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杰[1]2015年在《滇黔桂民族地区农作物遗传资源农家就地保护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文中提出农作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导致品种单一化和遗传多样性丢失严重。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遗传资源,世界范围内大多通过种质库等迁地保存方式保护传统农作物品种资源。然而,迁地保存不能保持农作物遗传资源在原有环境中的动态进化过程,丧失了农民选择和管理发生遗传变异的机会,导致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降低,甚至不能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和抵抗新产生的病虫害。因此,农民参与的就地保护方式,即农家就地保护(On-farm conservation)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并认为农家就地保护不仅保持农作物在原生境下持续进化,更包括了农民的参与选择、民族文化习俗和传统知识对农作物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有效增加了遗传背景和遗传多样性。我国西南滇黔桂地区农作物遗传资源相当丰富,但关于农作物就地保护的研究仅在云南见少量报道,贵州和广西未见报道。本研究以云南、贵州和广西(滇黔桂)为研究地点,通过梳理各省传统农作物遗传资源的收集历史,选取了12个民族居住的32个村寨,实地调查每个村寨的农作物传统品种的历史变化和保存现状,并随机选取15%以上的农民进行问卷访谈,了解农作物品种保留和消失的原因,农民对农作物传统品种的种植、保护和发展的态度等问题,摸清我国民族地区农作物遗传资源的保留现状,探讨农作物遗传资源就地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民族传统文化与农作物遗传资源就地保护的关系。此外,以水稻地方品种为例,通过SSR分子标记试验,对比不同时间的就地保护(2007、2013和2014年收集)和迁地保护(1980年收集,保存于种质资源库)下24对同名水稻地方品种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揭示地方品种丰富的遗传基础,以及农家就地保护对遗传多样性的积极影响。本研究以充分的调查数据和试验结果,分析了农家就地保护方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并得出如下结论：(1)不同民族地区传统农作物品种资源的保留情况差异较大。第一,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保留传统农作物品种较多,这类地区一般海拔较高,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至今仍然大面积保持种植老品种。第二,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传统农作物品种保留较少,仍然保持小面积种植传统品种,主要用于民族节日或宗教祭祀等活动。第叁,交通发达且具有经济支柱产业的地区,传统农作物品种大多消失,但他们仍然在民族节日庆典和宗教祭祀活动时购买传统使用的糯米,保留了糯米的利用方式,间接地促进了农作物品种资源的保护。第四,各地区保存蔬菜、豆类等遗传资源的情况趋于一致,由于需求量小,主要在房前屋后和田边地头小面积种植,较好地保护了蔬菜、豆类等传统遗传资源。(2)水稻等传统地方品种的保留主要受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消失主要受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影响。在已保留传统品种种植的农民中,90%以上是由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满足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需求,如各种节日庆典、宗教祭祀活动、口味习惯以及红白喜事的礼品,都必须用到糯米、红米等老品种。而在丢弃传统品种的农民中,60%是由于产量较低(经济因素),25%因缺乏劳力(社会因素),14%由于干旱缺水(自然因素)。由于民族地区受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较深,调查中发现57.5%的农民表示会一直种植或再种几年传统品种。(3)民族特征和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民对传统水稻老品种管理决策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对32个村寨463个农民的问卷调查,研究了不同社会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民族)农民与他们对老品种认知(是否种植、保护态度)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对于是否种植老品种,不同民族的观点极其不同,不同文化水平农民的观点明显不同,而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农民对是否种植老品种的观点相似。