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成因、内容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新世纪论文,范式论文,三大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范式与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范式”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年）的科学方法论的中心范畴。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虽然并没有对范式这一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性的解释，但是库恩指出，在历史上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著作，“都在一定时期里为以后几代的工作者暗暗地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1]，通常我们将“范式”概念定义并理解为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心理要素，它包括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和态度，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取向等；一是指理论与方法层面，即科学共同体对该学科领域所建构的共同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如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等[2]。范式在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范式为科学共同体在某一领域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否则人们的认识活动就只能停留在搜集资料的层次；其次，持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可以免去对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争论，而使研究能够更集中在深入具体的问题上；再次，范式通过说明科学共同体所研究的领域中什么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什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为科学研究指明并规定了研究方向；最后，一个学科自出现了科学共同体拥有统一的范式之后，就进入到渐进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之后会出现人们无法用范式对现象作出解释的情况，于是将产生对范式的怀疑，由此所引发的危机将给科学家带来创新的机遇和创造精神，从而实现学科的向前发展。
正是因为“范式”对学科建设与发展如此重要，中国情报学界对于情报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一直较为关注，提出了种种学科范式观点，以此来规范学科研究内容与方法，明确学科研究重点与方向，实现对学科研究活动的有效指导，从而推动情报学走向成熟。这些学科范式观点有：
●早在1989年就有研究者以库恩的理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归纳出情报学理论具有五种范式：情报交流范式、情报吸收范式、情报工程范式、语义情报学范式、情报基因学范式[3]。
●1993年有研究者运用全息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情报学进行全新的阐释和审视，希望依此建立起“全息情报学”[4]，从而提出了情报学的全息观这一学科研究新范式。
●1996年有研究者指出应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5]；而这之后情报学的认知观[6] 在国内引起了重视，针对这一范式的转移，汪冰等给予了明确肯定，指出如果说情报学从机构范式转向信息运动范式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情报学的研究取向从系统观转向认知观则是另一次重大的转变[7]。
●1997年中国台湾的赖鼎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资讯研究（注：台湾用图书资讯学的称谓来对应大陆的图书情报学）的5个典范（注：台湾用“典范”的提法来指称“范式”）及其变迁，即社会机构典范、系统导向典范、知识的非常态状态典范、意义建构论、诠释学[8]。
●1997年吕斌等率先将领域分析这一情报学研究的新范式介绍进国内[9]。
●2000年中国台湾的王美鸿详尽阐述了诠释学这一图书资讯学研究的新取向[10]。
●2003年梁战平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所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8种研究范式：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主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人文范式[11]。
●2003年马费成教授主持名为“IRM范式及KM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03BTQ012），提出并探讨了情报学的信息资源管理范式与知识管理范式。
●2005年马费成教授等在对我国情报学研究进行历史回顾时，指出在情报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学科范式经历了从机构范式到信息运动范式到认知观再到阐释学范式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12]。
●2005年还有研究者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情报学内部存在5种范式：技术主导范式、信息交流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哲学范式，情报学的发展就体现为这5种范式不断横向变迁、纵向演进、互为交织的一个过程[13]。
无疑，中国情报学界发展至今陆续提出来的上述学科范式观点，都为推动着中国情报学从科学发展的“前科学”阶段走向“常规科学”阶段作出了贡献，可以说，正是范式使得中国情报学作为科学得以形成，因为“有了一种范式，有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14]。然而，适用于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随着该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向前推进也是要不断地完善、发展，直至被更新和替代的。当在既有范式本身的结构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运用该已有范式所无法清晰地作出解释的“反常”问题或现象时，就意味着要建立起能够超越旧有结构而向着更高级的结构发展的更为科学的新的研究范式，来提高学科所使用范式的应用精度，扩大其应用范围，以便能够对原有范式所无法解决的反常现象予以合理解释。目前，中国情报学界围绕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一直存在着是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的两种情报观之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两大学派，即以高等院校一些学者为代表的information学派和以专职情报研究机构一些专家为代表的intelligence学派。与此同时，新世纪的国内情报学界还特别关注诸如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之类新兴的研究领域，而这些同时也被管理科学界所特别关注的新兴领域却又都是传统的情报学研究所装纳不下的。