大势所趋，并且是以市场取向为主的双向流动。沿江经济带有资源互补、协作的悠久历史，加快开发开放必将导致沿江经济带诸种资源的大流动，并以其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吸收国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沿江经济带集聚，从而推动全国东中西部乃至国内外资源的大流动，形成资源要素国际性大流动的格局。二是由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转换到全国东中西部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转换。不仅解决我国南北矛盾有一个运行机制转换问题，而且全国东中西部发展协调、联动同样要解决运行机制转换问题。由于开放程度的不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沿江下中上游地区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转换有先有后，一般是下游地区和沿江中心城市率先实现这种转换，把潜在资源优势变为现实资源优势，并把现实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而中上游广大农村地区实现这种转换相对滞后一些。沿江经济带由长江三角洲到沿江大中城市再到整个沿江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逐步转换的过程，必然相应地促进着全国由东部发达地区到较发达地区再到欠发达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渐次转换。
3.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工程上马对沿江经济带和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牵动作用
从浦东开发开放对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和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牵动作用看，就在于它在沿江经济带开发轴的始点，在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带与沿江经济带两大增长轴的交点，重构了上海这个沿江经济带也是全国最大的“增长极”和“协调极”。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全面振兴上海经济，使上海成为沿江经济带最大的“增长极”，也是最大的“协调极”（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支点）。沿江经济带七省一市协调发展，不能离开上海这个龙头，否则“群龙无首”，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协调发展。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之所以在沿江经济带和全国各省市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在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跌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与沿江经济带各自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向被割断。在条块分割体制下，上海和沿江经济带各省都直接向中央负责，大大削弱乃至中断了相互之间平行的联系。上海不再拥有最广大的腹地，它局促于东海之滨一隅之地，甚至同紧相邻近的苏、锡、常和杭、嘉、湖，都无法形成一个具有整体优势的城市群。浦东开发开放，要把上海真正建设成外向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的现代化大都市，就不能仅仅立足于上海6千平方公里土地，也不能只立足于长江三角洲，必须把振兴上海同沿江经济带各大中城市各省区的发展协调起来。上海要辐射广大腹地，广大腹地要支撑上海，从而也就重构了沿江经济带一个最大的“增长极”，也是最大的“协调极”。二是把沿江城市提到与沿海城市同等地位，使沿江经济带一批二级“增长极”，“协调极”在加快发育、成长。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光靠上海这个最大的“增长极”和“协调极”仍然不够，还要依托沿江经济带大中城市这些二级的“增长极”和“协调极”。浦东开发开放弥补了沿海战略忽视沿江中心城市的缺陷，把沿江城市提到与沿海城市同等地位，恢复、发展了上海与广大沿江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它必然对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产生强大的牵动作用。并且，沿江大中城市的开发开放同上海一样，不仅面向沿江经济带，同时也是面向全国和世界，这就意味着以上海为最大“增长极”和“协调极”，以沿江中心城市为二级“增长极”和“协调极”的沿江经济带通过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步伐，将自己纳入世界经济的轨道，接受国际市场调节，在更大程度上进入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由此也说明，浦东开发开放对沿江经济带本身和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双重牵动作用，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面向国际市场的牵动式协调。
从三峡工程建设对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和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牵动作用看，就在于它在沿江经济带和全国中西部的交汇处，构造了一个与沿海、沿江战略相呼应、与浦东开发开放相呼应的新的巨大的“增长极”和“协调极”。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三峡工程建设在沿江的经济带中上游结合部，也是中国内陆腹地，构造了一个国际大市场。三峡工程建设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有着巨大的工程量、迁建量和资金投入量；并且，由具有法人地位的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全面负责工程资金筹集、三峡建设及投产后的运行、还贷和经营管理，这就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三峡市场，不仅是国内大市场，而且是国际大市场。这个巨大市场一旦形成，并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必将对沿江经济带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仅从中近期看，三峡建设通过对钢材、水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和重金融结构等的大量需求，就将拉动1400亿元左右的物质装备市场，极大地刺激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特别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给其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给三峡库区——长江中游和川东之间的经济低谷地区一批地市县进行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二是三峡工程建设是引进当代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掌握高新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人才的“摇篮”，它将成为沿江经济带和全国中西部经济腾飞的有力“推进器”。三峡工程建设将历时17年，这跨世纪的17年，正是我国和世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三峡工程建设本身的难度，以及面临外部环境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决定了它在施工建设和建成投产后必须尽量采用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同时，三峡工程在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库区各级政府实施移民过程中，都必须按现代科学管理方法进行。这样，三峡工程建设必然会产生出一批掌握高新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的人才。特别是由于三峡工程与全国，尤其是沿江经济带的密切联系，需要沿江经济带和全国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在内的配合和支持，它大量吸收引进高新技术和人才，也反过来推动沿江经济带各大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大批来自沿江各省市和全国的各种人才经过三峡工程这个大课堂的锻炼和提高，又会形成一支庞大的高新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的新世纪人才队伍，这对加快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和全国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将发挥可不估量的积极作用。三是三峡工程建设的成功，为沿江经济带的崛起和全国经济下世纪的腾飞创造了能源和水资源两个基本条件。沿江经济带的崛起和全国经济下世纪的腾飞，面临诸多制约条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是两大“瓶颈”，而三峡工程的建设将大大缓解这两个矛盾。可以预计，在迈向21世纪的未来20～30年中，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一大批水利枢纽将相继出现在长江上游，总装机容量可达4000万千瓦，从而形成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中心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能源经济带。
