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研究 *
洪 磊1,2,3,4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2.江苏警官学院计算机信息与网络安全系 南京 210031;3.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4.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0023)
摘 要: [目的/意义] 英国是现代警务和警务情报的发源地,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和组织的改进,英国警务情报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进程中的做法和经验对身处改革浪潮中的中国公安警务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方法/过程] 通过对文献、历史和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归纳21世纪初英国警务情报工作的历史、举措、成效和问题。[结果/结论] 情报主导警务是英国情报工作改革的核心思想,国家情报模型是情报改革的工作准则,通过资源管理和情报共享,提高对罪犯的关注度,融合多种警务模式,减少犯罪可能性,提高公众的安全感是英国情报改革工作中的成功之处,我国公安情报改革可以吸取当中的精华之处,因地制宜进行落地和改善实践。
关键词: 警务情报;情报主导警务;公安情报;英国
1829年英国《大都市及附近警察改进法》(An Ac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e in and near Metropolis )获得通过,现代职业警察体制就此形成。在20世纪末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恐怖主义袭击、有组织暴力犯罪和网络犯罪日益猖獗,常规警务模式的局限和警力资源的紧张成为警务工作发展的内部羁绊,《1996年警察法》宣布成立全国刑事情报局(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由此英国警方以情报改革带动了警务工作革新的浪潮,推广了情报主导警务理论,推行了国家情报模型。2005年伦敦七七爆炸案后,情报工作改革的幅度不断加大,完成了警务情报的转型。本文从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的历史、举措、成效、问题和未来发展着手,全方面剖析情报工作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活动,以期为我国的公安情报改革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1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的历史
警局成立初期,警员大都来自于军队,主要来维持城市秩序和逮捕罪犯,后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警务活动的警务官(Constables)[1],在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的管理下,维护地方治安。随着警务工作的发展和社会安全形势的变化,情报工作从最开始的情报服务侦查工作,逐步发展为情报主导警务,如今情报工作更多地用来预测和震慑犯罪。从发展上看,英国警务情报分作可以分为探索期,变革期和成熟期。
1.1探索期( 1829-1995年) 情报工作随着警务工作而诞生,主要用于案件的反应性调查,获取分析与案件相关信息;这一时期情报工作以警务工作的导向为方向,情报侦查工作附属于警务工作。
1829年由内务大臣皮尔爵士(Robert Peel)提案设立了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即伦敦警察厅,负责大伦敦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1878年,苏格兰场成立了刑事调查部(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由便衣刑警搜集情报,协助侦查,形成了警务情报工作的雏形。1949-1960年,为了解决普通警察无法掌握反犯罪技术的问题,英国警方招入1.6万文员从事情报等技术工作。1967年英国引入单位警察制度(Unit Beat Policing)[2],建立了现代情报体系所依托的本地情报系统,专人负责评估巡逻警员搜集的信息,现代情报组织已经慢慢融入警务机构。20世纪80年代英国犯罪率急剧上升,1986-1992年期间增加了74%,但是破案比例从37%下降到了26%。面对恶化的治安情况和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Prime Minister Thatcher)呼吁警务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3]。在此背景下,英国首席警官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发布《以调研为辅助:有效解决犯罪问题》(Helping with Enquiries ,Tacking Crime Effectively )报告[4],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警务职责机构缺乏整合;二是警方未能充分利用情报资源;三是警方需要重点关注罪犯而不仅仅关注犯罪事件。总结而来,这份报告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应该充分利用情报对付惯犯。几年后,这一结论在另一份极具影响的皇家警务监察局(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Constabulary)报告《情报支撑警务》(Policing with Intelligence :Criminal Intelligence -A Thematic Inspection on Good Practice )中再次得到验证[5],该报告试图将先发制人策略和情报管理的理念引入英国警务的主流思想,并且提出一线警察机构应该加强情报部门建设,提升国家刑事情报能力。
这段时期的主要警务模式是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情报主要起辅助办案和调查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情报在警务工作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b.环境概况分析,对社会环境进行评估,用于调查某一地区特定案件(毒品或车辆盗窃等)或重点治安问题(卖淫、赌博等)。
1996年,政府为了加强打击犯罪的力量,颁布了《警察法》,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了刑事情报局(NCIS),NCIS是专门处理情报的警察组织,负责查找、分析犯罪情报,将情报与各个警局共享,并且协助各个警局做好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同年在肯特郡警察局菲利普局长(David Phillips)领导下[9],情报主导警务的实践雏形逐渐形成。在处理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泛滥的治安问题时,菲利普局长要求更多地搜集情报,并积极地分配警务资源来增强犯罪情报分析,试图超越传统的案件反应性处理。他将犯罪情报分析作为客观决策工具,通过有效的警务战略和从情报演化出的证据来减少犯罪。肯特郡警方采用的做法奠定了情报主导警务的核心原则:重点关注惯犯;大范围使用监视和培养情报内线;对犯罪进行详细分类;将情报视为决策的核心。在《情报支撑警务》和《以调研为辅助》官方报告的基础上,肯特郡警察局的警务模式增加了实践经验,进一步提高了警务情报工作的热情。2000年,刑事情报局推出了国家情报模式[10],该模式倡导以情报为主导的警务,国家情报模式得到了警察首长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内政部(Home Office)和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的支持,以国家警务计划的形式在全国推行,试图将情报融入所有警务决策[11],从而实现全国警务情报工作的标准化。
