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政治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0051—16
一 序言
武昌起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局面正处于急遽的新陈代谢中，为了主导这个过程，诸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竞争。由于革命本身缺乏市民阶级的参与，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形成能够主导时局的政治势力，使得这种竞争更显复杂。当然，最近的一些研究对参与民初政局的诸势力都进行了再考察，民初政局的轮廓已经大致显露出来，特别是当国民国家建设理论应用于民初政党政治，将1910年代作为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前奏进行认知，将民初政局作为国民对于共和制热切期望的一种政治实践来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以话语空间为中心的考察，进而揭示各政党的政治构想及其竞争机制，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① 从此立场出发，对民初梁启超的政治构想和实践的深入研究或可赖此而展开。② 梁启超以自身独特的国家建设构想为基础，在建构话语空间以及影响政局方面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他的英国式宪政理论与政党政治构想进行再评价，或可对民初政局作出新的解释。
本文围绕民初梁的国家建设构想，将考察重点放在其造成的影响方面，特别是将通过对其中坚政治理论的研究，尝试对民初梁的政治构想与实践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同时还会涉及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造成的话语空间之性质，兼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来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意义。
二 民初梁启超的“强有力政府论”：中坚政治论的提出
1912年10月8日，在全国的欢迎与期待中，梁启超回国，开始真正地参与共和政局。1912年4月，他在中国建国方针里，发布了以强有力政府论与保育政策为核心的政局构想。这“强有力政府论”的涵义并不简单，隐藏着他对现实的解释及关于政局的长期构想。故此，“强有力政府”论可作为理解民初梁启超政治活动的关键词。
首先，梁启超提倡强有力政府论是他对现实认知的反映。梁启超素有以国家主义来解释世界格局的立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国家机构解体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弛废的危险状况，因此他认为必须恢复政治权威，维系社会向心作用，强化国家和国民的有机关系。他主张，首先是建设强有力政府，保育未成熟的国民。但他特别强调，只有通过以议会和政党为中心的政党内阁制，才能达到这种目标。
表面上看，“强有力政府论”，不过是先建立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政府以此对社会实行积极干涉政策。但梁氏的用意在于，必须承认议会的政治中心作用，并强化行政系统的独立性。因此他主张责任内阁制，同时，强调政党之间健全活泼的竞争。他认为建设政党之间的合理竞争体制，就是恢复政治的向心作用，进一步祛除当时政局不安定的因素。这种主张确是梁为了应付政局，按照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共和政体而提出的。③
虽然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对借国会进行权力竞争寄予很大希望，为确保主导共和政局，诸势力之间的竞争自是非常激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之前，革命派从牵制袁世凯的角度出发，考虑采行政党内阁制。以宋教仁为中心的稳健派，相信以政党内阁制与议会政治并行，能够实现共和政体，他们成立国民党，积极准备国会议员选举。其他反国民党的旧官僚和以立宪派为中心的势力也非常活跃，他们虽然接受共和政体，但为了对抗国民党，一方面通过诸政治团体合并，热衷于建设大政党；一方面以国家主义为号召，通过拥袁，积极参与与国民党的竞争。
梁启超所设计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当时的政局结构，这在他有关共和党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他说：“共和党乃集稳健分子，舍破坏而图建设，党基既建立，渐引国人入政治轨道，使寡人对（专）制之现象，无一发生。”④ 他的想法是聚集非革命党、非旧官僚中的“稳健”势力，“建设”新社会，以此防止共和政治的破产。同时梁启超依靠这些论述，也给立宪势力提供了参与政治或者拥袁的理论依据。
但参与宪政的所有势力并不是单一的势力群体，支持梁启超的诸势力之间也存在相当分歧。与梁的希望相反，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就难以统一。正因为立宪派本身涣散，而且对局势及对袁世凯的评价各异⑤，梁启超要统一各种政治势力，需要一定的理论和组织，这成为民初梁启超的参政方式及后来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共和政论并不突兀。武昌起义以后，他一直在努力建构他的立宪思想，这也是以他旧有“开明专制论”为中心，重新解释“共和政治”而形成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国家建设初期，由于民智幼稚而无坚实组织，国民还没有达到运作议会政体的水平时，一定需要依靠以强有力的道德主体为基础的开明专制政治。⑥ 回国之后，梁启超对于中国共和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悲观的。袁氏民国靠外债度日，国内各业千疮百孔，⑦ 加之一年以来，共和政治所显现出来的幼稚性，尤其是当时越来越严重的分权化倾向等因素，动摇了民国的基础，“国体已定共和，可是没有伴随的变化”，所以“只是名称上共和国，没有具备实质的变化”。⑧ 作为共和政体的最小前提，具有公共道德的国民与社会，在当时看不见一点端倪。⑨ 这是梁氏深为忧虑的，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对共和政体的怀疑。⑩
梁启超的这种论断某种程度上可代表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如戴季陶，章士钊，黄远庸等都有类似共鸣(11)。他们以政党政治为中心解释共和政治，同时也敏感地认识到民国的种种现实，难以保证理想的政党政治之实现。其实辛亥革命以来，除了通过政党和报刊活动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外，新的政治基础并没有扩大。由于没有清算旧势力，社会保守势力仍然存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明确认识到共和政体基础的虚弱。为了打破这种状况，他们便主张突破现存的政党结构，汇集与旧势力对抗的新知识分子，组成新的政党，以改变政状。(12) 对他们而言，在“共和”的理念之下，打破保守势力，确立近代政治规范，把国民引入共和政治，是根本课题。由此可见，民初政局除了表面上的政象外，还有新旧纠葛的结构，同时还存有民初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内存在的与保守主义的颉颃意识。