2)对于是否保护老品种,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和民族的农民对保护传统品种的态度没有明显差别,仅略有不同。(4)传统水稻地方品种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48个滇黔桂水稻地方品种在13对引物中,其群体内的多态性差异较大。48个水稻地方品种的平均等位基因数(Na)为2.404,有效等位基因数(Ne)为1.3794,Nei遗传多样性指数(He)为0.1927,香农信息指数(Ⅰ)为0.3565。云南地方品种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和杂合度高于贵州和广西,贵州普遍高于广西。48个地方品种的群体遗传结构差异显着(P<0.001),群体间变异百分率为77.1%,群体内变异百分率达22.9%。RM333.RM241、RM586和RM257引物对检测滇黔桂水稻地方品种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具有良好的效果。(5)同名水稻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在就地保护下较迁地保护高。同名品种的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Nei遗传多样性指数及香农信息指数在就地保护下均较迁地保护高12.3%-30.4%。24对同名品种中54%以上的就地保护同名品种的各项遗传多样性指数均高于迁地保护。就地保护群体新产生的特异等位基因数是迁地保护群体的1.73倍,24对同名品种中67%就地保护的等位基因数高于迁地保护。就地保护的平均杂合度是迁地保护的1.5倍,24对同名品种中50%就地保护的平均杂合度高于迁地保护。可见,农家就地保护可有效促进水稻发生等位变异,增加遗传异质性及遗传多样性。(6)农家就地保护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促进各民族的饮食文化、节日庆典、宗教信仰和传统农作方式等传统文化习俗对保护农作物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而传统农作物遗传资源的保留又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了农作物遗传资源,农作物遗传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又传递和保护着民族传统文化,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保护。本研究首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农作物遗传资源的就地保护进行研究。选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利用田野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其农作物遗传资源的保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农家就地保护的优越性和可行性,选题新颖。此外,论文分析了就地与迁地保护条件下水稻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差异,并阐释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丰富水稻地方品种遗传多样性的积极作用,结果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方攀[2]2014年在《不同地理环境下樟子松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认为为了研究樟子松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遗传多样性,并探究在引种过程中出现的引种退化问题,选择了四个不同地理位置的樟子松群体(围场、红花尔基、榆林和章古台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本研究采用油松转录组数据开发樟子松EST-SSR引物,并对樟子松的SSR反应体系进行优化,从中筛选具有多态性的樟子松引物。首次利用EST-SSR分子标记的方法对樟子松不同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阐明了樟子松群体间和群体内的遗传变异情况,并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了遗传变异与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为樟子松的人工引种推广提出理论依据,并为樟子松的遗传资源保护提供科学指导。研究结果：1.获得了樟子松SSR反应体系的优化结果。以围场群体的樟子松为样本,对模板DNA浓度、Taq酶含量、dNTP浓度、引物浓度这4个因素做单因素多水平实验,得出初步的优化结果。然后对这4个因素在4个水平上做L16(45)正交试验,进一步优化结果,得出樟子松SSR反应体系的最佳优化结果。2.开发了25对樟子松EST-SSR多态性引物,这些SSR位点主要重复类型为二核苷酸重复(8个,占32%)和叁核苷酸重复(11个,占44%),其它重复6个,占24%。经过BlastX和Gene Ontology分析,发现了12个可能具有潜在功能的位点,占总数48%。3.获得了四个群体的遗传距离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因子。