情报主导警务理论和国家情报模型的确定是英国警务情报改革工作的里程碑性事件。情报不仅是警务工作的耳目、尖兵和参谋,更是警务决策工作的引领,有效提高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根据验收结果,需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防止噪声扰民,应定期对在线仪器进行维护和校核,加强生产及环保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我喜欢画面中有些绿色,所以你总是能见到树的存在,不管是一棵树,还是一片小树林。树,总是带着一种意向性,希望、依靠、内敛、奉献、坚守、生命力……诗人们也很喜欢用树来表达对爱的立场,席慕容说:“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舒婷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黎戈说:“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而我也希望把这美好的寓意和祝福放在婚纱照里,送予你们。
1.3成熟期( 2001-至今)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日益增长,英国警方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用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并将情报主导警务的理念融入到警务模式中,在准确、及时的情报基础上,通过预测罪犯情况,产生震慑效果,将犯罪扼杀在摇篮中[12]。
英国和北爱尔兰的民族冲突历史悠久,在1972-1998年期间,英国有121人死于爱尔兰恐怖事件[13],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恐怖袭击的危害,2005年7月7日发生的伦敦地铁爆炸事件更使民众人心惶惶。英国警方一直承担着反恐的压力,为更好地处理恐怖袭击事件,英国警方以法律和体制为改革动力,充分发挥情报的预防和威慑效力。《恐怖主义法》给予警察更多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情报搜集的权力。内政部设立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情报信息中心,协调处理反恐情报的分析和传播。同时期,英国犯罪组织通过走私、贩毒和诈骗等犯罪活动,暴力获取大量金钱,破坏社会稳定。犯罪研究表明:6%的罪犯实施了60%的犯罪行为,英国警方采取利用情报确定罪犯网络的手段进行精准打击,可以有效减少有组织犯罪带来的危害[14]。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估测一般分微气象学法、样地清查法、箱式法、数学模型法、遥感估测法[4-7],此次采用样地清查法中的生物量转换因子法估算纯林、混交林、散生木和四旁树的碳储量,采用平均生物量法估算乔木经济林、灌木经济林、疏林地、灌木林地(不含灌木经济林)碳储量。
情报工作不但产生了情报主导警务这一新型警务模式,也给传统警务理念带来了改变。在英国警方的代表人物伦敦警察局局长伯纳·霍根-豪(Bernard Hogan-Howe)领导下[3],伦敦警局采用全面警务战略(Total Policing),专注于利用警务情报控制犯罪,融合问题导向型警务和社区警务,在可靠的情报指引下,果断而直接地处理犯罪分子,体现了英国警务中的主动执法和情报引导的工作新方向[11]。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警务工作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社区警务模式的失败,警察服务和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恐怖袭击使得警察服务转向以情报为主导,以数据为导向的风险缓解和警务决策方法。英国警方已经从被动响应者转变为安全环境的主动风险管理者,情报主导警务也从办案的分析工具演变为警务模型,最后演变为成熟的警务理论被广泛认可和使用。情报主导警务使情报成为组织规划和决策的关键,将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犯罪控制方法嵌入到警务监管中,增强警务实践的合理性,提高了警务效率。
2英国改革警务情报工作的主要举措
3.3情报工作助力了国际警务的发展 英国警务情报改革不但改变了国内的警务生态,而且对国际警务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情报主导警务自上而下传递的性质,政府可以将一些国家建设目标纳入到公共安全任务中,比如控制恐怖主义袭击。许多国家政府都看中英国情报主导警务的这一特性,将情报主导警务与本国国情结合,创造出一种不仅解决地方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与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密切配合的警务机制。
h.业务情报评估分析,在大量情报搜集的支持下,评估情报的准确性和价值,将行动重点保持在设定的战略目标中。
作为改革的思想纲领,情报主导警务理论从情报的重要性、组织结构和警务目标三个方面重塑警务情报工作。准确及时的情报是警务行动成功的关键。情报不是自来水,打开水龙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需要警务指挥官和前线警员都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结合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情报流通和情报对决策的指向4个方面加强情报工作的质量。情报主导警务也是警察组织和犯罪行为互动模式的改变,它改变了官员在情报驱动的执法机构环境中的作用,需要在更深层次的组织改革中,利用组织变化带动工作流程的与时俱进,从而优化警务目标。以往的警务目标仅仅回应个别犯罪,被动地提供案件需要的线索和证据,而在情报主导警务理论下,警务目标在于利用情报提前感知风险,震慑罪犯从而避免案件发生。
2.2国家情报实践模型的推行 情报主导警务理论促使了国家情报模型的形成,国家情报模型是情报主导警务理论在英国的警务实践和落地模型,提供了一个跨越多种犯罪形式的情报工作框架。2000年在警察首长协会的指导下[15],国家情报模型由国家刑事情报局首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试点推广,这是英国政府的第一个国家警务计划,由国家高级领导层推动,围绕特定警务范式推行,实现从中心化到标准化的建设目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警察部队被要求在2004年4月之前都遵从国家情报模型的工作程序进行警务改革[16]。在信息技术和情报程序落实到位的基础下,国家情报模型可以主动处理犯罪,识别罪犯模式,进行警务资源分配,制定战略计划。
国家情报模型整体设计在三个层次上实施[17],即地方一级,跨区域二级和国家三级。一级关注本地的犯罪和治安问题,由当地警局进行管理。第二级涉及有组织犯罪和区域治安问题,这些问题超越单个警察局的管理边界,需要区域警局一级联合管理。第三级涉及反恐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共同治理[18]。国家情报模型的业务流程在国家、区域和地方警察局三方流转,形成金字塔形的情报流[19]。
杰克下班回来了,吹着口哨。他撸起袖子,在房间里寻找什么。杰克问:婷婷,看没看见我的内裤?苏婷婷走进来:没有,不是在脏衣袋里吗?杰克摊摊手:袋子里没有,其它地方也没有。苏婷婷瞪大眼:杰克,你是不是把它丢在哪个女人床上了?杰克急忙摇头:N O N O,要丢也是丢在你的床上。苏婷婷瞪他一眼,在床头翻找,没有。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冲出房间,走到院子,一条三角内裤果然在晾衣绳上随风飘荡!跟着走出来的杰克看到自己的内裤,惊叫:我的内裤!