梁启超主动迎合知识分子的这种动向。为此他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又主动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构想不仅与其国家观念有关，也是在结合英国政党政治模式和中国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性，这反映了他在民初政局中希望看到的政治行为。为了掌握梁启超在民初政治行为的基本背景，不可不考察他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以开明专制论为代表的梁氏政治思想，基于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而成，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强有力政府论的基础也是如此。依据国家有机体论，把国家看作国民的总合，是具有超越个人意志和利益的固有体。(13) 正是在这点上，国家才获得合法权威，与尚未具备公德和私德的国民相比，国家是有道德的、有正义的存在。因此国家保育和治疗未成熟的国民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种国家观念并不意味着以某种超越的国家权力强制或统摄国民。相反，它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方案。国家应当是由先有以自律的个人组成的诸多社会组织之结合体，然后通过这些组织之间的协调，共同建设国家。同样，梁氏所关注的也并非国家和国民的直接关系，而是国家和社会，或者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因此，国家的主要功能在于合理调整许多独立社会势力之间的利害及竞争，以维持公善。其关键在于社会的代表怎么发挥自己本身的整合作用。为了妥善维持这种竞争体制，应当使社会上认同有关的竞争方式，这只有通过自律的市民阶级对抗绝对权力才能得到。
梁的新民论等有关培养国民性的许多文章涉及到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按照他的想法，社会组织是由已觉醒的个人组成的。(14) 所以为了社会的组织化，一定要对个人进行启蒙。新民有别于臣民，指具有公德和私德、能够认识到权利和义务的市民。在重视形成独立于政治的“社会”角度上，拥有权利和义务，遵守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规则，就是公德和私德。
梁启超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这种想法从维新变法时期到民初，并无多大的变化。在严复、康有为的影响下，梁氏提出了以“变”和“群”为中心的变法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以“泰西之治国之道和富强之源”的治术，以及民兵制、学会、学校、报纸、农会、工会等社会组织，构成一个总体，即“合群”。(15)
他认为适合这种社会组织的核心制度就是代议制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构想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政治制度层次的改革，而是以自律社会的发展为前提。他认为立宪政体是中国社会必须达到的目标。对他来说，政治改良并不是单纯的政权交替，而是社会整个领域的同时发达、逐渐去掉专制政治的文明化过程。其方法就是先通过觉醒的国民自律组织，恢复社会理性和道德，以此恢复国家原有的公共作用。虽然梁氏思想后来经历过几次转变，但其思想核心所指的“追求近代的社会组织”，始终如一。
梁启超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构想，综合发展为立宪制的国家论。其特征在于为了保障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等基本价值，追求权威的多元化，同时通过某种制度，维持有秩序的变化。而梁氏所谓“宪法”是从理性原理中引申出来，指向公善的法、制度和惯习。所以梁氏非常重视作为调和社会组织的体制——议会制度。他说：“国会之为用，凡以网罗国中各方面政治上之势力，而治诸一炉。而其用之尤神者，则民选制度也。国会非以杜绝竞争，以奖励竞争。国会者诸政治势力交战之舞台也，而宪法则其交战之条规也。其最显著者：为君主与人民之争。兩造各其强有力之武器，互相制限而不得以独恣。其次显著者，为人民与人民之争，各阶级、各地域、各党派、各其所认为利害者，莫肯上下，而其胜负消长，壹于选举场中决之。”(16)
对他来说，政治依靠议会制度而实现，这种议会制度需要调整许多独立社会组织及势力之间的利害及竞争关系，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制宪才能实现。他说：“宪法者何物耶？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耶，为国家一体法度之根源。”他说明这种宪法是随着国民的觉醒，经过各种势力的纠缠和妥协后创造出来。在西方，这是通过国民抵抗绝对的专制权力而取得的，但由于中国目前没有这种力量，这种立宪体制在中国，体现为是限制压抑社会自律力量的专制权力的过程，是训练国民政治能力、提高国民意识的过程，所以立宪政体可以称为有限权的政体。一旦有了宪法，君主、官吏、人民，这三个方面就各有其权，权各有限。但他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程度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先从事预备立宪，必须等到民智稍开以后，才能行宪。(17)
在缺乏追求及运用立宪政体的市民阶级和社会组织的条件之下，规定君主、官吏和国民的关系，是图谋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能不能解决代替西方市民阶级或者集团的问题，循此理路，一定需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里，梁启超看重知识分子集团，他曾经试图团结维新志士来代替专制官僚，到日本以后则发展开明绅士及留学生，他将这些“少数中等阶级”视为政治改良的主体。
实际上，梁启超的上述概念自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来解释西欧市民革命的结果。(18) 信赖“知道国家学的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梁氏认为只有依靠这种人物，中国才能导入立宪政体，(19) 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专制权力与未成熟社会的替代势力，依道德的权威来调整社会的利害关系，以达到社会的公善。这就是中坚力量的作用，因而要实行议会政治，先要团结这种中坚阶级，恢复社会理性。
梁启超这种团结中坚势力的活动，居日时即以对留日学生的关心表现出来，具体反映在组织政闻社和与国内立宪势力的联络上。回国以后，梁强调的政党政治论便是以中坚政治为中心的议会制论。他重视政党进行整合社会的两个侧面：一是对抗国家权力，保护国民利益，即所谓调停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二是通过这种过程促进国民参与政治，提高政治意识，同时能够发挥政党的作用，充分整合社会各势力的代表，以形成中坚势力。梁强调，政党应当是超越私益，追求公益，摸索政治发展的少数理性的代表者，(20) 政党应当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公益），必须行动和“意思”（纲领）统一。要建设这种政党，首先需要有敢于为公义和国民利益奋斗的有道德心的党员，还需要强有力的规章制度。(21) 对他来说，政党不是国民按照自己个别利益形成的组织，而是依靠有道德权威的精英，追求公善的一个组织。政党被认为能改造不理想的现实政局和社会的方案，是理性和伦理的担负者。梁的这种主张，即他在国家观念中提到的国家原有的公共性和伦理正当性，终于转换为政党或者社会的公共性，而且必须依靠中坚政治才能表现出来。
与现实政治活动有关的梁启超的政党观念，需要有如英国那样的成熟社会为基础，但它却是在追求适用于未成熟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观念较多地含有对现实政党的批判意识，“我观乎今日之政党，而又有不能不为之慨然者。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几令人不能知其公共目的之所在。若此之结合，决非以公目的结合，乃以私目的结合者也。以私目的结合者，决不能谓之政党，……夫合数私目的不能成一公目的，孰谓可以私目的成政党乎？”(22) 梁的目的就是依靠健全的政党，改变严酷的现实，其理想的政党就是有理念和纪律的政党。这种认识反映在其现实的计划上，就是梁试图超越现存政党结构，以共和党为框架，组织服从自己意志的集团势力。
当然，梁氏政治理想的根本用意在于通过创立健全政党，确立宪政秩序，达到改良政治的最终目的。他强调：“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把既存政治势力改良为健全的政党，之后通过确立政党间的公正竞争惯例，建立能够稳定运作的宪政体制，由此预防暴民专制，保障政治的健全发展。梁启超：“无论何国既有政党，必有相与对立之党，既有对立之党，主张利害，自不能强为同上。故凡谓政党者，对于他党，不可有破坏疾忌之心。……必须有优容之气量，主张虽节相反对，亦各自求国民同情而谋政治之进步耳。”这种说法认为，合理的政党竞争建立于应有的独立人格与道德水平，及政党间竞争基础之上。(23)