利用其中15对引物对四个群体的多态性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显示红花尔基和章古台群体的遗传距离较近,其次是围场群体,最远的是榆林群体。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樟子松遗传多样性与地理纬度具有显着相关性,说明樟子松遗传多样性受纬度影响。4.根据研究数据,提出了对樟子松的保护和引种建议。在四个群体内,只有榆林群体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章古台群体连锁不平衡位点数最多,是因为该地区种子园受到了过多的人为干预。在遗传资源的保护过程中,避免连续近交引起的引种衰退现象发生。人工引种可以向环境相似或者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区延伸。
杨昭庆, 禇嘉佑[3]2012年在《中国人类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文中研究指明人类遗传多样性表现为世界各种族、民族和个体间存在的基因组差异,是探讨人类进化与迁徙、环境与遗传背景相互作用、疾病与健康影响因素的主要资源和工具。中国具有世界1/5的人口,有56个民族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人类遗传多样性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部分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文章重点论述了近年来形态学标记、生化及免疫学标记、DNA遗传标记在我国人类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应用,线粒体DNA、Y染色体DNA和HLA标记在中国不同民族源流和相互关系、东亚现代人起源和迁移等研究中的应用,以及我国在中华民族遗传资源保存和利用、疾病易感基因和环境适应相关基因的鉴定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第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中国人基因组结构研究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进展。
王艳杰[4]2017年在《贵州禾类稻种资源的遗传演化及其与侗族传统文化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贵州黔东南地区千百年种植的一类特殊的原始生态型稻种—禾,具有抗病虫、耐贫瘠、难脱粒、品质优、糯性强等突出特性,是侗族等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至今仍大面积保留种植。由于禾类资源种植历史悠久,品种特性较为原始,贵州及周边省份地方的其他栽培稻地方品种和野生稻在栽培和驯化过程中可能其影响,本研究以315份禾类资源、578份贵州六个稻作生态区稻种、180份周边9个省的地方稻种,42份野生稻共计1115份资源为试验材料,利用表型性状评价和SSR分子标记技术、SNP单倍型测序手段,研究禾类资源与贵州不同稻作生态区、周边9个省份地方及野生稻的亲缘关系,根据侗族人口的分布和迁徙路线研究禾类资源与其他稻种的遗传演化关系,并通过民族生物学方法研究侗族传统文化对禾类资源形成、保护及利用的影响。本研究对系统评价禾类资源的遗传基础、挖掘禾类资源的育种价值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通过对禾类资源的主产区——黔东南州从江县、黎平县、榕江县3个县28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民族生物学调查,共收集156份香禾糯资源,发现一些侗族村寨的香禾糯种植面积在80%以上,保留品种20-30个,并表现出高度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发现侗族的饮食文化、节日庆典、宗教信仰、传统农作方式等文化习俗对禾类资源的品质特性的形成、保护和利用具有促进作用。(2)通过比较禾类资源与其他15个群体的田间表型性状,包括株高、穗长、穗颈长、有效穗数、穗粒数、结实率、节间距、剑叶长、剑叶宽、叶片色、叶片茸毛、叶片卷曲、芒色、芒长、芒分布、颖色、颖尖色等,对比和聚类分析表型遗传多样性特征,结果显示禾类资源与贵州第V稻作生态区的亲缘关系最近,其次是贵州其他5个稻作生态区及广东、广西群体,再次是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群体,而与湖北、江苏群体距离较远,与野生稻群体的亲缘关系最远。(3)利用36对SSR微卫星标记检测禾类资源与其他稻种群体共计1115份材料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分化及亲缘关系,结果发现全部材料平均等位变异数高达24.61个,PIC为0.7524,遗传多样性较高。禾类资源的遗传背景较为独特,80%的品种都可聚为一类。综合考虑各项多样性指标发现,禾类资源与广东、广西、贵州第Ⅳ稻作生态区亲缘关系最近,其次是贵州第Ⅰ、Ⅲ、Ⅴ、Ⅵ稻作生态区及江西、浙江、湖南、湖北,而与野生稻、江苏、云南、安徽及贵州第Ⅱ稻作生态区的亲缘关系较远。AMOVA分子方差分析发现17个不同群体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群体内(81.87%)。