在整体目标下,国家情报模型由9方面工作组成[20]:
a.犯罪模式分析,侧重于犯罪的情况解析,如犯罪场景重现,犯罪事件识别,犯罪趋势分析,热点分析和社会整体情况分析。
1.2变革期( 1996-2000年) 这一期间英国警方尤其是政府高层和警方高管对情报的重要性更加认可,发布了《情报服务法》(Intelligence Service Act )和《调查权力法规》(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6],确定警务情报的地位,形成成熟的情报主导型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理论[7],并根据理论和英国社会现状塑造国家情报模型(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8]。英国警方传统的问题导向型警务和社区警务缺乏广泛立案证据基础,只是采用被动的反应性和调查性警务方法。但是社会安全对警察的要求不止于此,所以英国警方寻求在有限资源下,创新警务方法以减少犯罪。同时信息革命的爆发使警务机构有了较大的组织变动,为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得更强的信息检索和分析服务能力,警务机构被重新配置,这些变化激发了和警务需求联系紧密的情报主导警务的诞生。
2.3.2 应势而变的体制 英国警方有着执法和情报的双重职责,工作对象和工作目标决定了他需要根据社会安全形势而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事件是对警察最大的考验,为更好地解决相应的问题,警务情报体制进行了应势而变的改革。
d.犯罪行为概况分析,包含对犯罪轨迹或犯罪技术的分析。
临床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又称甲亢,其指由多种的病因所导致的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度,引发的以神经、循环或消化系统兴奋性的升高与代谢亢进为主要的临床表现的一种综合征[1]。目前的临床资料认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与自身的免疫系统有关,为器官特异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e.网络分析,不仅解析犯罪网络中的联系,还揭示了网络链接中各节点的重要程度,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犯罪组织的密度。
100例患者中鼻咽癌构成比位居第一,占64%,鼻腔NK/T细胞淋巴瘤第二,喉癌第三。其中有1例为原发灶不明的颈部淋巴结转移鳞癌,考虑鼻咽癌。共91名患者可获得完整TNM分期信息,以T4期患者最多。
f.风险分析评估分析,分析违法者或组织对潜在受害者,公众以及执法机构的风险。
HIV感染儿童应尽早开始HAART,如果没有及时HAART,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在出生后第1年达到20%~30%,第2年可以超过50%。
情报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发案率,尤其是对那些由惯犯实施的重复犯罪,情报工作的作用更加明显。英国西萨里警察局(Surrey Police Station)利用情报主导警务有效减少了车辆犯罪[24],该警局将工作重点放在车辆情报分析上面,通过识别车辆犯罪的地点(热点街道,停车场等)、犯罪时间、惯犯特征、犯罪目标车辆和车辆被盗的财产类型来开展执法工作,破获大量车辆案件,减少了此类案件的发生机会。除了车辆犯罪之外,情报工作还显著降低了入室盗窃、偷盗等犯罪行为的发案率[25]。
g.目标概况分析,通过情报分析犯罪分子的违法活动,生活方式,社会联系,家庭构成等情况,将情报重点放在罪犯的调查上。
2.1情报主导警务理论的推广 面对处理案件时效率低,社会信任感差的困境,英国警方推广了情报主导警务理论来加强资源的有效部署,通过搜集,分析和生产情报产品,使有限的警务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提高控制犯罪的效率,使情报主导警务理论成为英国警方乃至全球警务组织的核心指导思想。情报主导警务并没有重新定义警察的角色,而是帮助警察更聪明地应用他们的权威和能力。
i.结果分析,评估执法活动的有效性,例如巡逻战略或特定调查方法对减少犯罪的比例。
在9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国家情报模型规定了5个阶段的情报流程:首先,找准方向,建立情报需求;第二,多方面搜集信息;第三,处理信息,形成情报;第四,分发情报、共享情报;第五,审查计划,警务部门和情报部门共同评估情报并决策工作方向。情报流程的产物是情报产品,为高层战略决策提供帮助,告知解决犯罪问题的预选方法。英国警局中,情报产品的信息来源广泛,可以通过主动侦查、人力监控、闭路电视系统、自动数字识别系统、线人、指挥和控制系统、犯罪记录、刑事调查、政府罚款记录、交通执法记录、枪支许可记录、巡逻记录、网络搜索和邻里监视等途径获得,这些信息被充分汇集、加工和分析,形成相关情报。情报产品为警局决策人员提供战略指导,调整警务资源分配,帮助制定警务政策,完善管理风险的战术决策。
在国家情报模型下,英国警方每月编制和处理约4 500份情报报告[21]。情报由分析人员记录和解析,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情报的性质,告知情报应传播的方式,最后进行风险评估。紧急情报将立即采取行动,其余情报被评估、分类后进入情报系统,和犯罪记录、人员记录等其他数据集一样,在警局内部经授权使用。这些情报的输出会形成各种情报产物,帮助警务决策,推动国家情报模型在城市和国家各个不同层面发挥作用。英国警察局中最重要的情报产物是战略情报评估(Strategic Intelligence Assessment)[22],战略情报评估从犯罪环境解析和犯罪趋势预测等宏观方面确定警务活动,以减少犯罪,改善社会安全治理的战略重点,在情报主导的警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2.3情报体制的完善 英国警务情报体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过程。体制改革历程中带有鲜明的法律引领体制和应势而变的特点。
2.3.1 法律引领体制 1829年《大都市及附近警察改进法》通过后,英国职业警察体制形成。按照法律要求,当年9月26日,穿着新制服的警察首次上街巡逻,一方面维持社会安全,另一方面搜集案件情报[23]。早期的警务情报体制比较模糊,和刑侦、治安等警种杂糅在一起,并且和西方社会奉行的“自由”宣言相违背,大众并不接受警务情报工作。《1996年警察法》颁布后,英国警察组织共同合作,搜集、分析和传播犯罪情报。21世纪后,全国实行的“国家情报模型”要求苏格兰场设立特别行动部门来处理反恐相关的案件,该部门中有刑事情报处,专门搜集反恐相关的情报。2015年《英国反恐和安全法》中要求,警务情报部门需要和政府、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等共享反恐情报。警察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政府利用法律进行警察体制调节,渐渐建立完善的情报体系。