其实，这种状况只有等到社会成熟条件下才能有效，并且应有以精英为主的政党担其重任。“立宪政治之行也，国家以政权分诸大众，于是一部人民得直接参与政治，又一部人民得有选举之法间接参与政治。又不仅参与政权已也，全国政治于议会之外，又有政党报纸及种种机关，使国民平常日用之间，于眼帘耳鼓中，时时与政治相接触。如是国中分子乃由陈旧而一趋发达矣。”(24) 人民直接或间接行使主权，政党和报刊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政治作用，这就是国家和国民之间紧密结合的方法。
为此梁启超考虑提高国民的政治常识，力图将国民吸引到政治领域中来。为此，他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25) 梁承认报刊代表中流社会的常识，(26) 认识到报刊在共和政治中的作用。但他把议会与政党看作社会整合的中心，他强调的不是反映国民的一般舆论，而是“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的精英或者中坚势力，以具有启蒙国民的作用。(27) 他的这种言论不过是依靠中坚势力进行政党活动的延伸。对他来说，报刊是社会（＝中坚势力）和个人相互联系的媒介。
当然梁启超是个善用言论的人(28)，对他来说，言论的用处不仅仅是启蒙国民，而且是集合知识分子与对手竞争，组成政党政治的一个部分。正因此，他致力于团结许多中坚知识分子。因之，要分析梁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行为，有必要考察他创办报刊的活动。
三 中坚政治实践与其曲折
梁启超回国以后积极参政，他的中坚政治论就进入实践阶段。他的参政目的就是依照自己的政党政治理论与政局构想，聚合具备政治知识与道德意识的社会精英＝中坚，确立近代政治规范。其实践的重要契机是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对梁启超而言，这次选举是政党政治实现的第一步，而且是其中坚政治实验的出发点。建设对抗国民党的大政党参加选举，获得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是确保实现他政党政治理想的基本条件。所以当时他追求一边以共和党为中心统合诸政治势力，另外一边急忙创办政论性杂志以吸引选票。
虽然梁启超组织强大政党的希望没有收效，但他获得旧识徐佛苏、林长民、汤化龙、梁善济、蒲殿俊等人的支持。这些人物在立宪运动中，都曾是颇有声望的学者型政治家，是宪友会的骨干，后来成为发展进步党和研究系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身边已经成功地聚合了一些学识渊博，对中外历史和各国制度都有比较深刻认识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与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紧密相关。他们有着与梁启超相同的中坚意识、政治路线，依靠《庸言》、《国民公报》等政论性杂志主动参与建设共和政局。最典型的是《庸言》(29)。这杂志是梁回国后，在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内急忙创办的。它以刊载梁派的政纲及政策，扩大以国民支持为基础的政党正常活动为职志，希图通过阐明有关国家建设的原则，实现对社会的启蒙作用。因此《庸言》把从新建共和国的名称及道德的社会统合方案，到国家各个机关之间，如总统、议会、内阁的权力关系为中心的国家组织，及国政运用方向，都作为讨论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该刊撰稿人具有独特的中坚意识。这些人虽然对具体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整体上，有区别于国民党或袁世凯派的系统想法，并不忘记维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在他们的文章中，经常能发现少数先觉者或者社会精英意识。他们自认为是未成熟社会的力量代表，是社会理性的代表。在他们眼里，牵制绝对权力及暴力，摸索国民的整合办法，确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则，是他们唯一的使命。这种意识在他们的政论中充分表达出来。比如，他们所主张的“强有力政府论”，并不意味着赋予总统绝对权力，而是摸索能够尽量发挥中坚的社会自律力量的体制，是追求议会和行政部互相牵制及势力均衡的责任内阁制。
撰稿人的构成情况或可展示梁氏所设想的中坚力量的具体面貌，以及民初梁启超一派知识分子的脉络关系和性质，从中也可明了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起源。《庸言》的撰稿人的基本面貌如下：
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人物有着留日或国外考察的经历，而且许多人已在政治领域或报刊等文化领域中活动过。这意味着梁启超的活动基础继承着从维新以来，依靠文化权力摸索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传统，并具备在新旧交替时期对于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知识资源。但他依靠的文化权力的性质相当复杂。这批知识分子并非单一性质，以形成要因、世代、活动领域及与梁启超的关系为论，大略可分为三个集团：
第一个是从维新运动起，就同梁启超一起参与各种活动的所谓康门弟子，麦孟华、麦鼎华、汤觉顿、罗淳融、梁启勋等人。第二是维新中坚及其周边人物，如严复、林纾、夏曾佑等，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第三是留学生知识分子如蓝公武、张东荪、张君劢等。(30)
《庸言》的这三个小集团，由于与梁关系亲疏不一，对于共和政治的解释与参与方式的不同，其活动空间难免存在差异，其结合程度难免脆弱。但对梁启超而言，要应付现实，建设一个政治势力，应该尽量扩大他们的共通因素，巩固内部团结，并确保能够发挥中坚作用的基础。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对抗力理论，重新强调精英的社会作用。其核心在于依靠中坚势力的团结，牵制绝对权力及滥用暴力。他认为，为了避免君主专制，或者多数暴民专制的脱轨现象，必须具有能够对抗滥用权力的国民组织力量，而在国民的政治道德水平不够成熟的条件之下，还需要可以替代幼稚国民的少数精英，即中坚分子的作用。(31)
同时他强调这种中坚阶级应当在政党框架之下团结起来，才能发挥社会的对抗力量，“强健政党之对抗力，何自发生耶？曰必国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朋则力，弸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32)
梁氏这种说法的用意，在于明确社会中坚的作用，并且强调面对共同之敌——革命势力与专制权力，巩固内部团结，进一步通过建设安定的宪政秩序，确保实现中坚政治的基础。但由于社会还没有成熟，还不能期待急速变化，梁启超想依靠政党政治的发展，使“中坚意识”获得现实意义。按照这种想法，精英要成为政治认同意识、对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启蒙者，首先需要以制宪获得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活动空间。但是，与他们的期待相反，民初实现宪政的可能性很少。其原因在于复杂政局中政治势力间的尖锐对立，特别是由于各个政治势力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难以树立安定的宪政秩序。
在这种状况之下，梁启超所希望的宪政不是固定的法规或者制度，而是能够发挥社会中坚自律性的结构，是社会公意之下决定国家重大事件的一种政治惯例及政治文化，以此实现宪政的正常化。这不是从单纯的制度层次讨论制宪，而是着眼于政治文化的运用。据他掌握的各国宪政经验来看，作为政治制度的国会不能自动地保障理想的政象，随着国会与政府的力量关系发生变化以及运用方式的差异，政象变化也很大。(33) 所以他认为整合国民的核心不在于某种固定形式的法律或者制度，而在于运用宪政的惯例。
当然，这种惯例只能从政党间合理的竞争开始(34)。梁启超认为只有通过政党之间的合理竞争格局，才能达到社会的整合并制限绝对权力，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坚势力也才具有社会威望与道德整合力。除了将报刊活动作为道德整合的方法之外，梁也强调其他教育及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但他们都认为最根本方法还是政治改良，作为其出发点，选举又是重要程序。梁启超针对国会议员选举说道：“选举就是连结政党和国民的关系的装置，而且以通俗言语给国民提供政治常识，以提高国民的政治关心及爱国心。”(35) 梁派想在选举以后成立正式国会，通过制宪程序，确立社会整合的体制。他们特别希望依选举结果成为多数政党，主导合理的制宪过程，实现自己构想的政治体制。