(4)根据禾类资源具有耐盐碱、耐阴冷、抗病虫等特殊的生物学特性、筛选7个非连锁的核基因位点SKC1、Bph14、GS5、Pid3、SAP8、Ehd1、Xa23检测禾类资源及其他稻种群体的单倍型类型、频率及地理分布,结果显示:禾类资源与周边省份地方稻种的核苷酸多样性相近,均显着少于贵州其他地方稻种;禾类资源的抗褐飞虱(Bph14)、抗白叶枯病(Xa23)和抗稻瘟病(Pid3)的一些单倍型不仅丰富(频率在60%～80%),而且还具有显着区别于贵州六个稻作生态区的特有单倍型,并与临近省份地方(湖南、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和野生稻群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禾类资源在Ehd1、GS5、SAP8和SKC1的单倍型组成和比例说明其与贵州第V稻作生态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群体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AMOVA分子方差显示禾类资源同其他16个群体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不同群体内(86.82%)。遗传分化系数的分析显示:禾类资源与贵州第V生态稻作区、江西、广西、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及云南的遗传分化系数较小(Fst≤0.05),亲缘关系较近;与贵州第Ⅰ、Ⅲ、Ⅳ、Ⅵ及野生稻、江苏、广东存在中等水平的遗传分化(Fst=0.07～0.12);而与贵州第Ⅱ稻作生态区的遗传分化系数最大(Fst=0.44),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亲缘关系最远。(5)本研究根据侗族的分布区域和迁徙路线选择贵州、临近省份地方栽培稻及野生稻,利用SSR和SNP分子标记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禾类资源与这些稻种的亲缘关系,结果发现,禾类资源由于其具有特殊的遗传背景和结构,可单独聚为一类特殊生态稻种,并与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及贵州第I、Ⅲ、Ⅳ、Ⅴ、Ⅵ稻作生态区亲缘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可以初步推测:贵州禾类资源可能是广东、广西、江西等长江中下游的侗族先民在历史迁徙过程中将当地稻种带入贵州黔东南地区,经过千百年的栽培种植,培育的一类适应当地特殊地理气候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习俗的特殊生态型稻种。(6)利用SSR分子标记和SNP单倍型分析两种方法比较了 1980年(147份)与2015年(168份)共计315份禾类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发现1980年群体的各项遗传多样性指数均高于或(极)显着高于2015年群体。1980年群体检测到的特异等位基因数(147个)约为2015年群体(75个)的2倍,即丢失的原有等位基因约是新产生等位基因的2倍。36对SSR标记中有26对的1980年群体特异等位基因比率均大于或等于高出2015年群体。因此,经过35年的农家就地种植,禾类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大幅度减少,等位基因大量丢失,核苷酸多态性降低,杂合度降低。此外,优势单倍型和稀有单倍型的数量及频率不仅降低,而且趋于单一化甚至消失。
翟婉婉, 李雪萍, 徐返, 王扬, 刘胜[5]2016年在《云南水稻地方品种月亮谷的群体多样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月亮谷是云南元阳梯田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最大的优良水稻地方品种之一,当地少数民族具有引种或换种的稻作习惯。为揭示这种稻作习惯对月亮谷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影响,本研究对该品种群体内和群体间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的比较和分析,目的是为更好地了解月亮谷的群体遗传结构,为持久利用地方品种提供理论依据。首先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策略从元阳梯田不同海拔获得24个原位栽培群体,采用形态指数分类法和抗病性测定对24个群体共720个单株样品的月亮谷进行形态学分类和稻瘟病抗性鉴定,并分析了这些单株材料在48个SSR位点的遗传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形态上月亮谷属于栽培稻的籼稻类型,其群体对稻瘟病具中抗水平,但无论是在群体内还是群体间,均普遍表现出明显差异,说明不同来源的月亮谷存在抗病功能表型上的变异;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48对SSR引物共检测出91个多态位点,多态性位点百分率为77.08%,Nei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0.064,变幅为0~0.4302。24个群体之间的遗传相似系数在0.9753~0.9866之间,群体内个体之间的遗传相似系数在0.86~1.00之间;AMOVA分析显示,以地理村寨作为自然居群单位,居群间的变异为3.36%,居群内群体间的变异为33.15%,居群内的变异为63.49%;聚类分析显示,村寨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与村寨间的地理空间距离有一定相关性。