二、以互补互动为中心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1）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结合起来。
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先导，就是要高度重视它在沿江经济带以互补互动为中心协调发展中的先行乃至基础作用。第一，水资源开发利用要搞好沿江经济带在“黄金水道”长江开发利用上的协调发展，促进水运突破性的大发展。为此，必须加大投资整治干支流航道，沟通水系河网，兴建和扩建港口码头，改造装卸航运设备，以形成长江干流畅通的航运网络，大大提高航运能力。进而与铁路、公路、管道、航空等运输紧密配合，形成以水运为主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加快沿江经济带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物资和信息的交流，带动沿江经济带各类资源的系统开发利用。第二，水资源开发利用要与沿江经济带产业合理布局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水利、水电、水产、矿产采掘、加工等为主的基础产业。必须处理好水利、水运、水能和水土保持的关系，做到“水尽其用”、“一水多用”。既要利用充裕水资源发展沿江经济带灌溉农业，建设稳定持久的高产稳产商品农业基地，又要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水能资源发展高水耗、高能耗、水运量的重化工业，把化学、建材、能源、冶金等一类工业布局在沿江，形成以重化工为主体的沿江工业链。
（2）资源利用协调：以运用价值规律为主要内容，促进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资源的互补和协作。
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资源，必须在协调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地区封锁，实行广泛的资源互补和协作，以解决中上游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与下游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经济技术资源优势突出的矛盾，最终实现整个经济带资源要素组合的优化和综合优势的形成。不可否认，区域利益“剪刀差”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宏观政策倾斜所导致并加剧的一种非理想结果。实施沿海战略后对东部地区的倾斜和长期以来对资源实行低价的政策，致使具有较多资源优势的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在与加工省区、“下游产品”区进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价值的流失；而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也是沿海地区）加工工业虽然远离资源区，却凭借加工价格能获得较多盈利，加之改革中又较早地放开最终产品价格，使差价越来越不利于主要作为资源区的沿江中上游地区。现在应该真正运用价值规律，解决沿江经济带资源区加工区，“上游产品”区与“下游产品”区利益的剪刀差问题。首先，要通过价格改革，保证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能源、原材料资源产业及行业有起码的自我积累能力，而后逐步做到盈利率能吸引其他行业和社会资金的流入。其次，沿江经济带中上游能源、原材料资源产区要转换产业结构，延长产品链，由一次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生产结构模式过渡到中、高（级）产品为主的生产结构模式，在区域贸易结构上，由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输出过渡到高质能与载能的混合输出。
（3）一般产业协调：既要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又要避免沿江经济带产业趋同化。
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的目标，应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在“九五”和更长一段时期内，逐步推进沿江产业带的充实、延伸和完善，形成若干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经济区域。首先要侧重于巩固沿江农业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突破能源、交通运输、冶金等基础产业和高科技先导产业，以此带动其他加工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全面推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在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建设能源等基础产业，以增强整个沿江经济带发展的后劲。根据依托长江、外向开拓、择优选择、点轴发展、强化基础、保护环境的原则，沿江产业带的协调应按以下四段合理布局。第一段，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下游东段，即江、浙、沪三省市，应在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第二段，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西段，即皖、赣两省，应以合肥、南昌以及芜湖、九江为中心，主动接受长江三角洲以及下游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的辐射和产业转移，发展纺织、食品、钢铁、建材等资源型及资源加工业产业。第三段，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即鄂、湘两省，以武汉为中心，发挥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航运优势，以高水耗、大运量的基础工业和钢铁、机械制造、建材工业为方向，轻重兼顾，协调发展。第四段，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即四川省，应以重庆为中心，利用水能源特别集中，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等条件，重点发展钢铁、机械和化工工业。
实现沿江经济带产业合理布局的最大障碍是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高度趋同。解决新一轮产业趋同，除了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外，就是加强沿江经济带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既要发展具有特色的支柱产业，也要发展有特色的沿江产业带。尤其是要促进沿江汽车产业带的形成。从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汽车业主产区的实际出发，尤其是要促进沿进汽车产业带的形成。
（4）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加强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的联合和协作，把沪、宁、汉、渝及长江三角洲建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