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宪政活动在很短时间里便连遭失望。这种失望还伴随与袁世凯对国会的蹂躏及共和政体的瓦解过程，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与中坚势力活动空间缩小的过程。比如宋教仁被暗杀案，二次革命，国民党被勒令解散，同时进行的袁世凯集权化政策等，虽然其间进步党结成多数党，有组成人才内阁的机会，但就整个过程来看，他们中坚政治论所依赖的现实条件之局限性，越发暴露无余。
首先1913年3月结束的国会议员选举，让梁启超及《庸言》同人非常失望，梁启超甚至产生了放弃政治的念头。吴贯因也认为选举结果不过是愚众政治的弊害之一，慨叹官僚和金权支配的政治现实，并怀疑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可能性。(36) 他们在选举过程中遇到了与革命派联合的地方保守势力的对抗，在金钱及权术支配的现实中，他们深刻体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性与共和政治基础的薄弱性。(37) 但他们把这种状况归于国民水平的落后，而且认识到依靠中坚的启蒙活动整合国民的局限性。(38) 所以他们积极摸索启蒙国民方案，并渴望通过国会的正常运作，树立宪政秩序。特别是他们更深刻认识到，作为克服官僚社会腐败势力与莠民社会亂暴势力的手段，政治改良具有重要意义。(39)
梁启超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于通过运用国会进行制宪，确立运用政治原则的问题，以及制定中坚之间的协议与决定过程。(40) 他主张维系社会中心议会的正当功能，强调关键不在制定完善之法，而在于社会势力的妥协程序。这就是以议会为中心，扩大中坚自律力量来主导国家建设的中坚意识之重新表达。这种想法是以确立议会作为舆论的中心表现出来。
梁启超的这种想法在国会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共识，其表现是国会设置了宪法基础委员会及各种讨论会，推动迅速制宪。(41) 无论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均同意限制总统权限，以责任内阁制来作为恢复国会政治中心地位的举措。
但是这样的国会运作也不大顺利，其原因在于袁世凯的破坏议会动作。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在促进对地方政府的集权化政策的同时，又因不能容忍希冀对总统权力进行牵制的国会的制宪活动，而杯葛国会正常运作，并通过对收买议员来加剧议会力量的削弱。梁启超虽以中坚论理批判这种行为，但在国会议员中难得认同，这不可避免地成为限制梁启超中坚政治理论的现实条件，加上当时政治的难局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冲击，酿成了社会上对共和政体充满怀疑的思潮。
另外问题是，孔教运动及政治保守化倾向。一贯反对共和政治的康有为与清末遗老，将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状况归咎于共和政体，主张以孔教解决社会的混乱。(42) 当政党政治不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时，由于存在对强有力国家的期求，反而产生政治观念上的怀旧心理。民初政治的怀旧心理又容易与以孔教国教化运动为中心的复古浪潮结合起来。如严复即在《北京平报》发表文章，攻击政党政治，提倡尊孔读经宣扬作为中国“国性”的“孔子之教化”。(43) 这意味着孔教运动与政治保守文化的逐步联合。
从1912年夏天到1913年，在北京政府幇助之下，康有为所策划的孔教国教化潮流，发展为孔教请愿运动。(44) 其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否定共和政体的倾向，如读经及恢复传统儒教道德，恢复祀孔仪式，以及复辟运动。(45) 特别是康有为与清末遗老勾结地方保守势力，否定民国以来的整个改革，同时追求恢复传统的乡村秩序。
孔教运动还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结合。袁世凯一边破坏国会，一边率先倡导封建礼教及祀孔。因而这种利用国家权力统合个人伦理及社会伦理的倾向性，终于以恢复祭天仪式表现出来。袁氏依靠自己权力，统一以上三个因素，推进帝制。这不仅是否定追求教育独立性的共和革命理念，同时与以社会的道德整合为基础而参与政治的中坚政治理论水火不容。
孔教问题和政治的保守化引起了梁启超所构想的中坚政治的修正。众所周知，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及严复、夏曾佑等维新重镇参与了这场孔教运动，且他们在政治态度上转向批判共和政治。这意味着社会中坚势力的深刻分裂。而依靠国家权力统合社会，这对作为具备知识与道德，整合社会、牵制国家权力的中坚意识形成了威胁。梁启超不能接受这种守旧的儒教国教化及由国家权力支配个人的倾向。
南北冲突也威胁到宪政秩序，中坚的分裂与政治保守复古潮流都使梁启超不得不修正其中坚政治论的思想。面对这种状况，《庸言》集团第一次对其构想的政党政治及中坚政治理论进行了反思。(46) 袁世凯推行集权政策及保守化政策，成为他们从联袁到反袁的思想背景。他们批判袁世凯的权力扩张，希望扩大中坚的力量，矫正国家权力的越权，恢复社会的秩序。为此他们打算超越当前的政党局势，团结宪政势力，积极推进制宪，并摸索组成超然内阁对抗保守腐败势力的方法。(47) 对他们而言，制宪不仅是单纯立法，或者权力竞争的问题，还是确立社会伦理及理性秩序层次的问题，只有制宪才能证明中坚的存在意义及社会的理性秩序。
但是，袁世凯破坏国会与制宪受挫证明他们的构想无法改变现实，他们只能对中坚政治本身进行反思而摸索新方向。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袁世凯独裁以外，还指出议会及政党等政治势力没有承担精英的作用。张东荪等慨叹上层人士放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整合社会角色。(48)甚至批判认为当时所谓政党不是政党，是只为了私利而结集的徒党，同时解剖了政党内阁制度结构上的问题。(49)
这批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政党与议会已经失去对绝对权力的对抗作用，以及社会整合者的中心地位(50)。所以他们寻求恢复中坚社会整合作用的方法。当然他们也明确知道只靠单纯的道德说教，或者修改政纲，亦将无成效。这需要在中坚的良心与道德意识以外，重新寻找中坚政治的社会基础。于是走向社会成为必然选择，因为他们将中坚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原因归于缺乏市民基础。梁启超反思说：“始建国一年间，社会运动，其外观若甚磅礴郁积，如政党，如其它慈善学术团体，如私立学校，如报馆，如公司。其蓬茁于各地者，不可胜量，然而旋起旋减，若浮沤之相续而不暂留也。其幸而存立者，卽直接间接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厅为特别关系，而仰其辅助卵育而自活也。其尤可骇诧者，若政党、若股份有限公社，其性质纯为社会的，宜若与政府不能相蒙。然而托生命于中央政府或地方者，乃十而八九。”(51)
张东荪认为：“盖国民与政府相对称而始乎正当之轨道”，以社会对抗力为出发点重新解释梁启超的对抗力槪念。(52) 这种认识表明他们认识到要发挥中坚的社会整合能力，一定需要市民的支持。因此他们摸索由市民阶级参与的政治方案，企图恢复精英的社会角色。
当然这不只是梁启超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独有想法。国家权力的扩大与保守化触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力量不足以限制国家权力，所以他们积极摸索启发国民与组织力量的方案。通过各种报刊，给国民提供政治常识，努力将国民引入政治议题，以此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对抗力。(53) 这些报刊包括《正谊》，《甲寅》，《中华杂志》等等。(54) 参与这些报刊的一些人物，面对国家权力的扩展，利用报刊将国民引入政治秩序，并以此对抗国家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权力的集权性与保守性，他们把社会视作新旧斗争的局面，而自己则是新势力的代表(55)。在这种认识上，他们超越既存政派，力求集合新势力，对抗作为旧势力的现实政权。特别是在新势力，卽所谓第三势力的旗号之下，充分利用上述舆论空间，要求政府恢复宪政，组织国民舆论，并讨论其具体方案。这是一种转型的中坚意识。这种中坚意识的基础，在于作为社会代表的自我认同意识，含有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进入社会文化改造运动的可能性。但他们的目标还只在于通过恢复宪政秩序，或者限制国家权力，扩大中坚的自律领域。