于大德[6]2014年在《华北落叶松种子园遗传多样性及亲本分析》文中认为华北落叶松是我国华北地区营造丰产林的首选树种,其育种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种子园是针叶树育种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营建华北落叶松种子园,但目前缺乏对种子园生产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评价,且亲子代群体经选优后是否存在遗传变异也不清楚,使得下一步育种工作的开展、以及育种策略的制定缺乏相应的信息支持。本研究采用微卫星(SSR)分子标记技术,针对河北省龙头山林场华北落叶松良种基地种子园中一代、二代、叁代优树生产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对子代群体进行亲本分析,以揭示种子园亲子代间遗传多样性变化及家系间的遗传变异情况,综合评价该种子园的遗传资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从210对SSR引物中,共筛选出10对多态性较好,电泳结果清晰的EST-SSR引物,用于实验分析。2.10对EST-SSR引物每个位点上的等位位点数为2-5个不等。一、二、叁代的平均有效等位位点数分别为1.92个,1.81个,2.07个,Shannon指数分别为0.7127,0.7052,0.7908。经方差分析,叁代间遗传多样性没有显着差异。3.种子园群体杂合度及遗传分化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至叁代群体的观测杂合度均高于期望杂合度,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杂合子较多。4.通过对一至叁代叁个群体的F-统计量及基因流的计算,得出平均Fis及Fit均小于0,故群体中杂合子过量。Fst数值较小,基因流数值远高于自然群体,说明子代群体与亲代群体问遗传分化较小,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每代群体内,而非群体间。5.经10对EST-SSR分子标记分析得出,一代群体中保留22个个体即可获得99%以上的有效等位位点数,而二、叁代群体中,仅需保留16个个体即可以获得整个群体99%以上的有效等位位点数。6.二代、叁代群体亲本分析的结果表明,子代群体与已知母本的位点错配率较高,二代为65%,叁代为83%,说明绝大部分子代的真实母本并非记录的母本。另在80%的置信水平上,二代40个无性系中,有15个无性系可以同时确定两个亲本。叁代30个个体中,仅有3个可以同时确定其父、母本,亲本分析的方法可以协助确定子代的真实亲本。本研究揭示了华北落叶松种子园亲子代之间遗传多样性没有显着变化,在后续育种工作中,可以继续进行高世代优树选择而不必过度担心遗传多样性的降低。采用分子标记进行亲本分析,结果显示传统的采种及种植过程导致家系记录错误率较高,因而引入BWB育种理论,采用分子标记准确鉴定育种群体家系组成,并简化杂交环节,将成为未来种子园育种的发展趋势。
俞建昆[7]2002年在《中国8个民族群体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地处东亚中心位置，是一个人口众多，五十多个民族群体集居的国家，研究中国不同民族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不仅对全面了解中国各民族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及迁移路线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线索。 本研究运用叁种遗传多态位点，即常染色体STRs、Y染色体非重组区的双等位基因位点和mtDNAD-Loop高变区I序列多态，分别从父系遗传、母系遗传、双亲遗传叁方面，对中国的8个民族群体(怒族、傈僳族、畲族、山东汉族、白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从得到的各民族群体的遗传距离来看，叁种遗传多态位点得到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相对隔离的怒族和受奠基者效应影响的傈僳族与其余群体都有着较远的遗传距离；畲族由于地理位置和语言分类上与其余群体相距较远，因此与他们有着一定的遗传距离；白族与山东汉族间的叁种遗传距离都很近，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白族群体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汉族基因流。通过对叁对地理位置相邻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分析后，发现在父系社会中群体间的基因交流主要以妇女的流动为主，在这种基因交流中叁种遗传多态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常染色体多态的反应要快一些，STRs的基因型和杂合度能很快地趋于相近；而mtDNA多态的变化就要慢一些，Y染色体多态的变化则更慢一些。从分析得到的系统发育树来看，叁种遗传多态位点得到的结果不完全一致，mtDNA多态和常染色体STR多态的系统发育树基本一致，都显示一定的中国南北人群的聚类，支持南北人群存在差异的观点。同时从遗传距离分析和系统发育树都揭示怒族与傈僳族可能来源于古代氐羌族不同的支系。 由Y染色体上双等位基因组成的单倍型也提供许多信息，8个群体的单倍型与其它群体的单倍型的综合分析发现，东南亚人群的单倍型最多，