前一现实问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后一现实问题在新世纪的浮现均使得当前中国情报学界已有的种种学科范式观点“相形见拙”，因为它们在其已有的结构之内都不能够很好地将这些新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观察和考虑，并通盘地给予解释，而只能够针对其中的局部性问题来给予部分意义上的回答，或者根本就是没有考虑到国内情报学界中上述新旧问题的客观存在这一事实。这一状况呼唤着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学科研究范式来通盘地有效解决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界所面临的固有旧问题和种种新现象。依据这一认识，本文构建并提出了中国情报学基于学科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上的，与上述众多已有范式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构全新的学科范式观，使之能够有效指导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力求做到既能继承传统，又能解释新现象；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反映自身实际情况；既能尊重历史，又能尊重现实。
2 新世纪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三大研究范式：一种新的学科范式构建与解析
2.1 成因：中国情报学呈现出三条研究主线
中国情报学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发展至今所呈现出来的兼具information工作与intelligence工作的双重任务与功能，集信息库与智库（思想库）于一体的独特性，和与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之间密切互动的学科发展特点，使得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研究呈现出了三条明显的发展主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情报学一直存在着“情报”与“信息”之争，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的“图书情报一体化”（实际上应该是“图书信息一体化”）讨论和1992年9月原国家科委的将“科技情报”一词正式易名为“科技信息”之举更是使两者的争论变得激烈，同时也使两者的区别变得模糊。伴随着这种争论的是，中国情报学的发展并存着两条主线：一条发展主线是认为中国的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一道，简称为图书情报学，与国外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相对应，因此，情报学就是与library和document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围绕这条主线，中国情报学界或是强调情报学的名称不妥，应该被更名为“信息学”[15]，“信息学”是唯一正确的情报学学科定位选择所在[16]，还编写出以此命名的相应的本学科专业教材[17]；或是认为中国的情报事业发端于科技情报，从情报学自身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是科学信息，因此其学科范围应限定在科技领域之内，应该被更名为“科学信息学”[18]；或是强调情报学的名称不必非改不可，但研究对象还是要集中在科学情报或科学信息和科学交流领域，对情报学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深化其内涵，而不是抛弃学科特有的阵地，靠扩展外延去发挥影响[19]；或者特别指出“情报学这个学科到底是干什么的，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把与图书馆相连的information science引向不与图书馆相连的information science，是在进行变性（革命）！不与图书馆相连的information science是信息科学，它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递、变换和存储的科学，主要解决提高传递信息的效能和保证信息的完整问题，其基本成分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智能论，属于工程技术门类。不愿搞与图书馆相连的情报科学，而愿去搞信息科学，那当然也很好，不过那就改行了。但千万别在这边留下麻烦呀！”[20]，等等。
另一条发展主线则是认为中国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是面向竞争、为优化决策服务的情报研究工作，属于思想库（智库）范畴，因此，中国情报学与国外的intelligence science相对应，换句话说也就是intelligence science。之所以这样理解和发展中国情报学，是因为中国的情报事业从起步伊始就被专门地赋予了“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与重任，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情报工作能够在动态跟踪中起着“耳目”作用、在科研与生产中充当助手担负“尖兵”作用、在管理决策和社会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强调情报工作要能够在“耳目”、“尖兵”作用基础上作为“参谋”主动参与进科技、管理等领域中有关的决策谋划中来。围绕这条主线，中国情报学界近十几年来不断有研究者专门撰文，或是指出现在国内外所谓的情报学，实际上应当是文献情报学即LIS，只是1/2的情报学；要全面发展情报科学，应当包括文献情报学（LIS）和情报研究学（即intelligence studies）[21]；或是强调intelligence和我国情报学之间的特殊关系，指出对intelligence的研究不足和对我国科技信息机构intelligence功能的认识不足是影响我国情报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国内外对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science的深入研究将会推动情报学理论框架的重构和完善，形成具有专门领域和特色，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学既相联系，又与之相独立的情报科学[22]；或是指出实施情报分析与否是区别情报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分水岭，真情报学就是intelligence science，而information science所对应的情报学是假情报学[23]；或是指出情报学研究本应以intelligence为核心领域，而以information为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忽略了对intelligence的研究，而只重在研究information，极力呼吁要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24]，等等。