c.人口和社会趋势分析,核心是审查人口变化的性质和对犯罪的影响,以及对失业和无家可归等社会因素的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变化。
有组织犯罪在英国由来已久,犯罪分子以团伙形式实施抢劫、偷盗等不法行为。苏格兰场设立刑事调查处,由便衣警察组成专门的情报小组,针对民众反映强烈的偷盗等违法行为搜集犯罪活动的信息。进入新世纪后,犯罪分子在更多领域实施了犯罪行为,为了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苏格兰场的情报局(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进行体制改革,细化组织结构,以新出现的犯罪形式和严重的犯罪影响为主要情报对象,设立暴力及毒品情报小组(Drug Related Violence Intelligence Unit)、金融犯罪情报小组(Financial Disclosure Unit)和科学情报小组,有的放矢地对有组织犯罪进行深入情报搜集和分析。
“9·11”事件后,各国更加认识到恐怖袭击的危害,而英国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热点国家。作为和民众联系紧密的警局,站在了反恐战场的最前线,而警务情报部门也为了适应角色的改变进行了体制改革。早期警务部门很少参与反恐事宜,新世纪之后,苏格兰场开始充当安全局(M15)的反恐情报提供者和任务执行者,特勤处(Special Branch)与安全局互通反恐情报,并协助执行安全局的逮捕和执勤任务。2006年10月2日,特勤处与反恐处合并为反恐指挥部(Counter Terrorism Command),为反恐行动搜集、分析和评估恐怖分子的情报。反恐情报工作需要和其他部门联合工作,形成情报网络。除了内部机制改革外,英国警局还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国家的警察部门建立了情报互通机制。英国政府设立了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Joint Terrorism Analysis Centre),成员由三大情报机构、国防情报局以及外交部、警察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对国际恐怖主义情报进行分析,评估威胁等级,深度分析恐怖主义的趋势和袭击可能性,发出威胁预警。英国警方情报机构还积极与欧洲警察署互通信息,交换威胁评估分析产品,共同应对国际反恐问题。
本次研究通过SPSS20.0作为数据处理软件,所有计量单位通过(±s)表示,若p<0.05,则证明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时要选取产仔时间差不多的母猪,日龄相差不大;二是寄养出去的仔猪必须要吃到初乳,获得免疫球蛋白;三是寄养或并窝选取的母猪要性情温和一些;四是寄养或并窝时,母猪拒绝,则在仔猪身上涂上母猪的尿液和消毒药水,才能保证仔猪寄养和并窝成功。
2.3.3 情报体制与传统警务体制的结合 情报体制与传统警务体制的结合可以帮助警务情报系统乃至整个警务系统更加完善。情报体制可以推动传统警务体制中资源的部署,情报产品可以更有效地将传统警务资源引导至产生最大犯罪控制的地方。模式的融合可以促使警务人员职责和类别的转变,也为英国警务改革打下坚实的组织和人员基础。
社区警务是英国警务工作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运动之一,为改善警察和少数民族社区关系而设立。将社区警务体制和情报体制进行融合,可以完善警务工作流程和目标。社区警务在情报主导的警务中可以生成社区情报(COMMTEL),并且将这些情报纳入国家情报模型,推动信息组织程序。社区警务的信息源广泛,包括对公众的观察、警员在社区内执行任务时获得的信息以及来自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传递的信息。多来源的信息可以增加警察部门对社会治安风险的了解,增多民众参与警务工作的机会,增强社区的安全信心。
3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的成效
作为全球警务情报工作的鼻祖,英国警方与时俱进,开拓思路,在提升传统警务工作效率、缓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情报主导警务理论传播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3.1情报工作提升了传统警务工作效率 虽然情报工作的成效很难衡量,但是在降低发案和提高警方活动的投入产出率两方面,英国情报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14年7月-2018年6月顺序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病例60例,女性60例,年龄30-86岁。所有患者穿刺前:出、凝血时间、血小板计数正常,穿刺部位无感染。穿刺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英国警局的财政支出一直被民众所关注,情报工作可以降低警务工作的成本,提高投入产出回报率。据英国国家刑事局统计,在针对英国国内汽车偷盗及转销西亚的情报工作中,共投入60万英镑,使得700辆汽车免于失窃,避免了270万英镑的损失,此次行动的回报率超过了400%(270/60)。除了预警工作,情报工作也帮助侦查工作节省了大量开支。英国审计委员会宣称,英国的警务情报监控部门在两年的时间内,投入了3.6万英镑,捕获了罪犯528名,侦破案件531起,挽回经济损失达50万英镑,平均每抓获一名犯罪分子和破获一案仅花费70英镑[26]。情报工作是经济实用的打击犯罪利器。
3.2情报工作缓解了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近年来出现的警务新问题,对民众安全和国家稳定造成了较大影响,情报工作通过情报搜集和分析,及时发现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其扼杀在初始阶段,避免更大的影响。
首先,英国警方通过扩大情报搜集范围来发现非传统安全威胁。警方通过对网络社交媒体的情报巡查,审查了在线政治活动。主要的社交媒体类别有:网络百科(wikipedia)、博客(twitter)、社交网站(facebook)、内容社区(youtube)、虚拟游戏世界(world of warcraft)和虚拟社交世界(second life)。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发现在这些平台上的非法政治集会,及时通过解散群组或者删除帖子等方式,减小非法政治传播的影响力。
其次,英国警方通过情报分析工作处理非传统安全事件。2011年秋季,英国曼联俱乐部球员埃弗拉和利物浦俱乐部球员苏亚雷斯在比赛中发生了冲突,以此为爆发点,两人的支持者在社交网站上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攻击事件。警方通过监控社交系统,发现线上种族主义团体在线下也有群体性聚集特征,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抓捕了重要案件嫌疑人[27],避免形成更严重的群体聚集事件。非传统安全事件传播途径新,技术手段新,具有较强的隐秘性,通过情报工作抽丝剥茧,可以快速侦破案件。