马秀梓[8]2018年在《宁夏回族人群15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宁夏是少数民族自治区,通过对宁夏地区回族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能使我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群体研究资料得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同时对民族群体间遗传结构的探究和宁夏人群起源迁徙路径的探寻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作为一种遗传稳定性较强、多态性较高的DNA遗传标记,扩增片段短,实验效率高,可进行多位点复合扩增,适用于微量检材DNA的检验分析,是进行亲子鉴定、群体遗传学结构研究及个体识别的重要手段。本论文通过对宁夏回族和宁夏汉族人群15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进行调查,应用Identifiler Plus试剂盒检测15个STR基因座(CSF1PO、D13S317、D16S539、D18S51、D19S433、D21S11、D2S1338、D3S1358、D5S818、D7S820、D8S1179、FGA、TH01、TPOX、vWA)的基因分型,使用Modified-Powerstates统计软件计算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等法医遗传学数据,根据等位基因频率计算结果,应用POPTREE2软件计算不同人群相互间的遗传距离,使用邻接法(Neighbor-Joining method,NJ)绘制不同民族人群的系统进化树。最后一章综述了 15个STR基因座的法医学应用及当前DNA数据库的情况,为后来回族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的帮助。同时为不同人群的基因组学探讨提供一定的遗传学资料。论文的主要实验结果归纳如下:1.通过对宁夏五个地区回族人群血样的检测(大武口区、兴庆区、利通区、同心县、海原县),每地区200例人口,获取了 15个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资料,其中:大武口回族共检出178个等位基因、463种基因型,兴庆区回族共检出143个等位基因、427种基因型,利通区回族共检出151个等位基因、435种基因型,同心县回族共检出136个等位基因、467种基因型,海原县回族共检出151个等位基因、450种基因型。各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定律(Hardy-Weinberg)。分别统计出了各地回族群体不同基因座的H、Pm、DP、PIC及PE值。TDP代表累计个体识别率,CEP代表累计非父排除率,其中:大武口的TDP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8569、CEP 为 0.999 999665,兴庆区的 TDP 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8915、CEP 为 0.999 997735,利通区的 TDP 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7447、CEP 为 0.999 999204,同心县的 TDP 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8323、CEP 为 0.999 998017,海原县的 TDP 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8870、CEP 为 0.999 997070,数据结果显示,论文中这15个STR基因座的鉴别能力均较好。研究结果提示,在15个STR 位点中,除CSF1PO、TH01、D5S818、TPOX、D3S1358 5 个位点外,其余10个位点在五个地区回族群体中的遗传多态性均较高。从遗传距离上看,兴庆区与利通区回族群体间的遗传距离最近(0.007),大武口区与同心县回族群体间的遗传距离最远(0.015)。通过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显示大武口与兴庆区回族群体首先聚成一支,再与利通区回族群体聚为一支,同心县与海原县回族群体聚成一支,最终汇合在一起。提示在五个地区回族群体中,同心县和海原县回族群体来源于一支,大武口和兴庆区回族群体来源于一支。2.通过对宁夏回族人群和汉族人群血样的检测,每个民族598例人口,其中宁夏回族检出194个等位基因、615种基因型,宁夏汉族检出180个等位基因、588种基因型。15个STR基因座的基因频率分布在0.001～0.524之间(宁夏回族),0.001·0.523之间(宁夏汉族),各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宁夏回族TDP为0.999999 999 999 999 99647、宁夏汉族 TDP 为 0.999 999 999 999 999 96947;宁夏回族CEP为0.999 998244、宁夏汉族CEP为0.999 997664。研究结果提示,在15个STR位点中,除CSF1PO、TH01、D3S1358、TPOX 4个位点外,宁夏回族人群和宁夏汉族人群中的其余11个位点的遗传多态性均较高。