沿江经济带现已建成27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17个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值、利税等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40%，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为了使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稳步走在全国的前列，建设沪、宁、汉、渝及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并给浦东开发、三峡建设和整个沿江经济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还必须加快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联合、协作的步伐。第一，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加快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不仅仅是相对丰富资源与相对缺乏资源的相关串联，而且要在这种资源大流动中筹集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本，以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实现沿江经济带的产业大跨越。这样，产业发展将避开常规发展阶段，采取三次产业同上的超越发展方式，在原重化工业发展格局上直接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这种压缩了的工业化进程，通过改造、调整、提高和发展，形成高加工阶段的产业主导和产业支柱，加快沿江经济带的高新产业发展，以形成以航天、信息、激光、光纤、生物、新材料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以推动全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第二，注重长江三角洲与沿江其他地区的产业合理分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充分利用诸种优势，尤其是基础设施条件优越、科技教育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等优势，率先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改造传统产业以及把当地劳动密集产业转向中上游地区的同时，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创汇的“五高”产业和产品，大力培育具有当地优势和特色的拳头产品，着力提高产品的水平和档次。长江三角洲以外的沿江地区，在着重建设宁、汉、渝等几个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同时，对那些有条件的大中城市也应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
（5）区域市场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建立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统一的市场，必须分步推进，第一步，在沿江经济带各区域市场的基础上，从体制上保证相互开放，按同一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动作，形成沿江经济带初级的统一市场；第二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较快提高，特别是交通、通信的发展，由沿江经济带初级的统一市场向较为成熟、完善的全国统一市场过渡。在“九五”到下个世纪初，重点是实现第一步，即由沿海地区带各区域市场向沿江经济带初级的统一市场过渡。纵观世界区域市场的发展趋势，借鉴欧洲共同体的成功作法，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共同体是形成沿江经济带初级统一市场的关键所在。这个市场共同体是取代现在比较松散的市场组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最佳形式，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中长期发展目标明确，管理机构有权威性，运行效率高。其中长期发展目标，包括产业结构和布局、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市场结构和规模，以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长期计划为基础，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尽可能与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纲要》相衔接。管理机构由沿江经济带各省市行政主要负责人和中央派出的代表组成最高决策班子，由政府中经济协作部门负责人组成执行班子，因而具有权威性；还有财政、金融部门对经济合理过程给予财力保证和支持，有立法司法机构等参与，以规范市场运行规则，仲裁市场运行中纠纷，从而保证市场有序，互补性越强，相互依赖程度越深。但在自然资源赋予下，由于现代科技进步不均衡的影响，沿江经济带又一直存在着资源同构、产业同构、产品同构的问题，这就要求竞争性贸易，即在同一市场上开展竞争，优胜劣汰。如同当今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性贸易超过互补性贸易额一样，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沿江经济带的竞争性贸易的作用不能低估。只有把竞争性贸易与互补性贸易结合起来，竞争与分工协作相结合，这个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
（6）金融市场协调：“点线区”结合，三层协调，加快长江三角洲、南京、武汉、重庆四大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建设。
形成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的率先发展，是沿江经济带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建立沿江经济带初级的统一市场必然要求。1986～1995年间，以沪、宁、汉、渝四市为中心的沿江经济带金融网络横向融资累计发生额达10087.8亿元。在“九五”和下世纪初，对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的协调，应实行“点线区结合、三层协调、两个重点”的基本对策。“点线区”结合，是指把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建设，同沪、宁、汉、渝四大中心城市的金融市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的整体优势。经济区是中心城市的依托，沿江一线是流域经济联系的纽带，离开经济区和沿江一线的支撑，四大城市金融市场就失去基础；而四大城市是四大经济区、沿江经济带发展的强增长极，如果没有四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带动、导向、辐射，四大经济区和沿江一线金融市场的发育将会动力不足，发展缓慢。“三层协调”是指：一是各大中心城市之间金融市场建设实行协调，均衡布局金融市场体系网络；二是各大中心城市与其直接辐射的经济区之间金融市场建设实行协调；三是各大中心城市与其所在行政区划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实行协调。“两个重点”是指：一是以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为据点，协调配置金融市场，组织资源，着力把它们塑造成蕴含潜力，有带动作用，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有相当知名度的金融中心。先期重点扶持上海，使其在沿江经济带与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两个扇面结合中发挥中轴作用。随后在其他三市，特别是武汉这个历史上的金融中心布局金融市场，组织资源，发挥协同作用，实现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二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协调发展，促进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功能的复杂有机体，各要素各层次不可或缺。从沿江经济带金融市场发育现状看，货币市场开放较早，时间较长，但断断续续，做法不很规范（如1992年以来的种种违章拆借），资本市场开放较晚，时间较短，但发展迅猛，基础薄弱，问题较多。从沿江经济开发开放态势看，目前正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开发的有利时机，对二者的要求都很迫切。可采取并行结合的战略：以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引导拆借市场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在速度与规模上予以适时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