最后,英国警方通过情报监控维护非传统安全环境。英国警方加入了埃格蒙特金融情报机构集团,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实现金融情报共享[28]。在线欺诈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执法机构也带来了重大挑战,案件发生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经过多个司法管辖区,因而报案率较低。英国警方利用金融情报主动联系疑似网络欺诈受害者,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对网上欺诈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在线欺诈受害者的损失,改善警方经济调查和行动的能力。
另一方面,分析小学数学教学期刊中有关方程意义的教学设计,可以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借助于天平,从“等价”以及“数量关系”着手生成方程,进而概括属性特征;(2)借助于情境产生等式与不等式以及方程,经过两次分类,进而筛选出课程学习的主题词“方程”;(3)用以前接触到的“20÷□=4”这样的式子来引入。那么,这些设计是否反映教师已经理解方程的本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安全的需求,英国警务情报工作发生了重大改革,主要从思想和实践层面进行了革新,推广情报主导警务理论,完善了情报体制,推行国家情报模型。
玉敏仍在卫生间里呜咽,花奴和李琳在一个劲地劝她。花奴说你不用太担心,会有办法要回来的。李琳也说那女顾客看上去蛮通情达理的,应该能商量。玉敏用纸巾拭着泪,说万一人家不退呢?三十多万我拿什么还呀?小虫知道了还不杀了我啊?花奴说小虫他敢?就他那尖嘴猴腮的,能攀上你这个金枝玉叶,是祖上积德了。李琳拍了下花奴,示意她别乱说。玉敏说三十万我肯定还不起,不行就让老板上法院告我吧,大不了在监狱里度此一生。这时雨落推门进来,雨落对玉敏说,快把自己弄好点,不要胡思乱想了,许沁马上到。
美国是警务情报发展的另一重要阵地。在英国警务情报改革的启发下,在20世纪初实行了Compstat警务改革[29],基于情报精准部署,施行有效策略,快速跟进案件,使犯罪率大幅度下降。“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安全机构和警方对情报主导警务的兴趣急剧上升,2002年美国政府成立了全球情报工作组(Global Intelligence Working Group)[12],2003年建立了国家刑事情报共享计划(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Sharing Plan)[30],并于2004年发布了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通过建立信息共享环境实现情报主导的警务工作。澳大利亚的情报主导警务体系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他们发布的有组织犯罪战略框架要求所有城市,州和联邦警务机构的行动都应该服从情报战略和任务规划的指导。加拿大警局有组织犯罪综合反应部门的建立不仅促进了警队以情报为主导的警务方法,而且加强了国家和州政府的业务协调。新西兰警察情报框架由政府专员担任主席的国家任务和协调小组主导,商定并制定国家警务优先事项[31]。荷兰警察局局长要求荷兰的26个不同的警察部队在2008年之前必须采用情报主导警务模型,但是警察部队采用了不同的信息组织,工作流程和标准都不一致,2012年荷兰警察局将所有警察部队重组为一支荷兰国家警察部队,采用荷兰国家情报模型,运用统一的信息组织流程和情报工作标准[32]。挪威警察局于2007年制定的挪威国家情报和分析战略受到了英国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发展的极大影响。它为挪威的警务情报和分析定义了三个层次:当地警区,警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和国际情报分析。瑞典、洪都拉斯和阿根廷等国也纷纷效仿英国情报主导警务模型,建立起了自己的警察情报模型[33]。中国警方也在2003年引入了情报主导警务体系,当年公安部推广了“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加快情报主导警务的构建与实施,上海市公安局于2003年提出“情报主导侦查的大情报工作体系”;南京市公安局于2005年提出构建“情报主导警务战略体系”[34]。
英国警务情报主导警务改革引领了全球警务情报改革的风潮,使全球警察在面对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下不仅仅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感知和预防。情报主导警务的概念在全球各种发展中都是相似的,这些概念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因情报质量不同,情报分析人员数量和教育程度不同,信息组织和警察组织等具体情况而各不相同,但是总体效果都很好。
4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存在的问题
英国警务情报改革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现有的租赁公司相对传统的租赁业务也有所转变,大部分的租赁公司在扩大自己的业务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养、供、管、修”一条龙的增值服务,但是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所谓的一条龙增值服务也很难避免市场经济的约束,这种增值服务主要依靠人力物力打造服务增值,虽然能够满足短期市场的经营,但是管理费用的提高约束公司后期发展,很难打造租赁公司的品牌效益,所以导致国内现在很难出现知名品牌的租赁公司,对于现代的租赁单位应该依托信息平台的打造,创造服务价值,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在传统的增值服务各相关环节中加入信息化管控,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做技术设计的增值服务,具体的租赁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4.1警务情报认识的障碍 情报主导警务是一个新的情报工作理念,它与传统的情报与行动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围绕警务情报,学者和警务人员对情报的主导性和科学性提出了讨论。