运用软件计算出宁夏回族、宁夏汉族、东北蒙古族、甘肃蒙古族、青海蒙古族、内蒙蒙古族、外蒙蒙古族七个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宁夏回族与宁夏汉族之间、内蒙蒙古族与外蒙蒙古族人群间的遗传距离最近(0.014),甘肃蒙古族与东北蒙古族人群间的遗传距离最远(0.302)。进一步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显示宁夏回族与宁夏汉族群体首先聚成一支,再与内蒙蒙古族群体聚为一支,青海蒙古族与东北蒙古族聚为一支,与宁夏和内蒙汇合在一起,再与外蒙古、甘肃蒙古族最终汇合。提示宁夏与内蒙蒙古族、外蒙蒙古族、青海蒙古族群体间的关系较近,与东北蒙古族、甘肃蒙古族的关系较远。3.计算宁夏回族与国内其他7个地区回族人口间的遗传距离(甘肃回族、甘肃临夏回族、甘肃平凉回族、广西回族、河北沧州回族、辽宁回族、青海回族),同时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提示:宁夏回族与甘肃临夏回族、河北沧州回族、辽宁回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0.005、0.006、0.007),其次甘肃临夏回族与河北沧州回族、辽宁回族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0.006),河北沧州回族与辽宁回族的亲缘关系也较近(0.007),宁夏回族与甘肃回族的亲缘关系较远(0.127)。聚类时七个地区的回族聚集在一起,与甘肃回族最终汇合。4.计算宁夏回族、宁夏汉族与国内15个其他民族的遗传距离(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广东汉族、河南汉族、裕固族、壮族、彝族、白族、佤族、傣族、哈尼族、黎族),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提示:宁夏回族与宁夏汉族、东乡族、撒拉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0.005、0.009、0.008),其次宁夏汉族与撒拉族、广东汉族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0.008、0.008),东乡族与撒拉族的亲缘关系也较近(0.011),广东汉族与彝族、哈尼族的亲缘关系较远(0.012、0.012),彝族与哈尼族的亲缘关系较远(0.013)。聚类时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聚为一支,再与宁夏回族聚为一支,裕固族与藏族聚为一支,再与撒拉族聚为一支,然后与彝族聚类,两支聚集在一起,与宁夏汉族聚集,河南汉族与哈萨克聚后与白族聚为一支,两支聚合后,与佤族、哈尼族聚合,壮族、傣族和黎族聚为一支,最终十六个民族聚集在一起,与广东汉族最终汇合。5.计算宁夏回族与国外11个地区不同人群间的遗传距离(泰国、日本、白俄罗斯、巴勒斯坦、马来西亚、韩国、印度、澳大利亚、非洲、马耳他、波美拉尼亚),绘制系统进化树,结果提示:宁夏回族与泰国、日本、韩国之间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0.013、0.011、0.013),与印度关系最远(0.127),泰国与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关系较为密切(0.014、0.022、0.020),日本与韩国亲缘关系较近(0.012),巴勒斯坦与澳大利亚关系较近(0.022)。聚类时宁夏回族与韩国聚为一支,再与日本相聚,泰国与马来西亚聚为一支,再与宁夏回族、韩国、日本相聚;白俄罗斯与波美拉尼亚聚类,再与澳大利亚聚集,与马耳他聚集,与巴勒斯坦聚集,最后与非洲聚为一支;两支聚合后,与印度最终汇合。6.地理隔离因素大于地理距离的影响;中国南北民族群体之间具有显着的遗传差异;全球不同州人群间具有显着的遗传差异;宗教信仰影响民族间的基因交流;相同语系民族间的遗传关系较近;地理的分布和历史资料呈现出的关系与民族群体间的遗传关系吻合;中国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得到印证。
范浩[9]2006年在《应用STR位点研究中国西、南部28个民族群体族源关系》文中指出中国地处东亚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对我国不同民族群体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我国民族群体研究资料；有利于阐明各民族群体间的遗传结构；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路线：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不同人群间疾病易感性及药物基因组学等研究提供一定的遗传背景资料。 本研究采用荧光标记PCR和毛细管电泳相结合的技术，应用常染色体上的10个STR位点对来自中国西部以及南部9个省市(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甘肃、青海、山东、新疆、西藏)28个民族群体(山东汉族、广东汉族、毛南族、仫佬族、壮族、黎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沧源佤族、西盟佤族、白族、哈尼族馒伲人、基诺族、独龙族、福贡傈僳族、六库傈僳族、福贡怒族、贡山怒族、普米族、彝族、藏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1451个无关个体进行研究。