中国情报学是information science，还是intelligence science？上述两条研究主线既相互争论，又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贯穿于这20多年来的中国情报学发展之中。对于上述两条研究主线之争，中国情报学界针对“情报学”还专门提出了“Infotelligence science”[25] 及其中文译名“智能信息学”[26]、针对“情报”提出了“infotelligence”[27] 和“inforknowlligence”[28] 等新创造的术语来进行有意识的“折中”和“调和”。与此同时，另一条新的发展主线开始浮现。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在国内兴起的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从9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内兴起的知识管理理论又为中国情报学提供了第三条发展主线——将情报学定位在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这条信息链之上[29]，以信息链当中的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来作为中国情报学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充当学科的核心领域[30]。围绕这条发展主线，中国情报学界或是提出了将情报学作为子学科融入信息管理的方案，指出情报学与信息管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信息管理学适用面更广，故更适合于作为一个本科专业来设置。情报学则更需要有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及技能，故较适合在研究生层次上来设置该专业[31]。与此同时，情报学界也指出，知识管理与情报学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知识管理影响着情报学以及图书馆学的创新与变革，使得情报学呈现出知识化的发展特点，以知识为中心的情报学学科体系正在形成[32，33]；或是认为情报学的本质就是竞争知识管理[34]，与此相对应，图书馆学的本质则是公共知识管理[35，36]；或是干脆将知识管理作为新时代的情报学以及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37]；或是甚至认为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要以知识管理的本质所在知识创新为核心来加以推进[38]，等等。
2.2 内容：基于三条研究主线之上的中国情报学新范式观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还是从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情报学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每一条研究主线都相应地对应着一种“范式”。沿着上述三条研究主线，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三大研究范式：
●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警用情报、安全情报、科技情报、商业情报、经济情报、竞争情报、预警情报、社会情报等intelligence分支领域和文献情报、电子情报、信号情报、人际情报、图像情报等intelligence不同类型的研究，情报研究（信息分析）、信息咨询、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决策支持与智能信息系统等也是这一范式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国内普通高校主要从事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工商情报（国内的工商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将其翻译成“商务智能”）等；国内的一些特殊性质的院校（如军校、警校等）和有关的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如政府部门中的政策研究室、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等）等则在从事有关军事情报、警用情报、政治情报、安全情报、预警情报、社会情报等的研究。这一范式研究面向竞争和决策，对客观意义上的信息进行分析来获取所需要的情报产品，努力朝着优化决策、实现竞争优势的方向发展。这一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属思想库（智库）范畴，归属于软科学工作，同管理学（运筹学）、预测学与未来学、战略学、决策学、政策学、科学学、领导学、人才学等一道充当了作为一种体系和若干学科的集合而存在的软科学群落里的主要分支。
●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信息组织与构建、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可视化、信息分布与信息计量、信息差别和信息鸿沟、信息用户与行为、信息传播与交流、信息服务与利用、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信息生态环境、信息空间、信息经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与评价、信息网络、信息安全、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等问题的研究。这一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进行着information science领域的研究。information science主要划分为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其研究是朝着数学、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方向发展）和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其研究主要同library、documentation等领域相结合）这两大研究方向。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即intelligence的实践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文献信息为主的，情报事业的开拓工作是在图书馆、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起步，情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并且是以信息工作为基础的，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即intelligence science/intelligence studies同information science，尤其是同LIS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后者充当了前者的基础与前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从事上述information science研究的情报学研究划归为一类，称之为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LIS）范式研究，它充当了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图书信息学（LIS）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客观、准确、及时地将有序化了的信息传递给特定用户，为智库中的决策方案的提出，或者说智库的运作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信息平台（信息库）支撑。比较而言，情报学的图书信息学（LIS）范式研究面向信息序化和信息提供、面向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而情报学的软科学范式研究则面向信息转化和知识激活、面向用户实际难题的解决。