部分警员和学者认为情报是警务的仆人,它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信息基础,但绝不是主人。现代警务的初期,英国情报部门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务部门的指示上,由业务部门制定警务计划和目标。在面对因情报分析而发现的治安问题时,警务情报官员的话语权很小,只能听从行政长官的指挥[35]。但是情报主导警务的成功充分证明情报对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甚至分析人员可以决定决策者的人选,情报不仅是耳目、尖兵、参谋,更是指引。
对于情报科学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警局内部,部分警员认为犯罪和社会秩序问题过于复杂,无法以纯粹的理性和科学方式加以分析,通过犯罪数据所架构的社会安全环境偏向于悲观主义,以罪犯为重点的情报分析过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而寻找未来问题的情报预测又过分强调有害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4.2警务情报实践的障碍 在情报警务实践中,存在组织结构和情报分析人员素质两大障碍。
警察部门是一个多样化的制度领域。在英国,许多机构都是警察部门,包括各地警察局(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3个警察局,苏格兰有8个警察局,北爱尔兰有1个警察局),还有英国交通警察局(British Transport Police Station),国防部警察局(Ministry of Defence Police Station),国家海关(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还有许多其他政府机构,如福利机构,税务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它们都在情报系统中传播和利用情报。多机构之间搜集,处理和传播犯罪情报存在着流程问题,由于每个机构都是在各自信息流上运作,因此存在多个情报流,这样警察系统间情报传播就可能出现偏差。而在警局内部存在着大情报和小情报之间的紧张关系,大情报是指由专门的警务情报组织通过标准流程产生的情报,小情报由正式情报组织之外的行政人员执行任务时产生,两者存在交叉,但是因为绩效等原因,存在竞争关系,无法有效共享情报,造成信息组织的蔽塞[36]。
情报搜集和分析人员的素质也是情报主导警务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情报搜集人员存在缺乏调查技巧、知识和经验的问题,造成情报来源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37]。情报主导警务对于情报分析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分析师存在不了解警务工作,无法融入警局文化的问题。2001年夏天,伯恩利警局(Burnley Police Station)的情报分析人员因为对警务用语的不熟悉,误解了当地极右翼政治组织的游行活动,引起了不必要的社会紧张情绪[38]。
英国警务机构组织庞大,人员众多,英国本土警察局中最小的一个拥有大约900名警员,平均每个警察局有1 200~1 600名警员。在英国进行警务情报改革非常艰难,但是问题是改革和创新的必经之路,也是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英国的警务改革才能一直走在世界警务情报工作的前列,引领世界警务情报的发展。以情报主导警务为代表的警务情报改革合理调整警局组织,分配警务资源,专注于生成和分析犯罪情境和惯犯情报,帮助高层做出更明智的战略决策,更重要的是,它改善了警局情报搜集、分析的能力,减少了犯罪和民众对犯罪的恐惧感,增加了公众对警方的信心。
5英国警务情报工作的未来展望
5.1融合多学科研究,提升情报工作的科学性 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情报学需要融合多种学科的成果。英国警务情报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立足于警察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借用其他学科理论构建情报体系,发掘警务情报的规律。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英国警务情报研究引入了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研究成果,完善情报理论体系[39];另一方面在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引导下,英国警务情报研究中加大了自然科学的比重,运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结合传统情报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提高情报分析的准确度[40]。作为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关联紧密的交叉型研究,为提升警务情报工作的科学性,未来英国警务情报研究必将引入更多的社会学科来解释和预测新时期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情报现象;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也会得到更多重视。
5.2重塑传统情报手段,推动情报方法改革 英国警务情报工作为了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不但延伸传统情报手段解决老问题,而且创造崭新情报手段解决新问题。传统情报手段注重情报搜集,现在将传统情报手段延伸到情报分析阶段,增加了老问题的解决途径。法医情报(Forensic Intelligence)早期只为搜集刑事案件的指纹、毛发等信息,如今法医情报已经深入分析电子文件、伪造签名等情报,构建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从而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41]。崭新的情报手段注重运用技术,尤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舆论情报从传播、讯息、交流、框架和情绪5个角度分析暴力极端主义宣传,构建恐怖主义传播体系并实施反制措施[42]。未来社会安全形势变化多端,情报手段需要互相融合,发掘传统情报手段的潜力,以技术为先导,创新情报手段,预防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5.3依据国家安全需求,创新情报工作实践 情报工作面向国家安全,是守卫国家和平与稳定的“耳目、尖兵、参谋”[43]。英国警务情报实践根据国家安全需求,与时俱进,改变情报组织来面对恐怖袭击、网络威胁等安全问题。英国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多发频发,作为反恐的先头部队,英国警方由苏格兰场指挥和协调反恐情报处合作,形成反恐网络,融入“4P”(跟踪、预防、保护和准备)战略[44]。网络攻击随着互联网的扩散而增加,英国警方情报部分和网络安全部门联合,以网络威胁情报(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为工作目标,开展网络信息的搜集、分析和汇编[45]。未来全球化发展会滋生了许多国家安全问题,罪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途径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英国警务情报工作以组织革新带动行动创新,根据国家安全需求转变工作重点,作为守护安全的排头兵缓解复杂国家严峻的安全形势。