梁启超承认倚仗政党发展社会的失败，为呼应于已出现的进步报刊，他创办《大中华》，(56) 积极推进国民活动。并且他以此为基础，开始摸索依靠社会中坚的自律力量形成社会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案。从此，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立足于对伪共和的批判，改变已往从政治上改造国民的模式，转换到形成国民建设政治的模式。这种思想转换随着袁世凯推行帝制破坏共和，更为明显。
四 中坚政治的破产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洪宪帝制意味着民国共和政体的正式告终。其后又有两次复辟，民国陷入军阀割据状态。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中坚积极应对现实，而他的政治行绩及其议论多姿多彩。他发起护国战争与反复辟斗争，兼有再造共和之功，帮助组织段祺瑞内阁，并任财政总长。但在新国会成形以后的参战案问题上，他又受到舆论的严重批判，至安福国会选举惨败，不得不隐退。(57) 在这过程中，梁启超、汤化龙等与军阀合作，有深化南北分裂之嫌，特别是以新国会否定旧约法体制，受到很大的负面评价。这不难理解，他们一直以“建设民国的政治家”或“国师”自居，企图主导政局，自然会引起社会上的不满。但这种评价有过分之嫌，无法评估他们的历史位置。反而，在考虑到关于辛亥与五四的连续性问题，就需要了解这时期梁启超所扮演的角色，这是理解他本身面貌的快捷方式。如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五四以后如何变成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集团，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58) 这里在研究系中坚政治论的遭遇上，探讨梁启超政治行为的内在背景，同时分析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来阐明他们从政治精英到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助于明确国民国家建设的多面性与连续性。
从这些看法上理解当时他们行为的关键，就是他们原有的中坚意识。因为这些人，一边为达到对抗国家权力的目的，促成代表社会自律秩序的立宪政治；另外一边则积极组织护国战争，提倡不党主义，并提出新国会主张与参战议案，这些行为的动因就是他们自身的中坚意识。其中，他们的不党主义论是最明显的例证。如在讨袁之役后恢复国会问题上，梁启超与汤化龙先后声称：“现当国家再造之时，一切建设问题，当合全国优秀人事以协议一致解决之，若树党相对，实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前此各党要人设法将所属之党实行解散，免留畛域痕迹，以影响于政局，则国家前途之福也”(59)以鄙见测之，今日诚毁党之日，而非造党之日也。……惟当集新式思想人物为友谊之结合，开诚布公以商国家共同之利益，同舟共济。”(60) 这表明他们发起再造共和的根本意义在于恢复中坚政治。
这种提倡不党主义的背景是什么？众所周知，洪宪帝制的失败与再造共和局面的出现，再引起大家对立宪的关心，这种关心集中于国会。梁启超与一些知识分子也期待着主动参与国会的制宪活动。
但是这种期待不一定能改变现实，没有市民阶级的参与扩大，而地方势力的经济自给性增强，以及军阀出现的可能性，都威胁政局前途。(61) 认识到此点并追求制宪的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增强和提高。相反，能够收拾乱局的人才的匮乏反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所以解决这种难局的根本方略是扩大市民社会的基础，通过制宪，确立运用宪政的框架与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不党政治，其用意在于摆脱争吵不休的利益集团而通往政党政治，通过复原中坚政治来建立宪政基础。(62)
为此他们集合两党稳健分子，组成宪法研究会，讨论制宪方向。同时他们在议会里设置宪法会议，推动正式制宪程序。由于在社会上蔓延对制宪的期待心理，两个会议的进行颇受瞩目。但其议程却难见进展，因为如民初那样国会议员的不和及各势力对于共和的理解不一，社会上也出现国会无用论，特别在于不是政派之间的矛盾，而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成为新问题(63)。
有对议会的舆论压力，又由于缺乏能调解这种问题的社会力量，制宪没有取得好成果。因此愈发惹起“国会无用论”等批判论调，(64) 为了解决这种难局，只有社会中坚超越政派观念，发挥高度整合能力，(65) 同时扩大市民的政治参与，才能巩固宪政的基础。
由此，梁启超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另外创办《晨钟报》，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后他还主张组成新国会，提出参战案。而因为安福国会的出现，梁启超不得已选择从政界隐退，则标志其中坚政治的完全破产。但梁派为了对抗国家权力，增强中坚自律领域的举措如办报活动，由于适应了国民主义高扬与政治公共领域扩展的趋势，获得巨大成功。在这过程中，张东荪、张君劢等有关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角色十分出色。他们跟梁启超有着亲密关系，都参与护国战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里也对他们进行考察。
作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他们的出现比较早。从民国初期，他们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活动，响应梁启超的政治立场。特别是通过《庸言》等报刊，大力宣传政党政治理论。上述《庸言》的三个集团中，他们一开始就非常活跃的原因在于，他们善于以现代政治知识来解释国家权力及论证梁启超政治路线的正当性。与梁启超的关系也最稳固。(66) 他们在留学时期，还曾参与梁启超筹办的各种立宪活动。他们虽以寒士自居，可具备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意识，又有近代的政法精英意识。(67) 他们强调在国民程度未熟的状况下少数精英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汇合精英摸索预防专制的立宪政治思路方面，也与梁启超的想法完全一致。(68) 这也就是以道德与法律整合国家社会的士大夫意识的变形。(69)
这种精英意识有别于革命派和旧官僚的认同意识。他们从组织政闻社、刊行《宪政新志》开始，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但在民初他们以《大共和日报》、《少年中国》、《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等报刊展开活动，批评现实，以维持并扩大自身的影响。在对抗袁世凯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庸言》杂志，崭露头角。
以后他们利用舆论空间，主导对政治文化的批评。当时袁世凯谋求集权化和国家权力的私权化，推进帝制，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严重分裂。(70) 知识分子体会到当时缺乏能够矫正国家权力滥用的国民对抗力，又相继创办了《甲寅》、《正谊》、《太平洋》、《新中华》、《大中华》等许多报刊，试图组织国民舆论批判袁世凯的独裁。这些报刊的宗旨均是召集知识分子研究国家建设大计。(71) 其意义在供给国民以政治常识，促求国民的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同时探索分散国家权力、扩大社会自律领域、促进限制国家权力的政治秩序的途径。当然，这种议论均以国民程度未成熟的状况来作为社会中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从袁世凯独裁到安福国会出现，进步知识分子超越党派汇合在一起，反思政治现实，讨论该采用以内阁制或联邦制为中心来恢复宪政方案的问题。