●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信息化测度及其建设与管理、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管理、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管理、信息资源规划、信息资源配置管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的规划与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知识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管理科学色彩，已经延伸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等领域，或者准确地说，这些问题在作为当前中国情报学界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例如，据对我国“十五”期间各年度前20位情报学重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2005年的排名如下：1、知识管理，6、信息管理，9、信息技术，12、信息系统，14、信息资源管理，15、电子政务，17、电子商务，19、信息化[39]）的同时，更成为当前中国管理科学界关注的热点：例如，认为知识管理、信息化系统（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新型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均是当前管理科学领域的十大热点之一[40]；通过统计分析指出知识管理、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包括电子商务、数据挖掘、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管理等）是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41]，另外，知识管理（被进一步划归在技术经济与技术管理研究领域内）[42]、信息管理与应用[43] 还是国内外工商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上述问题作为情报学与管理科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可以被视作是情报学与上述管理科学专业领域的交叉结合领域，只是各自研究的切入点与侧重点不同。由于上述问题均可以划归在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大的框架之下，因此，我们将当前情报学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新兴的拓展研究称之为基于信息管理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这一研究范式的出现使得中国情报学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管理科学特征，同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领域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彼此之间的学科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3 三大研究范式的形成对新世纪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走向的影响
3.1 影响之一：基于三大研究范式之上的新型学科发展观的确立
情报学的发展观是指对于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根本观点与看法。国内情报学界曾提出过的情报学发展观主要有：
●大情报观：与只将情报学限制在科学情报领域内的小情报观不同，主张要将情报学扩展到包括科学情报、经济情报、政治和军事情报等在内的情报复合体领域[44]。
●大过程观：把在“小情报”和“大情报”下的情报工作观称之为小过程观，与之不同，大过程观将情报学研究的实践对象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时空领域，从时间上看，情报学的实践史不再是工作史，而要追溯到自人类产生以来的情报活动；从空间上看，情报工作只是情报实践的一个过程，情报工作范围之外的情报产生、交流与利用活动也应该纳入情报学的考察范围[45]。
●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观[46]：其核心观点认为情报学的发展必须要深入到知识层面，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即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转换；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层次和语用层次发展[47]。
●基于多学科融合的情报学发展观[48]：其核心观点在于强调情报学的发展路向呈现出“开放性”和“科际整合性”[49]，认为情报学要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50]。
●学体化发展观[51]：也即是情报学发展的信息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其核心观点是认为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经过整合之后，朝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知识管理学进行着学体化演进发展。
●基于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之整合的情报学可持续发展观[52]。
●基于普通情报学/一般情报的学科发展观：认为各专业情报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理论学科——普通情报学来支撑，因此，情报学在整体学科建设中应该创建和研究普通情报学这一情报学的基础性学科，在此基础上来推动和深化整个学科的发展[53]，类似观点还有：情报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在科学情报、竞争情报、社会情报的基础上抽象出情报的一般规律，即一般情报，才能提供理论指导，推动学科发展[54]。
相比起上述情报学的发展观，当前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的三大研究范式，已经为中国情报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学科发展观。这一新的情报学发展观主张要在正视上述业已成型的三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来谋划学科未来的发展，具体地说，那就是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应该要以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为核心，以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为基础和前提，以基于信息管理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为学科新的发展点，紧紧围绕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这一中心点，在三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基于三大研究范式的这一新型学科发展观的确立比起以往的各种学科发展观而言实现了与时俱进，能够更好地同时解决目前中国情报学界围绕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着的诸如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两种情报观之争，如何理顺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与情报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目前在情报学界兴起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让传统的情报学研究所无法装纳下去的新兴研究领域之类众多难题，在牢牢把握住情报学本质的同时还为情报学未来的发展、生长与创新预留了空间，同时这一新型学科发展观做到了中心点突出明确，让整个学科体系的发展紧凑严实，此外，也更直观、更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便于落实、更能使学科发展做到既继承传统，又解释新现象；既与国际接轨，又反映自身实际情况；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而这些显著优势恰恰是以往各种学科发展观所不具有的。
3.2 影响之二：学科边界逐步清晰，统一完整的情报学体系正在形成
长期以来，对于情报学的学科边界到底在哪这一问题，国内情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而上述三大研究范式的形成则较为明确地划定出了中国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使得学科边界变得清晰，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情报学体系正在形成。