利用等位基因数据计算各群体间遗传距离，使用Mega3.1软件根据Dc遗传距离矩阵，运用Neighbor-joining法构建系统发育树，通过Structure数学模型进行个体聚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1)地理隔离可以导致群体之间较大的遗传差异。(2)中国南北民族群体之间存在显着遗传差异。(3)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尤其是壮侗语族群体之间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4)阿尔泰语系与印欧语系群体之间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5)民族群体之间的遗传关系与其地理分布、历史资料吻合。
陈冰[10]2008年在《河南地方山羊品种遗传多样性的微卫星标记分析及与体尺性状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采用18个微卫星标记,对河南省5个地方山羊品种(牛腿山羊、槐山羊、河南奶山羊、太行黑山羊、伏牛白山羊)共计251个个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计算等位基因、多态信息含量、遗传杂合度、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不同品种的优势等位基因和特有等位基因、遗传分化系数、5个山羊群体的Nei标准遗传距离和共祖遗传距离等,对5个山羊群体的群体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与生长性状相关的6个微卫星位点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找到了与生长性状紧密相关的微卫星位点。旨在为山羊遗传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如下:1.采用的18个微卫星标记,在5个山羊群体中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共检测到211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个位点检测到11.72个等位基因。表明所选取的18个微卫星位点在5个山羊群体中多态性较丰富。2.计算了等位基因频率,并以其为基础获得了各群体的平均杂合度、平均多态信息含量和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分别为0.838～0.869、0.807～0.844、3.35~13.15。说明这5个山羊品种遗传变异大,遗传多样性丰富,遗传基础比较广泛。3.找到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等位基因和特有等位基因。优势等位基因体现了群体特征,稀有等位基因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4.计算了总群体杂合度、亚群体杂合度和遗传分化系数,结果表明群体间的变异程度占总群体的3.4%,群体间变异程度不高。5.计算了Nei氏标准遗传距离和共祖距离,结果表明品种间的遗传距离变异不大。根据Nei氏标准遗传距离和共祖距离,分别进行了NJ和UPGMA聚类,结果表明NJ聚类图和UPGMA聚类图结果较一致。6.本试验所选用的18个微卫星位点大部分处于哈代温伯不平衡状态,这可能与群体的数量和采样或选择、迁移、遗传漂变等有关。7.用SAS6.12软件对与生长发育性状相关的6个位点进行了方差分析,分析得出与生长发育性状相关的5个微卫星位点,分别为:BM6444,MAF70,BM315,BM1818,BMC1206;并且找到了每个位点对具体性状有正、负效应的等位基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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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南水稻地方品种月亮谷的群体多样性分析[J]. 翟婉婉, 李雪萍, 徐返, 王扬, 刘胜.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16
[6]. 华北落叶松种子园遗传多样性及亲本分析[D]. 于大德.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7]. 中国8个民族群体遗传多样性的研究[D]. 俞建昆.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2
[8]. 宁夏回族人群15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及应用[D]. 马秀梓.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9]. 应用STR位点研究中国西、南部28个民族群体族源关系[D]. 范浩. 昆明医学院. 2006
[10]. 河南地方山羊品种遗传多样性的微卫星标记分析及与体尺性状的关系[D]. 陈冰. 河南农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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