6结 语
维持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既是情报机构的使命,也是警务部门的职责,而且情报和警务工作同根同源,两者从诞生开始就联系紧密,之后一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情报主导警务理论和国家情报模型是英国警方对警务情报改革做出的优秀答卷,在全球安全形势风云变化之时,英国警方以资源管理为中心,提高对犯罪分子的关注度,使用以情报为核心的决策体制,加强情报共享,重点关注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管理犯罪分子,治理重点地区治安,减少犯罪机会,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英国警务情报改革的宝贵经验对正值公安改革时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科技的进步和组织的改革推动了英国情报主导警务的发展,同样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为我国公安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情报自动化处理成为可能,而公安的两个职务序列改革也可以促进公安情报部门的组织改革,打破信息壁垒,共享情报信息,根据国家安全和警务战略优先级确定情报产品的需求,向高层指挥官通报安全态势预测,确保信息纵向和横向流动顺畅;最后,建立情报管理问责制,确保合理分配资源,实施情报主导和警务优先的机制,并评估情报工作结果以便调整情报工作方案,完善情报研判预警机制,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贡献更多力量。
致谢:感谢苏新宁教授和高金虎教授对论文选题和论文修改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Hoffman,Bruce.The palestine police force and the challenges of gathering counterterrorism intelligence,1939-1947[J].Small Wars & Insurgencies,2013,24(4):609-647.
[2] James,Adrian.Forward to the past:Reinventing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n Britain[J].Police Practice and Research,2014,15(1):75-88.
[3] Colin Atkinson.Evaluating counterterrorism performance:A comparative study[J].Journal of Policing,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2015,10(2):179-180.
[4] Audit Commission.Helping with enquiries:Tackling crime effectively[R].London :Audit Commission,1993.
[5] Garry Thomas.A case for local neighbourhood policing and community intelligence in counter terrorism[J].The Police Journal,2016,89(1):31-54
[6] Glassman M,Min J K.Intelligence in the internet age: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M],2012.
[7] Carter D L.Brief history of law enforcement intelligence:Past practi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J].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2005,8(3):51-62.
[8] Maguire M.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Early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in three police force areas[J],2004.
[9] Alach Z.The emperor is still naked:How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has repackaged common sense as transcendental truth[J].Police Journal,2011,84(1):75-97.
[10] Home Office.The national policing plan 2003-2006[Z],2002.
[11] Adderley R.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ross industry process for data mining an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 using a self organising map case study[M].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2013.
[12] Home Office.The national reassurance policing project[Z].2005.
[13] Williams,David."Terrorism and the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J].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2002,26(1).
[14] Jerry Ratcliffe.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 (2nd edition)[M].Abingdon:Routledge,2016:48-58.