到目前为止，国内在“情报学”的名称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应的专业教育主要是依托国内普通高校中的信息管理院系（由原图书信息学、科技情报教育单位更名发展而来）进行的，尤其依托以“情报学”为名称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及相应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说这构成了中国情报学体系中的主体部分。截至2006年1月，国内可以设置情报学博士点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有4个授权点，情报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有8个；可以设置情报学硕士点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有16个授权点，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有67个[55]。
除此之外，在国内的军事和国防院校、武警院校、边防院校与有关的研究机构等中还存在着从事有关军事情报学、国防科技情报学、边防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的教学力量及相应的研究生教育授权点。在国内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从属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部门等事业单位则在进行着有关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社会情报、危机情报与预警情报等方面的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在国家的科技部门、国防工业部门则存在着科技情报/技术情报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家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工业和经济领域的专业协会、大型企业中则存在着经济情报、工商情报、竞争情报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工作。
而在国内的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等院系当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与情报学有关联的学科专业领域里，还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属于情报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如商务智能、智能信息检索、智能信息系统等。我们以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研究方向为例，商务智能实际上就是工商情报，但是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等院系却是将Business Intelligence翻译成“商务智能”，而不是“工商情报”，并且还掌握和支配着对这一术语翻译的“话语控制权”，这对中国情报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对于诸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专业开设的商务智能研究方向（具体称作“商业智能领域决策知识发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陈国青教授）[56]、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生专业开设的商务智能研究方向（具体称作“数据仓库与商务智能”方向，博士生导师为陈红教授）和在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研究生专业开设的商务智能研究方向（具体称作“高性能数据库与商业智能”方向，博士生导师为王珊教授）[57]、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专门的“企业商务智能工程研究所”以推进商务智能研究[58] 等而言，这些围绕着商务智能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都是在没有打着情报学旗号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情报学研究，尽管它们不是直接设置在情报学专业上，但这些研究均属于情报学研究范畴。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是呈分散状态，由依托专业教育活动的情报学研究和依托专业实践活动的情报学研究这两大部分构成，主要分布在普通高校中的图书情报、信息管理院系，此外还零散地分布在一些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院系里的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当中，以及军校、警校等特殊性质的院校、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咨询部门等社会机构组织，和国家的科技部门、国防工业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业和经济领域的专业协会、大型企业中。这种分布较为清晰地界定出了中国情报学的学科边界。在上述零散分布的不同实践领域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报学研究，同直接署名为“情报学”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和那些不是由情报学专业直接设置，但又归属于情报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共同构建起了统一完整的中国情报学体系。
针对已有研究的分散状态，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亟待整合。业已形成的三大研究范式对学科边界的明确界定已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中国情报学要依据三大研究范式，在整合有关的information研究和intelligence研究，以及新兴的学科发展点的基础上，实现学科的整合研究与学科的深化研究两者的同步并重发展。
3.3 影响之三：清晰地界定出了中国情报学独立的学科定位所在
弄清并理顺中国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地认识并界定出中国情报学的学科定位至关重要，而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则有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纠缠不清又争论不断的学科关系。长期以来，情报学一直被认为是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它与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这些学科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最大，彼此之间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相邻学科那么简单，因此，在中国图书馆学界，情报学与文献学、档案学一道均被视作是“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认为情报学作为与图书馆学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同族学科，两者的学科宗旨与任务相同，一直是以“姊妹学科”的形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虽然目前两者仅处于趋同化发展的状态之中，真正地融为一体，还有待时日，但是两者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走向融合[59]；还认为情报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学裂变的结果——“图书馆就其性质而言是保守的……，然而，正是因为图书馆的保守性质，新生的情报学不能见（兼）容，最终导致了图书馆学的不稳定与情报学的分离”[60]，情报学分离出来之后，“一场‘图书馆学VS情报学’的争论开始了……，‘图书馆学VS情报学’的争论最终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合流的方式结束”[61]。