在这些言论空间中，《大中华》批判孔教及传统家族制度，阐释新文化运动的可能途经(72)。黄远庸介绍新文化思想，探究对政治的社会？文学领域的独立性。(73) 张嘉璈、杨端六、梁启超还提出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案。(74) 另外，他们主张中央银行独立论，反对袁世凯的经济集权化政策，并讨论宪政势力的大联合与政党结合。这些活动使他们能够主导话语空间，发起护国之役与反复辟斗争，同时也是他们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特别是他们按照中坚意识，认识到话语空间对抗国家权力的作用，将此作为聚合反袁势力的空间。
在这过程中，张东荪的活动非常独特。他在身任参议院秘书长兼宪法研究会秘书时，积极参与制宪活动，同时他对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做了再解释。(75) 他以国家与社会的制衡概念来提倡联邦制，主张关于缩小国家权力、扩大社会自律秩序方案的摸索。这些课题同时也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之共同话题。(76) 张东荪的联邦制不是从单纯地方自治的角度上提出的，而是出于包含对国民形成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考虑，在整合社会兼摸索国家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的。
关于张东荪以小群主义和贤人政治论为中心的联邦论，其形成及其发展到社会改造论与伦理市民论，这里无需详细分析。(77) 需要关注的是联邦论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种说法非常讲究市民自治。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扩大，当然需要具备市民意识的权利意识，张氏所称之“正谊”。这不仅仅是防止权力恣意侵犯，防御自己私权的消极意思，而且是包含着在主权者的责任意识基础，来监督政治，实现主权的积极意思。同时市民应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建设构成自律秩序的能力，特别是在政党与议会已经破散的情况下，为了政治发展的安定基础，自然会注重成熟的市民社会。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市民的参与融入公式化的政治过程。
张东荪特别强调扩大自治、分散权力、培养市民的自发性之意义，“必政治与社会分厘，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在这种想法中，市民直接决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并限制国家权力。因此与中央权力、政治领域、官治相比，地方、社会领域、民权与民气的重要性更大。他主张国家不能侵犯私的领域，包括经济、教会、道德、地方事务、学术、技艺、信仰等等，同时还应保证社会的自律性，维持公善，创立社会势力之间互相竞争与监督的制度，防止某一个势力独占国家权力。(78)
这种理论的原理在于，国家的重要决策过程及自治，需要尽量扩大市民的参与，来防止独裁或革命。因此与扩充国家机构或者制度相比，国民的政治水平与政治文化以及市民的参与精神等等，更为重要。所以张氏主张缩小官治，扩大民治，来监督官僚，由此制约“野心家”与“官僚”，(79) 进而增进国民的人格与道德。
值得注意的是，以此为起点，张东荪从市民个人的观点上，再解释国家权力的存在意义。国家权力不是对立于“社会一般”，而对立于市民个人。他注重人权和民力、民气的发扬。(80) 新的政治秩序当然是以这种独立的国民为主体，是在国家权力以外的自律秩序，这意味着自治领域的扩大。从这种角度来看，国家缩小为市民秩序的补助手段。国家应当保障市民从事正当职业的权力，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书信的自由等。政治不再是启蒙国民的过程，而是市民直接参与而成的公善制度。因此国家权力与政府行政，必须有国民的参与和国会的监督机制。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极端缩小与保障个人的绝对自由之基础上，才能有市民自治。“市民自治”指依靠个人平等与自由原理、市民的常识运作的多元社会。(81) 市民依靠职业与结社参与政治，自己具有主动的参与意识与公众道德。在市民社会中，由于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需要宽容、公正的组织与结构，而且还需要作为调整各种利害关系的规则与法律。
张东荪的联邦制理论，是依靠市民自治来整合社会的国家统合方案，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直接组织政权，或者完全否定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而是把市民阶级的自律秩序，纳入到代议制与联邦制的框架，恢复代议制原有的作用。
一战以后，在民治主义之高潮下，张东荪把联邦制论发展为以有职业者的组织化为中心的改造论，追求扩大市民的政治参与(82)。其核心在于靠扩大国民的参与来牵制、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这种理论从扩大市民的自律秩序、缩小国家权力的立场出发，通过对于国家权力的再解释，来定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并制定进一步的国家建设构想。当然市民自律领域的扩大，对市民角色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要能够限制国家权力，市民必须具备更高的伦理道德力量。想实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依靠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才能达到。但在这里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道德精英，而是自律市民社会的代表而已。这也暗示着研究系知识分子走向文化运动的可能。
五 结语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新旧政局交替时期。在这过程中，围绕着谁来主导政治权力，诸势力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虽然各个势力都试图树立以议会制度为中心的共和政体，但对于其中的具体运作方案，并没有达成一致。以强有力政府论为代表的梁启超在民初的政治路线，为应付这种现实政治语境，确保己派主导政局的目标之下出现的，是梁启超从维新以来一直摸索的国家观念之实践过程。梁氏希望通过能够保障诸势力间合理竞争的政党政治，来图谋国家与社会之整合，同时引入责任内阁制，确保主导政局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主张是以他素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他平素一直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社会理性的限制，才能恢复原有的公共性。这本身以英国宪政模式为原本，适用于尚未出现市民阶级的中国，其特征在于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性作用。按照梁启超的理论，知识分子作为具备政治道德整合力的社会精英，能替代未成熟市民阶级，牵制国家权力，同时调整社会诸势力的利害关系，由此代行社会公益、维持公善，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行者，国家应有的公共性通过他们才能发挥。梁启超还认为，政党与议会，就是能够发挥这种知识分子理性作用的途径。因此梁启超非常重视立宪政治，希望借助代表社会理性的中坚势力，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确定国家大事的政治规范及习惯。
民初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就是这种想法的实现过程。为此他一开始通过组成健全政党、创办报刊来聚集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通过持续创办报刊，汇合具备道德精英意识与近代政治知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他试图对抗革命势力及专制权力，健全政治秩序。
但是梁启超的中坚政治构想，虽有数次实验，终以失败结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显然与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以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大化，相应的中坚政治力量的薄弱有关，当然类似情况的发生也意味着民初自由政治空间的有限性。