[15] Osborn,Nick.To what degree have the non-police public services adopte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What benefits coul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 deliver?[D].University of Portsmouth,2012.
[16] Carole Gibbs,Edmund F.McGarrell,Brandon Sullivan.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and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A process evalu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5,12(2):242-259.
[17] Petter Gottschalk,Yngve Sommerseth Gudmundsen.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lligenc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2010,12(1):55-68.
[18] Kilroy,Richard J.Terror and technology:Domestic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the gossamer of enhanced security[J].Journal of Policing,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2017,12(2):119-141.
[19] NCPE.Guidance on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R].Wyboston:NCPE,2005.
[20] Maren Eline Kleiven.Where's the intelligence in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2007,9(3):257-273.
[21] Bullock K.Community,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and crime control[J].Policing & Society,2013,23(2):125-144.
[22] Patrick Seidler,Rick Adderley.Criminal network analysis insid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A>[23] Philip Rawlings.Policing a short history[M].Willam Publishing,2002:100-110.
[24] Lowe T,Innes M.Can we speak in confidence? Community intelligence and neighbourhood policing v2.0[J].Policing & Society,2012,22(3):295-316.
[25] Heaton R.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and volume crime reduction[J].Policing,2009,3(3):292-297.
[26] Innes M.'Professionalizing' the role of the police informant:The British experience[J].Policing & Society,2000,9(4):357-383.
[27] Williams M L,Edwards A,Housley W,et al.Policing cyber-neighbourhoods:Tension monitoring and social media networks[J].Policing and Society,2013,23(4):461-481.
[28] George.Fincial crime in Australia[J].Economic Affairs,2010,27(1):10-13.
[29] Walsh,William F.Compstat:An analysis of an emerging police managerial paradigm[J].Polic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2001,24(3):347-362.
[30] Carter J G,Phillips S W,Gayadeen S M.Implementing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An application of loose-coupling theory[J].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2014,42(6):433-442.
[31] Kealey G S.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A curious tale[J].Labour / Le Travail,1988,21:199-226.
[32] Den Hengst M,Staffeleu E.Differen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s to produce the same high quality intelligence:An overview of the police forces in the netherlands[J].Policing,2012,6(2):187-193.
[33] Sorg E T.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n Honduras:Applying Sleipnir and social psychology to understand gang proliferation[J].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2014.
[34] 彭知辉.大数据:让情报主导警务成为现实[J].情报杂志,2015,34(5):1-6.
[35] Alach Z.The emperor is still naked:How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has repackaged common sense as transcendental truth[J].Police Journal,2011,84(1):75-97.
[36] Whelan C.Security networks and occupational culture:Understanding culture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sations[J].Policing & Society,2017,27(2):113-135.
[37] Audit commission (2003),helping with enquiries:Tackling crime effectively,HMSO,London.
[38] Williams M L,Edwards A,Housley W,et al.Policing cyber-neighbourhoods:Tension monitoring and social media networks[J].Policing and Society,2013,23(4):461-481.
[39] Jeremy G Carter,Bryanna Fox.Community policing and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An examination of convergent or discriminant validity[J].Polic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9,42(1):43-58.
[40] Sadaf Hashimi,Martin Bouchard.On to the next one? Using social network data to inform police target prioritization[J].Polic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2017,40(4):768-782.
[41] Josep De Alcaraz-Fossoul,Katherine A Roberts.Forensic intelligence applied to questioned document analysis:A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against organized crime[J].Science and Justice,2017,57(4):314-320.
[42] Morris,Travis.Achieving complete intelligence from violent extremist communications:Integrating the propaganda analysis nexus[J].Journal of Policing,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2016,11(1):1-13.
[43] 高金虎.从“国家情报法”谈中国情报学的重构[J].情报杂志,2017,36(6):1-7.
[44] 李 恒.基于域外情报导侦模式下的我国反恐情报工作研究[J].情报杂志,2017,36(5):23-30.
[45] Qamar S,Anwar Z,Rahman M A,et al.Data-driven analytics for cyber-threat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J].Computers & Security,2017,67:35-58.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Police Intelligence Work in UK During the Early 21 st Century
Hong Lei1,2,3,4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2.Depart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Cyber Security,Jiangsu Police Institute,Nanjing 210031;3.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 Knowledge Servi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4.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The UK i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police and police intelligence.After the new century,with the changes of society,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the intelligence work of the police in UK has undergone major reforms,and its reform process and experience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ublic security police in China.[Method /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olicy texts,the history,measures,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police intelligence work are summarized.[Result /Conclusion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s the core idea of intelligence work reform.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 i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intelligence reform.Through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ce sharing,it raises the attention of criminals,integrates multiple police modes,and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crime and improves the sense of security,which are the successes in the intelligence reform work.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reform in China can absorb the best of it and imple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police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led police;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UK
收稿日期: 2019-03-31
修回日期: 2019-05-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编号: 17ZDA29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 010814370301)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洪 磊 (ORCID:0000-0001-5618-6017),男,1988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安情报、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 G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1-0078-09
引用格式: 洪 磊.21世纪初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11):78-86.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1.013
(责编:王平军;校对:刘武英)
标签:警务情报论文; 情报主导警务论文; 公安情报论文; 英国论文;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论文; 江苏警官学院计算机信息与网络安全系论文; 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论文;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