依据上述观点，中国的情报学就是从library science中发展或者说裂变分离出来的information science，中国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联系在一起是与国外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相互对应的，两者朝着“图书情报一体化”这一融合（合流）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在“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呼声下，中国情报学被强行地与图书馆学捆绑在一起发展，这种捆绑式发展使得中国的情报学严重地依附于图书馆学，没能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这些学科拉开并保持应有的学科距离，而呈现出雷同化和近似化的特点，学科发展长期以来被局限在文献信息领域，与图书馆学差别不大。同时，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体现为：在教育领域（说明：目前已没有直接以“情报学”命名的本专科教育），以“情报学”命名的研究生教育授权点是作为二级学科，同图书馆学、档案学这另外的两个二级学科一道放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情报学”也是作为二级学科，同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等一道放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之下。
事实上，当前中国情报学业已形成的三大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国情报学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与library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中国情报学研究以intelligence为核心领域，而以information为基础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特点说明了中国情报学并非脱胎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工作，而是起源于谋略学，起源于人类的情报活动（intelligence）和咨询活动，与人类的竞争与决策相伴相生。虽然intelligence工作要以information工作为基础和前提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之间天然地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会毫无疑问存在着紧密互动的内在联系，但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不能够违背各自学科的自身发展演化规律而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强行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发展，更不能够错误地认为两者是趋同化地发展，在未来发展中会走向融合（合流），甚至是融为一体。笔者认为，图书馆学虽然对中国情报学发展影响较大，但它是一门与情报学有着完全不同定位的学科。图书馆学追求的是基于信息共享的信息平等与信息自由，以构建社会的信息平衡机制为己任；而情报学追求的是基于信息竞争的信息（知识）优势，以构建社会的信息（知识）进化机制为己任。因此，情报工作与图书馆工作可以使用和拥有同一个信息平台或者说信息基础设施，但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两者却并不能够简单地进行“图书情报一体化”发展。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要彻底告别在“图书情报一体化”这一外力的强制作用之下所导致的与图书馆学的捆绑式发展，而是根据自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和特点去实现本学科的独立定位与发展，彻底地从传统的图书文献信息领域走出去，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与国民经济当中的信息实践活动领域。
因此，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国情报学的学科定位不会只是像情报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同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这些学科一道放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或者说“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之下这么地简单！一方面，中国情报学的“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国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有着密切联系；而另一方面，中国情报学的“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研究范式”与“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研究范式”也决定了中国情报学的管理科学属性。两厢结合，因此，中国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应该是介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之间。这一定位既可以从当前中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众多情报学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不断地被经济学、工商管理领域的二次文献全文转载上得到证明。前者体现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依托本院的情报学国家级重点学科，联合武汉大学商学院申报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获得成功，一批情报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开始同时在情报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专业招收并指导博士研究生，详见表1[62]。
此外，还有不同的导师各自在上述两个专业分别设置相同的智能信息系统研究方向（该方向属于中国情报学的软科学范式研究范畴）进行招生，详见表2[62]。
同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依托该系的情报学硕士点，也是在2003年申请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等等。后者则体现在情报学核心期刊所刊发的论文除被人大复印资料《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资料工作》专辑转载之外，近几年来还屡屡不断有刊发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企业管理研究》、《工业企业管理》、《理论经济学》等属于经济管理领域的文摘专辑全文转载，而且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对此，笔者作了粗略统计，详见表3。