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对抗这种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国家与市民的对立关系，探索能够缩小国家权力兼扩大市民自治的近代政治秩序的建立方案。同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在讲究市民自律参与的基础上，隐藏着导向国民革命论的可能性。事实也是如此，特别是他们基于国家与个人自由对立关系的认识上，不再把国家当作是社会理性的代言者或者公善的主宰者，而只是国民个别利益实现的手段。随着这种认识，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也开始转变：从社会道德精英到批判国家权力的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出现，显示着这种过渡的完成，同时意味着维新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经过辛亥革命，依靠关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权威的重新诠释，转换到国民革命上来。
（本项研究获韩国政府批准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MOEHRD］，项目编号：KRF－2007－361－AI0014。）
注释：
① Peter Zarmw,“Liang Qichao and the No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Imag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M.E.Sharpe(New York) 1997; Richard Louis Edmonds,“The State of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1997; Timothy B.Weston,“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Modern China,July 1998；白永瑞：《从共和到革命；从民初论争看的中国国民国家形成》，《东洋史学研究》（首尔）第59辑，1996；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
② 楠瀨正明：《中華民國初期の梁啓超と第一國會》，《史學研究》206，1994；［美］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制衡》，《学术研究》1996年6月。
③ 白永瑞：前揭文。
④ 梁启超：《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1912年10月20日），《饮冰室文集》第29卷（以下简称为《文集》）。
⑤ 曾业英：《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1期。
⑥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17卷，第37—39页。
⑦ 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答礼茶花会演说辞》，《文集》第29卷。
⑧ 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答礼茶花会演说辞》，《文集》第29卷。梁启超：《罪言》，《庸言》第1卷第2期，1912年12月15日。
⑨ 梁启超：《莅佛教总会欢迎演说辞》，《文集》第29卷。
⑩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庸言》第1卷第4期，1913年2月。
(11) 戴季陶：《失败之革命》（1912年3月），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1909—13）》（上），香港中文大学；镫屋一：《民国初期における章士钊の议会主义政治论》，《史境》17，1988；黄远庸：《政党安在》（1913年1月26日）；黄远庸：《游民政治》、《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世凯》（1912年11月21日），《远生遗著》第1卷。
(12) 黄远庸：《平民之贵族与奴隶之平民》（1912年11月10日）、《三党合并论》（1912年11月27日），《远生遗著》第2—4页。
(13)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文集》第27卷，第29页。
(14) 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15) 梁启超：《变法通义》，《文集》第1卷，第8、10页。
(16)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文集》第24卷。
(17) 梁启超：《立宪法议》，《淸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18) 梁启超：《雅典小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卷，第8页。
(19)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文集》第24卷：“一社会中必有才能学识崭然优出于其俦者焉。度量抽越，……此两阶级非有形而无形的也，非人造的而天然的也，此阶级之势力非常伟大、国家之生存发达往往赖之民选代议制、其目的固在得此阶级之人。然此阶级之人，仅以民选而得尽网罗之乎？是又不然。其人或前此久在行政机关有勋劳有阅历者，或为军人而尽悴国防者，或以教育等事业为其天职者，……或立身于实业界以指导国民经济者。”
(20)(21)(22)(23)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1912年10月22日），《文集》第29卷。
(24) 梁启超：《答礼茶花会演说辞》（1912年10月31日），《文集》第29卷。
(25) 梁启超：《说幼稚》，《庸言》第1卷第8期，1913年。
(26) 《国风报叙例》。
(27) 梁启超：《鄙人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文集》第11卷。
(28)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9) 《庸言》发行状况如下。发行期间1912年12月—1915年5月，共30期，第1—26期半月刊，从第27期变为月刊。梁启超主持1—24期，后来由黄远庸主持。起初依靠袁世凯支持的20万圆，按照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统合计划问世。发行量每期1万部，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商务印书馆与广智书馆作为代售处。
(30) 这里面还包含湖南时务学堂时节的学生，周宏业。其实周和其他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李炳寰等湖南时务学堂出身的学生是民初梁启超的另外政治资源。
(31) 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庸言》第1卷第5期（1913年2月1日）。
(32) 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
(33)(34)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庸言》第1卷第4期，1913年2月。
(35)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文集》第31卷。
(36) 吴贯因：《平民政治与众愚政治》，《庸言》第1卷第11期，1913年5月1日。
(37) 选举科程中，盛行选举区及人口造作，代理投票，金钱买受等，甚为腐败。特别是国民党既有经验，而且富有地域基础，取得绝对有利局面。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篇第1卷上，第181—187页；同上；梁启勋：《英国之政党政治》；周宏业：《论政党内阁》，《庸言》第1卷12期、13期，1913年5月16日、6月1日。
(38)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庸言》第1卷10期，1913年4月16日；吴贯因：《政治与人物》，《大中华》第1卷第9期。
(39)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庸言》第1卷第10期，1913年4月16日。
(40)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
(41) 梁启超：《专说宪法案基础机关议》，《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1日。
(42)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镫屋一：《孔教会与孔教的国教化；民国初期政治统合与伦理问题》，《史峰》4，1990。（日本：筑派）
(43) 严复：《说党》，《北京平报》1913年3月6日—5月4日，《思古谈》，《平报》1913年4月22，23日；《读经当积极提唱》，《严复集》（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333页。
(44) 从1912年9月颁布整饰伦常令以来，大总统“复学校祀孔令”（13年6月22日）终于到了“祭孔令”（14年9月25日）达到了其顶峰。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包括严复、梁启超、汤化龙等都参与了这次国会请愿。虽然梁启超，汤化龙署名孔教请愿书，但是《庸言》所载的一般文章对于孔教国教化坚持着不以为然的态度。
(45) 这种反共和倾向在康有为“虚君共和制”与劳乃宣《共和正解》中已有显露。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台湾文海书局印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6集，第141—146页。
(46) 张东荪：《乱后之经营》、《学者之担负》，《庸言》第1卷第17、18期（1913年8月1日、16日）。
(47) 吴贯因：《政党政治与不党政治》，《庸言》第1卷第11期（1913年5月1日）。
(48)(52) 张东荪：《正谊解》，《正谊》第1卷第1期，1914年1月15日。
(49) 张东荪：《乱后之经营》，《庸言》第1卷17期，1913年8月1日。
(50) 梁启超的前揭《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政治上之对抗力》。
(51)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年谱》，第722页；［美］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制衡》，《学术研究》1996年6月。
(53) 谷种秀：《发刊辞》，《正谊》第1卷第1期
(54) Timothy B.Weston,on.cit.
(55) 圣心：《泣血之言》，《中华杂志》第1卷第5期，1914年6月16日；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期，1914年11月3日。
(56) 撰述人《庸言》同人中排除政治保守化的康门弟子及严复，林纾等维新精英，只包含着梁启勋，蓝公武，吴贯因，张君劢，周宏业等，同时补充王宠惠，马君武，谢无量，杨锦森，张士一，陈霆锐，林测蒸，叶景莘。可以窥知中坚概念的变化。
(57) 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辑，1999。
(58) 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3。齐藤道彦：《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の视点》，《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6（日本：东京）。
(59) 《梁任公不党之宣言》，《盛京时报》1916年6月27日。
(60) 《汤和龙宣言不党》，《申报》1916年7月1日。
(61) 守常：《新现象》，《晨钟报》1916年9月4日；圣心：《中国之前途》，《晨钟报》1916年11月12日。
(62) 责公：《国竞与党争》，《晨钟报》1916年8月22日。
(63) 醉翁：《今日之政象》，《晨钟报》1916年9月27日。
(64) 方一：《宪法会议感言》，《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
(65) 秋水：《吾之所望于梁任公先生》，《晨钟报》1917年1月6日。
(66) 他们在成长时期已接受维新派及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体会到改造中国现实的必要性。其中林志钧（福建东文学堂）、蒋方震（浙江大学堂）、黄远庸（南浔公学）、张君劢多数经历过一些学堂风潮及政治运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26页。黄远庸：前揭文章。吴贯因：《我的学生时代》，《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7期，1915。
(67) 这种精英意识已经从他们回国以前参与现实政局的想法中表现出来。他们在日本积极讨论社会改良与政治改良的先后问题，并得出重要结论：“立宪政治之行，不必定俟国民权利观念之发达，只俟其能反抗专制，其事已足。”因为一国政治，“无不赖之少数先觉之士主持而提唱之故”，“今日最经捷之方针，舍藉少数人之力，以鼓吹以运动，稍养其政治习惯以与政府抗外，舍此又岂有他道哉”。张君劢：《国会与政党》，《政论》2，（1907年11月15日）。
(68) 张君劢：《论今后民党之进行》，《新民丛报》4—23，1907年11月15日。
(69) 参见圣心：《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东方杂志》8—4，1911年5月。
(70) 徐博霖：《强有力政府之效果》，《正谊》第1卷第8号，1915年5月15日。
(71) 如《新中华》的宗旨是：“本杂志专研究立国大计及一切政策何者为最适，宜不涉一党偏见之见解，不为一时苟且之谟。……绍述世界最新学说，最有力之政论”，《新中华》1卷1期，1915年10月1日。
(72) 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吴贯因：《尊孔与读经》、《改良家族制度论》、《改良家族制度后论》；《大中华》第1、2、3、4、5、6期。
(73) 黄远庸：《新剧杂论》，《小说月报》第5卷1、2号。
(74) 研究系一贯主张中国银行应脱离财政部的直接掌握。因为这是能够监督国家财政的根本。有关1913年汤浚对财政部的斗争，参见中国银行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银行（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第104—105页。1916年宋汉章，张嘉璈主导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令，维持中国银行信用，对上海资产阶级转换反袁起了不少作用。在段祺瑞内阁时，他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试图制定中国银行则例保障中国银行的独立性。见该书第73—83页；姚崧龄编《张公劝先生年谱初编》，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27—28、35—38页；端六：《金融机关之独立》，《太平洋》第1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梁启超：《余之币制金融政策》，《大中华》3期，1915年3月20日。
(75) 特别是1918年12月，梁启超带动研究系知识分子出国游欧以后，张东荪实际上代辨他们的立场。
(76) 丁世峄：《民国国是论》，《中华杂志》第1卷9号，1914年8月；章士钊：《学理上之联邦论》，《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77) 拙稿《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近代中国研究集刊》（1），2003。
(78) 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
(79) 张东荪：《吾人统一之主张》，《正谊》第1卷第8、9号，1915年4月15日、6月15日。
(80) 东荪：《制治根本论》，《甲寅》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10日。
(81) 东荪：《行政与政治》，《甲寅》第1卷第6期，1915年6月10日。
(82) 东荪：《民治》、《政治之平凡化》，《时事新报》1919年1月3日、6日。
标签：政治论文; 梁启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庸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